斯蒂芬·考利+周文娟

[摘 要]本文以格雷戈里·贝特森的心智与自然统一说为理论基础，探索生态语言学如何将研究重点从对语篇的关注，转向对人类和生物世界的双向联系，即对影响生物生态领域的语言、个体能动性和集体能动性的深切关注。人类在生命发展史上通过社会控制模式和个人生存技巧改变世界，因此，人类既是集体能动者，又是生物生态领域的生命主体。探索人类与其他生物体的双向关系就要首先厘清科学认识的局限性。因此，生态语言学应肩负全新使命：首先要批判割裂人类与其他生物体的思维模式，其次要提升生物生态的影响力。这就需要发展一种生物思维，意识到人类生命体的发展与能量、价值以及个体的集体行为方式三者息息相关。批判话语分析也可与生物生态共存观研究相得益彰。生态语言学完全可以联合科学家和其他研究者，重视人类对地球生命体所承担的重任，这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天人合一”不谋而合。

[关键词]分布式语言运动；生态语言学；生物符号学；认知生成主义；生态系统；格雷戈里·贝特森

“进化、人类和地球上其他生物要继续生存，人类就必须思考世界以及自身与世界的关系：人类已经成为世界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承担重大责任。”

——罗伊·拉帕波特（R. A. Rappaport）①

一、引言

当我们参与语言交流活动时，我们通过生态生存发展，成就人性。因此，本文中我的观点非常明确：人类是生物生态（bio-ecology）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然，我们要成就独一无二的自我，就必须依赖物质能量、身体以及生物世界的持续波动，即生物体（the living）的动态发展机制。因此，生态语言学未来可探索语言是如何塑造人类与其他生命体的双重联系，并从中受益无穷。然而，我本人作为地球生命体中的一分子，在探索生态语言学这一全新使命的过程中，惊奇地发现仍有诸多同仁抱着主流语言学将人类与其他生命体割裂看待的思维模式紧紧不放。

因此，要建构语言作为生物世界重要组成部分（language as part of the living world）的理念，就要具备比主流语言学传统更开阔的视域。不要再像主流传统那样认为语言和话语就是自给自足、自我束缚的实体（language and discourse as autonomous or self-constrained entities），而是要思考语言和语篇如何促进生物体发展；反过来，人类生命（life）①如何塑造言语存在。用苏内·沃克·斯特芬森（Sune Vork Steffensen）的口号来说就是：“学言则要忘语。”（“If you want to learn about language，forget about language”）②这一雄辩的口号有力地阐明了语言非现象经验（phenomenological experience）或语词（words）或诸如此类关系的简化物，而是成就人类本性的基础所在。通过语言，我们可以协调活动行为，同时与以物质实体（material entities）存在的语言形式（language form）紧密相连。语言的物质性（materialist）至关重要，如自然科学所示，某种意义上，万事万物的物理属性无处不在（physics is all there is）③。因此，如果说物理属性具有完整描述性（physics is complete）④，就不该从理论上将语言特别对待。而且生物体依赖物质能量进化，语言同样依赖生物体发展，当然这并不是说就承认本体简化主义（ontological reduction）了。简单说来，因为人类世系（human lineage）发展史与文化长久不分，所以对于关心包括智人（Homo Sapiens）等物种生存的研究者而言，文化不仅改变着生命世界和生存现状，还改变着地球上脆弱的生态系统。文化将持续影响各大生命集合体的发展进度，而这些集合体供养着部分自足（semi-autonomous）的人类能动性（human agency）。所以，语言科学不仅需要澄清语言对于话语（discourses）的促进作用，更需要挖掘语言对于人类生命世界和更广意义上的生物生态的重要影响。

二、二分法的症结所在

西方思想主要来源于二分法（dichotomies）：心智（mind）与身体二分，动物与环境二分，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二分，促使对待自然的世俗权势观产生，真是让人匪夷所思。例如，所谓的政治团体将天气变化归为科学研究的权宜之计和竞选“方案”，从来没有试图了解其中的动态机制，同时将整个星球的未来纳入惩戒银行家、罪犯和恐怖分子的讨论中。如斯特芬森所见，摆脱这种世俗偏见的可行办法之一就是遵循贾维勒托（Timo J■rvilehto）的一体观（one system views）⑤。因此，读者与作者一样，生成有机物—环境系统（organism-environment system），双方各自的认知并非取决于内在能动者（inner agency），而是作为人类在创造和构建所谓的书面符号（written sign）实体。这就好比在球赛中踢球：我们协调运动以适应限制身体活动的“物体”（things），从而导致认知产生，即产生灵活适应性行为（adaptive behavior）的活动过程与活动本身。这样的认知是在大脑、身体和外部环境共同影响活动的情况下产生的，因此，大多数人的智力行為都来自我们与世界建立的密切关系。正如踢球要靠协调经验判断和腿部运动，同时还需要奔跑并观察队员和对手，读写需要我们在看、思、行中，通过阅读书面文字而思如泉涌。在读写活动中，“主体经验得以实现，心理概念只是在描述一个系统的不同方面”⑥。然而这一系统观并非人尽皆知。这意味着我们不管是在踢球，还是创造理解文本，控制我们的行为依靠活动系统的主体（a subject who is the system in “action”）和行为活动产生的客体（an object that “emerges as a result of this action”）。这是对语言潜势（linguistic potential）通过大脑实现观点的质疑。因此，语言产生于有机物—环境关系发展史，从而成为一种现象。语言的过去就可以追溯到生命体，这些生物体和无机自然的进化过程已经逐渐分化开来。

这种一体观在变革我们的概念思维方式。例如，霍夫梅耶（Hoffmeyer）认为生态科学“仍然坚守二分法传统，因此沉浸在动植物相互作用的纯理论研究中无法自拔”①。虽然“生态”一词可以宽泛使用，但是谨慎一些还是明智的。如下所释，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语言”一词在诸如生物量（biomass）、能量波（currents of energy）、营养型（nutrient types）甚至生态系统等生态特征中很少被提及。基于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的心智与自然统一（necessary unity of mind and nature）②论，我通过生物体所见、所闻、所听、所触、所感等活动以及彼此相处的方式，来追溯生命体与语言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这些活动都穿越生物体表皮（epidermis）进行。人类的情况更加复杂，因为我们居住在共享的生命世界（shared life world）或者“现实”（reality）里。要接受这一共存观，超越传统的二分法势在必行。克莱门茨（Clements）和谢尔福德（Shelford）于1939年使用了“生物生态”这一术语③，但并未将非生物环境（non-living environment）或者生态位（the ecological niche）纳入考量，从而颠覆了人类个体和种群的二分法。二人将生物生态定义为动植物构造的微量（microscale of “plant animal formations”）。我将这一定义拓展，认为生物生态还包括地理物理要素和其他文化要素对于古生菌（archaea）、细菌（bacteria）、真核细胞（eukaryotes）等微生物界的影响。如克莱门茨、谢尔福德二人所论，历史发展使得大多数生命体形成一种承前启后、循环往复的动态系统，这点至关重要。人类—有机物—环境系统在起伏发展中进行各项活动。语言使人类开始慢慢意识到，除了人类所处的生命世界，还有生物领域以及正常认知无法解释的自然界的方方面面。

