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　静

(广州商学院 外语系，广州 510530 )



互文性改写视角下的《染血之室》

谭静

(广州商学院 外语系，广州 510530 )

摘要：以互文性改写为切入点，剖析安吉拉·卡特的小说《染血之室》中拼贴、重组、戏仿、解构等后现代技法。卡特以互文性作为“创造性叛逆”的手段，打破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女性形象，创造多重的、复杂的女性形象, 推翻传统两性间的模式，树立了新的主题——“女性主义的姐妹情谊”。

关键词：《染血之室》; 互文性改写; 戏仿; 拼贴

改写是一种古已有之的文学现象。“改写”囊括了一些传统诗学的概念和批评性的注解。前者指模仿、戏仿、置换、拼贴、改编，甚至包括翻译，后者包括对于源文本的描述、概要、有选择地引用[1]。黄大宏将“重写”(改写)定义为：“在各种动机作用下，作家使用各种文体，以复述、变更原文本的题材、叙述模式、人物形象及其关系、语境、语辞等因素为特征所进行的一种文学创作。”[2]

于世界文坛独树一帜的安吉拉·卡特(Angela Carter)曾被《时代周刊》誉为20世纪最出色的作家之一，其多数作品建立在对欧洲经典童话和神话的改写之上。最为读者津津乐道的短篇故事集《染血之室与其他故事》(TheBloodChamberandOtherStories)是一个纯粹以民间传说和童话为素材的集子。其中，我们看到了蓝胡子、美女与野兽、小红帽、白雪公主等熟悉的童话形象。同时，卡特展开想象的翅膀，不断创新，给这些脍炙人口的童话穿上现代的外衣，再加以改写与戏仿, 给读者呈现一个个既似曾相识而又新奇独特、曲折隐晦的故事。

《染血之室》(TheBloodChamber)作为安吉拉·卡特最受关注的改写小说之一，与17世纪法国作家查理·贝洛(Charles Perrault)的童话《蓝胡子》有着显著的互文性关系。《蓝胡子》是贝洛1697年发表的著名童话故事集《鹅妈妈的故事或寓有道德教训的往日的故事》中最为脍炙人口的故事之一。《染血之室》中的人物和情节设置，基本沿袭了童话《蓝胡子》的模式：年轻的女子贪慕虚荣嫁给自己不爱的男人，住在奢华的城堡中。新婚不久，丈夫离家外出，把城堡所有房间的钥匙交予她保管，并嘱咐她不能打开其中某间小房间的门。结果，好奇心驱使下的她打开了房间的门，并发现了丈夫不为人知的一面，他杀死了自己的3个前妻并把她们的尸体放在房间里。丈夫发现她违背了自己的意愿后，大怒，要将她杀死。紧急关头，家人及时出现将其丈夫杀死，把她救下。最后，她继承了他的全部财产，并将其中一部分财产拿去资助有需要的人。但是，通过拼贴、重组、戏仿、解构后的《染血之室》，体现了强烈的女性主义色彩，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和主题，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和更多解读的可能性。

本文拟以互文性为切入点，剖析《染血之室》如何以互文性作为“创造性叛逆”的手段，打破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女性形象，继而创造多重的、复杂的女性形象，解构传统的两性间的模式以及树立了“女性主义的姐妹情谊”的主题。

1女性形象的重建

维多利亚时期著名性学家威廉·阿克顿曾经指出，高尚、完美的女性应具备以下特征：天真、纯洁、顺从，是家中的天使[3]。“顺从”和“被动”是男性社会中女性最为重要的美德。在与坏男人的斗争中，女人是柔弱无力的，好男人适时相救，保护了女人的安全。虽然《蓝胡子》中的女主人公违背了“顺从”这一标准，她仍然是一个柔弱可怜的女子形象，由于一念之差，贪慕虚荣导致自己落入坏人的手里，在生命攸关之际，唯有可怜被动地等待哥哥们的拯救。而卡特在《染血之室》中将该女子改写成一个敢于追求自我、具有独立人格的现代女性形象。而她的母亲则以“拯救者”的身份出现，取代了《蓝胡子》中救人的哥哥们的角色，在女儿命悬一线之时，将女儿成功解救出来。

