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亚楠　侯国林　李欣存　张江燕

[摘要]公益旅游的迅猛发展及其所蕴含的种种矛盾使之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文章以Web ofScience为数据源，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对境外公益旅游的研究热点、知识基础、研究力量等知识进化的属性与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境外公益旅游研究在经历了起步阶段、理性探索阶段后，现处于研究拓展阶段，其研究热点呈现出由单纯的动机和影响研究向主客关系、推动机制、项目效果评估等多角度复合研究转变的趋势；（2）涉及内涵研究、旅游影响、文化交流与冲突、项目评估等主题的12篇文献对公益旅游领域的知识演进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3）公益旅游领域的研究人员之间存在多个小组合作关系，其中以McGehee

Wearing为核心的合作网络较为稳定，但小组之间的协作与知识流动较少；（4）公益旅游领域的研究力量集中在北美、欧洲和大洋洲，其中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的研究成果较为显著，各地区、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较少，尚未形成规模化的合作网络。

[关键词]公益旅游；研究进展；社会网络分析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6）09-0124-11

Doi：10.3969/i.issn.1002-5006.2016.09.023

公益旅游（volunteer tourism或voluntourism），又称为志愿者旅游，兴起于20世纪中后期，是志愿服务与旅游活动相结合的产物，目前已成为增长最快的替代旅游（altemative tourism）。据统计，全球每年参与公益旅游的人数多达160万，通过公益旅游产生的经济价值超过了17亿美元。公益旅游的快速发展及其所蕴含的公益与商业之间的矛盾属性使之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近10年来，公益旅游研究正在成为一个不断进化的知识领域，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公益旅游者的动机和感知公益旅游的理论基础和影响研究等方面。关注公益旅游研究的学术生态，分析知识进化的属性与特征，准确把握公益旅游的研究进展，对推进该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Wearing和McGehee运用Jafari的四平台理论对公益旅游近10年的研究历程进行了回顾。我国学者史亚键等、宗圆圆、明镜等也对国际公益旅游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但相关综述主要从公益旅游概念与发展历程、研究内容及成果等角度进行分析，研究方法以传统的文献统计为主，缺乏对该领域知识进化历程与发展趋势的系统分析。近年来，社会网络分析（socialnetwork analysis）作为研究一组行动者之间关系的研究方法，在数据挖掘、知识管理、数据可视化等领域兴起，改变了传统文献计量学基于描述统计的研究范式，使文献计量正快速向知识计量迈进。本文在社会网络分析的基础上，结合文献共被引分析、关键词共现分析等研究方法，尝试对境外公益旅游研究进展进行可视化分析，揭示该领域的研究历程与知识基础、研究热点与发展动向、研究者合作网络等知识进化的特征，以期把握国际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前沿进展和研究热点，为国内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

1.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研究方法

社会网络分析是对不同社会单位（个人、群体或社会）所构成的关系结构及其属性加以分析的一套规范和方法。该方法整合了个体主义方法论和整体主义方法论，将整个群体视为一个网络，通过中心度、密度、小团体分析、凝聚子群等研究视角来探讨各网络节点之间的关系及各节点在网络中的地位或作用。借助于社会网络分析在多维结构关系分析方面的优势，文献计量学摆脱了单一描述统计方法对文献数据的抽离，使得各项计量指标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处于相互影响的群体之中。本文应用UCINET 6.0软件，主要通过社会网络的中心度与小团体分析，结合文献共被引分析、关键词共现分析、研究者合作网络分析等方法，对公益旅游领域知识演进过程进行可视化分析。

1.2数据来源

数据是研究科学性的依据，本研究为保证数据真实、权威，选择Web ofScience（WOS）为主要数据来源进行相关数据收集、分析工作。笔者在2015年11月30日以WOS为数据库，以“主题=（volunt*tour*or voluntourism），语言=（English）”为检索条件，检索国际上公益旅游研究的相关文献。经过剔除与主题不相关的文献，并根据部分参考文献以及Scopus数据库进行补充后，最终获得203条文献样本，其年份分布见图1。

