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彬

晏阳初乡村教育话语的知识社会学反思*

●王彬

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对于现代性与民族性的想象，建构了晏阳初“作新民”的乡村教育目标和“问题”乡村的意识形态。在民族救亡、文化危机的社会语境中，乡村教育被视作“启蒙”的工具，用来模仿和学习西方社会文化。在我国当前的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教育现代化应当不再是以现代西方为标准对民族性的“启蒙”，而是立足于民族性的、多元的教育现代性方案之一。

乡村教育；话语；知识社会学；晏阳初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晏阳初的乡村教育话语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中国大陆学术场域中，“世界平民教育之父”、“斗士”、“人民教育家”等一系列被学者提高到本体论意义上的激赏式话语，赋予他英雄般的“圣人”形象，使得我们对于他的乡村教育话语几乎是不假思索地接受，很少从学理上进行反思。而早在1948年，费孝通就曾在一篇文章中批评过晏阳初，认为他单向度地把中国乡村的问题归咎于农民，以自身的“是”和乡村的“不是”为前提，以传教精神开展乡村教育。费孝通说：“在我看来，教育并不是以‘有’给‘无’，更不是以‘正’克‘邪’，而是在建立一个能发展个性的环境。我这种看法里承认每个人有他判断的能力，有他的理性，教育者最重要的态度是在尊重人性。……农民是有自觉的，我们教育者的责任是在帮他们排除阻碍他们实现自发的求生活动”。［1］费孝通的质疑提醒我们，可以从更广阔的历史视野和更自觉的立场出发，去重新解读和反思晏阳初的乡村教育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