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温·菲尔

[摘 要]生态语言学从生态视角研究语言的多样性以及语言和世界的关系。本文展示了这一新兴学科带来的多样性的课题。语际关系、语篇与世界的关系以及听话者和说话者的对话情景被比作桥梁极具张力的拱顶。语言的“生态建构主义”，即语言在本体论占据主导地位的环境中解释世界的方式，是一个应该引起语言学家特别关注的研究领域。

[关键词]语言生态；生态语言学；生态建构主义

让我们先从这个故事讲起吧。故事发生在北部斯堪的纳维亚，主人公是挪威一群“少数民族”——萨米人（Sami）。在一次萨米官员和挪威官员共同列席的会议上，主办方问其中的一位萨米女官员：“您需要同声翻译吗？”这位女官员说：“不，谢谢。但是我会用萨米语发表讲话，恐怕倒是你们需要考虑一下吧。”①这个故事将生态语言学的主题展示得淋漓尽致，即在一国内部，强势语言与弱势语言在语言接触过程中产生的剑拔弩张。这个故事对于生态语言学范式的主要原理也溢于言表，即语言无论强弱，应一视同仁。因此，虽然故事中的挪威官员对萨米语可能不屑一顾，但是萨米语本应与挪威语等量齐观！只有大小实体或者语言共存，才能确保多样环境中语言的互动交流。语言之间应当建立求同存异的桥梁纽带。

我们的生活受隐喻所束。本文原来的德语标题《应力场中的语言与生态》，正是采用了当今德国学术话语中甚为流行的能量隐喻。这一说法旨在说明生态语言学研究中存在的张弛动态，从而反对熵的平均分配和单一布局。然而，用英语重写此文就得更换隐喻了，换成了桥梁拱顶的隐喻，希望能达到同样目的。

桥梁隐喻与生态语言学相得益彰：桥梁连接两区、提供交通，但同时隔开两区、势不两立。我的假设是，生态语言学不仅建造一座桥拱，而且建造多座桥拱，同时保持不同地区的张弛态势。

生态语言学的桥拱由以下几大支柱建造：

（1）强弱语言互动；

（2）语言多样性；

（3）整体方法论：将现象看作环境一部分，而非割裂开来。

生态语言学的桥拱以及联接区域纵横交错，语言—生态作为最高级，又有如下分支：

（1）语言—语言—语言；

（2）语言变体；

（3）生态—经济；

（4）语言（系统）—世界

（5）语言（文本）—世界；

（6）对话：说话者（听话者）—听话者（说话者）；

（7）自然—文化。

在本文当中，我将于桥间信步，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一、语言—生态

生态语言学建立的最重要的桥梁纽带就是语言与生态之间的关系。一些生态语言学家以生态为起点，将生态学原理运用到语言中；然而另外一些人则从语言出发，将语言学引入生态学。艾纳·豪根（Einar Haugen）于30年前创建了“语言生态”范式。他是以生态为起点，将生态学的环境互动原理运用到语言中，将语言生态定义为“特定语言与环境的互动研究”①。其中，环境既可指其他语言，也可指语言的社会及心理环境。

相比之下，另外一些语言学家以语言为出发点，对语言如何处理生态环境问题兴趣浓厚。爱德华·黑格（Edward Haig）作为格拉茨（Graz）“语言生态30年”会议的与会者，提出了“语言在自然建构和消耗中到底发挥何种作用”的重要问题，并“运用环境语篇的批判话语分析，以期促进外语课堂的生态素养”。

由此可见，语言与生态之间的联系是双向的，至于这一双向交流产生的影响，可参阅我1996年的文章②。

二、语言—语言—语言

语言之间的剑拔弩张已在开篇故事中明晰展现。语际这一桥拱，通向多语、语言接触、濒危语言、语言死亡以及语言磨蚀等生态语言学的不同研究领域。

彼得·尼尔德（Peter H. Nelde）于1977年在欧洲语言接触研究中心所在地布鲁塞尔建立了“多语研究中心”。中心手册上明确写明，生态语言学为该中心的重要研究议题之一③。