2.结果分析

2.1公益旅游的研究进程

公益旅游，作为非大众的旅游形式之一，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兴盛于20世纪90年代。然而，公益旅游研究并未与公益旅游的发展同步，直到2001年Wearing的著作《公益旅游：体验创造不同》问世，大多数学者才逐渐开始关注该领域的研究。此后，境外公益旅游研究的发文总量呈逐年增长之势。根据图1的波动特征及研究者对公益旅游的认知与态度、研究视角，笔者以2003年、2009年为分界点，将境外公益旅游的研究进程分为以下3个阶段：

（1）2000-2003年为起步阶段。2001年后，相关学者纷纷将目光投向这一新兴领域，研究成果逐渐增多，到2003年，单年发文量更是超过了前几年数量之和。在此阶段，研究者从旅游动机（利他性、自我发展、文化交流等）和活动内容（文化恢复、生态保护、教育支持、医疗援助等）的角度出发，认为公益旅游是旅游业与可持续发展产业相结合的产物，对其持倡导态度。

（2）2004-2009年为理性探索阶段。学者们对公益旅游的态度由最初的无条件倡导转向理性思考，他们逐渐意识到公益旅游的消极影响（新殖民主义、经济依赖、文化冲突等），进而对其采取了谨慎态度，此阶段文献增长率出现明显波动。由图1可知，2008年是此阶段内发文量较多的年份，这主要是因为Lyon和Wearing于2008年出版了《公益旅游的发现旅程》——书，该书收录了16篇论文，从旅游目的地群体的文化感知、旅游者的动机与需求、旅途过程中的冲突与碰撞方面系统地阐述了公益旅游的内涵，为研究进程的演变奠定了基础。

（3）2010年至今为研究拓展阶段。学者对公益旅游研究摆脱了单纯的“积极一消极”的对立思考，研究内容从动机研究、影响研究转向公益旅游的推动机制、地缘政治学、人道主义等多视角的复合研究。

2.2公益旅游研究热点与知识基础

2.2.1公益旅游的研究热点

研究热点是某一时段内，有内在联系的、数量相对较多的一组论文所探讨的科学问题或专题。关键词作为一篇学术论文重要的文献标识，是对全文主题的高度凝炼，因而关键词可以一定程度上反映文章的核心内容。为了分析热点主题的变化，笔者应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将关键词视为网络中的行动者，在将近义词合并后进行了关键词共现分析。关键词之间共现次数越多，连线越粗，代表其“关系”越密切、距离越近，进而可以按此种“距离”将一个学科内的关键词加以分类，从而归纳出该学科的研究热点、结构与范式。因此，笔者基于789个关键词绘制了境外公益旅游研究领域的关键词共现图（图2）。图中节点越大的关键词点度中心度越高，交往能力越强。

图2表明公益旅游研究形成了以公益旅游（volunteer tourism）为核心，志愿者（volunteers）、公益旅游组织（volunteer tourism organizations）、旅游影响（tourism impact）、利他主义（altruism）、旅游（tourism）、跨文化交流（cross-culture understanding）、生态旅游（ecotourism）等次中心。笔者根据词义对网络图中的关键词进行了分类，下面主要从研究内容、发展路径两方面来分析关键词共现图谱所表现出来的研究热点。

从研究内容上看，境外公益旅游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个研究热点：

（1）关于公益旅游动机的研究，主要围绕着利他性（altruism）和自利性（egotism）展开，进而境外学者就此问题形成了两大阵营。而部分学者发现不同人口特征，特别是不同年龄的公益旅游者在动机方面存在差异，不能单纯地将动机分为“利他性”和“自利性”。其实公益旅游者在旅途中可能是在这两种动机之间持续变化的一种状态，而非确定的某一种动机，例如旅行中的主客关系可能会使旅游者的最初动机发生变化。因此绝对的利他性或自利性旅游动机都是片面的。

