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 淑 钏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 中文系)

先秦“四书”所体现的大一统思想

蔡 淑 钏

([泰国]朱拉隆功大学 中文系)

摘要：在先秦儒家经典“四书”中，存在着政治大一统和文化大一统的思想依据。在政治大一统与社会理想方面，“四书”体现出了其大一统内容的特殊之处，即以政治大一统与最高统治者的道德连为一体。“四书”中所体现的中国意识的文化大一统并不是平等的，而是具有等级性的。从语言策略看，“四书”中词语选用和引用传说都充分表达了大一统的思想理念。“四书”给人们树立了一定的世界观，包括大一统的社会理想以及达到此理想的为政思路。

关键词：先秦；“四书”；大一统；意识形态

中国辽阔的地域以及地理的封闭性，使得中国历史的发展具有特殊性，即中国历史的发展是与几次民族大融合与图版不断地扩大相伴随。在这样的发展背景下，保持社会稳定和大一统的状况一直是中国社会的最重要的课题。大一统思想，三千多年浸润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感情，是民族凝聚力回归力量的象征。大一统思想虽然盛行于汉代，但在先秦的经典当中，如《诗经》《尚书》《论语》《孟子》等，已经存在一定的思想依据。为此，本文首先从政治大一统与文化大一统两个方面来诠释先秦“四书”中所体现的大一统思想，接下来再从语言学的角度深入分析大一统思想伴随着中国历史发展的原因。

一、政治大一统与社会理想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道出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中国历史发展有四大统一时期[1]。

1)夏商周 (公元前2070—公元前771年)约1300年

2)秦汉 (公元前221—公元220年)约400年

3)隋唐(公元 589—970 年)约380年

4)元明清 (公元 1279—1840 年)约560年

可见，统一的时期总共 2700 年左右。众所周知，此四个时期实际上是相对统一而已，统一的政局也有内部动乱，只是国家能恢复统一的格局。中国的三大分裂时期，即春秋战国约 500 年、三国魏晋南北朝约350年、宋辽金约370年，分裂的时间约1200年。但是，中国大分裂之后总是趋向统一，而且每次治乱会有民族大融合和版图的扩大。天下乱世是中国社会自上而下都企求社会稳定、政治大一统的重要因素。因之，统一的国家不仅仅是历史的实际，但更深一层、更重要的在于它是整个社会的共同理想。上述历史的发展已经告诉我们，为什么中国社会对“大一统”极为重视。

在政治大一统与社会理想方面，“四书”体现出以政治大一统与最高统治者的道德连为一体的特点。“四书”重视修身，凭统治者的修身来使天下太平。“四书”是针对统治者的，儒家学说在统治方面没有对老百姓有任何要求，儒家相信天下大治还是大乱，在于统治者是否能修身来平天下。统治者的修身就是天下大一统的首要条件，如《大学》首章即以理想政治蓝图为开头：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平天下。(《大学》)

此外，大一统思想具有政治清明的内含，“德治仁政”，此内容贯穿“四书”的整体。大一统思想要求统治者施行“德治仁政”， 如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孟子也提出：

“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梁惠王上》)

可见，“四书”的思路是让统治者先修身，然后施行仁政，以达到统一天下之目的。这意味着，只有统治者修身，才能够有条件实现天下大一统。众所周知，理想与现实往往相悖，实际上，后代的统治者远远达不到“四书”所要求的那种程度。关于这个问题，《论语》里孔子提出了“一匡天下”的观点：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

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一直是反对其无礼，但管仲帮齐桓公统一天下的这方面，孔子是肯定的，认为管仲在这方面确实伟大。在圣人的眼里，力求统一是统治者最高的道德，尤其是不用通过战争而达到的统一。连孔子自己也有统一天下的意志，如他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孔子甚至想跟不仁者像公山弗扰合作 ，但最后孔子也没有去，因为知道了公山弗扰是不能改变的。作为一个统治者，虽然达不到那样高尚的道德，但起码要有力求统一的意志。这意味着，对孔子而言，力求统一高过其他道德追求。

