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秀琴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文法学院，甘肃兰州　730030)



激情涌动下的癫狂与沉郁
——论贾植芳小说语言艺术

钱秀琴

(甘肃广播电视大学文法学院，甘肃兰州730030)

［摘要］贾植芳是“七月派”作家之一，由于受俄国形式主义语言学转向的启发，善于将自己的主体情感渗透在作品的语言中，通过变异的语言形式，以癫狂、沉郁而又蕴含强烈激情的语言特质，传达出对于民族生存文化状态和国民灵魂的独特思考，同时也折射出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

［关键词］贾植芳;癫狂;沉郁;激情;语言艺术

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以反传统的形式，颠覆了传统文论中文学语言的地位，使文学语言基本上摆脱了以往的附属地位，确立了新的文学语言观。在此观念的观照下，文学语言不再是传统文论中刻画人物形象、叙述故事、表达主题思想的工具和手段，而成为文学的第一要素——文学的“文学性”本身，俄国形式主义者认为研究文学的本质就是研究文学语言。小说作为一种文学艺术形式，既是通过语言形态来呈现的，又是通过语言方式来实现的。“它的一切意义与功能都要靠语言来转化和建构，在语言的能指与所指的滑动中营造意义的空间。”［1］用高尔基的话说就是:“文学的根本材料，是语言——是给我们一切印象、感情、思想等以形态的语言，文学是借语言来作雕型描写的艺术。”［2］由此可见，文学的根本既然是语言的艺术，那么对文学的解读和阐释，就不应该只是停留在文学形象、文学主题、文学思想和文学意蕴的层面，而应该进入到文学语言层面，从语言的角度去剖析文学，通过语言分析，反观其精神内涵。

贾植芳先生是“七月派”的代表作家之一，他是“五四”精神哺育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从中学时代起就十分崇拜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等俄苏文学巨匠，深受俄苏文学的影响，自然也会受俄国形式主义“语言学转向”的启发，以本体论语言观实践小说语言的创作，通过小说语言揭示其内在特质和包涵的内在意蕴。他的小说创作，数量虽然不多，但他却对语言有着敏锐的感受力，通过不断变换自己的叙述方式，凸显语言的指称功能，强化语言的审美表现力，同时将自己的主体情感和感受渗透在作品的整个内核中，通过独特的语言形式，来表达自己特殊的情感体验。初读贾植芳的小说，给人的感觉往往是凝重、冷峻、灰暗的，在他的小说作品中(尤其是前期的小说)，很难有那种恬淡宁静、清新明丽、平实质朴的感受，也缺乏人与人之间的那份和谐与脉脉温情，更多的是颓废、世俗、冷漠、麻木的人群和阴暗、冰冷、丑恶的外部世界，但在这样一个处处弥散着死气沉沉、令人压迫窒息的表层结构之下，涌动的却是作者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他用癫狂、沉郁的外部语言形式，传递出其间所蕴含的强烈的主观情感和激情。

一、理性的解构——癫狂

关于“癫狂”一词的论述，福柯的观点较为经典，他认为:“‘癫狂’和‘文明’已不再是相互对立的命题，癫狂所衍生出的幻境和想象往往属于精神上的憧憬和膜拜，其行为已经超越了带着人格面具的文明人，并对理性所架构出的文明社会采取‘非理性’的态度。”［3］从这种意义层面来看，贾植芳小说的癫狂叙事不仅是对理性、对传统文明的解构，更是个体生命的痛苦体验，同时具有普遍的社会学意义。

