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彦　琛

(中共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主义研究部， 北京 100032 )



美国的基础教育崩溃了吗？
——社会福利视角下的“退出运动”与教育公平

张彦琛

(中共中央编译局 马克思主义研究部， 北京 100032 )

摘要：当前，在美国基础教育领域爆发的“退出运动”已经发展成为美国全国性的新社会运动。美国民众通过“退出”抵制以“州共同核心标准”考试为依据的教育评估体系，宣泄对公共教育改革的不满，表达重构美国社会福利政策的诉求。实质上，基础教育领域现有评估体系以市场机制为主要手段，使公共政策衍生出巨大的私人市场；由于垄断资本介入，市场机制进一步侵蚀了教育公平的基础，引发民众“退出”。市场机制并非完美，因此国家在福利政策中必须承担一定责任。政府需要明确其在福利政策推行中的行为边界；改变过分依赖市场调节等做法；并在基础教育政策改革中更多关注弱势群体，以促进社会整合。

关键词：基础教育；“退出运动”；福利视角；新自由主义；教育公平；美国

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一直是资本主义各国福利国家建设中的重要板块。以美国为例，政府对基础教育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并通过宪法确认了所有6～16岁的美国公民享受高质量教育资源的权利。这种基于机会平等与公民权利的基础教育，成为资本主义教育体制中的楷模。可是近年来，美国社会对基础教育体制反对声音日益突出。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表现出对基础教育现状的不满意乃至不信任。这种矛盾日益尖锐，最终形成大规模的“退出运动”(The opting out movement)。根据统计，2015年4月份的春季学期，纽约州“110万有资格参加考试的学生中，18.4万人选择退出基于共同核心(州立)标准的考试，而一年前该数字仅为4.9万人”[1]7。以家长、教师和学生为主体，针对基础教育考试系统的“退出运动”折射出美国福利政策重构过程中存在的某些问题。因此，有必要在梳理近年来美国教育改革政策的基础上，深入分析隐藏在退出运动背后的利益矛盾，挖掘退出运动发生发展的深层次原因。在新自由主义原则指导下，美国公共教育政策重构取得了很多成果也产生了一些问题。这些经验教训可以为我国社会建设提供若干借鉴。

一、效率原则指导下的教育政策重构

以保持学生和教育体系竞争力为目标，历届美国政府出台了很多政策支持基础教育发展。这些教育政策多以效率为导向，延续新自由主义风格，突出市场在调节教育资源方面的重要作用。从最近的退出运动中参与者的诉求来看，矛盾的焦点也正集中于此。以标准化考试数据为基础的评价体系引入市场机制以强化效率，引发大量不满。为此，回顾美国基础教育评估体系的建立过程，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入理解这一矛盾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一)教育评价量化标准的确立

2002年，《不让一个孩子掉队》(No Child Left Behind)法案获得通过。该法案“基于美国教育系统不再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观点，极大地强化了政府在确保学校对所有学生学术进步方面负有责任的角色”[2]。该法案要求各州3～8年级以及高中1年级所有在校学生必须进行阅读及数学测试，高中3年级学生进行科学测试；所有学生在2013—2014学年必须都达到“精通水准”。至于“精通水准”的具体量化标准以及测试题目，则由各州基于自身情况决定。各州不仅需要将各年级学生整体测试通过率反馈至相关教育主管部门，同时要将所有学生中的亚群体(如移民群体、特殊教育群体、少数民族群体、低收入家庭学生群体等)测试通过率进行细化分析。该法案的重点在于针对不达标学校实施一定的惩戒。对于被定义为“失败”的学校，当地政府将根据连续不达标的年份，实施从限制经费到“解雇‘失败学校’中的大部分教师，关闭这类学校或者将此类学校转为私人运营”[3]12-13的惩戒措施。尽管《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并未引发针对基础教育的大规模退出运动，但是该法案确定了联邦政府在公共教育政策上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思路。政府运用行政权力在公立学校中引入竞争，允许资本介入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学校，为资本进一步影响联邦教育政策打开大门。

