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晨

摘要：该论文从生态学和生态语言学的视角审视英语习语，总结了英语习语的多样性、整体性、动态开放性以及与环境的协同进化作用。研究指出，习语是语言生态系统中重要的关键因子，建立起人类的具身体验和语言、文化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

关键词：生态学；生态语言学；习语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22-000-03

一、生态学和生态语言学

在生态学的建立和形成时期，生态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逐渐得到发展。而后，随着研究者们形成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重点，针对不同的研究对象发展出日益丰富的生态学理论体系。此后，生态学逐渐与生物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交叉，形成了生理生态学、行为生态学、语言生态学等独立学科。语言生态的概念可以追溯到洪堡特视语言为有机整体的观点。Haugen （1972）将语言生态定义为关于任何语言与其周围环境互动的研究[1]。事实上，语言生态（language ecology）或生态语言学（ecolinguistics）涉及的领域很广。上世纪，学者们主要在以下两方面展开研究（Fill， 2001）[2]。

（1）以生态为隐喻 ，研究“环境中的语言”。

（2）研究自然生态环境的发展和恶化过程中，语言扮演的角色；语言被认为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要素之一。

生态语言学的研究超越了句法、语义、语用等的各自独立层面，是综合各层面的全方位研究。经过近20年的发展，生态语言学产生了象征生态、自然生态、社会文化生态和认知生态等分支研究领域，呼唤自然资源、社会群体、多语种环境下的统一的生态语言科学的形成（Steffensen & Fill， 2014）[3]。Hildo Honório do Couto（2014）也指出，生态语言学应当被看做一个从整体性的观点出发研究任何语言现象的平台[4]。

二、习语的生态化特点

习语是生态语言学研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主体。对于“习语”这一术语的概念范围，国内外相关研究有着不同的界定。有的学者认为习语涵盖了隐喻性词组，俚语，俗语，惯用语，谚语，警句等；也有的学者提出“纯习语”（pure idiom） 的概念，认为仅包括固定的、隐喻性的语言单位。《朗文语言教学与应用语言学词典：英汉双解》将习语定义为“作为一个单位使用的、不能从组成它的单个部分得出意义的一种表达法”（理查兹、施密特、肯德里克、基姆，2005： 316）[5]。也就是说，通过其各个组成成分的字面义的总和不能得出该表达法作为一个整体的真正语义，即其隐含的非字面义。从生态语言学系统的整体性和多样性角度来看，习语应当包括隐喻性词组，俚语，俗语，惯用语，谚语，警句等，也应当涵盖使用频率高的非隐喻性习语。

周东兴、李淑敏（2009）总结了生态系统的主要特点：（1）层次观：生态系统中的生物体及其群体种类繁多，且每时每刻都在与外界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2）整体论：生态学中每一高级层次都具有其下级层次所不具有的整体性特征。这些特征并不是低层次单元特性的简单迭加。（3）系统学说：系统学说建立在层次观和整体论的基础上，强调不论研究对象是否在同一生命层次上，都将他们视为一个整体的系统；（4）协同进化：协同进化是生态学中生物单元之间或生物与环境之间在相互作用下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相互适应关系[6]。

以生态为隐喻，对环境中的习语进行研究时，发现习语也具有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整体性、动态开放性和协同进化的特征。

（1）习语的多样性

习语的来源和种类极其丰富。习语逐渐从一个民族的自然生活中发展起来，为整个民族广泛接受和使用（Li，2008）[7]。习语来自一个民族历史和文化的长期积淀，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信息，是思想表达和信息传递的重要工具，而且是表征民族思维方式的重要语言现象（徐景亮，2011）[8]。Li（2008）按习语的主要来源将其分为自然环境，日常生活、历史事件、传统习俗、宗教文化、神话寓言、文学艺术、体育比赛等等，并从英语习语中举例说明这些习语的由来和理据[9]。自然环境的作用，最终也是通过对人类生活的影响而发生的。不同历史时期的人类社会生活不断地产生新的习语。随着时间的推移，习语的意义也会出现演变。习语语义的扩展、缩小或消亡都是符合生态发展规律的自然演变。

根据习语的组构度、规约度和透明度分别进行分类，也可以反映出习语的多样性。根据组构度可以把习语分为解构习语和非解构习语。解构习语指的是习语的语义能够分解到对应的习语组成成分，例如：spill the beans 表a示泄密。Spill对应泄露这一动作，beans喻指秘密。非解构习语指的是习语整体作为一个单位使用，其含义不能从组成习语的单个词语的意义组合而获得，例如：land on your feet 侥幸、逢凶化吉。从习语的规约度来看，有些习语在实际使用中频率较高，更加常见，从而人们对这些习语的理解更加快捷。透明度也是用来界定对习语意义理解的快捷程度。但并不是像规约度那样从习语的使用频率来衡量，而是从习语的隐喻映射来区分。例如：get out of bed on the wrong side，以早上起身下床时错了床边，来喻指清早就发脾气，心情不好。其隐喻映射显而易见，属于透明性习语。相比而言，kick the bucket （死亡）是晦涩习语，因为人们无法从该习语的字面义快速建立起它的隐喻映射。