当然，对二分法的质疑并非否定多重过程（multiple processes）和机制的重要性，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反对任何将语词、规则和活动（activity）割裂對待的错误语言观。这一点不仅行为主义（behaviorist）和心智主义（mentalist）思想得认真对待，基于豪根（Haugen）和韩礼德（Halliday）传统的生态语言学同样得谨慎思考，其原因在于：在20世纪，受行为主义和心智主义的影响，语言和语种（languages）被看作是可供使用的语言系统（language system）。这种语言观使语言科学一筹莫展，直到有人反驳，语言才去除了自给自足语言形式（autonomous language form）的烙印。然而，语言虽然摆脱了生物机械学（biomechanics）的束缚，却仍然错误地证明了“对于行为最有力的的论证仍需要在有机物内部寻找答案”④。因此，一体观反对这一谬论。首先，既然所有生物都是有机物—环境系统，人们不得不承认光是DNA无法建立生物生态的相互联系。虽然人类在生物圈层级（scale of biosphere）对生物生态产生影响，但毕竟人类活动微乎其微。在生物生态中，情况却截然不同①。地球表面大面积改造并非在原始人类（hominids）出现后完成，而是在人类文化产生摧枯拉朽的作用之时。语言及其社会基础虽然会受宇宙构成的物理化学动态机制的制约，但是对所有生物体的未来发展会产生深远的建构作用。语言作为生物生态的一部分（language as part of bio-ecology），对于人类活动、生态系统、生态、符号圈（the semiosphere）、符号和认知位（the semiotic and cognitive niche）都会产生影响。因此，在生物生态中，语言塑造着当今的生命世界，这一点对于生存在地球上世世代代的生命体都十分重要，对于受语言机器（language machines）（如打印机、电视、电话、电脑和机器人等）以及它们的制度产物和物质产物影响的语言动态机制同样重要。

书面文字甚至通过电脑、字母和以语言机器单一方式培养的习惯得以传播。近年来，语言机器及其产物使用技巧对于人类组成的有机物—环境系统产生了巨大影响。随着理论文化（theoretical culture）的兴起，人工制品、语言表达、语言都对生物世界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诸如智人等单一物种的符号位（the semiotic niche）产生了影响诸多生态系统的新的传统和行为构建方式。那么，我们应该关注什么？生态语言学一般认定生物世界，或者如韩礼德所说的现实（reality），意义重大。但是，在对人类生命世界（life-world）和生物生态的对比当中，我们发现人类注定会超越所言传统，不仅关注未言领域，更要在时空中关怀未能言领域。先前所理解和建构的现实实际上只是人类符号位（the human semiotic niche）的一小部分，即生物生态的沧海一粟。接下来，我将详细论述生态语言学传统的得与失，并勾勒出生态语言学未来的全新使命。

三、生态语言学的简要回顾

生态语言学已致力于运用语言和生态解决各种纷繁复杂的问题。虽然菲尔追溯语言与生态的紧密联系，但是他主要参考两种渊源。首先是豪根发表的标志性论文《论语言的生态》（“The Ecology of Language”）②。虽然豪根当时采取心智主义的立场，但是他提出了中肯的建议，扩展了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范围。接下来在应用语言学的兴盛时期，韩礼德也给予了莫大的支持。他运用系统功能语言学（systemic-functional linguistics）的框架，提出了语言特别是话语如何通过等级主义（classism）、增长主义（growthism）、物种破坏、污染等突出问题建构和解构现实的重要议题③。因此，社会语言学与话语分析联系起来。班德格阿德（Bundsgaard）和斯特芬森对此作出积极评价，认为这样的生态语言学逐渐具备丰富多样的理论资源④。简言之，生态语言学运用生命世界的话语产生概念（discursive production of the life-world），并将话语分析纳入探究范围。

这一系列的探索成果丰硕。纳什（Nash）和缪尔豪斯勒（Mühlh■usler）在回顾豪根等生态语言学传统时，认为语言学研究对象即语言会因其与生物世界的关系远近而产生变化⑤。而亚历山大（Alexander）和斯提布（Stibbe）则遵循韩礼德传统，提出话语的生态分析方法（ecological analysis of discourse）可以追溯语言对于人类和其他生命形式的影响①。乌尔与（Uryu）等人则运用这一方法分析人际关系，从而排斥语言能力模式（competence model），并提倡复杂系统理论（complex systems theory）②。他们认为，在全球范围内，人类对于所说、所写、所想和所享日渐模糊。考虑到语言的历史性，人类所说总归是对人类主体意识所言的丰富扩展。即使上述传统和流派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尽管生物生态研究饶有兴趣，但是似乎无人问津。那么考虑到当前的生态危机，为什么生态语言学并未在语言科学领域站稳脚跟？显然这需要我们回顾一下兰彻维尔（Lechevrel）的官方说法：尽管生态语言学研究成果累累，理论基础丰富，但是“并未统一流派、方法”（“failed to lead to a unified field of research”）③，其二元論基础就是问题所在。虽然豪根论断被认为是隐喻范式（metaphorical），但其话语传统也只是将话语与生物世界联系起来。因此，只是运用批判思维去解决所谓的社会和政治“现实”，从而解决语言如何影响文化生态的问题，绝非易事。而且，没有一种传统为反对过分关注阶级斗争、女权主义或者其他反资本主义话语分析的生态批评摇旗呐喊。兰氏指出其修辞手法，因所持意识形态、政治言论以及科学服从社会的期望而忘记初心，渐行渐远。菲尔基于语言生态非生态特征（“ecological and unecological features”）④对语篇的分类，对于以上政治潮流论（political bandwagon）的质疑似乎帮助并不大。人类社会实践和各类事故会减少生态环境的多样性，因此，这样的分类未免太过草率。虽然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生态”一词被冠以时髦的“健康生活方式”标签，但是它在英语母语国家的魅力早已荡然无存。科学领域里，生态被纳入非线性动态机制（nonlinear dynamics）模式化的生态系统范围内。因此，复杂系统理论的广泛运用，促使大量与所谓“语言”和“话语”线性单位（linear units）分析迥然不同的模式产生。