卡特把故事安置于广阔的现代社会背景。火车载着兴奋不已、无法成眠的女主人公“我”驶往“豪门”，前方等待她的是梦寐以求的财富与向往已久的上流社会生活。“我”出身贫寒，自幼丧父，靠母亲变卖所有首饰(包括婚戒)以及自己到沙龙弹琴挣取生活费，才得以完成音乐学院的学习。艰辛的生活使她对金钱产生了强烈的欲望。于是，她选择嫁给了一个与她极不般配但富可敌国的侯爵。他不仅年纪比她大很多，且离过3次婚。在爱情和物质之间，她选择了后者，并为之无怨无悔。“进入婚姻，进入放逐，我感觉得出来，我知道——从今以后，我将永远寂寞。”[4]12她放弃了对美好爱情的憧憬和追求，义无反顾地朝侯爵所提供的强大的物质世界奔去。“这一切全将我诱惑得如此彻底，使我对离开原先那切片面包和妈妈的世界毫无一丝悔憾”[4]12。

卡特将珠宝、美酒、美食、绘画、文学、音乐、服装等融为一体，拼贴出一个专属上流社会的物质和精神世界，为读者呈现一幅物质充足、物质至上的现实生活原生态。“我”沉醉在这座暖暖含光的城堡里，享用无穷无尽的物质和尊贵的身份。那里有一堆堆昂贵耀眼的珠宝首饰供其挑选，有享用不尽的玉盘珍馐和各式各样的美酒待其品尝，到处陈列着价值连城的知名瓷器和名画。除此之外，代表了独特文化品位的人名和作品名称在小说中俯拾皆是：法国小说家斯曼和埃里法斯·勒维，钢琴曲《月光下的露台》《十二平均律曲集》，歌剧《崔斯坦》和《爱之死》。女主人公从此不再需要穿“补了又补的旧衣，褪色的条纹布，哔叽布裙，别人的二手衣”[4]10，换上了白鼬加黑貂皮的毛皮大衣，还有由欧洲知名服装设计师波瓦罗和渥斯设计的衣裳在等待她挑选。

后现代文学不再是一个封闭的、同质的、单一的整体，后现代作家着意创造一个开放的、多音部的、悖反的、呈碎片状的文本。碎片文本表现出高度的互文性。各种碎片的马赛克拼贴出一个众声喧哗的意义世界[5]132。《染血之室》通过众多“碎片”的互文性运作，凸显了一个对强大的物质世界充满好奇并为之心驰神往的“拜金女”形象。将她与其他“拜金女”区分开来的，则是她具备了良好的品位和较高的文化水准，颠覆了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单一、庸俗的“拜金女”形象，重塑了一个立体的现代女性形象：她既对物质顶礼膜拜，又充满了“小资情调”和独特高雅的审美情趣。此外，她还是一个成熟的独立个体，具有独立的人格。母亲三次问她是否真的爱侯爵：“你确定你爱他吗？”[4]4前两次她选择了沉默以对，第三次时答道：“我确定我想嫁给他。”[4]4她年纪虽小，却对自己想要的生活了然于胸，嫁给侯爵是她深思熟虑的选择。在侯爵将要外出离开城堡前，她主动要求侯爵将那片最小的钥匙给她保管。“那支是什么钥匙？”“给我！”[4]2跃然纸上的分明是一个独立个体，是主体而非客体，而这正是贝洛在《蓝胡子》里要抑制的。

