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期汉匈关系对汉边境的地理环境影响

2016-03-09马小娟

甘肃开放大学学报 2016年1期

关键词：和亲西汉匈奴

马小娟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兰州　730000)

西汉初期汉匈关系对汉边境的地理环境影响

马小娟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兰州730000)

［摘要］西汉时期匈奴一直是北方最强大的游牧民族。西汉初期是匈奴势力走向鼎盛的时段，主要是冒顿单于、老上单于以及军臣单于时期。这个时期西汉政府虽然多次采取与匈奴和亲的政策，但并不能阻挡匈奴南下侵边。匈奴往往在寒冷的气候条件下频繁南侵于长城周围。匈奴的这种军事行为以及西汉王朝的一些徙民政策影响了西汉王朝北方边境的地理环境，最主要的是影响了原本牧区与半牧区地表的植被面貌。

［关键词］西汉初期;匈奴;汉匈关系;汉边境;地理环境

西汉初期国家政局初步稳定，亟需大力发展国力，稳定社会，而不得不面对匈奴屡次南侵抢劫财物的边境形势。在此国情下政府基本采取屈辱的汉匈和亲政策。汉政府采取和亲政策作为一时之计的同时也徙民于边，以发展边境国防力量。在这样的情况下，在汉初六十多年里，汉边境上匈奴屡次南侵盗边，同时汉政府也在边境上加紧军事行动。其边境范围主要是长城周围。概括地说，匈奴在其强盛时期即在西汉初期其边境在东部应当是长城。因为孝文帝给匈奴单于的书信中提到“先帝制:长城以北，引弓之国，受命单于;长城以内，冠带之室，朕亦制之”［1］2902。说明西汉初期汉庭把长城作为其边境的分界线。陈序经先生也认为“长城是防御匈奴的伟大建筑物。这也可以说是匈奴的最南的边境”［2］。在西部边境匈奴则西击月氏与西域各国，占有河西走廊。

西汉初期汉匈之间并不十分友好的关系对汉边境的地理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研究者指出，“在这段历史时期内，伴随着政治的统一、经济的繁荣与国家的强盛，局部地区的生态环境也出现了某些恶化的现象(秦、西汉)与相对恢复(东汉)的波动情况”［3］。这里提到“局部”的变化，“局部”该是汉匈的边境范围，因为这个时期匈奴多次盗边，政府多次徙民于边，加大了土地的承载压力。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段是寒冷期，寒冷期内气候易干燥。对于北方牧区半牧区本就脆弱的环境来说，匈奴多次铁骑南下，频繁地对土地蹂躏很容易引起牧区半牧区土地的沙化。

一

西汉初期是匈奴的强盛阶段，在匈奴方面主要是指冒顿单于、老上单于、军臣单于时期，在汉朝主要是高帝、惠帝、文帝和景帝等几个阶段。这个时期的汉匈关系从双方的力量对比，以及西汉政府采取的措施来看，主要是汉朝被动的和亲以及匈奴时常南侵盗边。汉匈的边界(长城)具体位置如辛德勇先生所考证，“西汉初年汉王朝西北隅边界状况，边界的具体走向是以阴山赵武灵王长城和赵国九原郡在黄河南岸的边塞为界，这一点应该可以确定”［4］。这段边界也正是汉初双方发生关系最频繁的地段。在这段边界西则匈奴占据河西走廊一带，“西汉初年，匈奴主要活跃于蒙古草原，同时控制着我国西北地区，也包括今新疆等地区”［5］。往东一带则匈奴常南下侵盗雁门郡、代郡和上谷郡。匈奴南下寇盗，往往是为生存而夺取经济物资杀略人民，抢劫财物。如前面提到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匈奴所处的地理气候环境有关系。竺可桢先生考证认为“到了秦朝和前汉(前221—公元23年)气候继续温和”［6］。蓝勇先生也认为“从春秋战国到秦、西汉时期，这是一个长达近800年左右的温暖期”［7］。但不是西汉所有的时间段内的全部地区都是温暖的，因为匈奴生活的地区一般伴有比较寒冷的气候，尤其在冬季。“高帝自将兵往击之。会冬大寒雨雪，卒之坠指者十二三。［1］2894”在孝文帝后二年，给匈奴王的书信內容中也可以看出，匈奴生活的地区气候比较寒冷。“汉与匈奴邻国之敌，匈奴处北地，寒，杀气早降。”［1］2903匈奴因气候恶劣在中原以北的地区难以生存，进而南下盗寇，获取物资。这不仅给中原的人民生活造成困扰，同时也在逐渐破坏草原与农耕地区过渡地带本就脆弱的生态环境。由此，在寒冷气候机理的推动下，匈奴南下侵边，破坏牧区半牧区的生态环境，进而使被破坏的生态环境继续恶化。