2009年，由于《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实施效果褒贬不一，国会并未对该法案继续授权。奥巴马政府随即提出《力争上游》(Race To The Top)教改计划。该计划旨在将“各级学校管理者(从教师到国家政府官员)连为一体来制定能够帮助学生们在信息与革新驱动的劳动力市场胜出的计划。在这种劳动力市场中，高质量的教育对国民经济实力与个人机会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4]。与《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相比，《力争上游》在肯定效率导向改革的基础上，要求各州采纳“州共同核心标准”(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作为全国统一评价标尺来获得联邦教育基金。这一做法，实际上是对各公立学校获得政府拨款引入竞争机制，而竞争的标准正是全国统一的标准化测试。

至此，基础教育中量化评估标准最终确立。推行州共同核心标准后，客观评判标准的自主权从州级政府上升到联邦政府。同时，公立学校从经费获得、教师评估乃至学校能否继续维系均参照州共同核心标准考试。联邦政府认为，这种全国统一标准的测试和围绕该标准形成的竞争机制，一方面能够很好地检验基础教育参与者的工作和学习状况，另一方面会进一步促进基础教育领域资源利用效率。

(二)量化标准引发的抵制

基础教育行业的退出运动，主要是针对该标准而言的。这种考试基于企业化运营，频率高、通过率低，从而导致大量教师、公立学校在评价体系中表现不佳。由于面向市场化运营，新教改计划“所要求的标准化测试明显不是按照适龄人群进行设计的，其通过率仅有30%或者更低。这种情况允许学校破产，解雇教师等行为，最终导致更深层次的私有化”[1]6-9。通过惩戒那些在标准化测试中表现不佳的公立学校，新的教育改革将公共教育从专家、家长以及社区手中剥离。因此，州共同核心标准遭到了越来越多学生、家长和老师的抵制。“2013年，当学生、家长、老师加入抵制运动、退出运动或者游行活动时，反考试运动已初具形态。这些运动遍布西雅图、波特兰……丹佛、芝加哥、纽约并同时催生了遍布全国其他社区的小规模事件。”[3]20随着退出运动的不断发展，原有的利益表达逐步演变成政治上的抗议。以统一标准的考试分数为基准强加给教师的严苛评估、大量位于低收入或有色人种社区内公立学校的关闭或者私有化都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抗议行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州共同核心标准”以及联邦政府对公共教育私有化的干涉已经超出社会容忍限度。因此，退出运动的规模与影响力不断扩大，并且有愈演愈烈之势。根据美国“公平考试”网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5全年考试季中，共有超过67.5万来自公立学校的学生拒绝参加州标准测试(这一最新数据较2016年初公布的62万人进一步上扬)。从运动分布区域来看，该运动影响范围已经辐射至全国，其中规模最大的5个州中，纽约州有24万学生参与、新泽西州有超过13万学生参与、科罗拉多州有超过10万，而华盛顿州也有超过5万学生参与该运动。*数据来源：http://fairtest.org/more-500000-refused-tests-2015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实施效果与预期相距甚远，并且国会内部对该法案重新授权存在广泛争议，美国教育部委婉地承认了该法案失败。“尽管出于好意，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作为中小学教育法案最新版本已经遭到了长期破坏。我们已经无法忍受该法律一刀切的做法、不平等的标准以及对教育系统的过低期望。”[5]由于越来越多的人表达了对当前美国公共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的不满， 2015年12月份，奥巴马政府推动通过了《每个学生都成功》法案(Every Student Succeed Act)，作为《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的替代品，新法案对原有法案的某些不足进行修补。“《每个学生都成功》法案为各州提供了重新审视以及减轻标准化考试负担的新资源，并将提供更加智能化的方式来消除不必要的考试以保证教师能够花更多的时间来确保学生一直处于学习状态。同时，法案继续要求追踪学生每个学年内的进步情况并向他们的家长提供孩子在校表现的关键信息。”[5]尽管新法案取消了由过低考试成绩而导致的解雇责任教师对落后学校进行处分等措施，但是并未取消标准化考试。借助新法案，各州政府获得了更多的主动权与决定权来决定以何种方式、何种程度介入对在标准化考试表现不佳的学校进行干涉或援助。可事实上，新法案并未真正触及教育改革私有化以及隐藏在这一过程背后的利益关系。因此，其能否扭转全国范围内日益增长的退出运动，尚有待于进一步观察。

