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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联合会对联邦政府政策游说探析

2016-04-16王占军瓮晚平

复旦教育论坛 2016年4期
关键词:游说

王占军,瓮晚平

(浙江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浙江金华32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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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联合会对联邦政府政策游说探析

王占军,瓮晚平

(浙江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浙江金华321004)

摘要:AAU作为美国高等教育六大核心协会之一,其对联邦游说的政策议题包括高等教育认证、科研与学生资助、重要职位推荐、学分政策以及科技政策等。美国的多元民主政治为不同利益的表达建立了制度安排,使得AAU能够对联邦高等教育政策制定进行游说,通过各种途径与联邦政府对话,并对一些重要政策的制定产生重要影响,成为美国高等教育治理实践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关键词:AAU;利益团体;游说;高等教育政策

协会组织是美国高等教育治理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它们通过各种各样的游说活动对联邦制定高等教育政策施加影响。1995年通过的《游说公开法》对“游说”的定义是:为了委托人的利益,就联邦立法、规则、规章、行政命令,或任何计划、政策的制定、修改或采用,或联邦职位的确定,与任何隐蔽的行政部门或立法部门的官员进行口头或书面的交流(包括电子的交流)。游说制度是美国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各种力量参与政府政策制定提供了合法的渠道,也为类似于美国大学联合会(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以下简称“AAU”)的高等教育协会组织参与相关政策制定创造了机会。尤其是1995年六大协会成功实施了对第104届国会的游说之后,高等教育协会在政策游说活动中的作用与日俱增。AAU作为美国六大核心协会之一,在美国高教领域尤其是研究型大学的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本文拟对AAU最为核心的政策议题和游说方式进行分析,以有助于我们了解美国协会组织参与高等教育治理的途径和经验。

一、AAU对联邦游说态度的转变

AAU成立于1900年,最初主要关心高等教育的内部事务,很少参与联邦事务。二战前,AAU对政府资助大学一事持怀疑态度,在组织年会上还讨论联邦控制的危险性,与联邦政府的关系极为松散。[1]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正值罗斯福新政及二战的威胁日益逼近,联邦政府转向大学寻求政策咨询和技术支持,AAU越来越关注高等教育和联邦政府之间的关系。在1946年的会议上,AAU大学校长意识到他们没有履行其作为大学校长的职责,认为需要一个论坛来处理国家问题。[2]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AAU及其成员与联邦政府的关系变得紧密。战后由瓦尼尔·布什提交的报告《科学:无止境的边疆》以及《国防教育法》的颁布引发了高教领域的变革,联邦政府意识到大学基础研究的重要性,为高等教育的研究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大量经费;另外,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ONR)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等机构的建立意味着大量的研究资金直接流向AAU大学。[3]AAU于1962年设立了永久性的华盛顿办公室,这是AAU历史上一个标志性的事件。然而,AAU仍不愿参与游说,当时华盛顿办公室只有一名全职工作人员,其主要职责是关注联邦政府的最新动态,而不是主动影响其决策过程。1969年,AAU组建了联邦关系委员会。委员会由大学的高层领导组成,他们定期在华盛顿会面,负责制定和实施协会的联邦关系议程。这是AAU与联邦政府关系史上又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标志着AAU对联邦事务的进一步关注。[2]AAU负责处理与联邦政府关系的部门还有公共事务网,它致力于促进校园内联邦关系活动及公共事务的协调,成为分享公共事务策略的论坛。另外,AAU所有成员大学都有不止一位全职的联邦关系职员,他们负责配合AAU组织整体的活动。

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繁荣发展后,美国大学进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一方面,入学人数减少,经济危机也使得联邦减少了对大学研究和教育的资助;另一方面,联邦在学生资助、肯定性行动、卫生和安全方面制定的新标准大大增加了大学的运行成本。这对严重依赖联邦资助和决策的研究型大学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正如当时AAU所指出的,“美国高等教育正普遍遭受到财政压力,这些压力构成了对其本质和活力的威胁。”[4]这使AAU意识到必须加强在华盛顿的领导,以促使联邦政府在科学研究和研究生教育方面关注研究型大学的特殊利益。于是,1977年,AAU任命科尔盖特大学前校长托马斯·巴特莱为全职会长,并于1978年任命了一位负责联邦关系的执行主任,还聘任了一批负责联邦科研资助、研究生教育和生物医学研究等方面事务的专职人员。至此,AAU已经成为华盛顿一个活跃的组织。[4]美国众议院能源与商业委员会主席丁格尔指出,AAU代表美国最大的研究型大学的利益而在华盛顿游说。[2]

