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　翔

(安徽财经大学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服务贸易自由化是否影响中国制成品出口复杂度

戴翔

(安徽财经大学 国际经济贸易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摘要：以1983—2012年为样本期间，借鉴Hausmann等的方法测算中国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并以服务业FDI产业渗透率和服务贸易进口渗透率作为服务贸易自由化替代变量，就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效应进行计量检验。结果表明，在有效控制制造业FDI、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基础设施、制造业行业研发投入、制造业行业人力资本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变量后，服务贸易自由化发展对提升中国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积极影响。据此，在目前中国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的大背景下，在服务贸易更加自由化已经成为新一代全球贸易规则演进的重要趋势下，应通过不断扩大服务业开放，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改革，抓住全球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契机，以“借力”外部优质资源，加快提升中国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从而成功突围全球价值链锁定。

关键词：服务贸易；自由化；出口技术复杂度

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依托“人口红利”等传统低成本竞争优势，积极融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主导的产品内国际分工体系，不仅实现了对外贸易在规模上的“爆炸式”增长，同时也实现了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迅速提升。甚至有研究认为，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远远超出同等收入国家的水平(Hausmann et al.，2007；Schott，2007；Lemoine et al.，2008)。虽然有观点认为产品内分工和FDI使得诸如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出口技术复杂度呈现“虚高”特征，但也有观点认为，外资经济与本土经济的日益融合，使得外资企业成为东道国技术创新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中间产品贸易的发展使得中间产品进口国，尤其是发展中经济体“逾越”之前所面临的技术障碍，这本身也可看作是一种技术进步。综合来看，学术界普遍观点倾向认为，中国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正沿着低端向中高端的品质阶梯不断攀升(金碚 等，2013)。

毋庸置疑，不断提升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对于中国攀升全球价值链乃至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这不仅是中国摆脱在全球分工中可能存在的“低端锁定”，跳出中国贸易“只赚数字不赚钱”尴尬境地的重要途径，更为重要的是，Hausmann et al.(2003)的“成本发现”理论表明，从事高技术水平产品开发和出口的企业，能够产生显著的“示范效应”并带动优质生产要素向相关产业转移，进而提高总体生产率。但随之而来的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究竟是什么因素促进中国出口品正在攀升技术复杂度阶梯？现有文献着重从外资大量利用、中间产品大量进口、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加工贸易快速发展，以及研发投入规模等方面开展了研究(Wang et al.，2007；王永进 等，2010；孟祺，2013)。

本文认为：一方面，伴随当前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服务尤其是生产者服务与制造业之间融合发展的趋势愈来愈强，融合的程度愈来愈深，作为中间投入品的生产者服务，由于其内涵了知识、技术、信息以及人力资本的高端生产要素，从而对制造业效率水平以及制成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另一方面，从全球产业结构演进和现行的比较优势来看，以欧、美、日等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产业结构不断向服务经济倾斜，而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仍处于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发展阶段。因此，在服务业尤其是生产者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的情况下，中国能否抓住全球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契机，在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改革进程中，突破制造业发展面临的服务尤其是高端生产者服务供给不足的约束，从而提升中国出口的技术复杂度，是理论和实践部门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丰富和深化我们认识影响中国制成品出口“技术内涵”的因素，也是据此寻求进一步提升中国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有效对策的关键。遗憾的是，针对上述重要命题的研究仍然较为鲜见，尤其是缺乏来自中国数据的经验支撑。

有鉴于此，本文旨在探讨服务贸易自由化影响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微观机制基础之上，利用中国数据对理论假说进行逻辑一致性计量检验。与现有文献相比，本研究力图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贡献：第一，在理论方面，本文将从微观角度着重探讨服务贸易自由化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微观机制和作用途径。虽然针对出口品质影响因素的探讨，现有文献已取得了较为有益的成果，但从服务贸易视角尤其是从服务贸易自由化视角进行的研究，还极为罕见。第二，在实证研究方面，本文采用渗透率的测度方法衡量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并据此考察其对中国出口“技术内涵”的影响，所得结果不仅能够对理论假说进行有效检验，而且也丰富和发展了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因素的研究。第三，在政策含义方面，根据理论假说和计量检验结果，本文认为，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抓住全球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机遇，着重利用发达经济体在服务业尤其是生产者服务业方面所具有的优势，通过服务贸易自由化改革不断提升服务贸易进口质量和效率，是进一步提升中国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重要途径。