从《不让一个孩子掉队》到《每个学生都成功》，教育政策延续了效率导向的风格。客观上讲，在机会公平前提下，基础教育中的考试便于对考生进行分层，在承认考生间天生禀赋的差异基础上为孩子们提供不同类型的教育。这种做法确实有助于提高教育质量并选拔优秀人才。但是隐藏在“州共同核心标准”背后的是资本对教育改革私有化的渗透与干预。过于强调“州共同核心标准”作为唯一标尺，引入市场力量对公立教育调节，必然会造成教育不公。特别当市场力量被若干大型垄断资本操纵的情况下，这种教育不公存在进一步加剧的危险。

二、“退出运动”背后的利益分配

“退出运动”是随着美国基础改革不断深入而发展的。为什么标榜着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得到公平教育机会、让每一个孩子都能成功的基础教育改革会引发全国范围内的退出抵制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深入分析教育改革以及退出运动背后的利益分配。

(一)由公共政策衍生的私人市场

公用福利不应以营利为目的，这已经成为共识。从美国基础教育改革来看，尽管政府一直强调教育公平，但是基础教育的评估体系已经确定了市场化与私有化的原则。因此，围绕政府基础教育改革，形成了巨大的私人市场。

从联邦政府的官方宣传中，历次改革都认可教育公平对青少年成长成才的重要作用。不论是强调提高美国基础教育国际竞争力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还是突出为孩子们进入社会、选择职业提供准备的《力争上游》教改，官方都强调了通过测试来提升或者检验在校学生学习能力。以《力争上游》教改计划为例，该计划“史无前例地向各州提供了高达40亿美金的支持，用以确保各州重构教育系统并保证每一个学生能够从大学毕业并具备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能力而不论该学生残疾与否、种族或家庭收入……该法案将保证每一个美国孩子，特别是那些最容易受到伤害的群体，能够获得成功”[4]。但是联邦政府是要在新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绘制这种美好的蓝图，信奉效率至上，完全依赖市场力量。因此政府的巨大投入引来了资本进一步跟进，以分享政策红利。州共同核心标准的推广“为提供更好的教育服务释放了巨大的市场力量。这在历史上第一次激发了大量客户热切希望购买能够帮助每一个学生学习和帮助每一个老师提供更好教学的产品”[6]。

围绕州共同核心标准，垄断资本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市场。该标准主要由包括盖茨基金、沃尔特基金、布兰德基金以及戴尔基金在内的四大私人基金以及其他几家教育行业的机构共同推动。标准的运营管理由州首席教育官理事会(Council of Chief State Officers)和全国州长协会(National Governors Association)等半政府机构负责；但是由于垄断资本介入，尽管它们都是由政府官员组成，却又都在政治权限之外，以私人的或是非政府组织方式运作。考试标准由上述负责单位委托成就集团(Achieve Inc.)组织团队拟定。这个由24人组成的团队中，“几乎所有成员都来源于成就集团，考试公司(美国高等院校考试和美国大学理事会)或者支持(考试)责任的团体(如美国的选择、学生成功联盟以及胡佛研究所)”[7]，而该团队中，教师的参与度非常低。“这24个人起草了最初的标准。当关于这一标准的草案展开听证时，这24个人又被赋予了核心标准的最终决定权。但这个团队中，仅有一名来自基础教育领域的教师。”[8]甚至，州共同核心标准的设计过程与培生集团(Pearson)及麦格劳希尔(McGraw-Hill)等以考试服务为主要业务谋取利益的商业化公司具有千丝万缕关系，因此民众接受程度较低。但该标准一经确立为全国性的统一标尺，垄断资本就依托公共政策控制了考试提供以及其他相关产品与服务的供给。根据《纽约时报》报道，该市场已经得到诸多风险投资关注，市场容量与2005年相比已经增长了80%，并于2012年达到超过63.2亿美元[9]。