在贝洛那里，女人是弱小的、容易上当受骗的、需要保护的，男人是强大的、足智多谋的、保护女人的。卡特笔下的女主人公虽然保留了贪慕虚荣的特质，但是经过改写后，她的性格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由于不听侯爵的嘱咐，擅自用钥匙打开了城堡中某个房间的门，面临被侯爵杀死的危险。在得知自己深陷危险的泥沼后，女主人公并没有方寸大乱，而是很快就镇定下来，积极思考自救的手段。一方面，在丈夫回来但还没有发现她的秘密之前，她假装对丈夫百依百顺，想方设法拖延时间，甚至还希望通过将丈夫诱惑上床，将他杀死。“若他上床到我身旁，我当下便会勒死他”[4]53。另一方面，她斩钉截铁地拒绝了仆人尚伊夫的救援，让他回房去，“因为我知道自己必须独自面对我的夫君”[4]51。虽然最终她的自救失败了，但凸显了一个充满能动性和聪明才智的女性，与《蓝胡子》中的女主人公弱小无力的“被保护者”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染血之室》中的另一女性形象——女主人公的母亲，经过卡特的打磨，化身为小说中最耀眼夺目的明珠。她的出现，使所有男性黯然失色，她仿佛是三头六臂的女勇士，游刃有余地化解生活中的所有难题和考验。她的身上融合了“雌雄同体”的特质。

外表“轮廓如鹰，桀骜不驯”的母亲，性格坚毅勇敢，独立有担当。她从小的行事方式就是那么的惊世骇俗，叛逆不羁。从她年轻时的不平凡经历可以感受到，她身上鲜明的有情有义、有胆有识、有勇有谋的特质。“除了我以外，音乐学院还有哪个学生有这么了不得的母亲，曾面不改色斥退过一群海盗，在瘟疫期间照顾一整村人，亲手射杀一头吃人老虎。”[4]4她身上融合的力量和魄力更在拯救女儿的过程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在女儿命悬一线之时，是她骑着马赶赴现场将女儿成功救下。“有人骑着马，以令人晕眩的高速沿堤道奔驰而来……骑士的黑裙挽在腰间好让她尽全力极速冲刺，穿着寡妇丧服的，豪气干云的疯狂女骑士。”[4]58“你绝对没看过比我母亲当时模样更狂野的人，她的帽子已被风卷走吹进海里，她的发就像一头白色狮鬃，裙子挽在腰间……一手抓着缰绳拉住那匹人立起来的马，另一手握着我父亲的左轮……此刻她毫不迟疑，举起我父亲的手枪，瞄准，将一颗子弹不偏不倚射进我丈夫脑袋。”[4]62母亲此时化身骁勇善战的勇士，英姿飒爽，杀伐果决。她阳刚与阴柔并存，自由地穿越性别，是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认为的“最理想的状态”[6]11，是一个典型的具有双性同体人格的形象，“在雄性的因子中有阴柔的特质，在阴性的元素里有阳刚的属性，使之发挥、补足和整合人类全能的力量”[6]11。

卡特通过重建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不仅刻画了女性坚强、独立、勇敢、果断的一面，还进一步推翻了传统童话中的两性格式，表达了新的女性观：男性不再是主动者和胜利者，女性也并不等同于被动者和弱者，不再需要男人的拯救，女性也可以拯救女性；女性应当面对现实，勇敢寻找自救的方式。

2主题的嬗变

华莱士·马丁指出：“戏仿本质上是一种文体现象——对一位作者或体裁的种种形式特点的夸张性模仿，其标志是文字上、结构上或者主题上的不符。戏仿夸大种种特征以使之显而易见；它把不同的文体并置在一起，使用一种体裁的技巧去表现通常与另一种体裁相连的内容。”[7]《染血之室》通过对《蓝胡子》的主题戏仿，消解了原童话中的说教主题，树立了新的主题——女性主义姐妹情谊。