二、文献回顾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金融、信息和通信技术的突飞猛进与广泛应用，以及全球服务贸易规则的实行，世界服务贸易取得了迅猛发展，全球贸易结构呈现向服务贸易倾斜的发展趋势，从而激发了学者们对服务贸易及其相关问题的热烈讨论。从现有文献来看，针对服务贸易自由化影响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直接研究还较为缺乏，但关于服务贸易进口可能影响制造业技术进步的研究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间接认识。

关于服务贸易进口对制造业技术进步的理论研究方面：Segerstorm(2000)指出，作为中间投入的服务品进口会与当地要素发生关联，进口的服务品将更具“地方化”和“适宜性”特征，从而能够促进进口国制造业技术进步。Hoekman(2006)也持有类似的观点，认为服务业是一国制造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源泉，因此，对于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经济体来说，可以通过进口服务或引进服务业FDI 来保障制造业发展过程中的生产者服务的有效供给，进而促进制造业效率水平的提升。Lennon et al.(2007)则进一步认为，服务尤其是作为中间投入的生产者服务的固有特征，往往需要进口国其它生产要素投入和互动才能产生应有作用，而由互动效应所产生的技术溢出将会更加明显，进而促进制造业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Langhammer(2006)则从分工演进的视角，指出服务贸易对制造业效率的提升具有重要作用，作为生产投入的服务贸易进口，由于更为细化和更为深化的专业化分工，不仅能够使其作为中间品的种类得以增加，其质量也会不断上升，进而对制造业效率提升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Raff et al.(2007)指出，当越来越多的服务变得可贸易时，服务业和制造业在跨国跨区域上的空间分布联动效应就会越来越强，服务贸易进口因此可以推动下游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水平的提升。伍华佳等(2009)认为，服务贸易进口可通过人力资本效应、物质资本积累效应、制度变迁效应等一系列作用机制，促进进口国制造业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水平提升。但是，也有学者持相反的观点，认为服务贸易进口并非一定意味着能够产生显著的技术外溢效应，在某些情况下反而有可能会对进口国自身技术研发产生“挤出”效应，进而阻碍制造业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水平的提升(Baier et al.，2001)。

关于服务贸易进口对制造业技术进步的实证研究方面：Arnold et al.(2011)利用捷克服务业FDI作为商业存在式服务进口的替代变量，并据此实证分析其对制造业企业效率提升的影响，结果发现服务贸易进口对制造业效率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蒙英华等(2010)利用中国数据实证研究了生产者服务贸易进口对中国制造业效率的可能影响，结果发现，生产者服务贸易进口对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效率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与此同时，具有不同要素密集度特征的生产者服务贸易进口对制造业效率水平产生的影响也不尽相同。Robinson(2002)利用跨国截面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表明，发展中经济体从发达经济体进口服务产品，往往有助于发展中经济体获取信息和先进技术，从而推动制造业技术进步和效率水平提升，但这种效应却并不存在于发达经济体从发展中经济体进口服务贸易的情形。尚涛等(2009)从生产性服务贸易开放与制造业国际竞争力关系角度开展的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对各制造业生产部门国际竞争力水平的不断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现有研究对于我们深入认识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意义，但仍有进一步拓展的必要和空间，这突出表现在：(1)尽管现有研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均涉及服务贸易进口对制造业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等可能产生的影响，但是这些研究并没有区分制造业技术进步和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换言之，直接研究服务贸易进口对制成品技术复杂度提升的文献还极为鲜见。(2)更为重要的是，现有文献虽然从服务贸易进口角度研究了其对制造业技术进步和效率提升的可能影响，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暗含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可能影响，但服务贸易进口并不等同于服务贸易自由化。有鉴于此，本文将利用中国经验数据，对服务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之间的关系进行初步探讨。

