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与社会互动：大学作用新认识*

2016-08-01孙明英

当代教育科学 2016年11期

●　　孙明英

大学与社会互动：大学作用新认识*

●孙明英

大学演进史表明理性与功利都不能完全阐述大学发展逻辑，大学在与社会互动中获得生存空间，并逐步发挥出“轴心功能”，服务社会是大学之成为大学以及走向现代大学的本质特性，成为大学与社会互动的逻辑起点。大学与社会互动的实现途径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教育观念和管理制度，政府监管下的市场运行机制促使大学实现与社会互动，实现从理性自觉到行动自觉。

大学；教育观念；政府监管；市场机制

当前中国大学与社会经济发展存在某种程度的脱节，以致大学行为失范、结构失调、毕业生就业率低、科研成果束之高阁等现象不断受到社会的诟病，如何实现大学加速社会发展，是迫切需要回应的现实问题。要解决这一现实问题就需要重新认识大学的作用，以此为大学转型提供动力和理论基础。本文将从大学与社会如何互动的视角来重新厘定大学的作用。

一、理性抑或功用：大学发展的理论逻辑

布鲁贝克（John Seiler Brubacher）基于知识的角度把高等教育哲学分为认识论和政治论，这两种哲学观实际上反映的是高等教育思想演变中的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理性主义典型代表人物纽曼（John Henry Newman）1852年在任都柏林天主教大学校长时发表的一系列演讲合成《大学的理想》一书，重点阐发“大学是什么”、“大学做什么”以及“大学为什么”。他坚持认为大学教育就是一种理智训练，反对职业教育；大学就是世界各地的教师和学生所组成的探究知识的场所，通过整体知识或者称为高深学问的研习来训练和发展人的理性。历史证明，纽曼的大学观在阐释大学的作用时显得矛盾和无力。工业革命的步伐使大学对工业的促进作用日益明显，工业发展需要大批掌握科学技术的人，而不仅仅是具有推理能力的人。当时纽曼极为赞赏的大行绅士教育的牛津、剑桥逐渐没落，而正蓬勃兴起的是德国集科研与教学为一体的现代大学模式。所以，在知识依赖型的社会中，理性论并不能完全成为大学发展逻辑。

大学功用强调探讨深奥的知识是为了对国家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主张大学是国家民族精神体现的代表人物首推洪堡（Ferdinand von Humboldt），他的大学观奠定了柏林大学作为现代大学的地位。他认为大学的根本任务仍然是通过科学的手段来达到研究与教学相统一从而实现培养人的目的，大学应培养哲学之才而非利禄之徒。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分析认为，当今美国大学既不同于牛津大学，也不同于柏林大学，是一种新型机构，称之为多元化巨型大学，并认为这才是真正的现代大学。大学目标包括几个方面：维护永恒真理，创造新知识，并以高水平真理和知识服务人类需要改进的地方。［1］洪堡在强调科学研究的同时并不赞同实用技术在大学中的地位，而实际上恰恰是工科大学的作用更为直接促进了德国工业发展。大学的功用论强调大学对于社会的功效，但也不能完全说明大学的作用，因为大学并非完全功利，对真理的追求从来没有停止过；大学的作用发挥有赖于社会对于大学的认识程度，以及社会的发展程度，并没有固定的功用模式。

由上，理性和功用虽然提供了大学发展的视角，但并不能全面阐释大学发展的逻辑。事实上，大学只有在与社会发展的互动中增进人们对于大学作用的认识，才能更好地践行服务社会的使命。

二、与社会互动：大学生存与发展的现实脉络

大学发展与社会发展并非呈线性关系，在这个过程中大学的作用甚至一度被遮蔽，大学甚至一度处于停滞状态。那么大学与社会之间应该保持一种怎样的关系才能既促进社会的发展，又获得教育的发展？