二

匈奴在冒顿单于时期进入极盛时期。冒顿单于即位后大肆对外扩张，“在冒顿单于时期，匈奴征服了许多邻族，控地东尽今辽河，西至葱岭，北抵贝加尔湖，南达长城”［8］4。而从《史记》的记载可以看出，在长城延边，匈奴并没有停止南下，匈奴南侵代地有记录的就5次，云中5次、上郡3次、雁门2次、上谷2次、燕1次、太原1次及北地1次①。这仅仅是比较明确的匈奴南侵的地方记录，还有如“是后韩王信为匈奴将，及赵利、王黄等数背约，侵盗代、云中。居无几何，陈狶反，又与韩王信合谋击代。汉使樊哙往击之，复拔代、雁门、云中郡县，不出塞。是时匈奴以汉将众往降，故冒顿常往来侵盗代地”［1］2895;及“后燕王卢绾反，率其党数千人降匈奴，往来苦上谷以东”［1］2895;及“自是之后匈奴绝和亲，攻当路塞，往往入盗于汉边，不可胜数”［1］2905，等等这样记载不明确的“数次南侵盗边”，应该说汉初的六十多年里匈奴南侵的次数要多于21次，而且侵盗的范围广大，其南侵的范围基本上占据了中原王朝大部分北部边境地区。

西汉王朝从高帝开始即采取和亲政策，以避免匈奴的南侵。这一政策基本贯穿了整个汉初时期。“于是汉患之，高帝乃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1］2895至惠帝、吕后时依旧和亲。“高祖崩，孝惠、吕太后时……。于是高后乃至，复与匈奴和亲”［1］2895。文帝时期，也采取汉匈和亲。“至孝文帝初立，复修和亲之事。”［1］2895及“老上稽粥单于初立，孝文皇帝复遣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1］2898，及“单于亦使当户报谢，复言和亲事”［1］2901。汉匈和亲不是建立在平等友好的基础上，而是基于汉朝国家初安，国力较弱而缺乏抵抗匈奴实力强大的基础。孝文帝时国力渐渐强大，对匈奴也不仅仅是和亲的政策，也有少数的反击。“于是孝文帝诏丞相灌婴发车骑八万五千，诣高奴，击右贤王。”［1］2895这说明文帝时期对匈奴屡次南下盗边的行为还是给予反击的。景帝时期与匈奴和亲如故，给汉边境带来比较稳定的生活环境，“自是之后，孝景帝复与匈奴和亲，通关市，给遗匈奴，遣公主，如故约。终孝景时，时小入盗边，无大寇”［1］2904。由此可以看出:首先，汉初的每一个皇帝基本都会实施汉匈和亲的政策，而匈奴南侵盗边的次数多于汉匈和亲的次数;其次，和亲政策并没有改变匈奴南侵范围的不断南下、不断扩大;再次，匈奴主要盗寇的区域在长城以南，最南到太原郡;其反复侵盗的区域则是代地、云中以及上郡等地区;如此频繁的南下盗边破坏了边境稳定的生产环境以及自然环境。