三、计量模型、变量测度及数据说明

(一)被解释变量及其测度

本文着重研究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不言而喻，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即为被解释变量(记为ES)。针对如何测算出口技术复杂度问题，Hausmann et al.(2007)较早提出了两步计算法。此后虽然有很多学者根据不同的研究需要，对上述测算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方法进行了各种改进，例如：Xu(2010)根据产品质量对产品技术复杂度进行了调整；杜修立等(2007)以产品的总生产在世界的分布为权重，而不是以产品的总出口在世界的分布为权重，计算出口技术复杂度；姚洋(2008)则进一步区分了出口品的国内技术含量问题，等等。但总体而言，各种方法仍各有利弊。有鉴于此，本文仍采用Hausmann et al.(2007)的测度方法。第一步先测度每一种可贸易商品的技术含量指数(Technological Sophistication Index，TSI)，其计算公式如下：

(1)

其中：TSIk即为制成品k的技术含量指数。zjk即为第j个国家制成品k的出口额，Zj则为第j个国家所有制成品出口总额，Yj为第j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通常以人均GDP表示。在测算出每种制成品技术含量指数后，第二步再通过式(2)计算一国制成品总体出口技术复杂度：

(2)

其中，ES即为一国制成品出口品质水平指数，zk为该国制成品k的出口额，Z为该国所有制成品的出口总额，TSIk为制成品k的技术含量指数。

(二)解释变量及其测度

在解释变量的选取上，本文着重关注服务贸易自由化(记为FS)。关于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测度问题，是当前学术界研究中的一个难点，因为相比货物贸易自由化的衡量，服务贸易自由化很难找到一个相对统一的衡量指标，比如难以使用研究货物贸易自由化中通常使用的产成品进口关税或者中间投入品进口关税水平来衡量。综合并借鉴现有文献的做法(Arnold et al.，2011；余淼杰，2010)，本文采用渗透率，即服务业FDI利用额与服务业行业总产值之比，作为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替代变量。

除服务贸易自由化变量外，现有研究表明，制造业利用外资(记为FDIM)、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记为SPE)、基础设施(记为INF)、制造业行业的研发投入(记为RD)、制造业行业的人力资本(记为HU)，以及经济发展水平(记为GDP)等，也是影响中国制成品出口品质水平的可能因素(Wang et al.，2007；王永进 等，2010；孟祺，2013)。其中：制造业利用外资额为制造业利用外资存量额(单位为亿美元)；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变量，本文采用中间产品进出口额占本国进出口总额比重表示；基础设施变量采用全国铁路营业里程和公路营业里程之和表示；制造业行业的研发投入采用样本期内制造业行业研发投入经费与总产值之比表示；制造业行业的人力资本采用样本期内制造业行业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人年)与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之比表示；经济发展水平以人均GDP表示。此外，考虑到中国入世可能对服务贸易自由化所产生的影响，我们还在上述计量模型中加入了虚拟变量(记为Dummy),即入世之前的取值为0，入世之后的取值为1。据此，考虑到数据的可获性以及计量分析的可行性，本文设定如下线性模型进行计量分析：

Ln ESt=α0+α1FSt+α2Ln FDIMt+α3SPEt+α4Ln INFt+α5RDt+α6HUt+α7Ln GDPt+α8Dummyt+εt

(3)

为了减轻数据的波动性而又不影响计量结果，本文对部分变量进行了对数化处理。数据年份为1983—2012年。

(三)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所使用的贸易数据，来自于联合国COMTRADE原始数据库中HS92六位数分类贸易统计数据，人均GDP数据则来自于世界银行WDI数据库；计算服务贸易自由化变量使用的服务贸易进口数据、服务业利用FDI额数据，以及服务业行业总产值数据，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制造业行业利用外资额、全国铁路营业里程和公路营业里程、制造业行业研发投入经费与行业总产值、行业研发人员全时当量(人年)与全部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也来自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而测度中国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变量所使用的中间产品进出口额，来自于COMTRADE数据库中的广义经济分类法(Broad Economic Classification, BEC)下的中间品贸易数据(Intermediate goods)，使用的进出口总额数据则来自于中国商务部网站公布的统计数据。样本期间为1983—2012年。