（2）习语的整体性

由习语的透明性可以看到，习语意义并不是其各个组成成分意义的简单加和。例如：eat ones words（收回前言，承认说错），如果仅从各组成词语的语义加和来理解该习语，它的字面义是吃掉某人说过的话，eat表示吃，words表示说过的话。该习语的含义自然被理解为“食言”。但是，该习语实际意为收回前言，承认说错。该习语本身是透明的，易于理解的，eat对应收回，words本身就表达曾说过的话。然而，简单的线性加和并不能推导出习语的真实含义。习语的字面义映射到习语意的过程是非线性的。再例如，white elephant是一个晦涩习语。它的字面义很好理解，但如果要激活其习语义则相对困难。因为缺乏了该习语背后的典故，所以无从建立起从字面义到习语义的映射。White elephant（白象）因其十分稀有，所以在印度和斯里兰卡等地被奉为神兽。相传泰国古代有一位国王，因为不满一个大臣，而将白象赏赐给他。因为白象异常珍贵，且为国王赏赐，所以大臣必须仔细照顾，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最后倾家荡产。后来这一习语就专指耗费财力，昂贵却没有实际用处的物品。以上可见习语义的整体性特点。

（3）习语的动态开放性

习语的动态开放性表现在习语意义的转移、扩展、缩小甚至消亡。有一些习语虽然形式没有变化，但意义发生了转移。例如：burn the candle at both ends 这一习语最早出现于18世纪，当时蜡烛是非常贵重的物品，如果把一支蜡烛两头烧是相当奢侈的，所以该习语的本意是表示一种浪费行为。但随着19世纪电灯的发明，蜡烛渐渐淡出历史舞台，该习语的意义也自然发生了改变，表示过度耗费时间和精力。还有一些习语的语义发生扩展，例如：A red letter day表示节日，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说法最早起源于中世纪。那时在教会的日历上，会把宗教节日和假日标记为红色，以示特殊。后来，这个短语不局限于宗教节日和假日了，扩大为任何值得纪念的或喜庆的日子。另外，习语语义可能缩小，甚至部分逐渐消亡。例如，以salt为核心词形成的习语。古代盐非常难得，所以显得特别珍贵。相应的习语都借盐的特殊地位传递特别的含义（李炜，2008）[10]。例如：

1）eat sbs salt表示受到某人的款待；

2）above the salt意为在上席，因为盐罐放在餐桌中间，让客人坐在盐罐的上首， 离主人更近，以示尊重。

3）相反，below the salt表示在下首。这个座位离盐罐远，是末座。

4）salt of the earth指的是“社会精英，最优秀和高尚的人。”

随着时间的推移，eat sbs salt 和above the salt两个习语的使用频率降低，一些词典在salt的词条下并未收录这两个习语，且BNC语料库检索也没有相关记录。其他相关习语的检索情况如下：below the salt可以搜索到6条记录，其中有一条记录是above and below the salt；salt of the earth则可以搜索到20条记录。可见有关salt的习语在语义覆盖范围上有所缩小，有些习语几乎消亡，如eat sbs salt。

（4）习语与环境的协同进化

习语的动态开放性已经部分反映了习语在与环境的交互中，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发生语义的变化。这样的协同进化也会以习语的形式变异所表现。语言表达的需求使习语发生变异，已有的变异又会逐渐催生新的变异习语的产生，使习语不断发生进化。

Fraser提出了习语的凝固化等级，用来标记习语的转换潜能。以kick the bucket为例，如果将其转换为The bucket was kicked. 则无法被接受，它属于完全凝固的习语，而对处在其他层级的习语可以做相应的变化（徐景亮，2011）[11]。

1）取代或替换

例如：bury ones head in the sand （逃避现实） 也可以用hide替换bury，表达为hide ones head in the sand.

2）添加

例如：a fair-weather friend （酒肉朋友），为了强调可以添加修饰性词语变为 a typical fair-weather friend.

3）变更

这类习语变异最典型的例子当属语态的变化。

例如：leave no stone unturned （不遗余力）可以在使用中变更为no stone would be left unturned.

4）删减

例如，a square peg in a round hole（格格不入）显然，圆形孔里的方形栓子当然不吻合，所以用这个习语形容跟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人。在使用中，可以删去后面一半，如下面的例句：

He is always a little bit of a square peg.

