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惟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732)

欧盟网络外交的影响力研究:以新浪微博上的行动为例

王惟晋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732)

摘要:Web 2. 0技术使互联网成为新的政治博弈空间,欧盟以新浪微博为平台,也积极开展了网络外交。本研究借助社会网络分析法发现欧盟网络外交与中国民众存在脱节现象,不具备进行大规模价值观渗透的能力；但也应注意到,由于其主体凝聚力较强,欧盟网络外交仍具有很大的潜在影响力,中国政府不容忽视。

关键词:欧盟；网络外交；软实力；社会网络分析；社交网络

一、网络外交的兴起及其定义

信息技术的革新往往对现代外交形态的转变具有深远影响。Web 2. 0技术具有去中心化和开放等特性,民众在这种技术的支持下不再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是能够主动与他人共同创造、分享。该变革打破了过往信息传播的阶级结构,削弱了传统大众媒体的影响力,降低了参与政治讨论的门槛,让更多非政府行为体能够对政治现状施加影响,[1]导致国际舆论舞台从政府间会议向社交网站延伸,参与外交的主体由过往的职业外交家向一般民众扩展。[2]此外, Web 2. 0技术也让政治交流超越了传统国家边界的限制,[3]倘若政府对网民的意见处置不当,则可能造成政局动荡并影响其他国家。事实上,推翻多个阿拉伯政权的革命很大程度上就是在网络平台上酝酿、组织和发动的。这表明,网民的舆论已成为政治合法性的来源之一。英国前首相戈登·布朗曾说:“在几年前我们还在争论到底是媒体控制了政客还是政客控制了媒体。现在我们只想怎样去应对公民、消费者还有网民的强大力量……公民们正在展示他们的力量有多强。”[4]其观点证明, Web 2. 0时代的网络空间具有强大的政治批判功能,网络空间内参与群体范围广泛,影响深远。获得网民信赖能有效增进一个国家的总体利益,改善国家形象。[5]因此,各国政府正纷纷借助互联网平台开展外交工作,积极与网民进行互动,网络外交正逐渐兴起。

从内涵上看,理论和实践领域对于网络外交并未达成一致定义。根据美国国务院的解释,美国网络外交(Cyber Diplomacy)是美国政府和国外民众之间建立联系的一种方式,目的是增进美国的国家利益。为此,美国政府将在网络空间内与世界各社会团体进行诚挚紧凑的对话来建立广泛共识,贯彻落实美国国家核心价值和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应有风范。[6]英国外交部认为,数字媒体在实施外交战略过程中扮演着愈加重要的角色,实施网络外交(Digital Diplomacy)的目的是提高外交工作的效率和透明度,增进英国的国家利益。为此,英国的政策团队正在各个数字平台上与国外民众进行互动。[7]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部主任梅利森指出,网络外交把通讯技术革新的影响力与沟通交流和外交政策结合起来,是外交工作的进化成果之一。[8]30根据以上解释,我们将网络外交概念的建构元素归纳如下:网络外交是一种在政府指导下的外交行为；其目的是增进国家利益；其施展需要借助互联网工具；其受众是国外民众或组织。