（一）大学从服务社会中获得生存空间

大学作为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一开始是应社会需求而产生的。大学在11、12世纪席卷欧洲的行会组织集结大潮中自然诞生，被誉为黑暗世纪智慧之花的中世纪大学影响了整个欧洲的社会进步与思想发展，完整地展示了欧洲四个世纪的财富生产、文化素养、经院哲学以及经院神学的发展历程；呈现了民法研究的复兴，教会法的形成与发展，以及现代教学、现代科学和现代医学的萌芽。［2］到15世纪大学退居为“服务于国家的职业培训中心”，由国家严密控制。［3］封建国家和教皇把大学当作复制封建王权的工具，大学也自诩为国王陛下的长女而沾沾自喜。大学与社会渐行渐远，沉迷于经典阐释，不允许对经典有所发挥，严重阻碍智识发展。12世纪的兽医学、动物学、植物学、建筑学等科学的发展都不在大学里，大学日益封闭，成为对于社会来说可有可无的机构。

大学重新开始加强与社会的联系已经到了19世纪。1806年在普法战争中的失败刺激了普鲁士民族内部理性自觉。普鲁士国家试图借教育之力促进国家改革，以技术进步来带动国家的工业发展。同时为了选拔人才，德国设立了大学考试制度，中产阶级和贵族同样需要通过大学教育获得晋升公务系列的机会，这种社会巨变也提升了大学的价值。1810年普鲁士以举国之力在废墟上建立柏林大学，作为德国科学与学术的中心，以此重建国家的力量和信心。如果此时的德国大学还是按照以往的大学发展逻辑，不顾社会的需求，普鲁士也许将会陷入深渊。德国大学崇尚科学研究，成为既是进行科学研究的实验室，又是进行所有高层次的通识知识和专业知识教学的场所。满足工业化需要成为教育发展的最高动力，19世纪德意志创建了9所技术学院，开展有关实用性和工艺技术性的科学教育。鉴于工科大学在德国工业化和现代化中的杰出贡献，1898年德国威廉皇帝亲赐柏林等工科大学博士学位授予权。大学教育培养出大量的科技人才。1870年，德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已经达到13%，超过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法国（10%），同时期英国比重为32%、美国为23%，进入世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行列。［4］德国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由此可见，大学加强与社会的联系，不仅获得了生存空间，同时也促进了社会发展。

（二）大学通过不同层次多种功能来切合社会需求

在整个19世纪，德国大学的声誉达到了顶峰，其科研服务社会模式为世界所仿效。内战后的美国大学一开始想借鉴德国大学模式，创办研究型大学。美国工业发展对于技术的需要以及民众对于教育的需求，使留学德国大学的人数达到顶峰。1815至1914年，德国大学的美国留学生超过一万人以上，其中一半以上就读柏林大学，一半以上在哲学部上课。［5］密西根大学的泰潘（H.P.Tappan），哈佛大学的埃利奥特（C.W. Eliot），康乃尔大学的怀特（A.D.White），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吉尔曼（D.C.Gilman）等著名校长都曾留学德国。学成归来人士梦想建立德国模式的大学，以提高美国大学的学术水准。而当时的美国还是一个农业国，19世纪70年代，美国人口增加23%，当时大学入学人数只增加了3.5%，因此公众对于大学的低入学率极为不满。事实上，19世纪60、70年代的重要大学很少愿意照搬德国大学模式。联邦政府希望教育能促进经济发展，所以赠地法案明确规定赠地学院开设农业或者与农业机械有关的学科。其中最典型的是威斯康星大学积极开展拓展服务，教授走向田间，开设的课程基本都与农业和工业有关，培养大量具有职业技能的劳动者。美国还创造性地开设了社区学院来适应工业的迅速发展对人力资本的需求。