（2）境外公益旅游影响研究经历了“积极倡导一谨慎审视一科学优化”的发展历程。目前，研究者将焦点放在如何将公益旅游的积极影响最大化，消极影响最小化。从研究对象上来看，研究者主要关注于公益旅游对目的地社区的影响，Zahra和McGehee更是利用Flora的社区资本理论对该主题进行了审视。以此同时，公益旅游对旅游者的影响研究也逐步得到相关学者的关注，特别是旅行结束后，旅游者能否顺利地回归并适应惯常环境，而非困于两种文化“枷锁”之中的问题发人深思。

（3）目前公益旅游组织受利益驱动，呈商业化趋势。Lyons和Wearing发现公益旅游商业化是旅游组织间争夺新市场所导致的结果，并担心随着这种商业化的加剧，越来越多目的地社区的需求和利益将会被忽视。公益旅游组织日趋商业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大多数公益旅游组织并未意识到其作为旅游产业一部分的属性，而坚持认为相较于目的地社区而言，组织的利益问题更为重要。如何缓解公益旅游的公益属性与商业化之间的矛盾，仍是需要我们解决的难题。

（4）公益旅游者与目的地社区居民之间的主客关系逐渐成为研究的焦点。文化交融与冲突是影响主客关系的重要因素。有学者研究表明，公益旅游对跨文化敏感性可能同时存在积极和消极影响，进而可能促进或抑制主客之间的文化理解，因而需要公益旅游组织在旅行前、中、后期采取不同的协调与支持措施，来确保旅游活动的顺利进行。

除了上述内容外，部分学者还关注了公益旅游的推力机制，即考虑网络营销、宣传资料等媒介系统在旅游者选择公益旅游组织或项目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它们是如何影响旅游者选择的。

从发展路径上看，公益旅游是与生态旅游、背包旅游（backpack tourism）、文化旅游（cultural tourism）、农业旅游（agritourism）、教育旅游（eduction tourism）等旅游类型结合发展的，说明公益旅游在发展路径上具有“共生性”。在多样的旅游类型中，公益旅游与生态旅游的关系最密切，其活动内容也侧重于生态保护方面。

综上，公益旅游研究领域的研究热点呈现出由动机和影响研究向主客关系、推动机制、项目效果评估等多角度复合研究转变的趋势。相应的研究方法也由基于社会运动（social movement）、变革性学习（transformatives learning）、发展研究（developmenttheory）等理论的案例研究向预测变量（predictorvariables）等计量方面转变。

2.2.2公益旅游研究前沿的知识基础

研究前沿的知识基础是“被前沿术语所在的文献引用的科学文献所形成的演化网络和共引轨迹”。知识基础是研究领域知识进化的前提与支撑，而文献共被引分析通过描述文献间存在的共被引关系，可对现有研究的知识基础进行研究。为了清晰地展示出公益旅游研究领域的核心文献及其引用关系，本文选取被引频次大于5的文献绘制了文献共引网络图谱（图3）。

在文献共引图谱中，连线的箭头表明了文献的引用与被引用关系，若文献A引用B，图则显示为A→B。由图3可发现文献3的被引频次较高，说明该文献对后续研究有重要作用，是公益旅游研究领域较为重要的知识基础。而文献158、142被引频次较少，文献引用量较多，说明这些文献充分参考了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进一步分析研究内容发现这两篇文献都属于综述类文章。为了更全面地衡量各文献在引文网络中的作用，本文参考了点度中心度和中间中心度这两种指标。点度中心度是根据直接与该点相连的点数来衡量节点的交往能力，其值越大，表明该节点越可能在网络中处于中心地位，拥有一定的“权利”。在引文网络中，若文献被引频次较多，则点入度较高，反之则点出度较高。中间中心度则是从知识流通的角度对节点进行测度的结构性指标，其值越大，说明该节点在网络中起到枢纽的作用。因此本文将数据中点入度大于等于6或者中间中心度排名前5的文献作为公益旅游研究的知识基础统计如表1。

