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树芬

诗学

解构主义诗学实践的两条道路

符树芬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是通过对形而上学所认定的本质、基础和中心进行拆解。由于解构主义的目标针对的是形而上学，因此常常被诗人或诗学家引入到诗学理论中。但诗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文学的解构与建构之间应该取长补短、有所兼容。真正有价值的解构，在于通过清理和分解，建构新的诗学模式。诗歌的解构与建构，其中包含着非常复杂的诗学问题。当代中国诗坛，在解构与建构之间提出明晰的诗学理论主张并一以贯彻的诗人并不多，“他们”诗派的李森和“撒娇”诗派的默默，是两个旗帜鲜明的践行者。李森“形而中”的诗学追求和默默的“撒娇”诗学理论，开创了解构主义诗学实践的两条全新道路。

解构；建构；“形而中”；“撒娇”诗学

“解构”（deconstruction）一词，是雅克•德里达从海德格尔的哲学概念destruction发展而来的。在海德格尔那里，destruction意为“拆毁”，主要是对传统存在论进行历史性的批判。对于由德里达所引发的解构主义而言，解构主要是“一种政治或思维策略和一种阅读模式”，①乔纳森•卡勒：《论解构》，第7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其基本内涵是“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语言中心主义，否定终极意义，消解二元对立，清除概念淤积，拒斥形而上学，为新的写作方式和阅读方式开辟广泛的可能性”。②德里达：《论文字学》，译者的话第1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在德里达之前，西方哲学对形而上学主要采取一种否定态度，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对传统形而上学并不采取纯粹的肯定或否定，而是通过对形而上学所认定的本质、基础和中心进行拆解。由于解构主义的目标针对的是形而上学，因此常常被诗人或诗学家引入到诗学理论中。

当下，解构主义似乎不再流行，人们对“解构”也已经见惯不怪。但解构作为后现代最重要的特征，却是当代诗人无法回避的。从本质上说，中国的“解构”同西方模式一样，不外乎着眼于消解传统的形式与内容、现象与本质、偶然与必然等等这些二元对立的关系，但诗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了，文学的解构与建构二者之间不是有你无我、非此即彼的，而应该是取长补短、有所兼容。德里达之所以没有用海德格尔的destruction（摧毁）一词，而是用deconstruction（解构）来概括自己的理论，就是因为后者同时包含了construction（建构）和de-（解构）两层意思。所以，真正有价值的解构，并不仅仅只是通过消解和清除，把旧有的体系摧毁殆尽，而是要通过清理和分解，建构新的诗学模式。诗人不管采取何种解构手段，其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再创造、再建设。因为归根到底，解构之目的是要发现和创造新的意义，是要在文本与读者之间重新建构一种新的诗学审美关系。

在历经了二十世纪八十、九十年代，解构主义在诗学领域里或盲目或明晰的实践过程后，诗人们越来越意识到，解构开始的同时就是建构的开始，解构完成的同时也就是建构的完成。此种情况下，一些诗学观念比较自觉的诗人，开始积极探寻各种途径，尝试着在解构与建构之间，开辟另外的诗学道路。

诗歌的解构与建构，其中包含着的诗学问题非常复杂。解构是对形而上的拒斥，其目标指向形而下；而建构是从形而下出发，方向指向形而上。在经过了解构主义对传统诗学形而上学的解构之后，对于中国当代诗歌来说，“不反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但是彻底的反形而上学也是不可能的”，①莫运平：《诗学形而上学的建构与解构》，第206、206-207、20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学者莫运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诗学建构的第三条道路：“我们所可选择的是在形而上学与反形而上学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即向后形而上学转型。所谓‘后形而上学’，既坚持对各种具体的知识形而上学理论的不断克服和超越，又不期望在理论上彻底根除形而上学中的道德形而上学成分，它应该在形而上学与反形而上学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②莫运平：《诗学形而上学的建构与解构》，第206、206-207、20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莫运平提出第三条道路，目的就是要使人们的思想摆脱为理论而理论的狭隘，从而让理论回到鲜活的生活之中。因此，这种后形而上学是向人之生存敞开的，并不凌驾于任何哲学之上，其本身就是指向现实的生活。莫运平指出，对于当代诗学来说，“后形而上学”对诗学的建构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诗学的‘实用’（即历史中的诗学）做一种生存论立场上的重构；二是在生存论立场上探寻人之生存与诗的内在关系。”③莫运平：《诗学形而上学的建构与解构》，第206、206-207、207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而这两个方面的内容，都必须要以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反思为前提。当代诗坛上，在解构与建构之间提出明晰的诗学理论主张、并一以贯彻的诗人并不多见，“他们”诗派的李森和“撒娇”诗派的默默，是两个旗帜鲜明的人物。