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AAU扩展了其活动领域,使其包括外语和区域研究、校企研究伙伴关系及研究生教育的信息收集。AAU加入了其他华盛顿高等教育协会组织,对诸如联邦学生资助、税收政策等事务进行游说。同时,由于美国努力保持其经济竞争力,产业界与大学的关系变得更为密切,AAU被深深地卷入随之出现的问题中,如利益冲突和科研不端行为、联邦研究经费中的间接成本分歧和学术专项拨款等。[5]如今,AAU华盛顿办公室共有24位职员,他们的职责是对联邦政府进行广泛的宣传和游说,以对有关大学教育和研究的各种联邦政策施加影响并竭力争取联邦资助。[3]据统计,从2005年起,AAU每个纳税年度用于游说的经费已接近9万美元。[6]其关注的政策议题包括教育、创新与竞争、科学与安全等九个领域,每个领域下又分了诸多模块。本文只选择其中与科研和研究生教育息息相关的主题进行探讨。

二、AAU游说的主要议题

(一)对高等教育认证政策的游说

1.抵制政府对认证的控制

在1949年之前,AAU本身是一个认证机构。1949年之后,AAU虽放弃了专门的认证事务,但一直关注着认证政策法规的出台及修订。2007年,教育部试图用一个称为“协商式规则制定”(Negotiated Rulemaking)的过程从根本上改变认证体系。这一提议将以联邦监管模式取代认证的同行评审模式。在这种新的模式下,联邦试图对学生的学习成果建立严格的外部测量标准,要求高校做出学分互认的决策(Transfer of Credit)并加强对各认证机构的控制。通过对认证机构的审批过程,教育部将会把新的标准和政策强加给高校,认证机构将成为联邦政策的执行者。对于教育部这一前所未有的提议,AAU公开表示反对。AAU认为教育部的提议存在以下严重错误:首先,认证的真正优势在于它对同行评审的依赖,当前的质量保障制度使得美国高等教育系统成为世界上最富创新性和多样化的系统。集权控制将会使美国高等教育同质化并失去竞争力。问责是很重要,但高校已经通过提供更多关于大学教育的信息及扩大透明度来改善问责,对学生、家长、校友、立法机构等众多纳税人负责。其次,教育部试图重新修改认证规章是不恰当的,因为有关规范认证事务的法律自1998年以来还未曾修改过,国会正考虑修订法律。因此,在国会修改法律之前,教育部应该暂停对认证的监管行动。总之,加强控制并不能提高高校的教育质量,国会应该重申当前基于使命的、同行评审的认证模式。[7]

紧接着,AAU又采取了其他措施抗衡教育部的提议。AAU联合美国教育委员会(ACE)等六大协会发布了一份公开声明。在声明中,六大协会认为教育部加强对认证的控制会危及高校的教育及学术事务,进而呼吁各高校评估教育部提议对其可能造成的影响,敦促各高校对此议案公开发表评论,也可以与高校选出的官员直接讨论。为方便各校发出攻势,六大协会还在声明中提供了教育部讨论提案的会议日期、时间、进程等相关信息。[8]AAU等协会组织的游说是有效果的。2007年6月1日,教育部高等教育“协商式规则制定”认证委员会举行对其草案的最终公开讨论会。结果表明,教育部对其最初的规章草案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其中,“对学生的学习成果建立严格的外部测量标准”这一条款因倍受争议而被删除,关于学分互认的规定也未达成一致意见;另外,在其他条款上,教育部也放宽限制,在认证项目及标准方面给予高校和认证机构更多的自主权,允许它们灵活处理。[9]

尽管教育部在某些条款上做出了让步,但AAU的游说并未就此结束。除了在此之前呼吁各高校采取行动外,AAU等组织还对众议院进行游说。美国教育理事会代表30多家协会组织(包括AAU)致信众议院代表,称教育部僵化的、自上而下的认证方法将破坏高等教育与联邦政府的关系,希望其在众议院《劳动、卫生和福利拨款法案》中限制教育部单方面修改认证法案的话语权。[10]AAU的公开游说随后在参议院奏效,正当教育部完成对议案的一系列公开讨论、准备发布试行条例时,参议院代表联名致信教育部部长,称卫生、教育、劳动和福利委员会将要对《高等教育法》进行重新授权,并表示打算修改其中关于认证的条款,考虑到修改《高等教育法》涉及制定新一轮的规则,参议院要求教育部在《高等教育法》重新授权之前不要提出新的认证规则。[11]由于作为立法机关的参议院对教育部提出了要求,对行政部门修订法律的动议进行了牵制,教育部改变认证规则的提议最终不了了之,但关于认证的“协商式规则制定”程序被保留了下来。虽然AAU等组织的游说并没有彻底取消教育部的提议,但从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出,这些组织的游说确实卓有成效。

