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尚书(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兰州　730070)



从“博望凿空”到“轮台罪己”
——西汉武帝时期经略丝绸之路的文化检讨

唐尚书
(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甘肃兰州730070)

［摘要］西汉武帝时期的“博望凿空”历来都被认为是丝绸之路开通的重要标志。凿空之后，汉廷适时调整对匈方略，意图通过政治、经济、外交等手段，削弱并消弭匈奴对丝路的影响，用以配合对匈奴的军事行动。汉匈关系自始至终都是汉武帝经略丝路的重要考量，体现在武帝在重构汉廷西域话语权的过程中战略思想上的微妙变化，武帝重视经略丝路政治军事价值大于经济文化价值，大国情结、猎奇心理和夷夏之防使得武帝安然于维系丝路畅通交往现状。武帝晚年国内出现严重政治危机，为缓和化解矛盾，颁布轮台罪己诏，开始将精力转移到国内建设，使得经略丝路的实践止步不前，但是其偃武修文思路为后世汉廷提供了重要参照，西域都护府的建置便是其思想的延续。

［关键词］汉武帝;丝绸之路;博望凿空;轮台罪己诏

一、“丝绸之路”命名及由来

丝绸之路自古以来就是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至今仍对世界文明进程发挥着积极作用。从广义上讲，丝绸之路就是沟通中西方商贸的道路，其间必然产生中外经济、政治、文化等互动融合。从运输方式上可划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按照自然地理景观又分为草原丝绸之路、海洋丝绸之路和沙漠丝绸之路等。“丝绸之路”一词，来源于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费南迪·冯·李希霍芬的《中国》，他在书中定义为“从公元前114到公元前127年间，连接中国和河中(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以及中国与印度，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西域交通路线”［1］。1936年，瑞典人斯文赫定出版了第一部以《丝绸之路》命名的著作。古今中外介绍丝绸之路交通的主要文献有班固的《汉书》、范晔的《后汉书》等。官修史书中记载着大量关于从京都长安、洛阳等经中亚至大秦或到南亚(印度)的南北丝路交通线路。公元前25年左右古希腊地理学家伊西多尔的《帕提亚驿程志》记载了帕提亚波斯王朝从美索不达米亚经伊朗高原北部到达中亚的主要东西交通路线。公元1世纪，古希腊地理学家克劳德·托勒密参照前贤并修订编撰出《地理志》，记载了从幼发拉底河流域到丝国的主要线路，书中也曾提及敦煌和洛阳。

西汉经略的丝绸之路，主要是当时的西域诸国，位于玉门关、阳关以西的广大地区。“西域以孝武时始通，本三十六国，其后稍分至五十余，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余里，南北千余里。东则接汉，厄以玉门、阳关，西则限以葱岭。其南山，东出金城，与汉南山属焉。”［2］1158大体就在今天新疆自治区。

虽然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亚欧大陆间的商贸往来和中西文化交流就已经存在，但“博望凿空”(公元前139年至前126年)因其为中央正式授权的官方属性，加之以英雄史诗般的官方记载和民间传说流行，历来都被认为是中外丝绸之路开通的重要标志。随着凿空之后对中外格局的认识加深，汉廷适时调整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国家方略，西汉开发和经略陆上丝绸之路也肇端于武帝抗击匈奴之时。

二、武帝经略丝绸之路的历程

汉匈和战问题是西汉开国以来治国策略中的重要参照，汉廷开发和经略丝路的核心驱动力在于力图分化瓦解并消除匈奴和西域奥援诸国的羁属关系，代替匈奴在西域丝路中的话语权，实现汉廷在军事、政治、外交等方面对抗匈奴的完全胜利，彻底消灭匈奴。经略丝路的理念肇端于武帝时，按照汉廷经略丝路的主观意图以及实际收效，结合武帝在位时期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将其划分为以下阶段。

第一阶段(兴趣萌生) :结好西域，抗击匈奴。

以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为始，至元狩二年(前121年)匈奴浑邪王率部来降。这段时期是汉廷凿空西域的开端，带有强烈的与匈奴对抗的军事目的。武帝此时改变前朝文景以来被动防御、依靠和亲纳财物等形式维系国内安宁的局面，反守为攻，积极养兵备战。