一、解构与建构之间的第一条道路——李森“形而中”的诗学追求

在对解构主义诗学的建构中，和莫运平持相近观点的，是“他们”诗派的诗人李森。在探求诗学形而上和形而下之间的关系时，李森明确提出：“真正的艺术都要在形而上和形而下之间建立一种平衡关系。形而下仰望形而上获得精神性的滋养，形而上俯瞰形而下获得有意味的形式。”④李森：《荒诞而迷人的游戏——20世纪西方文学大师、经典作品重读》，第91页，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至于如何才能建立并达到这种平衡，李森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提出了“形而中”的诗学观点。李森说：“我的诗力求在隐喻的形而上和事物的形而下之间找到一种平衡关系，此可以说是一种隐喻的‘形而中’。这里的‘形而中’即诗歌文本——一个语言滋生隐喻和消解隐喻的语境场。隐喻的建构和解构都在这个语境场中实现。”⑤李森：《李森诗选》（自序），第3页，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如果说李森写于一九九五年的长诗《在这首诗中，乌云像什么》致力于文本内部的相互解构，意在清除形而上的诗意和抒情，那么他于一九九六年和一九九七年之交创作的另外一部长诗《撕开》，则非常典型地实践了他“形而中”的诗学观点。

在这首诗中，诗人面对荒山上的石头，“不能直接说出——石头/应该说，荒山上的石头像狮子/或各种栩栩如生的禽兽”，因为诗歌就是隐喻，文学就是隐喻，语言本身就是隐喻。如果把石头直接说成石头，那就不是诗歌了；同样，在处理“马群正在低头吃草”这一过程或者说事件，吃的过程要不要直接说出时，诗人也感到同样的为难：直接说出来，那就不是诗；但倘使不直接说出，那么只好这样表达：“马儿啊，吃草/为了去走雨露阳光的路/唯一的一条路，被假定是‘崎岖’的/它有着同‘远方’相通的磁力”，这里的“崎岖”和“远方”之所以要加引号着重强调，就是因为这两个词上升到了形而上的层面，所以在处理说还是不说、怎样言说这个问题上，李森采取了这样的方式：“被形而上学弄疼了颈椎的诗人/也要像马儿学习走路/先吃草，然后再到远方去吃草”，“被形而上学弄疼了颈椎的诗人”表现出的是诗学对一切高高在上的价值和意识形态的反感与拒斥，要消除这种反感，就要使诗歌向“下”走，也就是回到事物本身。回归的过程分为两个步骤：“先吃草”，“然后再到远方去吃草”。“先吃草”是形而下对形而上的解构，让诗歌从云雾缭绕的九重天外回到广袤厚实的大地；但光是回到地面还不行，还需要“再到远方去吃草”，让形而上对形而下进行建构。

《撕开》这部长诗最大的诗学贡献和价值，就在于李森在同一个语境场（诗歌文本）中将解构和建构同步完成。他在将诗歌文化隐喻毫不留情地进行清洗的同时，又重铸了诗歌澄澈明亮的隐喻。在不断地创造出鲜活隐喻的过程中，诗歌不断地获得了另外的生命形式。