从表1可以看出，文献3、文献6、文献24的点人度较高，但中间中心度较低，甚至为0，说明这些文献是公益旅游研究领域知识演进的源头，但对该领域的研究演变未有决定性的作用。从时间上来看，这些文献也正处于该领域研究的起步阶段，发表时间较早。从研究内容上看，这些文献侧重于介绍这一新兴旅游形式，就公益旅游对参与者的影响进行了初步探讨。文献3被认为是公益旅游研究的起始之作，自此相关学者逐渐开始从动机、感知等方面来关注这一知识领域。文献6着眼于知名的公益组织——地球守望者（EarthWateh），通过对参与者旅行前和旅行后的对比研究，发现此类活动对参与者的社会活动具有积极影响，但在自我效能感方面尚未发现显著的变化。文献24以喜马拉雅山脉下的坎达村落（Kanda）为例介绍了公益旅游，认为该种旅游在以人为本理念的指导下，强调社区主导，注重生态和环境保护，为当地社会经济转型发展带来一场无声的革命。

文献27、文献74的点入度和中间中心度比较高，说明这些文献既是公益旅游领域发展的知识基础，又对该领域的演变进程有较大的推动作用。从研究内容上来看，文献27以美国3个公益旅游服务组织为研究对象，运用社会运动理论研究公益旅游对参与者的社会认知和自我意识觉醒的作用，最终指出相关组织应提供相应的机会来提升参与者在公益旅游过程中及结束后的感知体验。文献74则在之前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公益旅游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为该领域研究从理性探索阶段步入研究拓展阶段提供了桥梁。

文献142、文献104的点入度不高，点出度和中间中心度的数值较大，说明这些文献是在充分参考其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形成自身观点的，同时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这些文献在公益旅游知识演进中的重要作用。从内容上看，文献142是篇综述性文章，基于Jafari的四平台理论对公益旅行前的动机、旅行中的主客交流以及旅游后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回顾与思考。文献104则在他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转变性学习理论重新审视公益旅游的实践过程，发现公益旅游者虽对当地的生态环境及公益旅游组织有所裨益，但旅游者的承诺或期望并未完全实现，需要组织者完善活动内容以确保公益旅游产品为旅游者等相关利益主体带来可持续性的“效果”。

从时间序列上看，公益旅游知识网络演进的关键文献可追溯到Wearing 2001年出版的《公益旅游：体验创造不同》一书，这是早期关注公益旅游研究的代表性著作。2000-2003年，相关学者基于替代旅游或利他性的旅游视角，结合社会学理论来对公益旅游进行概念研究，文献24和文献6成为此阶段的关键文献。2004-2009年，公益旅游研究向旅游动机、旅游影响、文化交融与冲突等角度扩展，其中文献142关注于公益旅游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扭转了早期学术界对这一旅游形式压倒性地赞赏态度，使公益旅游研究转入理性探索阶段，因而成为承前启后的关键文献。2010年之后，研究者注意到公益旅游所蕴含的多种矛盾，文献130用批判理论和社会运动理论构建了公益旅游研究的理论框架，客观地审视了公益旅游中压迫与解放、依赖与反抗、公益与商业的冲突，引出公益旅游机构商业化、游客过度中心化等热点问题，促进该领域研究的多角度复合化。

2.3公益旅游的研究力量与社会网络

学术界的科研合作不仅反映科学研究工作的团队性、协同性，还体现出知识的交流与互补，对知识的流动与进化起到重要作用。本文通过对研究者、研究机构等研究力量的社会网络分析，探讨公益旅游研究网络的特征及发展趋势。