元光三年(前133年)发动诱袭匈奴的马邑之谋，虽然匈奴及时察觉而使计策失效，但此举标志着汉廷已经放弃立国以来的消极被动防御性国策，开启汉匈战争对垒的序幕。元光六年(前129 年)，武帝派遣卫青抗击匈奴，取得龙城大捷，打破匈奴不可战胜的神话。元朔二年(前127年)卫青收取河套地区，解除匈奴多年对京都长安的直接威胁，武帝随即设置朔方郡、五原郡，建立起反击匈奴的前沿阵地。元朔六年(前123年)张骞参与了卫青发动攻击匈奴的战役，依靠丰富的匈奴草原阅历经验，凭借“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的能力，胜利后被封为“博望侯”。元狩二年(前121 年)，在汉廷系列军事打击下，匈奴浑邪王率民归降，造成的直接结果是“金城、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空无匈奴，匈奴时有候者到，而希矣。其后二年，汉击走单于与漠北”［3］950。汉武帝在浑邪王故地设置武威郡和酒泉郡，汉廷对匈奴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起初西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直接动因是武帝在偶然的情况下听说月氏与匈奴存在着血海深仇，为了寻找与匈奴对抗的盟友做出的试探性举动。“是时天子问匈奴降者，皆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逃而常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与堂邑氏胡奴甘父俱出陇西。”［3］947一开始汉廷并没有将抗击匈奴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外界，在张骞外使的同时，汉武帝亲自谋划并成功实施了进攻匈奴的数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张骞出使归国后，带来了许多前所未闻的西域信息，虽然张骞的第一次出使并没有达到联合月氏抗击匈奴的军事同盟目的，但张骞的亲历见闻使得武帝相信丝路绿洲诸国与匈奴之间并非铁板一块，特别是乌孙、大宛、大夏等绿洲大国与匈奴貌合神离，经常出现纷争。“乌孙在大宛东北可二千里，行国，随畜，与匈奴同俗。控弦者数万，敢战。故服匈奴，及盛，取其羁属，不肯往朝会焉。”［3］948有部分国家对汉朝表现出仰慕和观望态度，使武帝感到有联合丝路诸国的机会，增强了武帝对外交往的自信和热情，同时也激发其经略丝绸之路的兴趣。“蛮夷俗贪汉财物，今诚以此时而厚币赂乌孙，招以益东，居故浑邪王之地，与汉结昆弟，其势宜听，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既连乌孙，自其西大夏之属皆可找来而为外臣。天子以为然，拜骞为中郎将。”［3］950

第二阶段(试探行动) :固缔盟好，怀柔远国。

以元狩四年(前119)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为始，至元封年间(按余太山说法，细君公主往妻乌孙年代不确定，最下限为元封四年即公元前107年。笔者补充认为上限为元鼎三年即公元前114 年)［4］，汉廷派送宗室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公主和亲乌孙。该时段伴随着汉匈对战中获得的数场大胜利，汉武帝逐渐改变单一对战匈奴的军事思维，对经略丝路的政治考量显现。此时逃遁漠北的匈奴虽然经历多次失败，但军事实力并没有受到重创，匈奴对丝路国家的震慑余威仍存，汉廷也深知无法在短时期内彻底击败匈奴。因此，武帝由当初的兴趣转化为实际行动，开始思考并谋划经略丝路，结交盟友实现“以夷制夷”的千秋大业。“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且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徧于四海。天子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3］949于是有意识地派遣使者开发对外交流道路，并通过经济赂遗、政治和亲等措施，展开多边外交，“骞因分遣副使使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于阗、扜罙及诸旁国。乌孙发导译送骞还，骞与乌孙遣使数十人，马数十匹报谢，因令窥汉，知其广大”［3］950。积极维持和散播汉廷大国的声望，扩大交流影响，与匈奴争夺经略丝路话语权。不久，汉廷的策略收到了预期效果，以乌孙为首的丝路国家改善态度，积极与汉交往。“其后岁余，骞所遣使通大夏之属者皆颇与人俱来，于是西北国始通于汉矣。然张骞凿空，其后使往者皆称博望侯，以为质于外国，外国由此信之。”［3］951汉武帝结交西域政策的奏效，无疑给匈奴造成了巨大政治压力，引发了匈奴极大不满，因此在元鼎三年(前114年)张骞死后，匈奴便打算武力报复向汉示好的乌孙，乌孙惊恐特向汉朝献汗血马，并提出和亲结盟要求，汉廷随后安排细君公主和亲乌孙。匈奴见此情形随后也派遣一女和亲乌孙，目的借此拉拢乌孙，避免其进一步倒向汉廷。匈奴和亲乌孙一方面反映出匈奴军事力量的削弱，无力再发动一场战争，另一方面彰显出汉朝外交盟好经略丝路政策的奏效。同时乌孙也开始摆脱匈奴的羁属地位，国家地位有所上升。