当然，语言接触研究不可与濒危语言研究相提并论。“提出全新的生态语言学刻不容缓……应富有丰富多彩、完全警醒的绿色思想……语言正濒临灭亡，确实是迫在眉睫”。这一针对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提出的保持语言多样性的愿景，来源于戴维·克里斯特尔（David Crystal）的近作《语言死亡》一书④。不久前，戴维还将英语奉为“全球通用语”。我们欣然看到生态语言学思想得到诸如戴维等语言与语言学的百科全书编纂者的密切关注并生根发芽。

全球大量科研机构研究并努力保护语言多样性，例如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洲稀用语言局”、德国科隆的“濒危语言协会”“全球地球语言组织”以及东京的“国际濒危语言交流中心”。

路德维格·费舍尔（Ludwig Fischer）在《丰富多彩的绿色思想》（Colorful Green Ideas）一书中提出，应“采取措施实现平等语言权利”。语言权利运动应当扩展开来，将地域方言和社会方言等语言变体纳入运动。霍根·布龙（Hogan-Brun）提到欧洲语言生态中“和谐化和区域化的紧张局势”⑤，希望欧洲语言政策不会破坏欧洲大陆乃至全世界绵延千年的语言进化和多样化造就的语言和语言变体的复杂网络体系，呼吁生态语言学家可以在加强语言政策的力度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三、生态—经济

“经济”这一概念在语言学中的运用远早于“生态”。例如，19世纪的理论学家就曾用经济学法则解释语言变化。近年来，“格莱斯（Grice）准则”（特别是其中的“量的准则”和“关系准则”）就是基于经济学原理分析的①。

哈拉尔德·魏因里希（Harald Weinrich）展示了语言中经济和生态的互动关系，伊冯·斯托克（Yvonne Stork）则研究经济在不同生态语言学方法中发挥的作用。但是，二者都认同并强调以上两类原理并非针锋相对，而是相辅相成②。

虽然彼得·尼尔德等接触语言学家指出近年来建立“全新生态语言学”的不懈努力，但是“语言的经济价值之前几乎无人问津”③却是不争的事实。例如，这一新兴学科将会评估瑞士罗曼特什语（Romauntsch）的价值，并计算一国多语的成本与资产。生态语言学家提出了“说一种弱势语言的附加值是多少”，以及“对一国甚至一洲小语种的认同可以产生多少就业机会”等问题。以我之见，将语言多样性看作文化商品的同时，评估其对一国经济的影响才是权宜之计。一旦语言多样性的“经济真理”在不远的将来众人皆知，那么经济发展导致的“一国一语”的现有局面将大有逆转之势。

四、语言系统—世界

曾有人将拱桥间的张力空间比作生态系统，部分发展会对其他部分及整个系统产生影响，即世界任何变化都会影响语言，语言也会反作用于世界。邦（Bang）和朵（Dr）将这一桥拱描述为语言世界的辩证关系，其中“每一实体都与其他实体以及环境互相依赖”④。

语言与世界相互依存的观念必然导致对语言的批判，特别是在语言对于我们处理世界方式的影响方面，“不仅仅是生物学家和物理学家对等级主义、增长主义、物种灭绝、环境污染等现象鞠躬尽瘁，应用语言学界也应为此殚精竭虑”⑤。

“我们想说……对于自然和语言的探索可以大大加深人类对于环境现象的理解，因为语言是探索环境问题的主要工具之一。”⑥

对于生态语言学家而言，对于语言的批判集中在与生态和环境主义密切相关的问题上，这类批判包括语言系统或者韩礼德（Halliday）所指的语法以及语言在具体文本中的使用。