可见，放任政策下，本应作为公共品的基础教育从政策制定、方案设计到推行以及结果纠正都依赖于相关行业的专业公司。如果该行业处于充分竞争、国家监管也十分到位，那么这不失为政府与市场协作建设福利国家的有效方式。可事实上，上述过程主要依赖4家垄断财团支持，并由若干家专业考试公司运作。这种情况必然导致专业公司从中寻租，进而从公共服务中谋取私人利益。

(二)由竞争机制引发的公平缺失

公立学校是基础教育中的中坚力量，承担着向绝大多数孩子提供教育资源的责任。对公立学校教育结果进行适当评估，有助于促进其改善教育质量，提高教育水平。但是如果无视全国各地发展程度，采取统一化的标准，任由市场竞争调节公立学校教育，必然侵蚀教育公平。

政策结果也证明了竞争机制对教育公平的侵蚀。从布什政府到奥巴马政府，越来越多来自于低收入家庭和社区的孩子们只能进入公立学校获得教育资源。“2013年，在美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公立学校中的学生大部分来自于被认定为贫穷或者接近贫穷的家庭。而在1989年，公立学校中低收入家庭学生占比低于32%。该数字随后一路攀升，2000年达到38%，2011年达到48%，2013年达到51%。”同时，在以州共同核心标准考试结果为标尺的评估体系中，越来越多的公立学校被裁定为不合格。以《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为例，截至2010年，按照其规定标准，“被定义为‘失败’的学校占比从2006年的29%增长至38%”[2]。这些被定义为失败的学校大多位于低收入群体或非裔、拉丁裔群体聚居的社区[10]3。引入竞争机制后，公立学校原有依靠稳定财政拨款的收入来源被切断，进一步加剧了上述社区内公立学校的运营困境。与此同时，由于部分公立学校被裁撤，孩子们不得不分散到周边学校中获得教育。结果是周边学校班级规模扩大，学生人均享受的教育资源被稀释。这种情况如果得不到遏制，必然进一步加大区域之间、阶层之间享受教育资源不公现象。联邦政府也已经关注到由于市场调节而造成的教育不公扩大趋势。为解决这一问题，《力争上游》教改计划在推行州共同核心标准考试基础上，调整州政府介入“失败”学校的范围。根据教改计划规定，各州政府对教育管理的介入由所有“失败”学校转向在标准化测试中表现垫底的5%学校。

从福利国家建设来看，注重人力资本的投入已经成为共识，并且长期以来国际国内经验也已经证明受教育程度与收入、社会地位等指标均有强烈的相关性。诚然，美国社会各界都对公共教育给予了大量关注。然而，当越来越多的公立学校由于在标准化测试中表现不佳而被迫关闭、遣散教师或者转由私人经营的特许学校时，就必然会影响更多来自低收入家庭和社区的孩子们接受基础教育的机会及效果。如此一来，公共政策的结果似乎恰好与其促进教育公平的初衷背道而驰。

三、“退出运动”背后的社会福利诉求

从福利国家建设的目的来看，其至少包括了促进社会公平与社会整合的功能。在基础教育领域，尽管历次教育改革都倡导增进教育公平、提高美国学生及教育体系的国际竞争力等目标，但从政策内容及实施效果来看，似乎更多具有了“效率”的特征而忽视了“公平”诉求。美国基础教育领域内的退出运动持续发酵，更体现出民众对教育公平的渴求。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在揭露资本主义所谓的教育公平时，曾指出“平等的国民教育？他们怎样理解这句话呢？是不是以为在现代社会中(而所谈到的只能是现代社会)教育对一切阶级都可以是平等的呢？或者是要求用强制的方式使上层阶级也降到国民学校这种很低的教育水平，即降到仅仅适合于雇佣工人甚至农民的经济状况的教育水平呢？”[11]可见，所谓的“公平”，其结果不过是权力与资本相结合后对弱势民众的又一次盘剥。由市场提供公共服务具有一定的风险，在此过程中，国家必须承担起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因此退出运动反映了民众对基础教育市场化政策的不满与担忧，表达了民众对重构社会福利政策诉求。