大一统思想除了包含政治清明外，经济发展也是其非常重要的方面。在经济方面，孟子的“五亩之宅”和“井田制”模式不仅提出经济建设的原则，还体现出人生的共同愿望。统治者制定生产模式应该以让老百姓“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为尺度，只有达到这样，人生才有价值。对于这个问题《论语》又提出可贵的想法：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一个国家首先要有足够的食物，其次是准备国防，再次是教育人民。如果国家有问题，先去兵是理所当然的。但问题是食物对人的生命非常重要，为了追求 “信”这个道德而抛弃食物，有时会让老百姓感到不满。但对儒家来说，道德是最重要的，他们认为能去食物却不能去道德，统治者讲信用，老百姓也会相信他，这样统治者才能带着老百姓来保护国家。从“四书”的文本看，国家最底层的根基就是统治者与老百姓的互相依赖。国家再穷，生活再苦，也要维护国家的生存。即使贫弱的国家，生活再苦起码还有依靠，人们有归宿；一旦国家灭亡了或者发生了天下大动乱，那才是人间地狱。所以，“四书”文本体现出人类社会最低限的要求就是有国家可依靠，有安身立命的社会。统治者讲信，让老百姓归心，这样才能够维持统一的状况。

从“四书”我们可知道，一统的格局是中国整个社会的共同愿望。修身和施行德治仁政来统一天下是统治者至高无上的道德；如果达不到，起码力求统一也算是可贵的道德。

二、中国意识的文化大一统

除了政局统一外，大一统思想还包含文化方面的内容，即文化大一统。如果政治大一统来源于政治清明、经济繁荣，那么，持有同样的文化(华夏文化)则是文化大一统的根本。中华文化是以华夏文明为中心，通过民族的融合而扩大。杨向奎提出华夏民族本身并不是单一的民族集团，它开始就是多民族的复合体，除炎、黄、夏、周外，东夷集团，尤其是虞与殷商，在构成华夏族中起了骨干的作用[2]3。李宗桂也解释说，华夏的组成早就有蛮、夷、戎、狄的融合。虞与殷是东夷，夏本是西羌，由这四代文明，即虞、夏、商、周构成了华夏族[3]78-79。华夏文化基于血统的宗法制关系构成政治团体，以“礼” 作为约束社会的工具，后来由孔子提出并加以制度化。

周代时开始用“中国”来相对“四夷”。“中国”是指天下的中心，将自己看成天下的中心，自称自己的集团为“诸夏”或者“华夏”，即夏文明的属下集团，将外边的集团都叫做“四夷”。所以，“诸夏”“华夏”词本身就是包含诸多政治集团的复合体，可以说华夏文化是中华文化统一的开端。此外，《春秋公羊传》还提出：“曷为外也？《春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为以外内之辞言之？”在《春秋公羊经何氏释例》中，何休解释 “三世说”为三个阶段,即：“所传闻世，内其国而外诸夏”；“所闻世，内诸夏外夷狄”；“所见世，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

从《公羊》天下观来看，天下大一统具有等级性的关系，是以中国为中心，与诸多政治团体的凝聚合一。这个思维方式是以自己(中国)为天下中心，夷狄或四夷就是天下的一部分，但他们的身份是中国的属下,不是国与国之间的地位。“四书”所体现的文化大一统思想也按照这种思维特色，即中国统治者的使命是对四夷给予教育，将它们变成华夏，把这个高贵的华夏文明看成礼物而赐给他们。如：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

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

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论语·季氏》)

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

这些例子体现出了等级意识，华夏人将自己的文化抬高，以自己的文化为中心。从“四书”文本所体现的中国意识的大一统特色，我们可以感觉到华夏文化的超越感。中国人会觉得无论任何时代，夷狄文化都不会超过华夏文化。所以，这是华夏统治者的使命，要把自己的高贵文化赐给夷狄。可见，中国意识的大一统并不是平等的，而是具有等级性的。

从等级性的大一统思想看，虽然有时夷狄比中国还强大，但在人们的心目中文化中心未曾从中国的位置转移，因此只有一个办法才能统一天下，就是进来取代中国王朝的皇位，并接受华夏文化。所以，中国历史才有元朝、清朝，而且这两个朝代也被汉人列入历史正统的王朝。此外，中国意识的文化大一统还有另一个特殊之处。中国的历史实践告诉我们，华夷之辨或华夷区分的界限不是僵硬的，而是可以改变的。中国以崇尚“礼”的儒家文化作为判断华夷的标准，如果崇尚礼，就可以变成华夏，不崇尚礼就是夷狄。那么，虽然是夷狄但能够修身行礼就可以统一天下的，也有资格居天下之中国。《孟子》里说：

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孟子·离娄下》)

舜本不是中国人，而是东夷人，文王是西夷人，但他们具有伟大的道德，之所以能统一天下，使华夷之辨变成没有固定的界线，就是因为他们接受了华夏文化，所以就有机会变成华夏。这种认识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这种文化大一统的意识虽然有利于民族的大融合，但同时也排外或轻视其他文化，并且不能平等看待，比如：“南蛮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孟子·滕文公上》)这种思维在中国社会已根深蒂固，表面上可以包容其他文化，但更深一层却充满着优越感和排外感。到了近代时，中国与天下之外的人交流时，才反映出其弊端。