韩礼德对于语言资源表述⑦，以及与形容词相比语法出现的不对称等问题的批判①不再赘述。语言系统的另外一位批判者就是安德鲁·格特力（Andrew Groatly）②。与韩礼德相比，其批判更多地集中在语言的碎片化，即人类大脑思维中一系列非生态的割裂想法产生，如施事者、经历者和受事者；活动、客体和环境；过程与事件。语言也表明，在自然界中并不存在天壤之别，将因果关系与相依过程融合，将人类与自然界其他部分分割开来。

大卫·博姆（David Bohm）等思想家认为，语言或者语言使用者应摈弃隔离式的表达思维③。安德鲁·格特力对于语言进化及自组性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英语语法也许可以提供可发展的资源，利用这些资源可以缓和牛顿思维模式的有害倾向。最近200年生态系统惨遭破坏的事实无疑证明了这一思维模式后患无穷、先天不足。”④可发展的新语言资源公正对待新的科学世界观。从长远看，通过越发频繁的名词化、存现结构、作格形式以及相互动词等语言特征以及新语言特征建构的语言深度生态化，会促使人类形成更加生态的思维，从而更多地关注生态事实。这一观点进一步明确了语言以更加生态方式表述世界的研究方向⑤。

彼得·缪尔豪斯勒（Peter Mühlhusler）曾私下提出建立对比生态语言学的设想。在此类研究中，语言学家主要对比不同语言表述自然时，人类中心主义以及描述世界时思维碎片化的严重程度。

五、语言（文本）—世界

文本与世界的联系，跟语言系统与世界的联系大同小异。现代观点认为，文本不仅描述世界，更赋予世界多种模式，甚至创造建构世界，这一话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语言反映人类使用自然资源的事实，促成自然的进一步使用。自然文本的人类中心主义及影响已多次讨论⑥。

文本基于语言对人类的有用性而表述世界的观点，提出了“政治正确性”的变体之一——“生态正确性”的问题。有没有可能摈弃“物种主义”，在描述自然时动植物和人类平起平坐，比如说能不能用“动物伙伴”代替“宠物”？

大多数生态语言学家认同人类对于语言人类中心主义觉醒的重要性，但是这些语言学家们对语言使用者不会明察秋毫。重在生态意识，而非“生态更正”！

建立生态意识也关系到文本中另外一种“中间主义”倾向，这是除人类中心主义以外诸如主义和种族中心主义的非生态意识形态。例如，以下就是对种族中心主义的批判。里格斯比（Rigsby）指出⑦，在创建约克角半岛原生态自然保护区情境中，使用 “原生态环境保护区”这一术语带有受文化制约的种族中心主义色彩。人们易被误导并忽略以下历史事实：许多约克角半岛风景以及动植物基本商品已经经历了土著居民四万年占领期间持续不断的改造①。

人类文本中使用的语言将我们思考他人文化的方式一览无余。欧洲人认为，火烧之地“生灵涂炭”“惨遭破坏”，而土著居民以他们语言来看则是“洁白如玉”，强调火烧土地后白色灰烬给土壤带来的肥沃②。

哈勒（Harré）、布洛克迈耶（Brockmeier）和缪尔豪斯勒创造了“绿色话语”这一术语③，用来描述以书面、口语或者图片形式呈现环境问题的方式。绿色话语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一种特殊类型，以无害而又委婉的方式表述自然，对于人类造成的问题则是一带而过。

我们读到宣传手册的广告语：“这座山现已完全开发。”图片展示白玉无瑕、配有电梯的景观，等待滑雪爱好者纷至沓来。旅游业的绿色和白色话语典型地证明了人类中心主义言论的初见成效，倡导自然的本真开发，强调自然的天然美景。但是话说回来，“美景”一词不正是因其表达人类价值判断而颇具人类中心主义色彩吗？而旅游胜地手册中的图片不正是出于人类“美观舒适”的目的，才展示貌似自然、大有功用的风景吗？生态语言学家们现在已将主要精力放在话语分析上，但是探索自然图片（和电影！）的“生态建构力”将开拓生态语言学的新领域。