2.为认证法律规章的出台提供建议

在2013年《高等教育法》重新授权之前,刚刚重组过的全国院校质量和诚信咨询委员会(NACIQI)公开征求各方对认证改革的看法,以便向教育部提供建议。AAU踊跃发表评论。它在评论中称,为了使认证更好地发挥质量保障的作用并同时维护学术自由,认证改革应遵循一些基本原则。例如:认证是一种非政府的同行评审过程,应由高等教育机构控制和管理;认证对学生、家长、公众和政府来说是基本的质量保证,认证过程必须提供清晰、详细的关于学生和高校成就的信息;政府不能规定学生的成绩标准等。[12]数月之后,AAU又向NACIQI提交了一份关于认证的评论。这份评论指出,随着问责力度的加大,高校参与认证所耗费的时间和经济成本越来越高。因此,NACIQI应该开发一种评估和认证模式,使之既能实现对高校的问责,又能减轻高校的负担。在学生学习成就方面,政府不能制定统一的标准,应对不同类型、规模和使命的高校区别对待。2011年10月18日,NACIQI发布了关于认证改革的讨论草案——《高等教育认证重新授权的政策考虑》,AAU再次提交了评论。相较于之前的两次评论,此次评论内容更为具体和有针对性,评论中详细列举了AAU支持和反对的条款,并适当地提出了修改意见。2012年2月8日,经过一系列讨论和征询意见的环节后,NACIQI发布了有关认证改革的最终讨论草案,这份草案对先前的提案进行了大范围的修改并大量采纳了AAU在此前评论中提出的改革建议。不久,AAU发表了第四次评论,评论中着重强调了AAU支持的建议,没有提出新的内容。通过这四次评论,AAU希望教育部和认证机构明确各自在认证中扮演的角色,共同处理认证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更好地发挥认证的质量保障作用。

当然,上一轮评论只是AAU行动的一部分。在历次《高等教育法》修订过程中,AAU都会就认证的相关规则对政府部门提出建议。2014年,由于国会准备对《高等教育法》再授权,AAU又持续对政府部门进行游说。起初,AAU致信教育部NACIQI执行主任,提出了认证改革的一般原则、应注意的问题及相应的改进措施。[13]在NACIQI于2015年1月发布了关于认证改革的政策建议报告草案后,AAU再次给其执行主任写信,对草案中的几条建议进行了评论。另一方面,AAU还直接给参议院卫生、教育、劳动和养老金委员会(HELP)主席写信,发表了其对高等教育认证的概念、认证与教育质量、创新、成本等变量间关系的看法,并提出了改革建议。另外,AAU还与ACE等二十多个协会组织联名给HELP主席写信,提出了认证中的八个问题与改革建议。AAU提出的建议受到教育部的关注并被其不同程度地采纳。目前,对于此次认证改革草案的讨论仍在进行中。

从上述过程可以看出,AAU积极地参与到政府有关高等教育认证法律规则的制定过程中。一方面,它通过向国会及教育部发表公开声明或致信的方式引起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另一方面,它也与其他高教协会组织进行合作,呼吁各高校成员有所作为,同时为高校开展行动提供信息指导。在效果方面,AAU的各种游说行动引起了参众两院和教育部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行为与决策。