辩证语言学（dialectical linguistics）传统致力于将宏观社会领域与语言和话语研究联系起来。斯特芬森认为，这一联系可以将生态语言学的研究重点从语词和规则转向变体、复杂整体（complex wholes）和互动⑤。这一转变虽然初具雏形，但是研究重点毕竟从心智转向社会关系冲突（contradictory social relationships）的动态机制。人类种群成为群落生境（biotope），语言则可以追溯为一种共享经验模式（a mode of sharing experience），而非信息交流。因此，这一传统将注意力从对于行为研究的狭隘科学观转向社会实践（social praxis），然而其逻辑并非建立在观察（observations）的基础上，而是陷入一种不可分析的物质主义（an unanalyzed materialism）。其理论弊端在于未能详尽考察人类活动，因而具有二分法“政治性”的错误倾向，从而低估了人类活动和言语行为，更别提人类活动方式和深层次机理了！因此，这一传统将生态语言学与宏观社会领域联系起来，就必然忽略微观社会、情感和行为活动。生态语言学未能兴盛的另一重要原因也许和这一领域的“应用”渊源（“applied” origin）密切相关：环境被看作话语课题来研究。而且从历史角度考察的话，会发现这一领域大量的德语和丹麦语文献（而非英语等其他语言）并不提倡对其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和系统功能主义理论基础的批判反思。语言和话语研究的重点也许能建立起和生命世界或者文化的联系，但是却未能考虑语言在建构、创造言语结构从而影响生物生态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这样的研究重点聚焦于语言的社会建构（the socially constructed），对于人类感知、思考和行动的方式置若罔闻。因此，当今生态语言学家坚守20世纪的传统观念，将自然界与人类参与的语言活动割裂开来，恐怕注定有损于统一联合各派殚精竭虑、但各执一词的语言学家的盛名了。

四、生命世界：融合与超越

先前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和之后的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都将语言与自然世界分割看待。生态语言学或如豪根传统关注语际变体（variability of languages）和语言，或如韩礼德传统关注生态话语分析，两类传统都探讨语言如何构建“共享现实”（“shared reality”）和人类话语（human discourses）。在韩礼德看来，言语活动（wordings）和生物世界存在一种双向循环关系，语言促使人类可以通过经验构建意义（use experience in“construing”meanings）。这一观点虽然有助于培养人类对于政治问题的关注意识，但是其构建的意义与人类实际生活中的所作、所思和所感背道而驰。同后现代思想如出一辙，我反对这一观点，原因在于对于文本和社会识解（construals）的关注会削弱人类的生活经验。社会现实特别是文化传统的历史根基深厚，如果我们只关注语言社会层面，就无法实现价值，这会掩藏生物生态中的重大发展事件。对于生物体而言，话语和主体经验的作用依赖于他人以及世界的直接经验（direct experience）。人类作为有机物—环境系统，通过协调身体活动，使用工具、人工制品以及包括语言在内的社会建构衍生物，获得新知。与社会识解和宏观现实相比，经验和自然资源浩如烟海。的确，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的反对者们又容易陷入二分化思想的困难处境，将形式与功能割裂，将本质主义（essentialism）和后现代主义割裂。这些抽象论不仅无法带来精彩激烈的唇枪舌剑，也会使得理论家们固步自封、停滞不前。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生态语言学领域竟然对生物生态相关术语和学术讨论鲜有涉及；而且受心智主义传统影响，心智渐渐被看作是话语建构活动以及语言学习、习得的产物。要强调语言的作用，就要重视贝特森心智与自然必然统一的妙论。

即使无暇审视生物圈的进化过程，也应意识到生物变化非线性（non-linear）的至关重要性。这不仅是生物世界的显著特征，而且如皮尔斯（Pierce）所述，人类行为习惯的养成也会增加复杂性①。物理学比生物物理学（biophysics）更加简明；同理，人类语言活动也许远比蜜蜂、鱼类甚至野狼的信号发射更加复杂。显然，即使构造相对简单的脊椎动物（vertebrates，如鱼类）通过有机记忆（organic memory）应对环境，而且一旦学习活动开始发挥作用，生物谱系（lineages）也就逐渐开始感知外部事件、情景和经历。然而，如果传统观念将意义从言语识解（verbal construals）角度界定，上述复杂性将荡然无存。有机记忆具有重构性，我们通过互动形成对于外部世界的感知，但即使这样的不争事实也会被忽略。人类不仅对此心存期望，而且会通过人类互动发展史和悠久的历史传统来改变未来行为。但是，生态语言学家对于字里行间的过分关注，通常忽视了情感动态机制（expressive dynamics）对于上述丰富历史资源的决定作用。虽然认可考古学等旧有知识，但是对诸如进化、发展和自然界等方面的内容漠不关心，其研究重点都与当今语言学主流息息相关。例如，尽管菲尔等生态语言学家偶然提起拉夫洛克（Lovelock）的“盖亚假说”（Gaia Hypothesis），但是很少有人强调，最复杂的独立系统就是霍夫梅耶（Hoffmeyer）所说的符号圈（semiosphere）①，即我一再强调的生物生态。的确，从更广阔的层次来看，人类及文化现实微乎其微。因此，我们要理解语言与生物生态的双重联系，就会面临新问题。但是很有必要首先看看生态语言学家是如何定义语言的，他们的界定通常因循守旧。马克·加纳（Mark Garner）指出，大多数生态语言学家的语言观都像豪根和韩礼德一样，接纳语言学自古希腊发端以来的主要基础理论假设。特别是如下对于语言的定义已经约定俗成了：“人类语言是人类特有的、受规则支配的、与他人行为无关的现象。”②语言与行为分离，形式与运动分离。据此，理论家们重系统、轻使用，因而语言在大脑或身体内部或者外部定位化（localized）。这样的双重系统观（two-system views）将语言与其产生影响的外部世界割裂开来。因此，在西方思维传统中，语言成为实现本质指称功能（essential referential function）的工具，而非经验的一部分，如同人造符号一样与经验相互独立。这样的语言观受到罗伊·哈里斯（Roy Harris）的坚决抵制。哈里斯恰如其分地将其定义为语言割裂观（segragational views）并提出质疑，认为语言具有即时流变性（language is made up on the fly）。按照哈里斯的观点，语言割裂观对于规则和语言单位的迷信是对塑造语言之流（language flow）的人类活动的偏颇论断。虽然语言可以被描述为语言结构，但是人类毕竟不是语言机器（language machines）③。在语言与诸如摩尔斯电码（Morse）等符号的对比研究中，人们达成新共识，即语言是以实时动态机制（real-time dynamics）为基础的。但是我想先强调符号模式（code models）在美国描写主义传统（American descriptivist traditions）中的主導地位。因此，诸如李奥纳多·布龙菲尔德（Leonard Bloomfield）和齐利格·哈里斯（Zelig Harris）等语言学家所言，语言由言语行为（utterance-types）和部分（parts）（或者形式）两部分组成。据此，它们与意义分离，成为类似于计算机输出的产物。公共语言成为语言运用（performance），而语言能力（competence）则归为产生无限形式字符串（an infinite set of formal strings）的系统。语言就像程序输出符号，成为程序设计的产物，即普遍语法（Universal Grammar）。语言运用依赖所谓公认的规则管辖的心理媒介的运作机制，这样的无稽之谈使得语言运用被忽略不计。语言具有自治性，独立于行为、环境和个人历史之外。语言认知结构具有生物有机性，所以语法以心智为基础发展。照此逻辑，可以假设生物集合体特征与个人语言潜势（如语言编程）之间存在的相互影响。如同宗教意义上的自由意志蒙上了温和萨丕尔—沃尔夫主义（Sapir-Whorfism）的面纱。或者换种说法，由话语建构的现实看起来成为经验的替代品。上述观点众人皆知，但无人质疑。所以，语言符号像似观的潜在危险在加纳对于豪根语言生态观的妙评中一览无余。他对豪根“语言与其所处的环境的互动”（“the interaction”between a language and its environemnt）这一定义大惑不解。