四、实证检验结果及分析

(一)全样本回归结果

考虑到检验结果的稳定性，通过变量平稳性检验后，本文以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即出口品质)作为基础变量，采用OLS回归方法，并依次纳入其余变量进行估计，所得结果如表1所示。

表1第(1)栏至第(8)栏的估计结果，是在依次纳入服务贸易自由化变量、制造业利用外资额变量、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变量、基础设施变量、制造业行业研发投入变量、制造业行业人力资本变量，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变量进行回归估计所得。就以服务业FDI产业渗透率表示的服务贸易自由化而言，第(1)栏至第(6)栏的回归结果均表明，其系数估计值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对中国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显著影响，换言之，在依次纳入其他控制变量的情况下，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的显著性并未发生明显改变。这一结论与前文的理论预期相一致，即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的提高对于中国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实际上，由于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现实制约以及长期以来对服务业不够重视，中国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总体而言比较落后。伴随中国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从而对服务的需求日益旺盛，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改革促进了服务贸易进口的增加更加迅猛，中国服务贸易连年逆差就是明证。尤其是加入WTO后，随着入世承诺的逐步兑现，中国的服务贸易开放程度得到了很大提高。服务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在促进国内服务业发展的同时，也扩大和改善了服务贸易的规模与结构。尤其是服务贸易进口结构的不断改善，对于促进制造业效率提升和技术进步，进而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的提升，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表1　全样本OLS回归结果

注：*、**和***分别表示参数估计在10%、5%和1%水平下显著；参数估计下括号内的数值为t统计量。下同。

(二)分部门回归结果

仅从总体层面测度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并以此作为基础解释变量所得的回归估计结果，虽能大体反映服务贸易自由化对提升中国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的总体影响，但却无法反映服务贸易自由化下具有不同特征的服务部门所可能产生的不同影响。这是因为，作为技术、信息和知识等高端要素的重要载体，传统服务部门和新型服务部门相比，二者所内含的技术、信息和知识等高端生产要素应该是不同的。因此，如果将服务进口当作中间投入品，体现在不同服务部门的自由化对推动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提升的作用，肯定也不尽相同。为此，本文再从分部门的角度进一步探讨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的影响。根据中国服务业行业分类标准，本文将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住宿与餐饮业、房地产业，以及文体娱乐业划分为传统服务业部门，而将其余的诸如金融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等划分为新型服务业部门。基于传统服务部门和新型服务部门的OLS回归结果分别报告于表2和表3。

表2呈列的回归结果的逻辑与表1一致，即第(1)栏至第(7)栏是在以服务贸易自由化为基础变量情况下，依次纳入其他控制变量进行回归所得。比较表2和表1的结果，容易看出，在服务贸易自由化背景下，以传统服务业部门FDI表示的产业渗透率对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虽然仍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就系数估计值的大小来看，其促进作用却要弱于整体层面上的回归结果。

表2　基于传统服务部门的OLS回归结果

与表1和表2呈列的回归结果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表3第(1)栏至第(7)栏也是以服务贸易自由化为基础变量，然后依次纳入其他控制变量进行回归所得。与表1和表2相比，表3的回归结果表明，当以新型服务部门FDI产业渗透率作为服务贸易自由化替代变量时，系数估计值在保持原有显著性的同时，其大小却呈明显提升。这一结果意味着，服务贸易自由化背景下新型服务部门对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促成作用要显著强于传统服务部门。总之，综合表2和表3的回归结果，不仅证实了服务贸易自由化下具有不同特征的服务部门对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的提升具有不同影响，而且也进一步印证了本文的核心思想和观点。

表3　基于新型服务部门的OLS回归结果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前文回归估计结果的可靠性，我们以服务贸易进口渗透率，即服务贸易进口额与服务业行业总产值之比作为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替代变量(记为FS1)，并利用总样本做进一步的稳健性分析，所得结果报告于表4。

