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 峰

一、引言

最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选择一直是宏观经济研究的基本问题和研究热点之一。现有文献通常采用公共财政模型或新凯恩斯模型两种框架进行分析，并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如在通货膨胀波动率的最优选择上，Chari等(1991)[1]基于公共财政理论认为，政府应该选择较高的通货膨胀波动率，原因在于价格水平的剧烈波动能够通过改变政府实际债务影响融资需求，降低财政对劳动所得税的依赖，从而减少对社会资源配置的扭曲。而Clarida等(2002)[2]则使用新凯恩斯模型分析发现，政府的最优货币政策应当是降低通货膨胀的波动率，减少因厂商调价产生的资源无效配置，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Schmitt-Grohe和Uribe(2004)[3]把上述两种分析方法纳入同一框架，在含有粘性价格的公共财政模型中，认为价格调整成本将导致政府选择稳定通胀，基于这一框架，笔者在不包含价格调整成本的模型中创造性地引入了家庭的深层消费习惯，研究了它对最优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选择的影响。

深层消费习惯(deep habits)首先由Rvan等(2006)[4]提出，它的提出解决了厂商边际成本加成逆周期的问题①Rotemberg和Woodford(1999)[5]实证研究发现，厂商的边际成本加成是逆周期的，当产品的社会需求上升时，厂商会减少边际成本加成，降低商品价格。但是传统的垄断竞争模型，却只能得到顺周期的边际成本加成，和实证现实并不一致。。Rvan等(2006)[4]之前的文献将定义在一篮子加总消费品上的消费习惯称为习惯形成(habits formation)，并在经济周期的文献中被广泛使用(Christiano等，20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