豪根执着于主流语言学，特别是美国描写主义传统，忽略了语言的可观察现象（observables），即语言的物质性（materiality），将语种（languages）凌驾于语言行为之上。加纳认为豪根重系统、轻活动，并且认为语言系统“与自然世界有某种类比存在”（“some sort of analogy with the natural world”）①。虽然这一类比具有隐喻性，但是加纳反对豪根所谓的语言与社会文化环境“互动”的含糊其辞。如果语言真与社会文化环境存在某种互动，那也是通过生命体的活动实现的。加纳坚信，人们对于活动的浅尝辄止，势必为语言符号观付出沉重的代价。而且，如前所示，人类活动的重要性也动摇了语言心智（或者大脑）表征论（language is represented in the mind/brain）的权威地位。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豪根并没有这样居安思危的意识，他始终认为语言真正的环境是将语言当作符号使用的人类社会。语言只存在于语言使用者的心智中，而且语言只有通过语言使用者与自然和社会发生联系，才能得以运作。

在豪根的双重系统观中，人类个体通过具有环境特征的语言符号相互联系。总而言之，这样的生态话语将自然与文化对立。豪根并未受有机物—环境系统观的启发，而是追随索绪尔（Saussure）和乔姆斯基（Chomsky），将语言归为语言系统的“使用”，并运用语言生态的类比，将生态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定义为“任何特定语言与其环境的互动”（“the study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any given language and its environment”）②。因此，语言系统，或如豪根所说的特定语言，与人类活动分割开来。由此可以推断，语言的动态机制和物质性无足轻重。豪根为支持这种符号观，认为语言“存在于人类共同的行为活动中，但是以潜势形式存在于人类心智中；这一潜势可看作是提供人类行动可能性的物体”（“in action like all behaviour， but it exists in the mind as a potential，which can be treated as a thing，a thing that implies the possibility of action”）③。所以，语言具有程序性（program-like）。然而，诸如写作等语言运用属于外部活动，语言类似生物体。像人类身体等语言媒介对于人类社会等外部环境的确产生影响。加纳认为，语言的心理属性（据说存在于人的脑颅中）影响“人类对于自我和世界的感知、人脑中语言之间的互动和说话者对于语言信念的态度”④。相反地，语言的社会属性与言语社团（speech community）中使用的语言相关，即“语言使用的环境及其原因，以及言语社区中说话者的社会行为模式”⑤。豪根认为，语言与言语社团之间存在一种实质关系，而非隐喻关系。加纳认为这种论断存在概念缺陷，会削弱语言真正的生态性：一方面，语言是作为有机物的隐喻实体（a metaphorical entity）；另一方面，语言又是文字实体（a literal entity），即所谓的环境。那么，第三要素——互动的本体论实体（ontological status）又是什么？如果互动仅是一种文本过程（a literal process），那么又该如何描述语言作为有机物的隐喻实体和真正的环境实体的互动？语言与社会互动过程中具体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一互动的具体运作机制又是怎样的？如果直接展示言语社区的相关特征（如社区历史、社群、人口、文化价值、宗教等）对语言使用的影响，那么这样的影响是双向的吗，是生态的吗？如果生态语言学的研究对象那么容易界定，那么这些问题就显得吹毛求疵了。然而实际情况远非如此。这一概念缺陷使得语言生态止步于闪烁其词，而非自成一体，令人信服。

虽然兰彻维尔认为豪根较有见地，但是加纳的反对者也只是以类似于互动和多样性等原理进行反驳，甚至斯特芬森纳入贾维勒托的一体化系统观，但是没有考量语言对于经验和人类生命体的建构和稳定作用①。虽然海德格尔（Heidegger）对于这一观点提出了最著名的质疑②，但是主流观点按部就班地将以上重要议题排除在外。然而，生态语言学如果不对语言如何影响人类行为活动以及人类如何进行言语活动等问题深思熟虑的话，要想长远发展就是纸上谈兵。因此，领会基于美国描写主义主流语词模式（“words and rules”models）建立的各语言学流派所带来的挑战，就显得举足轻重。这样的领会不仅对诸如豪根和韩礼德等传统模式提出质疑，同时对其他对话和话语模式表示疑惑；对于语言大脑模式论同样心存疑虑。这些双重系统观将语言世界和自然世界割裂对待。接下来，我将论述反对语言系统大脑定位论（language systems come to be localized in the brain）的理由。