(一)明确政府行为的边界

在安德森的福利体制理论中，美国被划归为自由主义类型。这种类型的福利国家相信市场力量，强调减少政府干预。公共教育政策改革中，一方面政府借助行政力量确定了对公立学校的考评标准及私有化路径，干预基础教育发展；另一方面又过分依赖市场力量对公立学校实行淘汰制，减少对基础教育的责任。这种情况下，政府并未承担起整合社会与促进教育公平的责任，日益引起社会不满。

联邦政府以行政手段推行州共同核心标准考试作为依据，要求对被列为“失败”的学校进行裁撤或私有化改造。此举被指责为对基础公共教育的过分干涉。从联邦政府公布文件来看，各项基础教育改革都是为了提高美国基础教育体系的竞争力以及帮助学生获得更加完备的知识以便他们做好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准备。从保证达成上述目的的措施来看，这些措施主要包括推行州共同核心标准测试，以便为政府评估学生、教师以及公立学校表现提供量化依据。这种“以评促建”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可以提高基础教育效率，并且已经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很多领域的实践中得到证明。但是由于美国国土面积辽阔，各区域资源禀赋、发展条件不同，因此也必然存在发展不平衡问题。这种不平衡表现在教育上，即是人均享受教育资源的不均等。左翼学者普遍认为，用全国统一的标准化测试方式对所有学生、教师以及公立学校搞一刀切式的改革，其实质是用“效率”的名义掩盖教育资源事实上的不平等。回到社会现实中，与收入、社会地位等相关的弱势群体常常与种族及道德上的不平等重叠明显。既然人力资本投入是帮助社会弱势群体改变现有生存状况的重要手段，那么州共同核心标准“增加了一个低收入孩子来自于先天弱势及文化受到压制的群体的可能性，从而为他在教育上取得成就设置进一步的障碍”[10]3。

因此，政府的行为边界应该在纠正这种事实上的不平等，而并非按照市场调节结果，粗暴地推行基础教育中公立学校的私有化。

(二)合理引入市场机制

由联邦政府着力推行的州共同核心标准被认为是垄断资本左右政府政策的最显著表现。围绕该标准形成的巨大市场份额使得垄断资本通过政府行为获益良多。由于州共同核心标准通过率低、考试频率高，因此，大量学生不得不把更多的时间与精力花费在考试和围绕考试而进行的培训与咨询上。这一情况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了考试市场的膨胀。结果是，“高风险”的标准化测试将原有的全能力型教育导向更多地关注英语能力运用与数学，“消除了学校里的批判性思维；为教育产业及信息公司创造了大量的收益”[10]1。同时，标准化测试采取市场运作方式，并与学生、教师乃至学校评估相联系，特别是评估结果与公立学校可获得的联邦政府支持直接挂钩，以促进公立学校间的竞争。联邦政府设计新的考试以及针对标准化测试展开的技术升级挤占了大量原本流向学校的财政支持，也客观上导致了部分公立学校的衰落。以芝加哥为例，该城市一年内关闭了50家公立学校[3]19。学校数目减少的直接结果即是整个教学区内班级规模的扩大，教学质量的下降。一味追求效率的新自由主义福利国家改革，违背了公共政策内在的“公平”理念。具体到基础教育领域，当前政策“降低教育的民主角色的同时，提升了教育的企业作用”[10]1。市场作用下，来自低收入社区及其他弱势群体享受教育资源的权利日益被市场运作所排挤，引发了越来越多左翼学者对福利政策的担忧。

不可否认，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具有相当的优越性，有助于形成竞争性氛围，促进行业的优胜劣汰。但是，教育作为一种准公共品，能否完全交由市场调节，长期以来各方争论不断，分歧多于共识。因此，对市场机制的运用须得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当基础教育的周边市场形成明显垄断时，政府应及时介入调节，以便合理引导市场发展。