(二)争取联邦政府资助

1.争取联邦科研资助

科研是研究型大学保持创新和竞争力的生命线。因此,争取研究经费是AAU游说的重中之重。正如AAU常务副主席约翰·沃恩所说,“每年的首要游说问题几乎都是科研经费”。在每年的预算制定期间,AAU都会发表一些公开信或参加听证会,向白宫的行政官员或国会议员提出对国防部(DOD)、能源部(DOE)、教育部(DOE)、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国家卫生研究院(NIH)、国家人文学科基金会(NEH)等七个部门的预算及拨款建议。据不完全统计,2006财年至今,AAU围绕拨款和预算问题的信件达300多封,在国会听证会上的陈述有20多份。[14]如2009年11月,AAU联合美国公立及赠地大学协会(APLU)给总统奥巴马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其在制定预算方案时增加对科学研究的资助。[15]次年5月,两个协会又联合给参众两院预算及拨款委员会的领导写信,要求其在2011财年增加对大学基础研究和高等教育项目的联邦投入。[16]在国会制定拨款决议时,AAU又给参众两院的领导写信,敦促其增加对科学研究的投入。AAU的游说得到了奥巴马总统的支持,他同意并倡导持续增加对大学研究的资助,AAU对此写信表示感谢。[17]又如,2014年总统发布的2015财年预算方案中降低了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对NIH及DOD两个部门基础研究的投入都不及往年,这引起了AAU等组织的强烈不满。AAU在对该方案的评论中指出,为了维持美国作为世界创新领导者的地位,政府及国会在制定预算时应将研究资助作为重点。[18]此外,AAU还联合学生资助联盟等组织共同给国会写信,要求其反对总统的预算方案。AAU的游说产生了效果。最终,国会预算委员会虽然面临严重的预算限制,但仍避免削减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项目的经费,甚至适当地增加了对重要科研项目的投入。[19]

AAU还对联邦所选择的拨款方式进行了游说。一般而言,美国联邦政府分配科研经费的方式有两种——同行评议(Peer Review)和学术专项拨款(Academic Earmarks)。同行评议就是采用一套用来评价科学工作的有条理的方法,科学家们用来证明程序的正确性、确认结果的合理性以及分配稀缺资源(诸如期刊篇幅、研究资助、认可以及特殊荣誉等),它是联邦政府部门(如NSF等)选择资助对象的主要方式。[20]学术专项拨款是议员在国会制订拨款法时把自己所在州(选区)高校的研究、建设项目或自己特别热心的某个具体项目加进拨款项目的一种拨款方式,这种方式将资源分配的决定权从科学共同体转向了政界。议员们特别热衷于追求学术专项拨款,他们通过为选区内的大学争取资金来换取大学对其竞选连任的支持。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会用于大学科研项目的学术专项拨款总额呈持续增长的态势。[21]但是,过多的学术专项拨款无形中会侵吞同行评议拨款的份额,且受资助项目的研究价值也有待商榷,因此受到了诸多质疑和反对。如1993年AAU时任主席乔·B.怀亚特在向国会科学、空间、技术委员会作证时曾指出:“由于指定了经费的拨付对象,许多在严格的同行评议竞争中取得了资助推荐的大学研究方案却不能最终获得经费支持。”[4]因此,虽然许多AAU成员大学也在争取学术专项拨款,但总体而言,AAU对它持抵触态度。AAU认为,专项拨款绕开了科学家的集体评判,削弱了科学共同体的影响力,造成了资源的无效分配,这种做法可能威胁美国的研究。在1992年秋季众议院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AAU前主席罗森兹威格表示:“专项拨款会破坏高质量的研究,浪费公众的金钱,并且侵蚀大学诚信及政策过程方面的公信力。”[22]因此,AAU尽量避免国会对同行评议制度的干预。但学术专项拨款是建立在国会与选区内大学互惠互利基础上的,植根于美国特有的国会政治环境,很难被触动或取消。

2.争取联邦学生资助

美国联邦学生资助体系复杂多样,包括助学金(佩尔助学金和补助教育机会助学金)、奖学金、联邦工读计划和学生贷款等,它们共同构成了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支撑。争取联邦学生资助历来是AAU的游说重点之一。目前,AAU每年都会制定关于学生资助的预算方案,并且会对政府的学生资助议案表示支持或反对。例如,美国总统在2007财年预算中削减了学生资助项目的预算。AAU对此表示不满,提出了学生资助的预算方案,要求国会对学生资助的拨款在2006年基础上增加25亿美元,并着重强调了佩尔助学金和帕金斯贷款项目。[23]同时,学生资助联盟(Student Aid Alliance,AAU是其成员之一)也提出了详细的预算请求,要求国会立刻采取行动反对总统的预算,制定新的预算决议,增加各学生资助项目的经费。[24]AAU的游说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劳动、卫生、人类服务、教育和相关机构附属委员会(House LHHS Subcommittee)在拨款法案中提高了佩尔助学金的最高额度,并且恢复了总统在预算中打算削减或取消的四个学生资助项目。[25]再如,由于2011年以来学生资助项目被连续削减,在2015财年拨款决议制定前,AAU参与其中的学生资助联盟要求国会保护重要的学生资助项目。[26]