五、语言能力模式及其弊端

有些生态语言学家虽然运用语言双重系统模式，但是对当今主流语言学的相关假设提出了挑战和质疑。邦（Bang）和多尔（D■■r）反对主流语言学对于客观数据的中立研究（neutral investigation of objective data），运用辩证理论（dialectical theory）说服人们改变对人类行为活动的看法③。然而，他们没有对心智主义或者语言形式简化论（reduction of language to form）提出质疑，而是批判乔姆斯基经典著作中的价值中立（value-free assumptions）假设。虽然豪根假定人类个体使用社区语言系统，邦和多尔却在个体性中（individuality）描述语言多样性。其中，每一个能动者都是相对静止的子整体（a holon），对“包含结构顺序文本”（a structured sequence of texts）的环境进行回应。人类不是对外部刺激或者输入信息作出反应，而是对建立辩证关系的情景作出回应，并且都可以通过语义矩阵（semantic matrix）进行描述。矩阵蕴含的辩证逻辑（dialectics）就将社会意义、社会输入、个人意义和个人象征（personal signification）联系起来。每一个要素都与人类行动割裂开来，而个体性已经存在于可被感知的情景中。因此，邦和多尔坚持认为语言是无法定位的，这值得赞许。然而考虑到他们的宏观社会研究兴趣，他们仍然保有语言与非语言（non-language）的二分法倾向，而忽略了即使在生物界，诸如细菌等简单生物的自发活动也可感知。因此，二人虽然恰如其分地强调诸如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等理念，并反对语言机器等旧有概念，但是仍将语言理解为“话语体系”，而没有把语言与物理学、生物学和生活经验联系起来。由于未重视语言的微观社会和情感因素，人类身体在语言本体论（linguistic ontology）中就会失语。因此，二人与豪根互动模式的共同失败之处在于：没有展示人类生命体如何进行言语活动，并与宏观社会世界互动。乔姆斯基经典模式假定规则管束的大脑对于语言了如指掌，这就意味着规则管束的人类行为受大脑对人类解码活动的驱使。虽然这种内在意愿论（internalist view of intentions）通过符号处理模式进行建构，但是跟所有的心智主义观如出一辙。原则上，大批神经网络都可表述语言结构。因此，乌尔与等人反对此种观点，并根据现象学分析多文化话语（multicultural discourse），令人印象深刻。分析得出的结论与巴特勒（Butler）的观点一致，即“语言的历史性完全超越了生命主体历史”（“the historicity of language exceeds in all directions the history” of the speaking subject”）①。因此，在宏观社会层面，他们否认人类言语和意义活动受心智支配，然而他们也没有提及人类作为生物体如何依赖言语活动成为生命主体。但是，这一部分提到的诸多后人研究，的确显示了人们对于蔓延并阻碍生态语言学发展的传统互动和现实观的重大转变，提供了社会和语言学理据，从而质疑语言甚至可以定位并事先感知（languages can even be localized or“known”）的空论。斯特芬森的近期研究指出，这与认知科学的第三次浪潮（third wave cognitive science）前后一致②。他指出，认知远不能简化为心理过程，而是通过生物系统生成与世界的诸多联系，因此具有嵌入性（embedded）和情景性（situated）。里昂（Lyon）的生源（biogenic）观认为，心智主义本质上具有人类中心主义倾向③。換句话说，豪根认为语言“存在于集体行为的活动中”（appears in action like all behavior）④，这是无可非议的；然而我认为，他的错误之处在于将语言潜势归因于心智。事实上，有机物—环境系统也包含豪根所说的活动可能性（possibility of action）。人类与过去塑造的情景协调，向前发展。因此，语言能力模式错误地将语言与非语言对立看待，心智和身体割裂开来，社会现实和变化宇宙一分为二。更糟的是，这种错误论不仅在假定语言由内部规则和心理表征解释的心智主义模式中屡见不鲜，更在其行为主义先驱的论述中觅得踪迹。这种对待自然的双重系统观，假设生物世界和人类生命体存在天壤之别。现在来看看如何重塑这些领域的统一。

六、语言与生物生态的统一

（一）非定位原理（The principle of non-localizability）

如果物理学具有完整描述性，我们肯定反对“物质世界”的经典论断。虽然宏观现实由客体和事件构成，但这些都是以人类观察为前提的。它们都是基于生物世界的生理建构物，并非自然过程本身。自然通过其动态机制，超越感知，蔓延于整个宇宙。因此，人类生命世界如奥斯丁（Austin）所说，并非外部存在并可通过干巴巴的并不大的货物获取⑤。同样，语言也并非由制定规则的语言单位或者系统构成。虽然非定位观（non-local views）在亚原子物理学（subatomic physics）领域颇受推崇，但现如今只是刚刚为人们所获悉。如果结构现实主义（structural realism）最为人们所熟知，那么许多人都认可过程本体论（a process ontology）。然而马克·比克哈德（Mark Bickhard）等人⑥认为，对于西方传统最成功的质疑来源于怀特海德（Whitehead）的论断：

17世纪，伊奥尼亚思想家提出了“自然由什么构成”这一古老命题，回答大多数是物品、物质或者材料。不管是什么样的名字，如果以更加现代的观点来看，自然具备时空简单定位属性。时空最普通的特征就是物质在时间上、空间上、时空上所具有的现时性。这种现时性具有完全确定性，不需要借助其他时空区域加以解释。①

心智主义者将语种及其部分置于简单位置（simple location）。豪根认为，语言系统存在于人脑中，或者具有神秘色彩的“语言使用者的心智”（“the mind of a user”）中。经典认知科学理论假设人脑内部存在一种依赖中央处理单位的“封闭”模块。据说这个模块生成并处理输入与输出：将处理器与非现时物（the not-here）区分；引申开来，将语言系统与外部世界区分开来。虽然人们都认为大脑实际上不是那样运作的，麦凯恩（Makkai）称之为“生成语言学的旁门把戏”（the crooked game of generative linguistics）②，但是其他观点尚未得到人们的认可。要是对语言符号观提出质疑，就会被认为是没有真正了解主流语言学在关注外部语言（E-language）方面获得的进展。斯特芬森和考利对此观点提出质疑，认为任何状态或者过程都无法“占据”特定的时空区域。一些过程此时较为密集，然而在彼时其密集度就会无限降低③。这一物体基本原理同样适用于语言。如果语言潜势统一个人和集合体的历史发展进程，那么这种潜势势必侵入某种时空位置（space-time localization）。虽然说只要纸张或者屏幕存在，书面文字也会持久存在，但是文字想表达的思想却没有具体位置，所述内容的密度会因读者而异，也会因某位读者的阅读时间而异。所以，如果表述内容在此时重复出现，其形式也会变化，那么给客观物体指派内在边界（inviolable boundaries）是方法论上的错误。斯特芬森和考利认为，非定位物是无法实现定位化（the non-local can not be localized），这就取得了认识论上的进展（an epistemological move）。非定位原理（the principle of non-localizability）为语言与人造媒介和书面文字的对比提供了理论支持。语言远非传统意义上的物理形状或数码符号，而是依赖运用不同时间区域的模式。一旦这一点得到认可，相关理论就可以摆脱加纳所反对的各种传统观念的束缚。拓展开来，语言生态不再依赖前人漏洞百出的互动领域里心智建立事件的运行机制；相反，人类成为与生物物理世界共同运作的生命体。语言成为人类活动的本质所在，从而成为生物生态的一部分：随着有机物—环境系统与言语活动（languaging）而产生。语言不再简化为形式，而是具有物质性或者动态机制，马图拉诺（Maturana）称之为“双重结构”（structural coupling）④。