2.3.1研究者社会网络结构分析

研究者及其社会网络关系是研究领域的核心要素。通过文献作者共现网络分析可以发现合作密切的学者群，发掘学术研究的团队效应。图4表明，93位研究者共形成了19个3人以上的研究小组，其中分别以McGehee和Wearing为中心的合作团队初具规模，合作关系较强。同时，Bailey和Smith分别形成了4～5人组成的研究团体，其合作关系均出现在2010年后，晚于Wearing（2000年）和McGehee（2005年）的团队，说明公益旅游领域的研究力量在2010年后逐步强大。从单个节点特性来看，研究者Wearing和McGehee在整个网络中的度数中心度较大，说明该行动者与其他节点的交往能力强，联系密切。Wearing在笔者所统计的数据中共发文16篇，其中12篇为与其他学者合作的成果，并且时间跨度长达15年。在合作的众多学者中，Wearing与Lyons的合作次数最多，达到6次，Neil次之。McGehee共发文10篇，70%为与他人合作的成果，其中与Andereck合作关系最为紧密。相较于Wearing，McGehee合作网络规模更大，并衍生出多个新的合作团队，因而McGehee表现出更强的交往能力，成为网络中度数中心度最大的节点。总体而言，公益旅游领域的研究者已呈现出核心一边缘结构明显的合作网络，但各个研究团队或研究小组之间仍需加强合作的强度与广度，形成联系密切、范围较广的研究者网络。

2.3.2学术刊物分布

在笔者搜集的203条文献资料中，除去1篇没有出版信息，2.9%为会议论文和学位论文，11.8%为《公益旅游：体验创造不同》《公益旅游的发现旅程》等书的析出文献外，其余部分均来自于各类期刊，共计59种。在所涉及的期刊中，Journal of SustainableTourism，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TourismManagement，Tourism Recreation Research所载文献数量较多。

图5表明公益旅游研究领域的成果多发于旅游类和休闲类期刊。结合影响因子可以发现载文数量位于前3的期刊，其影响因子的排位也位居前列，说明该主题的研究内容较为新颖，学术界对此领域的研究进展也较为重视。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Journals of Travel Research期刊的影响因子排名与其载文数量不符，可见该领域研究成果所发期刊的层次不一。而Geoforum、Tourism Geographies等地理类期刊的载文量不多，说明目前基于地理等其他学科视角的公益旅游研究成果尚少，亟需扩展研究广度，多方位、多角度的审视这一新兴旅游形式。

2.3.3研究机构及其合作关系

目前，境外研究公益旅游的机构达到79个，大部分研究机构之间已存在少量的合作关系，但力量雄厚的研究团体尚少，整个网络仍处于孤立分布的均质状态。在图6中，共有32组两两机构形成的合作团体，3个以上的合作团体共有5个，其中规模最大的是以弗吉尼亚理工大学（Virginia TechnologyUniversity）为中心的合作网络，该网络中悉尼理工大学（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Sydney）和纽卡斯尔大学（University of Newcastle）、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和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存在较紧密的联系，这主要是由于学者Wearing与Lyons、McGehee与Andereck之间稳定的学术合作关系的存在；其次是由Smith所在的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VictoriaUniversity of Wellington）、Ong和Lockstone-Binney所在的维多利亚大学（Victoria University）、King所在的香港理工大学（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Holmes所在的科廷大学（curtin University）组成的合作网络。图中各机构的合作关系基本可以与研究者的合作情况相匹配，但由于机构内部合作现象的存在，两者之间也有不一致的地方。如Lupoli、Morse、Bailey虽在图5中表现出紧密的合作关系，但由同属于奥本大学（AubumUniversity），在图6中未显示出来。