(三)关注弱势群体

二战后，福利国家作为资本主义各国的主要形态，极大地缓和了各国阶级矛盾，促进了社会发展。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各国一直很注意发挥福利国家在促进社会整合方面的作用。但是近年来，基础教育行业的改革越来越削弱了这方面的职能。左翼学者对当前教育政策抨击的一个主要方面即来源于其不仅未能弥补现有教育鸿沟，反而进一步加大了教育资源享受的不公平。从美国人均获得教育支出来看，富裕区域与贫穷区域本来就有十分明显的差距。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全国范围内经济发达州与经济落后州教育资源的投入上，甚至在同一地区内部差距也十分明显。从《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到《力争上游》，公立学校私有化的思路与路径日益清晰。“公立学校通常被看作是社区的中心，在拥有很多负责任、有思想的教师以及政府资助重组的基础上，它构成了社区内少有的可以部分弥补社会不公的地方。”[10]4-5然而，全国范围内在州共同核心标准下，被定义为“失败”的学校大多位于落后社区或者移民聚居社区，直接影响了大量来自弱势群体家庭的学生接受正常的基础教育。也就是说，在政府投入差距基础上，市场竞争进一步放大了这种资源配置不公。同时，这些被关闭的学校也造成了大量教师失业，且其中很大部分是非洲裔人或拉丁裔的。从参与退出运动的构成来看，官方宣称退出运动主要是郊区白人母亲参与并主导。而事实上，到2015年，低收入及有色人种家庭的学生退出考试的比例已经大大上升并超过普通白人家庭。退出运动已经越来越多得到郊区中产阶级、低收入群体以及种族群体的支持。这些支持已经使得退出运动从单纯的抗议活动演变为影响福利国家政策走向的新社会运动。该运动之所以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也是因为基础教育政策在帮助弱势群体家庭的孩子们摆脱代际贫困的无力。但事实证明，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公共教育政策，有进一步加剧社会分化的风险。

在全国范围内退出考试的压力下，联邦政府推行了《每个学生都成功》法案。该法案在不放弃州共同核心标准测试承诺基础上，允许各州政府根据自身发展情况决定对基础教育的干预程度。这事实上有助于弥合区域间已经形成的教育不公。但是，不改变垄断资本控制的教育考试市场，不触及基础教育私有化的根基，该法案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弥合区域内的教育不公，尚有待于时间证明。

四、小　结

表面上，该运动主要是抵制以“州共同核心标准”考试为依据的基础教育评估体系。民众通过退出宣泄对新自由主义原则指导下美国公共教育改革的不满，表达出重构美国社会福利政策的诉求。实质上，该评估体系在基础教育领域引入市场机制，由公共政策衍生了巨大的私人场。市场化的运行方式为垄断资本控制教育行业大开方便之门，使得垄断资本从公共服务中获得大量利润，进一步侵蚀了教育公平的基础。由于市场机制的固有缺陷，国家在福利政策中必须承担一定责任。政府需要明确其在福利政策推行中的行为边界；改变过分依赖市场调节等做法；并在基础教育政策改革中更多关注弱势群体，以促进社会整合。

回到我们国家教育改革的现实。当前阶段，我国也处在对教育特别是基础教育进行改革与重构的重要时期。从教育发展水平来看，美国的基础教育体系拥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被称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教育体系也并非完美。因此，改革必须与现阶段国情相适应，决不能照搬国外经验。从美国退出运动的教训来看，新自由主义原则指导下的公共政策导致垄断资本渗透至公共领域并呈现不断加强的趋势。但是，政府作为公共服务提供者角色的缺失，又使得民众无法从正规渠道获得补偿。由此便引发了大量抗议、退出运动。面对我国教育发展不均衡的现状，必须坚持国家在提供教育资源中的主体责任，正确处理福利政策中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中共中央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加强义务教育、就业服务、社会保障、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公共文化、环境保护等基本公共服务，努力实现全覆盖。”[12]特别是在义务教育阶段，要特别注意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大对落后地区政策支持力度，推进基本义务教育资源均等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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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DUNCAN.Finally a Fix to No Child Left Behind[R/OL]. Cross-posted from the White House blog, Dec,2015. https://www.whitehouse.gov/blog/2015/12/03/secretary-arne-duncan-finally-fix-to-no-child-left-beh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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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46.

[12]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32-33.

[责任编辑：高云涌，张斐男]

收稿日期：2016-05-24

作者简介：张彦琛(1987—)，男，博士后研究人员，助理研究员，从事中共党史、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6)07-005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