而对于大多数游说的效果,AAU主席表示,“一般来讲,对预算与拨款的游说目标是明确的,而沿途的障碍也众所周知。你会取得一些成功,也会在一些斗争中失败。”[5]通过对联邦政府的学生资助拨款进行统计,可以从宏观层面了解AAU的游说是否有效。自2005年以来,除个别年份外,联邦政府对研究(总研发经费及高校基础研究经费)和学生的各项资助总体上呈逐年增长的趋势(联邦总体学生资助从2005年的9.66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的17.37亿美元;佩尔助学金从2005年1.46亿美元增长到2012年3.45亿美元)。[27]这从侧面反映出AAU对联邦政府的游说引起了国会及白宫的注意,它们会在某种程度上考虑并采纳AAU的预算建议,增加对研究和学生资助的投入。

(三)反对联邦授权和定义学分

为了遏制资金滥用、提高联邦学生资助项目的诚信度,美国联邦教育部于2010年10月29日发布了长达150页的《项目诚信规则(终稿)》,并规定于2011年7月1日起生效。其中多数规则得到了高等教育界的认同,但有两条规定争议较大。其一,联邦要对学分(Credit Hour)进行定义;其二,联邦提出授权和远程教育的相关要求。AAU等众多高等教育协会组织一致认为这两条规定没有任何依据,这会使联邦政府不恰当地干预大学学术事务决策并限制学生接受高质量教育的机会,进而从根本上改变联邦政府、州政府、认证机构和高校之间的关系。2011年3月11日,众议院高等教育和劳工培训附属委员会举行了关于上述两项规定的听证会,会上主要强调了对这两项规定的普遍担忧。在听证会后的一周,教育部发布了两封信件,以提供关于上述两项规定的额外指南。不幸的是,这些信件并没能阻止对规定的反对,反而引出新的问题和担忧。随后,教育部发布了第三封信,提出新的远程教育要求,而AAU等高教协会一直质疑联邦参与这一领域的必要性。为了捍卫学术自由,AAU等60多个高等教育协会组织联名给教育部部长阿恩·邓肯(Arne Duncan)写信,发表关于这两项规定的详细评论。联名信表达了以下观点:学分是高校关于课程的核心学术决策,联邦对学分进行定义会成为其对各种与学分有关的高校和认证机构决策进行永久监管的基础;而联邦授权将使联邦不恰当地干预私立高校和非营利性高校的学术决策,同时也为通过远程教育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设置了障碍,因此这一权力应该保留给州而不是联邦政府。尽管AAU等组织一再要求教育部澄清这两项规定,或者延迟、废除这两项规定,但教育部并没有采取相应的行动。在离规定生效日期只有不到90天的时候,AAU等组织转而寻求国会的帮助。AAU 等70多个协会组织联名给参议院(卫生、教育、劳工和退休金委员会)和众议院(教育和劳工委员会)的领导和职员写信,希望他们与高等教育界一道,共同反对教育部的有害规定。美国教育委员会主席表示:“如果国会不采取行动,联邦将会涉足高等教育学术决策的核心领域,学生也将被剥夺参与高质量远程教育项目的机会。”

然而,AAU等组织的一系列努力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有关学分定义和联邦授权的规定最终于原定日期生效。但AAU等组织并没有停止抗争,并于2012 年2月共同起草了《2117号决议》。《决议》要求废除教育部提出的上述两项规定,认为那些规定加强了联邦对高校的控制,本身与教育部“禁止干涉核心学术事务”的规定相悖,会对高等教育产生负面影响。此外,AAU联合多个高等教育协会及认证组织致信众议院代表,希望其能投票支持《2117号决议》。AAU等组织的倡议后来得到了众议院的回应,众议院高等教育和劳工培训附属委员会于2013年7月通过了《2637号决议》,即《通过放松监管支持学术自由法案》(SupportingAcademicFreedomThroughRegulatory Relief Act)。这一决议可适度地放松联邦通过授权以及定义学分等途径对高等教育的控制,允许更大的灵活性。[28]可见,受美国政策环境和政策过程的影响,AAU等组织对政府决策的游说是旷日持久的。虽然联邦定义学分的规定最终没有被废除,联邦授权的规定也没有得到清晰的界定,但AAU等组织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引起了联邦政府的注意并得到了国会的响应。