二、欧盟网络外交的战略与行动

(一)欧盟网络外交战略的发展。

伴随Web 2. 0技术的普及,欧盟网络外交发展迅速。2008年,欧盟委员会副主席玛戈特·瓦尔斯特伦在美国乔治城大学的演讲中谈及公共外交时,强调了博客、Youtube等网络社交媒体的重要性。她认为气候变化、民主人权、经济发展等全球性的议题已不仅仅由政治精英垄断。欧盟需要建立一个接触面更广的交流网络,以增强民众和社会团体对自身的信任。[9]22010年,作为《欧洲2020战略》的七大核心创议之一的《欧洲数字化议程》[10]为欧盟网络外交发展奠定了战略基础。在该议程中,欧盟提出要提升政府工作的数字化水平,希望借助互联网把政府工作变得更加公开化、透明化、人性化,进而提高施政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此外,欧盟应发挥带头作用,推动全球互联网治理向更加开放、更具包容性的方向发展,互联网是强大的政策工具。[11]随后在2012年发布的《欧盟民主人权战略框架和行动计划》中,民主、人权和法治被确定为欧盟网络外交的核心原则。欧盟在文件中明确表示会在所有对外行动中推广人权,而互联网则是推广人权的一个重要平台。同时,文件开始为欧盟各机构制定行动计划,欧盟理事会在2013年起制定公共指引,在线上线下保护网络作者和记者们的言论自由；欧盟委员会、欧盟对外行动署和成员国政府紧密合作,在2013年底起制定具体的方法和工具来推广互联网公开和自由准入,反对大规模的互联网管制,同时也给推广互联网人权的参与者提供技术上的便利。[12]同年,欧盟委员会发布了《欧盟网络安全战略:一个开放、安全、可靠的网络空间》,此文件进一步提升了人权、民主和法治在欧盟网络外交中的原则性地位,认为只有在互联网上推广这些核心价值,网络安全才会得到真正的保障,才能推动单一数字市场的发展。此外,文件还勾勒出了欧盟网络外交的战略手段,建议欧盟委员会、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和成员国应一同在互联网上与重要的国际伙伴、私营机构、公民社会建立起密切关系。[13]2014年,欧盟发布了《欧洲互联网政策与治理》,文件凝聚了成员国和欧盟各机构之间在互联网议题上的共识,也将网络外交的战略手段进一步具体化。文件认为互联网的治理应当采用参与者多元化的模式(Multi-Stakeholder Mode),鼓励社会各界和国际伙伴充分参与到互联网治理的讨论和合作中。欧盟要主动扫除现有的政策障碍,搭建网络平台分享信息,整合不同领域的力量一同构建新的互联网管理规范,保障个人私隐和数据安全,增强社会各界在互联网领域的互信水平。通过以上举措,更好地推广欧盟的核心价值观,实现促进欧盟内部经济增长的目标。[14]

至此,欧盟网络外交战略已经发展成型。《欧洲数字化议程》《欧盟民主人权战略框架和行动计划》《欧盟网络安全战略:一个开放、安全、可靠的网络空间》和《欧洲互联网政策与治理》共同构成了欧盟网络外交的四大基石。[15]欧盟开展网络外交的战略目标是维护互联网的安全和稳定,促进内部经济的增长,提高施政效率；战略的指导原则是坚持以民主、自由和法治为核心价值；战略手段是整合内外部力量,用参与者多元化的模式管理,提升外交工作的数字化水平,扫除信息流动的障碍,在互联网上建立广泛的合作互信,构建欧盟主导的网络治理规范。

(二)欧盟在新浪微博上的网络外交行动。

欧盟重视借助社交媒体开展网络外交,而新浪微博作为一个开放的社交平台,用户数量多、群体覆盖面广,时效性、互动性强,同时大量已被认证的中国政府机构、人员、企业活跃其中。基于此,欧盟视其为开展网络外交的十大社交媒体之一。[16]欧盟已有许多政府机构、组织和个人开设了新浪微博账户,与中国民众进行在线互动。“欧盟在中国”作为欧盟驻华使团的官方账号,整合了与欧盟相关的各方面信息,是欧盟网络外交的核心。截至2015年6月,此官方账号已经得到了150000名用户关注,发布了超过6000条微博内容,内容主题包括欧洲经济、政治、文化等多个方面。“欧盟在中国”在新浪微博上还与各成员国的驻华使馆、机构、人员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使内部信息能够快速共享,以便开展共同行动,实现了网络外交参与者模式多元化的战略要求。欧盟网络外交的客体同样多元化,不仅包括大量中国政府、媒体、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的微博账号,由于主体和客体形式多样,新浪微博上的欧盟网络外交表现为一种结构性明显的关系网络。通过相互转发微博、话题设置、标记提醒等方式,欧盟可以极大地拓展信息的传播范围,让社会各界一起参与各种讨论互动。欧盟在新浪微博开展的网络外交具有很好的代表性。