2.1贝洛《蓝胡子》主题：寓有道德教训

查理·贝洛是路易十四时期重要的文化官员，1671年被选入法兰西学院。他对流传于儿童口中的古老传说进行再创作，发表了《鹅妈妈的故事或寓有道德教训的往日的故事》。他剔除了民间口头故事中粗俗和低下的内容，在故事中增加了“文学性”，以适应“高雅的沙龙听众的期望”[8]。作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和重要的文化官员，贝洛成为当时巴黎高级知识分子圈子中的一种名流社交聚会——沙龙的常客，而《鹅妈妈的故事或寓有道德教训的往日的故事》正是诞生于沙龙这样的场合。它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童话，因为它们的目标读者主要是那些沙龙里的贵族仕女和宫廷里的朝臣。致力于建立法国封建贵族的伦理秩序和宫廷道德观的贝洛，在每则故事终了的地方，总给加上几句韵文教训式的格言，目的在于把女性塑造成美丽、彬彬有礼、优雅、勤劳、穿着得体的完美模样。著名诗人戴望舒在其译作《蓝胡子魔王》的序中指出，他删掉了每则故事后面的格言，因为“这一种比较的沉闷而又不合现代的字句，我实在不愿意让那里面所包含的道德观念来束缚小朋友们活泼的灵魂。”[9]文后的“道德训诫”无非是关于对上流社会的贵族少妇、小姐的警示和驯化：女性要保持贞操，沙龙贵妇切勿滥交，要保持自重和适宜的行为等等。从《蓝胡子》故事的“道德训诫”中可以窥见贝洛的女性观：女性不得违背来自男性世界的命令，否则将会受到严惩；男性对女性的侵犯源于女性自己的轻率和不适宜的行为。贝洛的女性观又与基督教的教义吻合，体现了基督教对西方文学艺术深远的影响。基督教义里，女人是让人类背负原罪的祸首，唯一的赎罪方式是遵从《圣经》教给女人的规范：要沉静学道，一味顺服；常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才能够“在生产上得救”。

2.2《染血之室》主题：女性主义的姐妹情谊

在《染血之室》中，卡特站在了女性主义者的立场，通过树立“女性主义姐妹情谊”的主题，彰显了女性自身所蕴藏的自救力量。首先，《染血之室》中的女主人公尝试向男性世界求助的梦想落空。一开始，“我”为了摆脱穷苦的生活，跻身上流社会，选择了一个自己不爱、但是富可敌国的侯爵作为丈夫，尝试通过婚姻走上成功的捷径，尽早建构属于自己的存在方式和话语方式。可是，这种通过“不劳而获”得到的荣华富贵，最终是昙花一现，自己攀附的男人竟然是一个杀人如麻的恶魔，不仅不能使自己过上渴望的幸福生活，反而给自己带来了灾难。此外，卡特把《蓝胡子》中女主人公的第二任丈夫“变身”为一位在侯爵家工作的“盲人调琴师”尚伊夫。然而，他的出现也不能拯救女主人公，而是反过来衬托小说中女性的强势和主导者的地位。他第一次出现在“我”的面前时，“体型瘦弱，弯腰低头”[4]47，“对我的害怕远超过我母亲的女儿面对恶魔本人时可能的害怕”[4]47。对于“我”，他充满了崇拜之情，拜倒在“我”精湛的弹琴技巧下，他就像一只“卑屈的小狗”[4]48，躲在门外贴在钥匙孔上偷听“我”的琴声。尚伊夫胆怯含羞的性格，注定了他无法胜任“救人者”的角色。卡特通过对这一人物性格的补充，反对将男性塑造成勇敢英武的救世主，她指出：男性也有胆怯害羞和软弱无能的性格特征，并不总是威严的、强大的，并不总是“保护者”和“拯救者”的形象。尚伊夫在侯爵即将到家之时，意图充当“我”的保护者，与侯爵对抗，被“我”斩钉截铁地拒绝了。这次“我”不但没有转向男性世界求救，而且还坚决地拒绝了来自男性的援救。卡特笔下改写的又一位男性失去了扮演“救星”的资格，沦为了女性的附属品。在《蓝胡子》中，最后拯救女主人公并杀死蓝胡子的是她的两位哥哥，而《染血之室》中最终及时赶来将她和尚伊夫救下的却是女主人公的母亲。因此，母女之间团结互助、亲密无间的“女性主义姐妹情谊(sisterhood)”是小说中凸显的一大主题。