阿特巴赫（Philip G.Altbach）认为美国大学是第一个面对大众的高等教育体系，亦即直接服务于社会，把研究成果广泛应用于农业和工业。利用高等教育来满足国家和社会的广泛需求是美国大学最重大的革新。［6］美国南北战争至20世纪初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始终是结合美国经济、社会、政治发展需要进行的，遵循教育服务生产的基本原理，与生产密切结合，通过州立大学、研究型大学、初级学院等多样化的办学模式来满足工业化的发展。［7］19世纪美国科学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平不高，几乎没有诺贝尔奖获得者，但是美国却国力大增。在这个层面上，大学发展与社会发展开始互动起来，大学发展顺应社会的需求，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同时自身也得到了发展。大学并非仅仅通过科研这一种模式来服务社会需求，研究型大学并不能替代大学群体的功能，每一个层次的大学都在与社会交互作用中体现出自身的价值。

（三）大学在与社会互动中展现“社会轴心”功能

二战后各国致力于国家复兴和经济复兴，鉴于大学科技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各国都开始重视大学的功用。大学逐渐形成与国家经济社会体系互动发展的状态，展现“社会轴心”的功能。足够资源的获取是所有大学面临的问题。1945年，美国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向继任的杜鲁门总统提交报告《科学——无尽的边界》，并建议成立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资助为民用服务的基础研究，为冷战期间的国防和经济发展打下了科学与技术基础。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上天后，美国积极检讨教育，1958年制定了《国防教育法》（Defense Education Act）。国防教育法案授权联邦政府拨款2.8亿美元给州立学校，以加强自然科学、数学、现代外语和其他重要科目的教学。高等教育与国防紧密结合起来，大学服务国防需要，成为美国优先发展的战略重点。受到人力资本理论的鼓舞，大学越来越被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引擎，经济合理性主题已经变得和文化合理性主题同等重要。20世纪70、80年代，大学通过改革与工业界建立密切联系，开始产学研合作研究，并因此获得产业界的支持。20世纪早期，因为引入研究、咨询和专利转让，使麻省理工学院等成为一类特殊的学术机构——创业型大学。随着大学与社会互动，私立大学、虚拟大学以及企业大学等继续发展。在知识经济中，学术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界限已经变得更加模糊，并引领大学的研究人员去发展与市场更加密切和相互依赖的关系。大学服务社会的模式指向与产业界的合作共赢，推动产业的转型升级成为现代大学服务社会的主要方向。

由此可见，大学只有发挥对社会的影响功能，与社会真正互动起来，才有机会获得社会的支持。美国经济在70年代中期开始滑坡，1980年CNP出现负增长。美国最善于反省教育，经济的不景气都归结为教育，并把教育提升到影响整个国家发展的高度。1983年国家教育卓越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提交《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Nation at Risk：The Imperative for Education Reform）。强调培养学生适应未来就业的广阔能力，而不应囿于一个狭窄的专业领域。为了更好发挥教育的功效，美国经济复苏法案（The Recovery Act）将学生每人次能获得的佩尔助学金增长了500 到5350美元不等。奥巴马政府正致力于确保佩尔助学金的增长速度永远高于通货膨胀速度。经济复苏法案和总统预算计划在未来的10年里为大学奖学金和税收抵免提供近2000亿美元的经费。在美国4356所高校中，2777所（65%）是两年制社区学院和职业学院。美国只有258所（5%）研究型大学，而且仅151所属于科研密集型大学。美国大学至今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成功的模式，不仅以其强大的科研支撑起美国的产业，而且对公民的才能、职业培训和创造力发展也担起了切实责任。

综之，大学历经千年的发展已经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在上千年的历程中到底是什么支撑大学一步步走向社会的中心，高等教育思想中存在的理性和功利都不能完全说明大学发展的逻辑。大学既不完全是功利的，也不仅仅追求理性，大学注重功效是追求理性获得发展的必然要求，大学通过把教学与科研的核心功能扩展到经济与社会发展中，践行服务社会的使命，达到对高深学问之探究及对真理的追求。服务社会是大学之成为大学以及走向现代大学的本质特性，而这一过程正是大学走向与社会互动的过程，因此，大学的作用只能是在与社会的互动中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