“形而中”是李森在解构的形而下和建构的形而上之间所采取的一种折中主义立场，它巧妙而又轻松地解决了诗学在重建问题上所面临的困境和窘境。当然，这种“形而中”绝非是一种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因为对于诗学“形而中”平衡关系的处理，其“可以是和谐的，也可以是不和谐的或者是各种力量的较量”。①李森：《荒诞而迷人的游戏——20世纪西方文学大师、经典作品重读》，第91页。《撕开》之所以在整体上给人以一种难以把握的感觉，就是因为这个文本一直在解构和建构之间相互较量、相互砥砺。双方越是势均力敌、互不退让，就越是增强了文本之间的张力。这种建构方式不仅耗费诗人的心智和情感，同时对读者的阅读和领悟也是极大的考验。时隔两年之后，李森于一九九九年创作的另外一部长诗《中国风车》，在处理这种平衡关系时已经显得较为从容自如。这首长诗总体上来说是建构的，诗人从“一架中国风车/在中国艺人心中/由风叶、轮轴、摇柄、风箱/不同的部件组成”开始建构，风车由木匠组装、制作，但一旦完成之后风车就脱离木匠而去，成为了风车自己，将要经历作为一架“风车”的命运：风车转动，制造风，风使江面形成漩涡，风吹向远处，吹向制造风车的人。在此过程中云彩缓缓退开，澄澈的天空被擦亮；风车扬起的流水声清数着明亮的雨花石，打破了亘古的寂静之声……当然，这部长诗虽然是建构的，但却没有一直向形而上的层面走，而是自始至终围绕着“形而中”的那个界面逗留，从而达到了诗人所说的“形而下仰望形而上获得精神性的滋养，形而上俯瞰形而下获得有意味的形式”的诗学效果。

解构和建构既是诗学理论的一种更新，同时又是诗学观念实践的方法和手段。李森说：“诗性隐喻获得新生的途径只有两个：一个是重新建构，一个是不断解构。”②李森：《李森诗选》（自序），第2页。现在可以说，诗性隐喻获得新生还存在第三条途径：在解构中进行建构，或者在建构中进行解构。对于解构而言，“如果认识不到诗学建构中的解构因素或是诗学的自我解构方式，对诗学的理解将陷入片面性之中”。③莫运平：《诗学形而上学的建构与解构》，第70、206页。那么同样的道理，如果认识不到诗学解构中的建构因素或是诗学的自我建构方式，对诗学的理解同样也会陷入片面性之中。实际上，“建构和解构是人类思维共生与共在的两面”，④莫运平：《诗学形而上学的建构与解构》，第70、206页。解构和建构之间从来就不是对立的，进一步说，隐喻的滋生和隐喻的消解也从来就不是矛盾的一对范畴。恰恰相反，它们可以作为诗的两面，在特定的语境场中相遇结合，共同成就一首伟大的诗歌。

二、解构与建构之间的第二条道路——默默的“撒娇”诗学

在中国当代，积极探寻解构与建构之间另外一条诗学道路的，是“撒娇”诗派代表诗人默默的“撒娇”诗学。

“撒娇”实乃“傻叫”之音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默默、京不特等为代表的一批上海诗人，对现实社会怀着一种“看不惯”的心态，他们的诗歌流露出一种愤懑、抵触、不与时代潮流合拍的情绪，具有美国“垮掉派”诗人艾伦•金斯堡式的“嚎叫”特征。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之下，在公开场合“嚎叫”是不被允许的，于是诗人京不特便想到了“傻叫”一词，提出后被默默误听为“撒娇”，遂将错就错，“撒娇诗派”由此诞生。