老上单于时期(前174—前161年)匈奴对中原王朝反复的南侵和掠夺财物，在地域上有不断扩大、不断向南向东的趋势。如“汉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如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奇兵入烧回中宮，候骑至雍甘泉”［1］2901。这时的匈奴已经经过朝那、萧关到达雍甘泉，比之前冒顿单于南侵的地段更南，且对中原王朝的威胁系数增大。之后“匈奴已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至代郡万余人”［1］2901。汉王朝相对匈奴来说没有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导致匈奴日骄。以至于每年都入边盗寇，杀略人民，并且数目不断增加，乃至达到万余人。万余人再加上之前多次盗边杀略的百姓数目，对发展中的西汉来说，无疑是人力资源的一大损失。减弱边防力量的同时，大量人口的减少，使得边境地区的农牧业的良性循环经营被破坏，对土地不能很好地经营导致土壤土质的下降。如林幹先生提出“当时的陇西、北地、上郡、云中、上谷、辽东等郡(当今甘肃临洮、甘肃庆阳、山西榆林、内蒙古托克托、河北怀来、辽宁辽阳一带)经常遭到侵扰。奴隶主操纵下的匈奴骑兵，所到之处，毁坏庄稼，劫夺财产，杀略吏民，抄掳人口，把大量汉人俘为奴隶，单是云中、辽东，每年每郡被杀害和被掠去的人口就有一万多人”［8］52。可以看出匈奴南下盗边的规模和破坏的程度不断加大加深。对陇西、北地、上郡、云中、上谷及辽东等地的多次南侵盗取财物的同时还毁坏庄稼、杀略吏民和俘虏人口，等等，给边境的发展造成困难。毁坏庄稼，导致边境居民生存的物资来源被破坏，导致流民出现，汉朝的民生问题再次增加。杀略吏民和俘虏人口的行为使得汉朝的边境居民大大减少，边境的农牧业生产被破坏，土地荒废，连年的盗边成为半农半牧地区逐渐变为荒漠地区的诱因。

军臣单于时期(前161—前126年)匈奴一度拒绝与汉王朝和亲，并多次南侵。这个阶段的南侵除了保持之前冒顿单于与老上单于的特点之外，还在地域空间上有所扩大，在时间跨度上也有所扩大。如“军臣单于立四岁，匈奴复绝和亲，大入上郡、云中各三万骑，所杀略甚众而去”［1］2904，及“胡骑入代句注边，烽火通于甘泉、长安。数月，汉兵至边，匈奴亦去远塞，汉兵亦罢”［1］2904。由此看来，此时的匈奴力量是比较强大的，将盗边的目的地南推至甘泉、长安;但是汉朝也并非过于弱势，汉兵至边后匈奴离去至远塞，而不能够彻底占领汉的边境。当然这一方面也可能与匈奴南下的终极目的有关:匈奴作为一个游牧民族屡次南侵盗边不是为了占领中原的地区，而是为了夺取利于生存的物资。这个阶段的匈奴常常选择游牧地区物资缺乏的秋冬季节南侵，“其冬，匈奴数入盗边，渔阳尤甚”［1］2906，及“其明年秋，匈奴二万骑入汉，杀辽西太守，略二千余人”［1］2906，及“匈奴又入雁门，杀略千余人”［1］2906。匈奴在秋冬季节南侵将边境居民年终的收成掠夺殆尽，并且每次的南侵都杀戮数千居民，造成民生不稳定，也造成边境居民的大量减少。这一时期匈奴的南侵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较之前冒顿单于和老上单于时期则进一步加深。

三

汉初匈奴南侵虽然没有导致大规模的战争，但汉匈关系并不和谐。汉初由于国力薄弱，而匈奴南侵地域不断扩展，造成边境地区人口稀少，因而采取“徙民实边”的政策，“选常居者，家室田作”［9］。运粮到边境，重新安置守边的将士和边民，“能输及转粟于边者拜爵”［1］1419。移民戍边为汉边境的牧区半牧区逐渐演变为农耕区提供了契机，但也极大地改变了边境地区的植被面貌。这些地区森林植被逐渐被破坏，地表植被减少，风沙起而沙漠生，造成生态失衡。本就脆弱的土地承载力因得不到适宜的利用，导致水土流失日益严重，以致黄河中下游灾害频生。

注释:

①关于匈奴南下盗边的次数主要参阅司马迁的《史记》卷110《匈奴列传》的记载。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陈序经.匈奴史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62.

［3］袁清林.中国环境保护史话［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0: 89－90.

［4］辛德勇.张家山汉简所示汉初西北隅边境解析——附论秦昭襄王长城北段走向与九原云中两郡战略地位［J］.历史研究，2006(1) : 15－33.

［5］张倩.汉武帝在西域的民族政策研究［J］.民族论坛，2014(5) : 27－40.

［6］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J］.中国科学，1973(2) : 168－189.

［7］蓝勇.中国历史地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46.

［8］林幹.匈奴通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9］班固.汉书:卷49［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 22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