贾植芳生活在中国大动荡、大变迁的时代，一生多次身陷牢狱之灾，颠沛流离于连续不断的贫穷、困顿、流亡和各种灾难中，面对这种高压、沉郁、残破、凝滞，他的小说注定无法享有鲜明的色彩和轻松的感觉。其前期的小说几乎没有什么生动曲折的故事情节，没有精致和谐的行文结构，没有经典的人物形象，更没有行云流水般的语言，更多的只是直叙人物命运的苦闷和悲叹，充斥其中的是大量的孤独狂躁、荒谬而又神经质的人物形象和疯子般的近乎癫狂的语言表达。这样的叙事方式既建构了贾植芳小说语言叙事的主要特征，但同时也造成了文本阅读的晦涩与困惑。贾植芳笔下的主人公，大多都是意志软弱、孤独躁狂、荒谬而又可悲的灰色人物，人生的变异和灵魂的扭曲、撕裂是他们生活的常态，没有一个人是完整的，没有一个灵魂是安宁和谐的，个个都处在绝望、痛苦之中，疯狂而又神经质，他们以极度扭曲的形体，极度夸张的动作和极度痉挛、癫狂的语言表现人性的需要，揭示生存的困境，展现社会的病态。《理想主义者》中的“五哥”，言语偏激、行动诡异，躁动不安，精神状态始终处于紧张、愤怒中;《人的悲哀》中有一只突出的假眼睛的管账先生“刘大”，“刻着密密的皱纹的眼皮下的眼睛在困顿里含着气愤，灰白的眼珠挤到眼角”的大伙计，虚伪冷酷的“掌柜”;《人生赋》中屡遭打击而心灰意冷，乃至沉沦的牙科医生;《剩余价值论》中开始似乎还想有所作为，最后却被驯服在命运的安排下，当上了一个“少将参议”的精神弱者余子固等，无不以疯子的情绪行为和心理世界展现在读者面前，疯狂已成为当时社会的常态特征。贾植芳是一个敏锐而又富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面对这样一个非正常的社会状态，他首先捕捉到的就是扑面而来的令人窒息的各种疯狂、混乱的信息，感知到的是这种疯狂、混乱对于人心灵所造成的强烈的冲击力和压力，在这样的社会情境之中，作者已无法用一个正常人的思维和语言去表达笔下神经质般的人物的普遍生存状态，而是不由自主地表现出对疯狂人物的极端热爱与同情，所以，在贾植芳的小说作品中，他摒弃了那种清新雅致、冲淡旷达，如行云流水般明快、清澈的抒情性语言，而是热衷于使用带有若干神经质的令人费解的癫狂语言，去表现那种癫狂的人生状态。

贾植芳小说癫狂的语言特质，主要表现在对副词、形容词等的痴迷，并在行文中更多地通过超感、错觉、变形和反逻辑的语言技巧来丰富小说的主题，拓展语言的容量，这些技巧的使用，造成了小说语言内在的紧张和痉挛，显示出一种异乎寻常的情绪力量，给读者带来沉闷、悲哀和即将爆发的痛感。如《人的悲哀》中，通过超感手法，赋予阳光以人的感受，“连阳光也显得灰沉，像喝过砒霜后难看的面孔，死滞在这里”。写空气，则是“紧张得像皮球一样”，把空气和皮球两种毫无关联的事物组合到一起，带给人一种无法喘气的紧张。“一只假眼睛幸灾乐祸地突出来，随即很快地转做庄重，那一只真的却始终闭着般的迷惘着，只在开口的一刹那睁了一下，但又藏宝般地赶快闭了。”［4］9“他不经意地转过头来的时候，映上眼帘的是那两尊大炮一样的两只威严的突出的眼睛:一白一黑，像两个磨光的棋子，都非常严重，全世界的力量此刻似乎全集于这里。”［4］10眼睛本是人心灵的窗户，在贾植芳的笔下，用变形的笔法描绘出来，却变得如此令人生畏:“圆而锐利的眼睛”、“大的红鼻头冷峻得一动不动，压着阵角八字的黑油胡髭在空中倔强的抖动，像两个威武非凡的门兵”，“灰色的寂寞”、“枯燥干嘎的声音”、“又黄又黑破落般的牙齿”、“裂痕一样的阔嘴”、“镰刀样的睡眼瞅着灰浊的麻袋堆”、“紫黑干裂的嘴唇”、“单纯的发狂的声音”、“世故的圆但是滑皱纹”，“一切都逸出了常规，也偏离了语法，让读者感到奇突与生涩。这不仅没有封闭语言的本性，反而向我们敞开了语言深处的新的可能性”［5］。诸如这样一些反逻辑、变形、癫狂的文字，恰如其分地表现了人格的沉沦、生存的艰难、生命的悲苦。大量狂躁、癫狂的语言，都给贾植芳小说增添了极其抑郁、沉闷的底色，带给读者一种沉甸甸的压抑感和沉闷感。

二、坚卓的笔触——沉郁

在20世纪50年代，曾有人批评路翎爱写悲剧，认为其似乎代表了一种不健康的倾向，路翎则引用苏联作家爱伦堡的话为自己的美学追求辩护:“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描写幸福，比描写不幸愉快得多，但只要现实中存在着灾难，就不能简化人们的内心生活，从内心生活中抽出它的那些亲切的经验或悲哀。”［6］这段话也同样适用于贾植芳的小说创作。