“女性主义姐妹情谊”这一概念，是70 年代女权主义者提倡的一个最强有力、最乌托邦式、由此也最具威胁性的一个概念[10]。这一观点认为，所有女人都是“姐妹”，不分种族、阶级、代沟和地区，因经历相同，同属受压迫的集团而结成一体。虽然小说中的两位女性角色是有着血缘关系的母女，但是两人更像一对平等、默契的好友，在日常点滴的相处、扶持中，形成了一种无形的、坚固的“姐妹情谊”。正是“那母女连心的默契，让母亲那晚跟我通过话后一挂掉电话就直奔车”[4]63，及时将“我”从侯爵的剑下救了下来。两人相依为命，相互取暖，共同成长。母亲性格愈发强悍，而“我”在经历了“豪门噩梦”之后，无论是心理、生活经验，抑或是伦理理解方面都得到了成长。“我”醒悟过来，不再贪恋富贵的生活，最终与自己的爱人、母亲过上了踏实的日子，并将大部分继承的巨额财富捐给慈善机构。

3结语

李玉平认为，虽然“文学经典的改写经常被视作拾人牙慧的‘影子的影子’，‘汤的汤的汤’，完全是原作的寄生物，毫无创造性可言，但是，在‘经典改写’业已成为作家‘创造性叛逆’重要手段的后现代时期，改写之作的独立地位和独特价值应给予足够的重视”[5]216。安吉拉·卡特在20世纪60年代末的反文化运动的催生下，掀起了童话改写的强劲之风。国外批评界对卡特的改写大多给予充分赞誉，认为改写有力抨击了根深蒂固的父权思想[11]。卡特在《染血之室》中通过运用拼贴、重组、戏仿、解构等后现代技法，使它演变成为一个女性成长故事。经过修正与重构的《染血之室》，打破了童话中弱小无力的女性刻板形象，构造了勇敢独立、具有聪明才智的现代女性形象；推翻了传统两性间的模式，女性不再期望男性“拯救者”的救赎，女性也可以拯救女性，女性也能实现自救；新的主题的树立使卡特的女性观不言而喻，即团结互助、亲密无间的女性，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战胜坏人。

虽然《染血之室》的结尾体现了女性对父权制的反抗，并且取得了胜利，纵观卡特的创作生涯，并结合经她改写和颠覆的其他经典童话作品，虽然卡特描画出敢于向父权制和男子中心论挑战的女性形象，但是笔者发现，卡特并不是一位激进女性主义者。她认识到：激进女权主义思想是不可取的，势必会对广大女性自身、家庭和社会带来更多的伤害与痛苦。两性间最终的和解，二元对立的彻底结束，两性关系的和谐，这才是卡特心中理想的两性关系。

参考文献：

[1]Matei Calinescu．“Rewriting”, in International Postmodernism: Theory and Literary Practice[M]．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1997：243.

[2]黄大宏．唐代小说重写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79.

[3]Lyn Pykette．The Improper Feminine: the Women’s Sensation Novel and the New Woman Writing[M]．New York: TJP，1992：16.

[4]安吉拉·卡特．染血之室与其他故事[M]．严韵，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

[5]李玉平．互文性：文学理论研究的新视野[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6]弗吉尼亚·吴尔夫．一间自己的房间[M]．贾辉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7]华莱士·马丁．当代叙事学[M]. 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83.

[8]古佳艳．查理·贝侯的民间故事与十七世纪末的法国文化论战：一个翻译计划[D]．台北：台湾大学，2003：4.

[9]沙尔·贝洛．蓝胡子魔王[M]．戴望舒，译．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4.

[10]Susan J Douglas．Where the Girls Are: Growing Up Female with the Mass Media[M]. London: Penguin, 1995：224.

[11]邱小轻．《染血之室》对早期童话的继承与发展[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15(2)：67-71.

责任编辑：柳克

An Analysis ofTheBloodChamber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texuality Rewriting

TAN Jing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 Guangzhou Commerce College, Guangzhou 510530, China)

Abstract：Techniques of postmodernism such as pastiche，reconstruction，parody and deconstruction in The Blood Chamber by Angela Carter are analyzed in this essay. By employing “intertexuality” as a means of creative rebellion, Angela Carter upturned the stereotyped female image and created a more dimensional and complex one. The traditio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men and women was overthrown and a new theme—“the sisterhood” was set up in The Blood Chamber .

Keywords：The Blood Chamber; intertexuality rewriting; parody; pastiche

中图分类号：I561.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907(2016)01-0071-04

作者简介：谭静(1981-)，女，广东吴川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5-1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