2.3.4研究力量的空间分布及其社会网络关系

境外公益旅游领域的研究力量主要来自于16个国家或地区，集中分布于北美、欧洲和大洋洲。由图7可见，大多数国家存在少量的两两合作关系，其中澳大利亚与新西兰、英国、香港，美国与新西兰分别形成了稳定的合作关系，这是与研究机构的合作情况相一致的。澳大利亚之所以成为网络中交往能力较强的区域，主要是因为该领域的前沿研究者（Wearing、McGehee等）和诸多研究机构（悉尼理工大学、科廷大学、维多利亚大学、纽卡斯尔大学等）均在该区域内，研究力量强，易开展跨区域的合作。

3.结论与启示

近年来，公益旅游本身所蕴含的公益与商业、自利与利他、独立与依赖的矛盾属性使之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鉴于国内外学者侧重于公益旅游研究内容的评述，对该领域的知识进化属性、研究力量结构等方面的关注度不高，笔者试图以社会网络分析为研究方法，从关键词共现、文献共被引分析、研究者合作网络等方面来揭示该领域的研究历程与知识基础、研究热点与发展动向、研究者网络及其特征等知识进化的规律。经研究发现，境外公益旅游研究经历了起步阶段、理性探索阶段，目前已进入研究拓展阶段，正在成为一个不断进化的知识领域。《公益旅游：回顾》《替代旅游与社会运动》等12篇文献成为该领域研究进程演变的知识基础。从研究内容上看，公益旅游的研究热点经历了内涵、旅游动机与影响研究向旅游项目的监测与评估、主客间的文化融合与博弈等多维度复合研究的转变，研究方法侧重于结合多种社会学理论的个案研究，并呈现出向计量分析转变的趋势，适应了大数据研究的潮流。从研究力量上看，主要集中在北美、欧洲和大洋洲，其中澳大利亚与新西兰、英国、香港，美国与新西兰分别形成了稳定的合作关系。研究人员之间形成了19个3人以上的合作团队，其中，以McGehee和Wearing为核心的合作关系最为稳健，但各个研究团队之间仍需加强合作的强度与广度，扩展网络规模。同时，弗吉尼亚理工大学、悉尼理工大学、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等机构成为该领域影响力较为显著的研究力量。在涉及该研究领域的众多期刊中，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载文量最多。结合期刊的影响因子可发现境外公益旅游研究成果的影响力较大，但期刊类型大多为旅游与休闲类，缺少多学科的研究视角。

目前，我国公益旅游正在兴起，影响力不断扩大，但与之相对应的公益旅游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研究力量薄弱，缺少理论与结合案例进行的实证研究，研究人员与研究成果尚未在本领域的知识进化、知识网络构建中产生作用。通过对境外公益旅游研究现状的回顾，为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启示：

（1）我国公益旅游发展迅速，鉴于其公益性与商业性并存的矛盾，亟需学术界加强公益旅游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共同推动公益旅游的健康发展。在未来的研究中，要紧扣公益旅游研究前沿演变的趋势，以感知与动机、作用与影响、对策与措施等研究为基础，结合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开展多维综合研究，为公益旅游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2）在公益旅游研究中要秉持人本主义情怀，除了从旅游者视角展开研究外，还要从目的地社区视角进行公益旅游研究，引导研究方向回归到社区“中心化”的轨道上。

（3）鉴于公益旅游发展路径上的“共生性”，我们应促进相关旅游类型的学术研究，就它们与公益旅游的结合方式、活动内容等方面进行思考，推动双方的互动发展。目前，我国公益旅游与教育旅游、扶贫旅游的关系密切，亟需丰富公益旅游活动内涵，特别是开发一些生态保护方面的公益旅游项目，响应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号召，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性发展。

（4）要吸引更多学者加入公益旅游研究的行列，加强学者之间的联系与协作，组建研究团队，加强理念与方法创新，结合典型案例地进行深入研究，形成高水平的原创性成果，使之成为本领域研究的重要知识基础与知识网络进化的重要节点。

（5）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尤其要加强与本领域核心研究团队、研究机构的交流与合作，促进跨区域合作关系的形成，提升我国学者学术声誉与话语权，推进我国公益旅游研究的学术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