贾植芳的小说总体风格是沉郁的，尤其是前期的小说，这种风格在他的小说语言中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胡风曾说:“《人的悲哀》是一篇外稿，也许读起来略显沉闷吧，但这正是用沉闷的坚卓的笔触所表现的沉闷的人生。没有繁复的故事，但却充溢着画的色调和诗的情愫，给我们看到了动乱崩溃的社会的一图。”［7］贾植芳笔下的这“画的色调”，并不是诗情画意，色彩斑斓的明亮色调，而是一种沉闷、忧郁的灰色调。在小说中，贾先生很少用简洁、明快、轻巧的语言，而是大量使用了没有底色、重浊、深沉、拖沓的语词和句子，各种不同的修饰成分和附加成分的使用，常常使句子显得反复纷杂，臃肿累赘，但也正是这冗赘、不透明的语句，勾勒出了一种沉郁的气氛。

“没有车，冷风在上面寂寞的呼唿，破纸随着飞扬，阴惨，丑恶，好像被遗弃的古旧废墟的旷荒街道。”“一身褴褛，油滑不称身的黑色短裤袄，发霜的黑呢帽显得过小的遮着额前的一部分，乱发从它的下面贪婪地四向伸出蓬蓬松松的，包围着显得无知和乞怜的两只陷进去的眼睛，半嘴巴的乱髭上荡着一堆稀薄的白气。”［4］4一连串拖沓的、修饰语过多的语句，清晰地勾勒出了那个“病态社会”中的人的精神病态。全篇笼罩的都是一种沉闷与忧郁、恐惧与绝望，以及被“历史的沙土埋得重重的，透不过气来的感觉”。“我似乎躺在荒原里或者闹市，许多可怕的东西，渐渐成形，猛兽般向我袭来，监房的血泪和铁镣，寒冷和阴森，咒骂和啜泣……”“当他脚步踏上楼板的第一声，全楼响起一片空前的震动，像是弱小者的绝望的呐喊。”这些重浊的文字，以其新奇的表述，带给人一种“痛苦而神经质”的感受。“外面一片墨黑，看不见一点有轮廓的东西，黑暗放肆的吞噬一切，像我们把馒头往嘴里吃了一样自然;风凄厉的吼过平原，没有阻挡，追逐奔驰，自由得像一位皇朝的帝王，没有睿智的残暴，自私，过糊涂日子……”［8］48“枯灰的旷野上，暗晦的阳光惊惧般的在逃遁，退缩，夹着低弱的风啸，发着一种单纯可悲的响声，像一个琴弦的呜咽，一个惨然的春日又将过去了。车内越发暗淡，空气向着严肃凝结。”［8］40拥挤、沉闷的车厢、无止境的黑暗、疲惫、茫然、冷漠、愤怒，压人欲倒的感情，这一切，就如同陷入一个浑浊的泥淖，但下面却涌动着不可遏制的激流。即使是在贾植芳后期少有的流露出亮色的《我乡》、《嘉寄尘先生和他的周围》等小说，这样的语言使用也比比皆是。读贾植芳的小说，总有一种无以形容的压迫感，使读者的内心感到窒息，气势逼人而又略显重浊的语言之下充斥着一种强烈情绪的涌动。

由此可见，从语言的能指外在特点来看，贾植芳的小说语言特点是低沉、缓慢、凝重、压抑的，但小说用这样的表层语言所指向的却是那些在战争的虚无里失落的人的价值，悲哀、丑恶、堕落，走向颓废主义和市侩主义的一个个灰色麻木的人和那个令人心惊的病态社会。至此，作者强烈批判现实的精神和小说语言的能指之间的矛盾形成一种巨大的张力，使得贾植芳小说具有了一种未曾爆发的火山的特性，即外表的灰暗与深处的澎湃的激情共同合成了一个貌似沉郁的世界。

三、深沉的驱动——激情

有人说过:“鲁迅的存在和巨大的文学成就，早就成为了胡风文学之路的精神导引。”［9］鲁迅博大精深的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毫无保留地被以胡风为首的七月派作家所继承，贾植芳师承胡风，自然受到胡风以及七月派的影响，也传承了鲁迅强调重视社会生活以及社会实践的写作经验。在小说中，贾植芳始终执着于鲁迅的文化启蒙姿态，延续着鲁迅的国民性改造的思想，把启蒙的主题贯穿始终，通过描绘生活中的凡人小事，从平淡的生活中揭示国民思想的守旧、麻木、沦落和沉睡。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作家怀着一种强烈的信念投入到现实生活，把自己全部的思想感情融入到作品的客观描写中，因而，贾植芳的小说创作在沿袭鲁迅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同时，同样注入了自己的主观体验和情感，他把激情体验作为现实主义的一个基本要素来书写，把客观的描绘和主观情感结合起来，文字含蓄凝练，感情强烈深沉，这种主观和客观的融合，既表现了主观战斗现实主义的主题，更在客观的叙述和描写中，表达出一种激情。

