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凤　才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国际视野中的学术研究与中国学术话语
——从“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谈起①

王凤才

(复旦大学 哲学学院，上海 200433)

摘要：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对于中国学者从事学术研究和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从事学术研究要有敬畏之心、热爱之情、执着之力、勤奋之功、悟性之根，要正确处理好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关系，要正确处理好学术性、思想性和现实性的关系，要正确处理好博、专、通的关系。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要正确处理好民族性与世界性、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关系，要正确处理好原创性与接受性、主体主义与“拿来主义”的关系，要正确处理好专业化与大众化、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关系。

关键词：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学术研究；中国学术话语体系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先后召开了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文艺工作座谈会、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等会议。2016年5月17日，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同志主要讲了四个问题，我认为可以用四句话十六个字来概括：地位重要、思想指导、体系构建、党的领导。地位重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思想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体系构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党的领导——加强和改善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领导。在充分理解讲话精神的基础上，这里主要就如何从事学术研究和如何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在今天，我们应该如何从事学术研究？

习近平同志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1]那么，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应该如何从事学术研究呢？

1.敬畏、热爱、执着、勤奋、悟性

从事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什么？从目的来说，学术研究大致不外乎三种目的。第一种目的是为了生存需要，即为了职称、为了考核的需要；第二种目的是为了生活需要，它可以增加你的收入、可以提高你的生活水平；第三种目的是为了传承、发展学术的需要。通过学术研究，这三种目的都是可以达到的。它可以解决你的生存问题，可以增加你的收入，当然，还可以使你发挥学术潜力、实现自我价值、服务于学术发展。就是说，若你只想做好学问，那你把学问看得很重很重。这就是我常常说的：“为学术而学术，视学术为生命。”当然，在学术应该面向现实、应该服务于社会的今天，这个说法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

何谓“为学术而学术，视学术为生命”？它其实并不是像“为艺术而艺术”那种唯美主义的东西，并不是指“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是关心“家事国事天下事”，并为此做出自己的贡献。“为学术而学术，视学术为生命”，说得大一些，就是要担当知识分子应有的使命，也就是像张载所说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当然，这种说法可能有点宏大，但是知识分子应该有这种情怀，应该有这种情操。

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良知，应该有科学精神和批判精神，应该有乌托邦向往。如果知识分子没有了这些东西，主动地或被动地变成了“犬儒”，那他本人就会陷入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什么是“平庸之恶”？就是没有原则、没有底线、随波逐流、推波助澜、(被动地)助纣为虐。如果这样的话，那个社会也就有些问题了。

“为学术而学术，视学术为生命”，说得小一点就是，学术是目的而不是手段。诚然，学术研究可以给你带来收入，可以给你带来权力，可以给你带来名誉、声誉这些东西；但这些东西只是副产品而非主产品。我们从事学术研究就是想为传承、发展中国的学术做一点贡献，就是想在中国学术史上留下一点东西。当然，留多留少，留好留坏，是能力问题；你想不想留，想不想留好，那是态度问题。我们宁愿输在能力上，也不要输在态度上。这就是对学术要有一种敬畏感，或者说敬畏之心。对待学术首先要敬畏，没有敬畏之心是不可能做好学术的。对待学术要有敬畏之心的关键所在，就是要严格遵循学术规范。一个人的论著质量的高低是水平问题，但如果抄袭，则是态度问题，迟早会被揪出来，会影响一个人的学术生涯。在这点上，正反两方面的例子太多。当然，仅仅有敬畏之心还不够。要做好学术研究，还必须做到以下四点，这就是：热爱、执着、勤奋、悟性。

除了敬畏之心，做好学术的第一要件是热爱。只有热爱学术，才能够将做学问这样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当成一件很快乐的事情来做。如果你以“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生活”的态度来做学问，那你就不会感到痛苦；虽然你很累，但是你很有乐趣(这就是知识分子的乐趣)。当你把对学术的追求、知识的传播当成你生活的首要目标时，你就真地达到了马克思所说的——劳动是第一需要。现在，不少学者真地把劳动当成第一需要：所谓权、所谓名、所谓利，这些东西对他来说都不重要。那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他想为中国学术史写上一笔。如果你不热爱学术，你就不可能做好学术，即使做那也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人的一生都在做一件痛苦的事情，那是最痛苦不过的事情；但如果做一件很有乐趣的事情，那是最幸福不过的事情。知识分子虽然清贫一些，但是你可以自由地思考，你可以自由地生活。

不过，要想做好学术，光有热爱还不行，还需要执着。比如说，你今天热爱这一点，明天去晒网去了，那就不行。实际上，做学问是个坐冷板凳的事业，它不是一个很令人羡慕的东西，你需要坐得住，需要几十年追着一个东西不放。就像习近平同志所说，要有“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执着坚守，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守得住底线，立志做大学问、做真学问。这个执着，与你选择的研究对象有很大关系。比如说，在读博士期间你选择了一个研究对象，将来毕业以后，甚至一生，你还能继续研究这个东西。经过多年的努力之后，将来你就可以顺利地投稿了，到了一定程度你就不再需要投稿了，会有好的杂志来约你，甚至约你约不到也是有可能的(因为约稿太多)，到那个时候，你就不用看别人的脸色行事了，人家不用看你的名字就知道这是你的文章，到了这一步，就没有发文之忧了，那你做学术就非常幸福了。