表4　稳健性检验结果

与前述各表呈列的回归结果的逻辑一致，表4第(1)栏是将服务贸易进口渗透率变量作为基础解释变量进行回归所得，而第(2)栏至第(7)栏给出的结果，则是依次纳入其他控制变量进行回归所得。将表4的回归结果与前述各表的回归结果进行比较，不难看出，将服务贸易进口渗透率作为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替代变量时，服务贸易自由化与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水平仍然保持了高度正相关。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前述结论的稳健性。就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而言，表4所报告的结果与前述各表的回归结果也基本一致，从而说明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此处不再赘述。

国家对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重视，越来越凸显少数民族高考招生政策的特殊性，不仅允许内地民族班在内地参加高考，实行统一和单独相结合的办法，而且少数民族考生可根据情况降分投档。此外，在招生时还有预留名额等。[4]这些特殊的政策将对少数民族高考招生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

五、简要结论及启示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中国出口贸易“井喷式”增长的同时，中国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也在迅速提升，甚至远远超越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对此，现有文献主要从FDI、中间产品进口、基础设施等不同角度实证探讨其可能的影响因素(Wang et al.，2007；王永进 等，2010；孟祺，2013)，而从服务贸易自由化角度开展的研究却极为鲜见。从国际产业演化趋势和发展规律来看，制成品出口结构和技术复杂度升级，有赖于生产者服务业的支撑和引领，然而，当前中国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的现状，显然还难以承担支撑和引领制造业升级进而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不断提升的“重任”。那么，在此背景下，我们能否利用全球产业结构的现行比较优势，抓住全球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契机，或者说，以服务贸易自由化服务于中国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现实需要？针对这一重要命题，有必要从理论和实证上给予回答。

有鉴于此，本文采用服务业FDI产业渗透率和服务贸易进口渗透率，作为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替代变量，并借鉴Hausmann et al.(2007)的测度方法，测算了1983—2012年中国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据此实证分析服务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可能影响。结果表明，服务贸易自由化发展对中国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显著影响，这说明，不断推进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改革对于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高具有较好的解释力。同时，研究还发现，制造业FDI、融入产品内国际分工程度、基础设施、制造业行业研发投入、制造业行业人力资本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均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影响。

本文所得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目前，在资源环境约束日益强化、“人口红利”逐渐式微、传统低成本优势正被销蚀的态势下，成功突围全球价值链锁定，实现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需要发挥生产者服务的支撑和引领作用。然而，在目前中国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进而难以发挥支撑和引领作用的大背景下，可以通过不断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改革，抓住全球服务贸易发展的重要契机，从而“借力”全球产业结构的现行比较优势，更具体地说，“借力”发达经济体在服务业方面的比较优势，助推中国制成品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不断提升。总体而言，本文为中国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改革，不断提升制成品技术复杂度提供了理论和实证支撑。当然，采取怎样的举措，才能顺利实现中国“十二五”规划纲要所指出的“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引进优质资源，提高服务贸易在对外贸易中的比重”的目标，是有待深入研究的另一重要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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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彭江)

Service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Improvement of Chinese Export Sophistication

DAI Xia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 Anhu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Bengbu 233030)

Abstract:Drawing Haussmann et al method of calculation of technical complexity, and import penetration of trade in services and FDI in services industry penetration as the alternative variables of liberalization of trade in services, empirical analysis is carried out to test our expectation covering period from 1983 to 2012.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after the effective control of manufacturing FDI, the degree of integration of the products in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r, infrastructur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R&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the level of human capital variables such as economic development, liberalization of trade in services to enhance our system finished export of “quality”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Accordingly, a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China′s service sector is lagging behind in the background, the liberalization of trade in service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rend in the evolution of a new generation of global trade rules, the services sector continues to expand by opening should promote liberalization of trade in services, to grasp important opportunity to live in a global service trade development, to “leveraging” external quality resources, to accelerate the upgrading of the quality level of manufactured exports, so as to break through the lock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successfully.

Keywords:service trade; liberalization; export sophistication

收稿日期：2015-06-08

作者简介：戴翔(1980--)，男，安徽长丰人，博士，安徽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服务出口复杂度变迁及提升问题研究”(14CJY055)。

中图分类号：F75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60(2016)03-00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