三、语言策略分析

大一统思想不仅仅是乱世所造出的产品，同时也是对乱世的理性解决办法。但是，后代尤其是朱熹《四书集注》的出现而被定为科举必考的内容后，使得大一统思想确实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工具。“四书”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创作，自然会受到时代的影响而体现出当时的社会重要课题和社会感情。“四书”的大一统思想，在其文本所用的语言中有两个比较突出的语言策略，即词语选用和引用传说。

1.词语选用。“四书”文本有一系列词语能体现出隐含的大一统的思想，如“天下”“中国”对“四夷”“四海”“远人”等。这些词能构造大一统的想象力、向心力，尤其“天下”这个词出现 240 余次，围绕着治天下、得天下、失天下、服天下、率天下、平天下等话题。这套词语给统治者绘出高远的梦想，鼓舞统治者的意志和愿望，虽然是理想，但实际上却是必须实现的任务。

从此，“天下”词语的普遍使用，使得中国社会不可接受像西方那样的一洲诸多小国的出现。虽然是大乱的时期，似乎没有任何统治者愿意割断领土成小块，心甘情愿当个地方小诸侯。其实，各个统治者都有实现大一统的至高愿望。他们知道战争总会只剩下那个能够统一天下的 “一位”，但那些统治者还是拼命相互并吞。可见，在乱世中，解决乱世问题的唯一方法，就是统一天下。天下存在着“诸多小国”是不可接受的罪孽。中国历史也证明，那些对大一统阻碍的历史人物，无一个受到好评。

此外，“中国”对“四夷”“四海”“远人”这些词语的选用，都体现出中国意识的文化大一统，即中国社会秩序等级性的大一统。如：“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等，都是潜移默化地、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为读书人塑造了一种文化的优越感。天下的统一，始终要以“华夏”文化为中心，其他文化无法取代中心的位置，即使是少数民族政权，也要至尊华夏文化。因为只有将自己变成“华夏”，才有资格统一天下，并居留于天下之中国。

2.引用传说。“四书”的引用传说策略有利于加强文化的认同感，有利于文化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孟子》中就出现了不少传说，如：

孟子曰：“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岐周，卒于毕郢，西夷之人也。地之相去也，千有余里，世之相后也，千有余岁。得志行乎中国，若合符节。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孟子·离娄下》)

用传说来当证据，其实中国与四夷也有同一个来源，舜本不是中国人，而是东夷人，但具有伟大的道德也有资格统一天下。这种文化大一统的意识适合而有利于民族的大融合。另一个例子如：

书曰：“汤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云霓也。归市者不止，耕者不变，诛其君而吊其民，若时雨降，民大悦。”(《孟子·梁惠王下》)

这个传说在《孟子》中重复出现三次，分别出现在《梁惠王下》《滕文公下》《尽心下》，也算是《孟子》里的重要信息。每一次提到圣王统一天下，解放四夷，都必须歌颂圣王的道德，他们能够统一天下，不是通过武器而是用恩泽。该传说告诉读者，想统一天下者，想要克服四夷，具有像商汤周武的道德是必备的条件，统一天下不可缺乏这样的道德和精神。同时也告诉统治者，统一天下是统治者的使命。这种传说在“四书”出现得不少，尤其是先王的伟大事业，给后代人描绘出最高统治者既伟大又高尚的印象。虽然是几千年的往事，通过经典不断地传承，对中国社会来说，此事就渐渐成了社会理想，同时也是对统治者行为规范的尺度。

可见，“四书”给人们树立了一定的世界观，包括大一统的社会理想以及达到此理想的为政思路。“四书”所体现的思想与感情，通过一套词语与传说，尤其是先王统一中国的神圣事业，使“大一统”思想与统治者的道德准则都浸润着世世代代的读书人的心思，因此，人们都认为“大一统”是社会稳定的必备条件。

参考文献：

[1]范宏云.中国古代“大一统”思想对当今和平统一事业的影响[J]，湖北行政学院学报， 2005(5).

[2]杨向奎.大一统与儒家思想[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1.

[3]李宗桂.儒家文化与中华民族凝聚力[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8.

【责任编辑：薛明珠】

收稿日期：2016-03-07

作者简介：蔡淑钏(Sayumporn Chanthsithiporn)，女，泰国朱拉隆功大学博士研究生，诗纳卡琳威洛大学教师，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一定研究。

中图分类号：B2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600(2016)07-003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