（二）知识的新飞跃

尽管人们各持己见，但是一致认为语言形式观（form-based views of language）阻碍了生态语言学的统一发展。加纳认为，语言作为一种生态现象（an ecological phenomenon），使人类能够联合日常活动，遵循规则和技巧周而复始地实现价值①。亚历山大和斯提布强调，包括地质力学周期（geo-mechanical circles）和大气层的“文本生态”（literal ecology），是生态话语分析和“维持生命关系”（“life sustaining relationship”）的核心内容②。而且多尔和祖伊诺（Zuino）使用隐喻，舉例证明外部世界如何在集合领域（collective domain）影响人类与非人类的“自然文化”（Nature Culture）③的统一。因此，生态语言学不再仅局限于运用社会语言学方法将少数民族语言（minority languages）、边缘群体（marginalized groups）等议题跟有关人类与生物体关系的研究联系起来考量。斯特芬森和菲尔在其生态语言学文献回顾中将上述流派划分为语言的符号生态（symbolic ecology）、自然生态（natural ecology）和社会文化生态（socio-cultural ecology）④。二人将前人研究比作慢慢延伸的无地之岛：否认语言规则、意义、价值的符号简化论，而将其归为有机物—环境关系。加纳的生态观（ecological philosophy）则认为，语言超越规则论，向非语言动态方向（non-linguistic dynamics）发展。斯特芬森、菲尔二人则认为，语言就像陆地无限生长的红树林，向维持生命的基本条件方向靠拢。芬克（Finke）则认为这一领域即将实现知识的新飞跃⑤。

统一的生态语言科学就此会连接语言的自然、符号、社会文化和认知生态（cognitive ecology）。像红树林一样，新的统一学科会呈现如下新研究领域：（1）研究作为个体、群体、种群和物种层级的人类通过过程和活动，利用环境创建、扩展并延伸意义充盈的生态，维系人类的存在轨迹；（2）研究此类过程和活动在生物性、社会性和生态系统性方面存在的局限性，即人类和非人类生物在各层级和谐健康共处的运载能力⑥。

这一统一研究方法强调，不仅语言和话语，过程和活动也同样统一人类生命世界和生物体。这一举措不再将语言追溯到自动性（automaticities）和能力（competencies），而是更多地关注塑造人类言语活动及其产物在不同层级产生的影响等重大议题。历史上人类扩展生态（human“extended ecology”）遮掩了更多意义充盈的活动模式的基本形式。虽然语言以生命感知的直接经验为基础，但是来源于运用某一特定历史（a local history）资源的学习。因此，斯特芬森、菲尔二人参考吉布森（Gibson）的研究⑦，强调有机物并不存在于生物世界“内部”。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二人虽然认可一体化系统观，却对意愿行动（willful action）、记忆的建构作用（the constructive role of memory）、推理（abduction）以及科技、制度和语言过滤器（linguistic filters）等要素对于人类行动的影响只字未提。因此，我转而强调生物生态领域中人类言语活动对于其主客二体性产生的影响。我聚焦生物系统的整体性，强调人类谱系在生物生态中的作用。然而如多尔和祖伊诺正论所示，外部世界也同样影响人类。因此，人们如果将人类个体看作是整个生物谱系的一部分，就可以摆脱文本和话语的束缚，看到与地球物理疆土、人类文化、社会制度、科技以及最重要的直接经验密切相关的广阔历史画卷。

另外，斯特芬森、菲尔二人提到了生态语言科学的可持续发展，他们建议应该探讨人类过程和活動的局限性。既然从原则上来说，并未有前人的研究涉及此类局限性，那么这一提议就意义重大。生态语言学必须超越生态系统科学乃至科学知识的局限。那么到底该如何做呢？二人参考贾勒斯托的研究理论，建议从微观机制（putative mechanisms）转向可观察结果。他们没有考虑层级和轨迹等概念如何界定，以及结果如果监测，而是关注易观察物（the readily observable）。然而这样的研究重点没有考虑到生态危机的关键因素。因此，我建议运用生成主义（enaction）①、生物符号学（biosemiotics）②等领域的概念来探讨物种和生态系统的关系。然而，明察秋毫的芬克反对使用科学逻辑与生态逻辑互补的研究范式（paradigm）③。即使对于认知生态的关注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到科学的局限性，但是要理解人类活动对于瞬息万变的生物生态的多层级过程的影响，还需要作更多努力。因此，上述转变虽然引导人们开始超越主流科学，但是斯特芬森、菲尔二人的提议可谓只是蜻蜓点水。