当然,除了以上议题外,AAU还参与了对联邦科技政策制定的游说。AAU发布了许多对政府科研政策的建议。2006年1月,AAU发布了题为《国防教育和主动创新——应对美国21世纪经济和安全的挑战》的报告,从推动研究和创新、培养本国人才、吸引和留住外国人才三方面向高校及政府提出建议。2008年3月和9月,AAU先后发布了《科学作为解决方案:下一届总统的创新议程》、《对下一任总统的主要政策建议》两篇报告,指出为维持美国在全球的科技领先地位,总统及政府部门所应采取的措施。AAU向政府提供的科技政策建议主要涉及增加政府对大学研究的资助、促进政府与大学的合作以及强化STEM教育和国际教育等。除了整体层面的科技政策,AAU也向政府部门提供细化的政策建议。2011年,AAU发布了《联邦研究政策的监管和财政改革:对国家研究理事会(NRC)研究型大学委员会的建议》。AAU等协会组织在报告中提出了十条对研究型大学政策和法规进行改革的建议,以提高研究型大学的管理效率及其实现自身使命的能力。

总体来看,AAU对联邦的游说之所以在某些议题上取得成效,与美国特有的制度安排有关。美国的多元民主政治为不同利益的表达建立了制度安排。政府横向(立法、行政、司法)和纵向(联邦、州)权力的分散为不同利益的表达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另外,美国在立法和司法过程中的制度安排(如立法中的听证会制度)也促进了利益表达。美国多元民主政治为各种利益团体参与政府决策过程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高等教育领域也不例外。AAU之所以能参与到政府高等教育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通过各种途径与联邦政府对话并试图对联邦政府施加影响以维护研究型大学的利益,正是得益于这种政治环境。总之,AAU作为独立于高校与政府的中介组织,不仅为高校提供商讨学校政策的平台,通过制定院校治理与科研管理方面的规则来规范北美主要研究型大学的运行与管理,还协调高校与国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就大学关心的科研与教育等政策问题与联邦政府进行对话,为大学发展争取更多的资源和相对宽松的环境。AAU始终保持其使命和目标的一致性,体现了其作为百年大学协会的精神实质,成为影响美国研究型大学治理的重要力量。AAU的实践经验为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实现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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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Student Aid Alliance on FY07 Budget[EB/OL].(2006-03-08)[2015-08-10].http://www.aau.edu/ WorkArea/DownloadAsset.aspx?id=2074.

[25]AssociationofAmericanUniversities.AAUThanksChairman Regula for Increased Student Aid Funding[EB/OL].(2006-06-12)[2015-08-10].http://www.aau.edu/WorkArea/DownloadAsset.aspx?id=2070.

[26]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Student Aid Alliance Urges FY15 Support for Student Aid Programs[EB/OL].(2014-11-21)[2015-08-10].http://www.aau.edu/WorkArea/DownloadAsset.aspx?id=15719.

[27]The College Board.Trends in Student Aid 2012[EB/OL].[2015-07-28].http://trends.collegeboard.org/sites/default/files/student-aid-2012-full-report.pdf.

[28]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Higher Education Associations Thank House Members for Introducing Regulatory Relief Bill[EB/ OL].(2013-07-17)[2015-08-16].http://www.aau.edu/WorkArea/ DownloadAsset.aspx?id=14505.

·域外·

收稿日期:2015-04-28

基金项目:浙江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招标课题“美国大学联合会在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和实现机制”(IICE201314);浙江师范大学教育学一级学科基地研究生课题“美国大学联合会对美国高等教育政策的影响研究”(JXYSSS022)。

作者简介:王占军,1980年生,男,浙江师范大学教科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瓮晚平,1991年生,女,浙江师范大学教科院高等教育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

Analysis of Federal Policy Lobbying by AAU

WANG Zhan-jun,WENG Wan-pi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Science,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Jinhua 321004,Zhejiang,China)

Abstract:As one of the six major higher education associ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AAU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everal policy agendas including accreditation,funding,position recommendation,credit policy and research policy.Th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of pluralist democracy provides basis for the expression of different interest groups.As a result,higher education associations such as AAU can lobby higher education policymaking,and become a key actor 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 governance.

Key words:AAU;Interest Group;Lobbying;Higher Education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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