三、欧盟网络外交影响力的实证分析

(一)分析方法的选择和简介。

欧盟网络外交的主客体是多元化的,其组织结构呈网状、且信息传递依赖于相互关系。在这种情况下,交流网络的结构性质对政治绩效有着更关键的影响。[17]所以,在评估欧盟网络外交时,应在重视关系结构的前提下分析个体的互动偏好。社会网络分析法有三个基本假设:第一,结构性关系比个体属性更重要；第二,由个体之间的关系组成的结构机制影响个体的思想和行动,在一个关系更密集的结构中,个体能拥有更好的信息、认知和敏感性,以产生相互影响；第三,个体在互动的过程之中,也会改变他们所在的关系结构。[18]9-10这种方法的基本逻辑是用节点来代表个体,用节点间的连线来描述个体之间的关系,构建出社会网络模型,进而精确量化分析关系网络的结构特性和节点行为。社会网络分析法十分适于评估欧盟网络外交的影响力。

由于“欧盟在中国”是欧盟驻华使团在新浪微博上的官方账号,是欧盟网络外交的主要行为体,影响力大于其他欧盟相关账号,故本文以此账号作为网络核心,构建一个有向的自我中心网络模型。另外,新浪微博上存在虚假用户,且一般用户的影响力有限,而欧盟直接关注的用户身份属性则清晰明了,话语影响力强,因此网络的构建以“欧盟在中国”直接关注的账号为节点,并以此作为关系网络的边界。根据这些节点间的相互关系用有向的线连起来,并赋予一个二进制数值。①根据此方法,本文在2015年6月1日以“欧盟在中国”为中心,建立了一个有124个节点、1585段有向关系的欧盟网络外交社会网络模型。为区分欧盟网络外交行为体的类别,本文根据用户的国籍将节点划分为四个组别,分别命名为“欧盟”(代表欧盟及其成员国的机构或个人)、“中国”(代表中国机构或个人)、“其他”(代表欧盟和中国以外的机构或个人)、“中国欧盟”(代表中欧合作的机构或个人),并以此分组为分类型变量,观察不同组别的节点互动关系的差异。

为观察各个组别的微博用户的互动偏好,在完成网络构建和分组后,本文使用基于变量相似法(Variable Homophily)的方差密度②模型(Anova Density Models)来分析组内外节点之间的互动偏好。此模型假定社会网络内所有个体都倾向于与内部群体交往。通过建立关系密度矩阵,以网络内各个分组的相互关系作为自变量,以密度作为因变量,检验矩阵对角线上的密度(组内关系)是否有别于对角线外的密度(组外关系),进而分析出各组节点不同的互动偏好。

(二)实证结果。

通过以上的构建方法,本文以“欧盟在中国”为中心,借助NodeXL软件对新浪微博上欧盟的关系网络进行形象化,得到如下网络结构图(见图1):

从图1可以看出,此关系网络中共有124个节点,当中有69个节点属于“欧盟”组别,约占所有节点总数的56﹪；39个节点属于“中国”组别,比例约为31﹪；“其他”组别有12个节点,比例约为10﹪；“中国欧盟”组别有4个节点,比例约为3﹪。作为欧盟网络外交的主体,“欧盟”组别节点占有数量上的主导地位；其次是“中国”组别的节点,它们是欧盟网络外交的主要客体；“其他”和“中国欧盟”组的节点在数量上较少,是欧盟网络外交的次要客体。

图1.新浪微博平台上的欧盟关系网络结构图

为了观察不同组别节点的交往密度,进而分析欧盟网络外交的影响力,本文以各组相互关系作为分类型自变量,以关系密度作为数值型因变量,借助UCINET对新浪微博平台上的欧盟外交关系网络进行方差密度模型分析,结果如表1和表2所示。

表1中截距的值表明,不同组别的节点之间存在互动的概率是0. 075,“欧盟”“中国”“其他”“中国欧盟”组别内部存在互动的概率分别是0. 171, 0. 054, 0. 220和0. 000。在95﹪的置信水平下,这说明不同组别之间的节点存在互动,“欧盟”“中国”“其他”组别内部也存在互动,“中国欧盟”组别内部不存在互动。“欧盟”和“其他”组别的内部互动非常显著,“中国”组别内部互动的显著性并不强。