贾植芳的小说除了《一幅古画》外，基本都使用了第一人称，小说通过“我”，将人物的爱、恨、情、仇等各种感情融合到小说的字里行间，通过人物的独白来解剖内心世界，在冷静语言表述下，蕴含着强烈的激情，传递出强烈的主观情感，在这种浓烈情感的映照下，促使读者与作品中的人物产生共鸣，与作品中的人物同悲同喜。《人的悲哀》是贾植芳早期文学创作中的代表作，小说一开篇就引用了歌德《浮士德》中的诗句:“你快隐藏吧!罪恶与羞耻是不能隐藏的。你要空气吗?可怜你呀!”短短的几句诗蕴含了作者的激越之情。这是一篇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作者刚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是一个寄居在一家麻袋店里的“打闲者”。全篇没有什么离奇曲折的故事，叙事结构也很松散，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只是一幕幕旧社会的生活场景:无所事事、萎靡不振的店员和生活颓废、冷漠虚伪的“掌柜”，几乎每天都穿过街心带领群羊走向屠宰厂的昂扬的头羊，还有坐落在古旧废墟间的荒芜空旷的街道等，这一切都笼罩在灰色之中。“阴沉、寂寞、无聊和苦闷在每个人心上缓缓地爬着，纠缠着，生命的继续在这里像是多余和累赘……”［4］4“店子像是被判决了死刑，空气里的活气完全没有了。存货在各处堆积着，冷冷的，和几块大石头一样;接起来像一座连绵的山脉，上面盖着一层浓厚的土液，发着灰黑色。”［4］7“连阳光也显得灰沉，像喝过砒霜后难看的面孔，死滞在这里，等候没落的命运来临。”这样的环境是令人绝望和悲哀的，在作者眼里，这些人“像没有声息的动物”，“显得渺小和可悲”，“无知的蠕动和静止”，但他在此并没有着力去渲染这种哀伤，而是通过“我”，将笔锋转入内心世界，表达自己对社会、对战争的感受和思考:“我觉得真理是被历史的沙土埋得重重的，透不过一口气……”“我要把自己化作一只铁锹，在这种意义上，我又感到书本是友人般的可贵!……啊，我是这样的矛盾，混乱，和不安!”“晚上，我在给一个遥远的友人寄信，结末我痛苦地说:‘……这世界正在发育、真理和生命一样的存在于我们的本体中啊!……’”［4］13一股激昂、激奋之情跃然纸上。在这段渗透作家热情的具有战斗精神的文字里，传达出了一种清醒的历史意识和主体意识。虽然小说通篇描写的都是社会现实的黑暗和生存环境的苦闷和压抑，但作者并没有陷入彻底的悲观沮丧中，没有丧失一个战士的力量和勇气，有一种充满激情的世界观从小说的字里行间透射出来。这种别开生面的语言叙事，丰富了中国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当然，贾植芳在其小说中所蕴含的激情，并不是那种直抒胸臆、大声呼喊式的感情的宣泄，而是把爱憎、启蒙与救亡的主题，把对国民灵魂改造的热情和对人性价值的探寻，融合到了癫狂、沉郁、冷静的叙述中，通过客观的叙述和描写表达出来。

贾植芳小说的这种癫狂、沉郁而又蕴含强烈激情的语言特质建构了小说文本，主题推进始终与话语同步，既反映了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笼罩在战争阴影下的时代特征，也映射出贾植芳对于民族生存文化状态和对“国民奴役创伤”的独特思考。他正是通过这样一种看似矛盾而又脱离了语法规范的变异的语言形式的实践，传达出强烈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和忧国忧民的责任感。

［参考文献］

［1］胡星.荒诞世界中的诗性语言——论残雪小说语言特点［D］.湖南:湘潭大学，2010: 2.

［2］高尔基.论散文［M］/ /周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延安:解放社，1949: 118.

［3］邓姿.论七月派小说的癫狂叙事［J］.吉首大学学报，2010(3) : 104.

［4］贾植芳.人的悲哀［M］/ /贾植芳文集:创作卷［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009－010.

［5］邓姿.论丘东平抗战文本的文体特征［J］.南华大学学报，2009(4) : 89.

［6］路翎.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J］.文艺报，1955 (1/2) : 72.

［7］胡风.工作与学习丛刊编校后记及其他［M］/ /胡风.胡风全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251.

［8］贾植芳.人生赋［M］/ /贾植芳.贾植芳文集:创作卷.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48.

［9］李怡.七月派作家评传［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 13.

［责任编辑龚勋］

作者简介:钱秀琴(1974－)，女，甘肃民乐人，副教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汉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

收稿日期:2015-10-22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4630(2016) 01－004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