第三阶段(主动作为) :贰师伐宛，屯田置尉。

以太初元年(前104年)武帝封拜李广利为贰师将军为始，至太初、天汉年间(前100年左右)设置使者校尉，开始屯田西域。汉廷用联姻、炫富等怀柔手段分化匈奴对西域控制力的计策虽然有效，但政治影响辐射力的半径有限，匈奴仍然对丝路诸国有强大威慑力，“西北外国使，更来更去。宛以西，皆自以远，尚骄姿宴然，未可诎以礼羁縻而使也，自乌孙以西至安息，以近匈奴，匈奴困月氏也，匈奴使持单于一信，则国国传送食，不敢留苦。及至汉使，非出币帛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用。所以然者，远汉，而汉多财物，故必市乃得所欲，然以畏匈奴于汉使焉”［3］952。武帝此时决心通过战争畅通丝路，同时警示西域诸国放弃骑墙观望之策，与汉示好。武帝选择降服大宛作为典型，以儆效尤。“天子已业诛宛，宛小国而不能下，则大夏之属轻汉，而宛马绝不来，乌孙、仑头易苦汉使矣，为外国笑。”［3］953于是采取先礼后兵之策，以“天子既好宛马”为名求贰师城宝马，遭到大宛拒绝，汉使被杀，所带财物被掠。在“杀人越货”事件发生后，武帝终于找到合适理由，于太初元年(前104年)，派遣李广利、赵始成等攻伐大宛。由于初征受到大宛附属小国顽抗抵制，粮草后勤补给严重缺乏，太初二年(前103年)李广利兵败退回敦煌。正在此时汉匈之间也发生战争，汉廷惨遭败绩，“汉亡浞野之兵二万余于匈奴”［3］953。国内舆论纷纷，认为应停止攻击大宛，致力于打击匈奴。汉武帝面对突如其来的坏消息感到无比震怒，决心动员全国，力排众议，再次集结军队大规模伐宛，终于在太初三年(前102年)年至太初四年(前101年)降服大宛，“宛乃出其善马，令汉自择之，而多出食食给汉军。汉军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牡牝三千余匹，而立宛贵人故待遇汉使善者名蔡昧以为宛王，与盟而罢兵”［3］954。在武帝付出巨大代价取得对宛胜利后，开始在仑头、轮台、渠棃等绿洲施行屯田，并设置使者校尉，从此西域丝路中外往来变得更为畅通，汉廷的影响力开始有了新的提升，“自贰师将军伐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2］1158。屯田置尉表明武帝意图保护既有成果，为进一步扩大经略丝路奠定基础。

第四阶段(反思调整) :轮台罪己，思富养民。

自汉武帝有意识经略西域丝路开始，中外文化交流取得辉煌成果，葡萄、苜蓿等外来物品直接引进到中国，丝、漆、铸铁法等中国的物品和先进技术也广播外域，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果来看，武帝经略丝绸之路取得了不菲业绩。然而对外连年用兵，国库亏空，加之国内天灾、农民起义、巫蛊之祸、宫廷斗争等危机爆发，严重威胁着西汉统治。“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棃。是时军旅连出，师行三十二年，海内虚耗。征和中，贰师将军李广利以军降匈奴。上既悔远征伐。”［2］1172武帝晚年意识到无节制对外经略问题的严重性，为缓和国内外矛盾，化解统治危机，避免重现秦亡故事，于征和四年(前89年)下罪己诏书，停止苛政，重申农本国策，恢复发展国内农业和畜牧业经济，“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休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以明休息，思富养民”［2］1173。将主要精力从对外经略转移到国内经营建设上来，军事策略也从主动扩张转向积极防御。轮台罪己诏中体现出的武帝治国思想是汉廷经略丝绸之路的重要转折点，汉廷暂时放松了对西域丝路的经略，对匈奴采取外交攻势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勤修战备积极防御，政治上继续怀柔诸国之策，分化瓦解匈奴对西域丝路的影响力，以待时便。这种“偃武修文”思路成为后世汉廷经营丝绸之路的重要指南，宣帝时期西域都护府建置标便是其经略思想的延续。