表1.各组关系密度之差的变量相似块模型分析结果

表2.新浪微博上的欧盟网络外交各组关系密度矩阵

表2的关系密度矩阵显示,“欧盟”组别的节点除了与群体内部的节点联系紧密(密度为0. 171),也倾向于与“其他”组别的节点(密度为0. 162)交往。对“中国”组别的节点(密度为0. 074)和“中国欧盟”组别的节点(密度为0. 065)的互动倾向相对较弱。至于“中国”组别的节点,与组内外节点的交往密度均很低,其中非常漠视对“中国欧盟”组的关系(密度为0. 013),对“欧盟”(密度为0. 060)和“其他”(密度为0. 064)组的关系密度差异不明显。而“其他”组别的节点主要与组内节点交往(密度为0. 220),就组外关系而言,与“欧盟”组别建立的联系(密度为0. 081)要比其它外部关系紧密。“中国欧盟”组别的节点只与组外节点交往,与“中国”组别的节点互动水平很低(密度为0. 045),与“欧盟”(密度为0. 120)和“其他”(密度为0. 104)组别节点的交往则相对频繁。

四、欧盟网络外交影响力实证研究的结论及启示

(一)实证结论。

首先,从内部的关系密度来看,欧盟相关机构和人员交往频繁,能在社交平台上建立关系紧密的外交主体。务求以同一种声音说话一直以来都是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只有通过彼此之间频繁的信息交流、紧密合作,整合内部各方的力量,凝聚共识,实力相对弱小的欧洲各国才能维护共同价值观,提升自身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增进国家利益。从欧盟在新浪微博上构建的关系网络中,本文发现节点数量最多的“欧盟”组别内部关系密度高,证明与欧盟相关的微博用户投入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维护彼此之间的关系,在虚拟世界中欧盟各国同样务求用同一种声音说话。在《欧洲互联网政策与治理》中倡导的网络外交参与者多元化模式之下,凝聚在“欧盟在中国”周围的相关节点包括各成员国的驻华使馆、官方机构、文化组织、媒体和个人的微博账号。在一个相对紧密的关系结构里,各种不同类型的信息可以通过提醒、转发等方式快速地传播,这让欧盟网络外交的主体能够更好地搜集各方信息、了解实情,进而凝聚共识,塑造一个共同的、清晰的外交形象,提升自身的影响力。换言之,尽管欧盟作为主权国家联合体,其外交行动都是以政府间合作形式开展,可是从关系结构的角度看,欧盟在网络空间中能形成结构优势,可以作为一个相对统一的主体对外交往。

其次,就外部关系而言,欧盟没有与中国用户建立紧密的联系,影响力非常有限。欧盟网络外交视“民主”“人权”等价值为行动原则,而在对这些价值的理解上,中国与欧盟大相径庭。西方民主人权观念来源于古希腊自然法,认为这些价值与社会存在无关；而中国的民主人权观念来自儒家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认为人权的发展需要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相挂钩。[19]98-112过分强调自身价值观让欧盟相关机构人员在新浪微博上的交往行为显得亲疏有别。“欧盟”组别与“中国”组别之间的关系密度很低,欧盟相关的机构人员与中国用户之间的互动并不频繁。稀疏的相互关系缩窄了双方的交流渠道,欧盟的信息不能顺畅地在对方群体内部扩散。对相关中国用户来说,欧盟的资讯易被其它渠道的信息淹没,这意味着这些中国用户不会轻易被欧盟影响。比较之下,欧盟与第三方国家或国际组织机构和人员的交流却密切得多③,相互关系密度很高,欧盟对这些用户的影响力很强,可由于其并不是新浪微博的主要用户群体,对欧盟提升软实力的帮助有限。

最后,作为欧盟网络外交的主要客体,“中国”组别的结构松散,对其它节点无明显互动偏好,也没有被明显影响,在关系网络中的重要性很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节点数量与网络密度成反比④,如上文所述,“中国”组别在网络中只有39个节点,可组内关系却不如有69个节点的欧盟组别紧密。组内节点之间联系松散,信息交流迟缓,难以形成协同作用和共识,无法团结一致地进行对外影响。另一方面,“中国”组别的节点的组外关系密度都很低,对外交往能动性不强,也没有任何一个组别的节点对“中国”组别有明显的互动偏好。基于此,作为欧盟网络外交在新浪微博平台上的主要客体,现阶段“中国”组别节点的内部凝聚力低下,难以做到一致对外,也没有组别能对其产生明显影响,是无所适从的群体。