芬克以科学哲学的视角，将文化、语种和科学看作心智生态（ecologies of mind）的关键所在。他同贝特森一样强调我们依赖科学实践、假设和方法，同时塑造所思所行。他同时强调，这样的选择同时伴随着大量的浪费挥霍。虽然生态语言学日益兴盛，但是主流语言学的影响会使得统一议程化为泡沫。因此，他也同样反对以进步（process）为主旋律的所谓科学研究范式。虽然我认为这样的范式取向只是分析方法（或者研究对象）上无足轻重的变化④，但芬克针砭时弊地指出：任何所谓的“研究范式”都会重权势、轻真理。显然，人们对于任何真理的笃信都不可能建立在已知知识的基础上。那么，生态语言学如何开展研究呢？芬克认为，纵然科学范式无与伦比，人们必须疑今察古、冷眼静看、百家争鸣，应该密切关注随时间变化而影响真理选择的价值取向。而且芬克发现了“语言阻碍科学思考”盲目论在学界蔓延。因此，除了参考贝特森的研究，他引用洪堡特（Humboldt）的观点，将语言研究与德国传统的世界观（a world view）联系起来，并据此提出了新的语法和句法观。但是，这样的语法和句法观将语言与生物体割裂，仍然延续以语言结构分析为基础的双重系统观。因此，为了避免再次陷入这样的二分法，我遵循贝特森的理论，一方面探讨自然原理如何维持人类生命世界，另一方面探讨文化如何运用生物世界原则。我们虽然受语言的局限进行读写活动，但是自然的边界要大得多。语言依赖生物系统的适应能力（adaptive capabilities），特别是人类推理能力。要想理解这一点，我们需要一种生态逻辑思维（eco-logic），因为人类言语、作曲、冥想甚至游泳等活动都需要实践和推理。有机物、社会和生态系统虽然总受客观条件的限制，但是仍然依赖语言和语种发展。因此，可以探索语言如何改变人类世界以及生物生态方面存在的局限性。所以，对于语言的探索，远比先前有关命题真值（the true value of propositions）的唇枪舌剑更加意义非凡。当然这一点还鲜为人知：人类在说话、打猎、做饭、备战时进行言语活动，读经、逗狗、做梦或者使用语言机器时同样如此。的确，计算机的广泛使用使得符号语言赋予社会系统全新权威。因此，我们的挑战在于如何发展一种生态思维，理解这样的语言多样性如何影响人类世界和生物体。对于语言与生态的双重联系探究，赋予了生态语言学全新的使命。

七、生态语言学的全新使命

很容易高估语言和个人经验的权利。虽然人类世界（或者社会现实）纷繁复杂，但是它们只是限制人类所思、所感、所想。人类同时依赖与语言、科技和文化相关的自然直接经验。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一方面稳定人类世界，另外一方面影响甚至破坏生态系统。心智和自然的统一如履薄冰。然而，芬克宁愿将科学与文化看作是通过语言塑造世界观的生态系统，也不像贝特森那样关注意义和理解是如何通过推理能力增加而产生的。他的确忽略了马图拉诺、派提（Pattee）①、霍夫梅耶、巴比利（Barbieri）②、斯图亚特（Stewart）等人重视的生物体与非生物体之间的对比差异。这些学者同贝特森一样，认同自然界法则是无法阐明生物体的多变性的。因此，我坚称无生命物与生物体的能量关系应纳入语言与生物生态关系研究的核心议题。

贝特森对此莫衷一是。他遵循控制论传统（cybernetics），选取因差生异（differences that makes differences）的认识论视角，将未知与身体区分，谱系和控制区分，人工制品与物质能量区分。这样，人类活动和文化成为他所说的“生物创造体”（creatura）的一部分，其沉重代价就是忽视了生物能源（bio-energetic）和生命起源。对此，我不以为然。我强调生物生态依赖地球物理和其他非生物系统，即维持古生菌、细菌、真核细胞的陆地资源。虽然贝特森强调天渊之别关系重大，但是我更加看重人类作为能动者的双向联系可以突破限制、改变生态系统、转变观念。假设人类谱系遭遇客观限制，他们可以借助生物能量带来的启示进行推理，并排除困难。人类将推理与功能信息使用联合起来，就达到了自然自我设计的效果。生物生态甚至会带来真正的奇思妙想。经过二十亿年原核生物（prokaryote life）进化，DNA纵向传递和真核细胞多样性（eukaryotic diversity）的共同演化，改变了地球的生物能量。之后人类感知发展，人类物种、火种和能量的运用成为人类集体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原始人类通过语言和文化培养信念，运用书面文字、宗教礼仪，并发明了语言机器。这些都为分享观念、明确表达、实施过程、运用符号、建立逻辑，从而扩展直接经验，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在这点上，生物生态充分运用人类制度、经验、行动和语言。当人类实现重构时，又获得了使用公式、规则和重构生物生态的新方法。

生态系统研究具有科学性，试图通过观察者中立（observer neutral）的角度进行研究，但是生物生态领域为人类行动和观察留有余地。人们可以研究亚历山大和斯提布所说的文本生态如何依赖数据，选择和操纵模式、机器和数值。在研究中不要再强调对应关系，而是转向文化媒介问题（culturally mediated concerns）。这就赋予人类现象学（human phenomenology）重要性，或者言语使用如何塑造物体、事件和个人。虽然诸如黑猩猩和狼等物种会进行交流活动，但是它们没有言语活动能力以及实践、科技、制度和人工产品等现实条件。如本文开篇拉帕波特题词所示，人类拥有操控生物生态的超凡力。语言符号模式（即语言如何转变集体权势、能动者以及生物世界）显然对此一无所知，这就造成了理解上的鸿沟。因此，关于制度、技巧和科技如何影响人类权势的研究粗具雏形，相关理论应运而生，例如扩展心智研究（extended minds）①、超越心智的大脑研究（cognition beyond the brain）②以及行动者网络体系理论（actor network）③等。在考古学领域，马拉弗瑞斯（Malafouris）④将人类认知追溯到物质活动史（a history of material engagement）。人類与非人类生物辅助协调活动从而改造世界。根据假设，经济危机可能由对经济模式的过分依赖引起。如果那样的话，毫无疑问，人类制度、科技以及技巧都会对未来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既然语言能让人们调和彼此和社会秩序，婴儿就成为文化世界的人。甚至在狩猎社会，社会群体开创宗教仪式和赋予社会灵活性的言语方式。而且唐纳德（Donald）指出，文稿扩展人性潜力（human potential）⑤。在中国、印度和希腊，理论文化开创了科技以及哈里斯所说的“自声门写作”（“autoglottic” writing）⑥。随着电子系统纳入语言，我们发明了一系列五花八门的语言机器。虽然语言的剧变在公共世界产生，但是现代世界仍然通过身体动态创建并重造语言符号。很简单，语言兼具动态性和符号性，或者物质性和虚拟性。如斯特芬森、菲尔二人所释，要厘清知识的局限性，就要关注人类问题和价值。人们能超越集体观，建立艺术美感和社会理性。如周文娟所论⑦，生态语言学也可以依照中国文化传统，通过和谐观（Harmony）统一各派传统，即语言的四大生态。要实现统一，就要探讨生物生态、人类谱系和语言的双向联系。期待生态语言学可以发展为系统生命科学（systems “life science”）的成员，并促进以提高人类生物生态共存观（bio-ecological awareness）为目标的社会运动的积极变革。