三、武帝经略丝绸之路的评析

汉武帝经略丝绸之路的思想主要伴随着汉匈双方实力的消长而变化。汉武帝在长期对战匈奴过程中，逐渐意识到汉匈之间的角力较量，除了正面军事战场以外，争夺丝绸之路的经营权是检验国家软实力的集中体现，事关丝路诸国的向背问题，也是汉匈胜负较量的重要参照。然而汉武帝在重构汉廷西域话语权的过程中，虽然军事战场上一度取得了对抗匈奴的重大胜利，但对丝路的经营方面收效甚微。在宏大理想和现实纠结之间，武帝思想的微妙变化及背后所隐含的文化原因值得寻思。

(一)从“博望凿空”萌发开通丝绸之路兴趣之日起，武帝主要看重经略丝路的政治军事价值，“孝武之世，图制匈奴，患其兼从西国，结党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开玉门，以断匈奴右臂，隔绝南羌，月氏”［2］1178，而忽略了经略丝路的经济文化价值。其本质是军事思维胜过经济思维，其原因主要在于西汉自文景两朝轻徭薄赋，休养生息之后积累了大量财富，“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牸牝者摈而不得会聚”［3］456，国家实力大为提升。同时武帝在国内推行卓有成效的系列均输平准，盐铁官营等财政改革措施取得积极效果，国库充实，能够支持武帝对外战争。

(二)武帝对西域丝路诸国认知程度有限，经营丝路主要基于“外国奇怪利害”猎奇心理，如宝马、大鸟、玉石等稀奇物件。“张骞言大宛之天马汗血，安息之真玉大鸟，县官既闻如甘心焉”［5］，“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安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云”［3］952等。同时具有较强的大国情结，满足于“征和四夷”、“外国来献”。“汉使还，而后发使者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皆随汉使献见天子，天子大悦。”［3］952表现在与诸国交往过程中“赂遗赠送，万里相奉”的炫富性质，“是时，上方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帛以赏赐，厚具以饶之，以示汉富厚焉……令外国客徧观各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3］952。并没有长远经略丝路的规划和措施，即使武帝实行屯田之策，并设置使者校尉，并非着眼于发展丝路当地经济和文化，对其进行有效汉化管理，而是为出使西域“求奇物”［3］952的使者们提供后勤保障。这与后世西域都护的设置目的有很大差异。

(三)武帝对西域丝路持有较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夷夏之防心理，在汉看来丝路诸国无论从经济制度、文明程度等都与匈奴相近或相同，他们始终不可信任，丝路诸国亲附西汉的目的多为“饶汉物”，且反复无常，“所以不报恩，不惧诛者，自知绝远，兵不至也。有求则卑辞，无欲则骄嫚，终不可怀服”［2］1163。因此武帝经略西域丝路并不实心，武帝后期将经略丝路归咎于劳民伤财之举“是重困老弱孤独也”，形象体现其内心真实写照，轮台罪己诏的颁布标志武帝已将注意力转移到国内建设上，汉廷经略丝绸之路的实践止步不前，直到汉宣帝时延续并改良其偃武修文思想，设置西域都护府，丝绸之路的发展又开始迈进新的历史时期。

四、余论

丝绸之路的开凿揭开了人类文明史新的进程，其历史功绩堪比15世纪的“美洲新大陆”地理大发现。汉武帝偶然性的凿空举动，造就了张骞等英雄传奇，产生出历史文明中的“蝴蝶效应”，深刻改变着时代格局，推进了中西文化交融进程，将古代两河文明、印度文明、希腊文明、罗马文明等通过丝绸之路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历史事件的偶然性背后折射着世界文明发展前进的必然性要求，从汉武帝时期整个世界文明发展史来看，罗马、印度、波斯等各大区域性文明已建成文化大一统国家，完成原始文化积累，开始走向对外传播的道路。由于地缘政治和时代格局影响，武帝时期的丝绸之路正好处于文明进程的时空交汇处，而此时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也恰好顺应了历史文明进程，虽然囿于时代局限，武帝并没有刻意和长久经略丝绸之路中外文明交流的计划，但武帝御侮抗边的主观努力竟无意打开了沟通中西文明的通途，正是这“异域殊绝”的绿洲戈壁，向世界建构和传播了大汉民族的东方神话，这是当时汉武帝和他的时代所始料未及的。

［参考文献］

［1］刘进宝.东方学视野下的丝绸之路［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 : 65.

［2］班固.汉书: 96卷［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3］司马迁.史记: 130卷［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4］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39.

［5］桓宽.盐铁论: 8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98.

［责任编辑张亚君］

作者简介:唐尚书(1986－)，男，湖北武汉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敦煌学和历史地理学。

收稿日期:2015-11-19

［中图分类号］K23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4630(2016) 01－001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