“撒娇诗派”之“撒娇宣言”宣称：“活在这个世界上，就常常看不惯。看不惯就愤怒，愤怒得死去活来就碰壁、头破血流。想想别的办法。光愤怒不行。想超脱又舍不得世界。我们就撒娇。”①徐敬亚、孟浪、曹长青、吕贵品主编：《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红皮书），第175页，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撒娇”诗派实行的是一种“温柔的反抗”。作为一个诗歌派别，从名称上看，“撒娇”一词显得有些不够“正经”，但实际上，“撒娇”诗派有着非常严肃的诗学内涵。基于诗人们所置身的现实社会和所目睹之社会现状，一味妥协不行，公然反抗亦不行，于是“撒娇”就成为了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机智的诗歌策略和表现手段。它是表面的服从，潜在的抵触；是温和的婉拒，坚决的反抗。“撒娇”集低眉顺眼的服从和誓不妥协的倔强于一身，其用“撒娇”的姿态，抒泄一种理想被现实强暴的愤懑；其采取一种反其道而行之的思路，去表达知识分子对现实存在的反叛和抗争。正如评论家李少君所言：“撒娇其实是变相的抗议，这种抗议是有其意义的，不仅是对于生活与时代重压的挣扎与抗议，它更重要的意义还在于对既定的所谓理所当然与势所必然说‘不’。”②李少君：《从莽汉到撒娇》，见李少君选编《莽汉•撒娇（李亚伟•默默诗选）》，第11页，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而事实也证明，这种反抗方式比直接对抗来得更加机智巧妙，也更为坚定和彻底。

“撒娇诗派”有着明晰的、自足的、坚定的诗学立场。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撒娇”诗人们创作了一系列的诗歌作品，来表达他们对社会现实的各种“看不惯”。这其中，最为彻底、一直在坚定不移地实践着“撒娇”精神的，是“撒娇”诗派的灵魂人物默默。其长诗《在中国长大》，较为典型地实践了“撒娇”的诗学理念。这部长诗写的是一代知识分子的成长经历，具体说来，是出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那一代人的心理和身体成长历程。这代人历经“文革”记忆，见证中国的改革开放，参与到社会经济建设的重大转型之中，成为商业领域和精神领域的一代精英。从一九八二年到二○○四年，这首长诗的写作时间整整横跨二十二年。

《在中国长大》分别由“城市的孩子”、“我们的自白”、“迷乱”、“苦难背后的美丽”、“争取未来”和“这黑夜也是黎明”六个章节构成，从一个初生婴儿的诞生开始叙述，这个孩子在降生之初，纯洁无暇，天真可爱，他被宠爱、被呵护，形成诚实美好的品质；在健康的成长过程中，他有时懵懂无知，有时又故意装出一副小大人的样子；他如同天使一般，有着所有孩童的纯真清澈、不谙世事。但在社会这个大熔炉之中，这个孩子不断地接收到各种来自外部的信息，他趴在阳台上目睹城市的游行，看到“游行的队伍变幻着/一个又一个巨大的甲骨文字”；他开始接受学校教育，服从老师和教科书的指令；渐渐地这个孩子进入了叛逆的时期，对外部世界有了不同的想法和情绪；不知不觉中他开始关注和留意自己的容颜仪表，思绪纷繁飘忽；为了假装伤感、强行赋愁，他甚至刻意犯错让母亲责骂；再后来，这个孩子进入青春期，产生了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愈发显示出叛逆的、不被驯服的一面，内心时常爆发出强烈的渴望和意念，但却又因力量不足其结果只能“老是背叛自己”；他渴望被理解、被认同，渴望能够践行内心的想法和抱负，“就算我们在青春的预言里流浪/但我们仍然相信/我们是国徽上发光的麦粒”；这个已经长大成人的青年内心充满孤独、迷惘、不安与躁动，经常发表一些莫名其妙的“宣言”，幻想藉此占有并统治某种东西；而时代的剧烈变迁，精神和物质的双重贫乏，理想和信念的幻灭破碎，让他一次又一次地自我否定、自我质疑、自我推翻、自我背叛，以至于“我们把悬崖上的我们推下去/我们破坏我们”；他呼唤人之为人的尊严，在失望和绝望之时仍然寄希望于黑暗之后的黎明，仍旧怀着理想、希望和信仰，向往永恒、纯洁和自由……《在中国长大》对应的是特定时代的精神和所孕育着的全部希望，以及知识分子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寻找出路的挣扎与迷惘。默默以一种不卑不亢的姿态，诉说着一代人在成长过程中的挣扎和迷失，以及由迷失到清醒、由清醒到反抗的全部过程。在这部长诗中，叙述者（诗人）的角度非常关键，他代表的既是个体的“我”，同时又是一代人的“我们”，叙述视角的转化，体现了诗人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言人的身份。默默在这部长诗中，怀着对一个时代的希望和对信仰的坚守，试图重建美好、真实和希望。这种坚守，有着一种即使天寒地冻、路遥马亡，但也绝不妥协的信念和勇气。