有些习语变异的原因不得而知。例如，head over heels在几个世纪以前其表达形式为heels over head，意思为陷入不可自拔的境地。显然，其最初的表达形式更加符合“身体倒置”的意象，而head over heels却不那么容易理解。这也说明习语的进化不一定完全由环境因素的变化产生，自发变异后的习语也会逐渐为其使用环境所接受，体现了协同进化的过程。

除隐喻性习语外，另一类非隐喻性习语多为日常人际交往中的惯用语，起到非常重要的语用作用。Fernando （1996） 列举了习语在日常问候，职场用语，节庆祝福，观点表达，逻辑和时间概念衔接等方面的应用[12]。

例如：How are you？/Whats up？/Have a good day！（日常问候语）

May I help you？/What can I do for you？ （职场用语）

Merry Christmas！/Happy Birthday！ （节庆祝福）

What I am saying is./Let me tell you. （观点表达）

On the contrary/in addition （逻辑概念）

In the spring of/ by the summer of （时间概念）

这一类习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语言表达层面，相比隐喻性习语，他们的进化能力较弱。

三、习语是关键因子

生态系统由生态因子和生态环境构成，借鉴吴鼎福、诸文蔚（2000）在教育生态学中提出的理论，教育生态环境可以分为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规范环境[13]。其中自然环境主要是指山河湖海之类的非生物环境，以及动植物群落等组成的生物环境。社会环境主要包括政治、经济、科技和家庭环境等。规范环境大体包括哲学思想、道德观念、社会风气、民族传统和习俗、法制、宗教等。三者之间互相关联，互相影响，共同构成了教育生态环境要素。人类在与这三个重要的生态环境因子的互动中，积累了丰富的具身体验，并反应在语言使用当中，而习语的特殊性使其成为了语言生态系统中的关键因子。Lakoff & Johnson （1999） 提出具身体验哲学，向传统西方哲学思想提出挑战。他们认为：心智蕴含于人们的具身体验；思维是无意识的；抽象的概念大部分具有隐喻意义。心智、概念、推理和认知都是基于具身体验的。抽象推理不是自发的，也并不独立于我们的具身体验[14]。

具身体验中也会出现对同一事物的不同体验，反应在语言中，则产生不同的习语。再以salt有关的习语为例。add salt to sth. 字面义为加一些盐，比喻使谈话等更加有趣。可见salt在这里喻指有趣的事物。然而另一个相关习语是take sth. with a pinch of salt. 这个习语的含义是不完全相信对方所说的话。这里的salt对应为疑虑，完全没有前一个习语所表达的有趣事物的含义。说明习语的多样性来源于具身体验的广泛性，显示了这一关键因子在语言生态系统内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事实上，Lakoff & Johnson （1980）曾提出，人类的思维是隐喻的，人类的语言绝大多数也是隐喻的[15]。习语当中的隐喻性习语承载了人类大量的具身体验，丰富了人类的语言表达，进而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反过来，文化的发展和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又促进了人类以更加多样化的形式开展新的具身体验，从而产生更多的习语，不断激发具身体验、语言和文化的生态循环，推动人类文明的不断前进。

四、结语

生态语言学主张将语言置于环境因素当中从整体的角度研究习语在语言生态系统中的发展和作用。习语的多样性、整体性、动态开放性以及与环境的协同进化作用都证明，习语的进化建立在人类的具身体验之上，在表达形式和意义两方面不断进化。作为语言生态系统中的关键因子，习语将人类的具身体验和语言、文化有机联系在一起，促进了三者之间的生态循环，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

参考文献：

[1]Haugen， E. The Ecology of Language [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2]Fill， A. Ecolinguistics-state of the art 1998 [A]. In： Fill， A.， Mühlh?usler， P. （Eds.）， The ecolinguistics reader： Language， ecology and environment. Continuum， London， pp. 43-53， 2001.

[3]Steffensen， S.V. & A. Fill. Ecolinguistics： The state of the art and future horizons [J]. Language Sciences， 2014（41）： 6-2.

[4]Hildo Honório do Couto. Ecological approaches in linguistics： A historical overview [J]. Language Sciences， 2014（41）： 122-128.

[5]理查兹，施密特，肯德里克，基姆，编.朗文语言教学与应用语言学词典：英汉双解（管燕红，唐玉柱译）[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6]周东兴，李淑敏.生态学研究方法及应用 [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

[7][9] Li， Y.P. English idioms and their cultural origin [M].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2008.

[8][11]徐景亮.英语习语语义建构理论与实践研究 [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1.

[10]李炜著.咬文嚼字学英语： 1000个英语习语的来龙去脉（何沙、石慧、周正译）[M].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8.

[12]Fernando， C. Idioms and Idiomaticity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13]吴鼎福，诸文蔚.教育生态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0.

[14]Lakoff， G & M. Johnson.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15]Lakoff， G & M.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作者简介：李 晨（1980-），男，汉族，山东济南人，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认知语言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指导项目“习语学习中的母语迁移研究”（项目编号：2012SJD740036/SKC20130043）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