（一）科学与生物生态共存观

非定位原理将语言、历史以及人类感知理解方式融合，它对“语言的实体和程序反应论”（language is said to correspond to entities and procedures）提出了质疑。人类、结构和认知三者共同改变世界。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自然规则稳定自然发展，但是生命体通过双向联系恢复自身活力。拉图尔（Latour）认为，中介物（mediators）联系人类和非人类行动体（nonhuman actants）⑧。虽然他提出的多层级变化假说有一定帮助，但是这些假说无法预测有机物、社会和生态系统的局限性。既然对生物生态局限性所知甚少，那么预测环境破坏、复原以及生态系统进化更是难上加难。只要关注科学范式的局限性，对科学研究的高谈阔论便可不攻自破。因此，生态语言学家可与那些以新达尔文论（neo-Darwinian claims）意识形态和生物理论基础的研究者合作，他们对生物生态基因论提出了质疑。这样的合作就向认知、生物、社会和生态系统科学兼备的生命科学（life science）发展迈进了一步。然而，将进化归为机械分析，显然是以语言与自然的一致建立框架为前提的。但是如果被感知的身体运动是语言一部分，那么重复性句型就随着人们适应文化限制而产生。据此，甚至语言理论都可能影响生物生态。例如，人们对生物学核心教条的信仰，改变了人类世界的研究资助和社会实践，帮助基因操控，实现政治认可。辩论几乎完全关注纵向基因传递（vertical DNA transmission），而忽略生物生态影响。简单说来，生态语言学家可以批判地看待社会与科学，首先要思考第一秩序（first-order）和第二秩序（second-order）因素如何影响个体、种群以及生物生态。实际上，当我们进行言语活动时，我们获得管理、评估甚至寻求改变的技巧。但是，我们同样要说服人类承担地球生命体未来发展的重任。

虽然人类认知具有科学成分，但是大部分依赖媒体、故事，甚至貌似不言自明的事物。因此，人类可以通过培养生物生态共存观而获益匪浅。故事、小说和新媒体都会影响人类能动者、社会群体和种群。人们大多考虑话语对于人类产生的影响，然而生物生态的重大转向则表明，随着媒体变化，人类能动者也会发生变化。生物生态共存观考虑到媒介体验的独特魅力，可以从城市推广到乡村，这对于科学、语言和非语言媒介以及日常生活有诸多启示。最后，要摆脱科学观念的束缚，人们可以寻求促进直接经验的方法。虽然西方社会偏爱科学研究，但以上转变毕竟是凤毛麟角。因此，承认生物生态的立场，也可以通过美学和价值实现，或者学会与自然相处，例如园中阅读诗歌或者尝试心智训练。

（二）和谐观与环境危机

生态语言学因其对于人类生命世界、考古菌、细菌和其他真核细菌的双向联系产生的影响而大有潜力。因此，语言意义可以追溯到直接经验。这样的话，就增加了语言物质性和集合体对于个体所知、所感和所想作用的分量。这并非将语言简化为形式，而是文化适应的自然（encultured nature）随着人类与生物生态的互动发展壮大的必然结果。因此，直接经验影响人类谱系发展以及双方的共同理解。要拓展斯特芬森、菲尔二人所说的生态语言学“群岛”，就要超越话语的生态分析。生态语言学要更重视存活物种间的生命意义（lived meaning），从而建立一种通过语言改造人性和生物领域的生态思维。

斯特芬森、菲尔二人确信自然具有非定位性（nature is non-localizable）。生物系统依赖未在场物（the absent），并通過突破相邻存在物限制来重忆过去及其谱系。这同样适用于文化：制度、技巧、语种以及实践形成的生物体力量和言语存在（languaging beings）。甚至人类感知的言语活动都为心智和自然的统一提供了例证：当人们快速浏览屏幕或纸张时，它们激发或直接或模糊的记忆、重读活动，甚至推理。的确，活生生的读者联系着人类谱系和历史的稳定力量以及激发文化记忆的技巧，这些因素一起影响未来发展。例如，当人们作标记时，通过重新描述所见和所想来创造新事物，同时口中默默有词。“同样”或者相关言语就可扩展所见，从而重新引导思想。这些言语活动和所记要点开拓了新思路，最终帮助读者决定是否与生物生态同呼吸、共命运。

我已经勾勒了三大传统下生态语言学科的全新使命：首先，人们可以质疑科学研究范式，从而提升生物生态的影响力。在同生态系统科学观对比后，人们可以探讨个人、群体与言语活动、现象经验（phenomenological experience）、生物能量使用方式之间的联系。贝特森和芬克一致认为这需要所有形式的知识生成价值。其次，如斯特芬森、菲尔二人所论，科学研究在原则上缺乏对变化活动和过程如何影响生态系统的预测，更别提生物生态了。因此，演化发育生物学（evo-devo）、生物符号学、生成主义、激进建构主义（radical constructivism）可以帮助科学理解生物体。第三，人文学科在价值（axiology）和美学（aesthetics）方面应发挥重要作用。需要再次强调的是，应把握贝特森思想的精髓，因为人类的认知连接自然适应（adaptiveness of nature）和心智推理（abductive nature of mind）。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语言是如何扩展直接经验的。拉帕波特认为：首先，感知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远比感知自我的视野更加广阔；其次，需要借助掌握并拓展同一性（sameness）或者结构。虽然拉氏强调其宗教性、仪式性和人文性，但是生物功能性（biological functionality）在于其直接意义（direct meaning），随人类集合体维持或者破坏他们与世界的关系，从而形成美学价值和其他价值。

生物生态共存观通过与生物生态结合，将人类置于全新的文化适应的自然中。因此，人性不再固定于大脑、身体或者基因，而是通过至少上百万年人类文化发展中的生物谱系产生。然而，除非宗教经验是间接的，我们虽然使用文化遗产的丰富资源，但是依赖与外部世界的直接联系以及与生命体的具身联系（embodied contact）。因此，培养生物生态共存观，传统价值和技巧与美学和科学等量齐观。虽然科学需要推陈出新，但过去赋予所有认知灵活性。考虑到语言和文化的多层级性，探索系统如何经过选择进化和淘汰，思考生命如何受适应影响并促进其发展，就显得至关重要。最后，人们可以寻求建立在新生态思维基础上的即时系统真理（a temporary systemic truth），甚至可以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和谐观（Chinese view of harmony between heaven and earth）入手。如果上述观点可在人类决策中发挥核心重要作用，我们便有幸在真核生命体消失殆尽前停止对生物生态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