《在中国长大》设置的大背景是城市，而城市是文明的象征。默默将一个（一代）出生于城市的人的成长经验通过细节体现出来，从而消解了诗歌形而上的思考和那种刻意营造的诗意，真正践行了“撒娇”的诗学精神。在叙述上，默默选择性地记录了个体在成长过程中的一些重要细节，使宏大叙事在这里遭到解构。在“撒娇”这里，强大的集体主义意识显得外强中干，宏大的叙事也只能是吓唬人、蒙蔽人的障眼法。归根到底，这部长诗想要构建的，是一个理想和价值期待得以健全实现的人文主义时代，它勾勒的是一种中国知识分子的希望和愿景。而这几乎就是“撒娇诗派”最崇高和最核心的诗学追求。默默对于理想主义的追求，将全部的希望隐藏和寄托于诗歌当中，他以一种罕见的勇气和智慧，在诗歌文本中缔造着一个梦想，那是诗人最后的乌托邦。默默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彰显了一代知识分子的迷惘与清醒，这其间有失望、悲观、迷惘、彷徨，但更多的却是希望、理想、抗争、前行。可以看出，默默对意识形态始终保持着一种清醒的警觉和堤防，而这恰恰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最缺乏的独立姿态。《在中国长大》中的“长大”，并不是单指身体器官由婴孩长为成年人，而是心理的健康、精神的自由、人之为人最起码的价值的实现。《在中国长大》是一部现代史诗，默默将童年与成人的世界、纯真与虚伪、理想与现实、知识分子内心的迷乱与清醒、反抗与挣扎、失望与希望、爱与恨……交织在一起，相互指涉、消解又彼此关照、依存。归根到底，默默关注一种公正的生存制度，他说：“这种内心的强烈关注形成了一条人道主义的传统，形成了我们诗歌的主题。”①默默：《默默有语》，见李少君选编《莽汉•撒娇（李亚伟•默默诗选）》，第161页，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4。这种关注同时又是一种自救。默默的诗歌中有很强的时代意识，这使得他直视社会现实，冷峻地打量、观察周围的生存环境。

“撒娇”诗派以一种娇媚的、示弱的、无力的姿态，进行了一场强势的、坚定的、有力的诗学抗争，是对诗学立场的一种坚守和捍卫，是对理想主义的一种维护和拥戴。评论家、诗人徐慢说：“‘撒娇’用最直接的方式，像什么就说什么话，对时代的解构入木三分，一针见血。”②默默主编：《撒娇》2004年夏季号，第146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04。“撒娇”的担当，就是揭露、消解、抵触与反抗。默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怀疑主义者，其理想和怀疑在诗歌中体现为一种更深层次的焦虑和隐忧。默默清楚地看到了：意识形态对个人的钳制，诗人写作的“假”、“大”、“空”倾向，人文主义立场的形同虚设，社会和时代对个人价值的肆意践踏和漠视，他所进行的“撒娇”，并不是浅薄的愤世嫉俗，而恰恰彰显的是诗人的勇气和担当。

正如《诗》三百首所体现出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是一种平衡一样，默默在“撒娇”诗学中所展示出来的失望但不至于绝望、反抗但不至于暴动、消解但不至于破坏、热爱但不至于盲目、伤感但不至于愤恨也是一种平衡。撒娇对崇高的解构，对虚假和谎言的揭露，对庸俗的反抗，以及对一切丑恶的嘲讽，体现出一种可贵的诗歌品质和情怀。在这个意义上，默默践行了向人之生存敞开的诗学立场，这种诗学不凌驾于任何高深的学理之上，其本身就是指向现实人生，本身就是在生存论立场上探寻人之生存与诗的内在关系。

符树芬，文学博士，现供职于云南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