我们读到一则名为“奥地利的饕餮盛宴”的肉类广告，给食客展示了一幅“美妙”画卷：“取自天然灵气、富饶牧场，用爱打造。”然而动物肉类名称及图片在广告封面上都未提及！

广告绿色话语、政治绿色话语（还记得疯牛病危机以及政客宣言就与此相关吗？）和战争犯罪报道绿色话语都是“漂绿”运动的典型例证。不管什么产品，都借助图片和语言而使其外观上看起来天然健康。

《丰富多彩的绿色思想》一书中就囊括了格奥尔格·马尔科（Georg Marko）有关“鲸鱼友好语篇”的论文以及马丁·朵（Martin Doring）有关重大自然灾害的论文。这为语言作为文本与自然的关系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可能。在批判话语分析领域已有生态语言学研究（或者生态语言学另起炉灶？）。不管怎样，批判话语分析应考虑到生态文本批判对于人类凌驾于他人甚至其他存在个体权力的批判，应拓展研究领域并将生态文本分析吸纳进来。

六、对话：说话者—听话者—说话者

邦和多尔认为，“对话适用于所有语言使用的研究范式。”④在本质上来说，对话因其互动性是具有生态性的。这一点不仅适用于面对面谈话，同样适用于“‘长期连续对话性”以及集团、政党乃至宗教间对话。

生态语言学的议题之一就是语言在冲突升级和冲突解决——个体对话和大型集团对话方面发挥的作用。生态语言学家旨在建立一种话语伦理，展示人们如何在潜在冲突失控前保持话语张弛态势。

欧盟委员会的“苏格拉底项目”曾致力于倡导师生在环境教育中建立批判性及创造性对话，如今已在“生态对话项目”框架内运作。这一项目为生态语言学家能与教师进行合作交流、教师语言人类中心主义意识增强、与教师共同分析环境文本并讨论环境词汇等方面提供全新机会。“生态对话项目”最终希望达到发展“生态素养”的目的①。卡普拉（Fritjof Capra）在《生活之网》一书中专设一章讨论“生态素养”这一话题，其定义如下：“‘生态素养是指能够理解生态社区（即生态系统）的组织原理，并能运用这些原理创建人类可持续发展社区。复兴人类包括教育、商业、政治社区在内的各种社区亟不可待，这样生态原理才可贯穿到教育、管理和政治原理中去。”②由此可见，具有生态素养并不仅仅局限于对自然知识的了解和把握。

我有一次去柏林的时候买了一张明信片，展示了柏林1989年“勃兰登堡门”刚开通后的情景。明信片上用德语写着“柏林是自由的！”然而，明信片上的图片展示的却是门前水泄不通，动弹不得！这可是给人们上了生态素养的重要一课：理解不同自由的相互依存，将自由看作是一种相对价值，明白因果及反作用，进而获得动态系统运作的真知灼见，只有这样才能洞察世界。

七、结论

生态语言学很可能因其对于自然和文化的张弛态势研究而融入到现代文化研究中。这一张弛态势在语言现象中已经不言自明③。同样，生态语言学家也应密切关注如下议题：语言在知识生态化④、高等教育以及创建思维网络中的作用⑤。这一思维网络在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看来，心智与自然是必然统一的⑥。

生态语言学在首次亮相30年后成为公认的研究领域，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有其分会，网络上通过各种搜索引擎获得的相关网址更是成百上千。然而，如我先前所论，好在由这些桥拱建造的生态语言学的领域仍是富含众多未开拓领域的沃野。

（本文原载Alwin Fill，Hermine Penz & Wilhelm Trampe， eds.， Colorful Green Ideas， Berna：Peter Lang，2002，pp.15-27.本翻译稿的发表已经获得菲尔教授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