(二)欧盟网络外交对中国的启示。

其一,就现阶段而言,欧盟并没有在中国社交网络平台上进行大规模价值观渗透的能力。但鉴于欧盟网络外交主体的内部凝聚力强,对中国用户的潜在影响力仍不容忽视。由于欧盟网络外交有着明确的战略目标、行动手段和价值原则,行动主体拥有较高的内部凝聚力,一旦加强了与中国用户的联系,就可能会对中国网络舆论造成一定的影响。因此,中国政府、技术部门在未来需提高警惕,紧密追踪分析欧盟网络外交的行为倾向,时刻注意欧盟相关微博账号关注了哪些中国用户,被哪些重要的中国用户关注,做到知己知彼。

其二,中国应重视在对方的社交网络内的关系建设,积极输出自身文化价值观,增强对欧盟的影响力,抗衡对方的价值输出。由上文可知,欧盟网络外交关系内的中国微博用户内部关系结构松散,凝聚力低下,互动偏好不明显,是无所适从的群体,若日后欧盟能提升对这些用户的互动密度,这些中国用户将很容易受到影响。面对西方国家通过互联网进行的价值观输出,过去中国政府的应对措施较为粗放,倾向于用封杀对方网站和用户的方式应对,这种办法容易招致外部批评,在限制对方影响力的过程中付出的软实力成本较高,甚至会取得反效果。若能通过改变关系结构方式约束对方的影响力,不但无需付出任何软实力成本,还能在信息互动中占据有利位置,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中国政府和技术部门应多鼓励这些中国用户彼此交流,提升这些中国微博用户群体的密度,协助这些用户凝聚正确的共识,加强对价值观渗透的免疫力。此外,应通过转发、关注、私信等方式吸引对方多关注中方的节点,让更多中方节点进入到欧方的关系网络内,扩大己方节点的数量,增强自身的影响力。此外,中方还需在网络空间上加强与第三方国家机构和人员的联系,争取其支持。这样才可让中国组别的节点形成一个结构紧密、能动性强的统一行为体,积极宣传中国的价值理念,应对对方的价值输出,减少在交流中的被动性。

其三,网络空间应成为中欧关系健康发展的新维度,中国需主动在多个互联网平台推动双方交流。近年来中欧关系的不断发展,中欧之间的对话机制越趋成熟,形成了政治对话、经济与部门对话、民间对话三大沟通支柱。然而在不同支柱与部门之间仍存在沟通障碍,在现有三根支柱间搭建更多对话渠道需耗费大量的人力、资源和时间。互联网上的对话可打破时间和空间、体制和部门之间的限制,搭建中欧三大沟通支柱间的桥梁,让更多的相关行为体参与到互动中,进而更好地凝聚双方共识,达成更广泛的互信。在Web 2. 0时代,互联网空间不应被视为传播信息的技术工具,它应是深化双边关系的战略平台。现阶段欧盟除了在中国新浪微博上建立了关系网络,也在其它主流互联网平台上建立了关系网络。鉴于此, Twitter, Facebook等社交媒体也应成为中欧关系发展的战略平台。中国政府需主动整合各方力量,在更多的互联网平台上搭建自身的关系网络,促进双方交流,主动与欧盟相关机构和人员进行互动,尽可能地化解彼此间矛盾,就扩大合作共赢展开更多讨论,让互联网上的交流推动中欧关系健康发展。

注释:

①例如A关注了B,则连一条由A指向B的线,并为其赋值1；若B没有关注A,则赋值0。

②密度是指测量自我中心网络中N个客体互相联络的程度。在一个二进制赋值的有向自我中心网络中,所有客体间的对偶关系数量用L表示,则密度D计算公式为D=L/2×N! /2!×(N-2)!,详见: [美]戴维·诺克,杨松.社会网络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90-91.

③“其他”组别的节点成员主要是美国驻华大使馆、联合国、加拿大驻华大使馆这类西方国家的使领馆和西方国家主导下的国际组织。

④这是因为人们用于维持自身关系圈子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详见: [美]戴维·诺克,杨松.社会网络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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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升平

中图分类号:D814. 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533 (2016) 01—0055—07

DOI:10. 13975/j. cnki. gdxz. 2016. 01. 009

收稿日期:2015—07—29

作者简介:王惟晋(1988—),男,海南文昌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4级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公共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