另外，我认为一个人要有一种执着地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领域的耐力，这是你可以做得到的。当然，这个领域你可以拓展，可以深化，但不能为了赶时髦，经常变换(相关性不大的)研究领域。那样，你的研究就缺乏积累，缺乏厚重感，甚至会让人不知道你是研究什么的。

要想做好学术，再一点就是勤奋。尽管并不是每一个勤奋的人都能够成功，但每一个成功者的背后都是勤奋的。当然，要选对研究对象，采用正确的研究方法，你才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当年爱因斯坦的一句话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把那些勤奋的人弄得很激动。他说人生的成功，百分之九十九的来自于汗水(勤奋)，所以大家都勤奋去了；但是勤奋了一辈子也没有成功。原因何在？有一半话被人们“吃掉”了，爱因斯坦还说：“也许那百分之一更重要一些”，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悟性！

悟性！这就是我要说的最后一点。就是说你要做好学术，你要有基本的悟性。基本的悟性有先天的，这个我们无法改变；但悟性也可以后天养成，通过读书，通过参加学术活动，通过和别人交流，通过名师指点，会提高你的悟性，你的感悟力，你的灵敏观察度。

今天，将有些不适合做学术的人逼上了学术研究之路，这既害了自己，又糟蹋了学术。为什么说“有些人不适合做学术”呢？原因在于，其对学术研究，缺乏敬畏之心、热爱之情、执着之力、勤奋之功、悟性之根。

2.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关系

1931年12月2日，时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曾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也提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总的看，还处于有数量缺质量、有专家缺大师的状况，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1]那么，为什么缺乏大师？归结到一点就是：缺乏原创性。怎样才能有大师？归结到一点就是：独立之学术，自由之精神。换言之，学术独立才有学术；思想自由才有思想。当然，“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并不是无限的，而是应该有一个限度、有一个边界，就是要有原则、有底线。

强调学术性，但不能忽视意识形态性，要处理好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关系。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绝不能触及意识形态底线，若触及意识形态底线，那么你就会遇到一些问题。这条“底线”是什么呢？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尤其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当然，我们又不能将学术问题用意识形态话语来解决，尽管我们可以用学术话语研究意识形态问题。

大家知道，“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最早来自法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D.特拉西。实际上，他从学术地位上并不是那么重要，他之所以在学术史上还有一定的地位，就是因为他提出了“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意识形态的问题后来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对象，也是政治、经济、伦理、宗教等以学术的方式研究的对象。总体上讲，意识形态主要有四种用法：一种是肯定性的概念，像D.特拉西将意识形态视为观念学，也即关于观念的学说；第二种是否定性概念，比如青年马克思、晚年恩格斯、卢卡奇，当然还有法兰克福学派等将意识形态视为一个否定性概念。其中，法兰克福学派还引申性地将两种初看不是意识形态的东西视为意识形态，它们是：大众文化和科学技术。大众文化要求人们按照消费主义来生活，不走消费主义的生活之路，那么人们的生活就被视为是没有品位、没有档次。当人们有了钱之后，消费主义的理念又告诉人们，你不仅要住大房子、还要去旅游，不仅要在国内旅游、还要去国外旅游，走遍天下，那样的生活才有品位、才有质量，这就是消费主义的大众文化起到的引导作用。而科学技术之所以会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是因为它们变成了一种统治人的工具。法兰克福学派之所以批评科学技术、技术理性和启蒙精神，是因为这种东西对人的统治和压抑。启蒙现代性所崇尚的理念，我把它归结为四句话：理性至上、科技万能、个体中心、文明进步。他们之所以批判理性至上，是因为理性有其自身的缺陷。如果说一个人的感情是完全理性的，那么这个人会非常可怕；如果说一个人的感情完全是非理性的，那么这个人会非常难缠；人的情感应该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结合体。如果说科学技术是至上的，那么人的生活是无法进行的，因为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结合体，所以人们对理性的看待也会是不一样的。比如这个医生告诉你不能吃肥肉，那个医生告诉你多吃点肥肉，那么你该听谁的呢，我认为听一半、掩一半就可以了，因为生活是自己的，而不是大家的，自己的生活方式由自己来选择。个体中心主义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它会导致社会的原子主义。为什么今天西方社群主义极力批评自由主义的原子主义呢？因为自由主义在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的处理上引来了更多的问题，像维尔默、霍耐特他们就试图将那种个体主义和共同体主义、道德主义和伦理主义融合起来，我想这应该是一种进步。

但是文明是进步的吗？这是一个值得思考和反思的问题。进步带来的完全都是好的东西吗？有人曾经问过爱因斯坦，第三次世界大战会用什么武器？爱因斯坦说第三次世界大战他不知道，但他说第四次世界大战会用石头(这可能是一个玩笑)。但有一种可能，就是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会重新回到“野蛮状态”，从卢梭、法兰克福学派一直到后来的后现代，对科技的批评是非常有道理的。卢梭说，“自然使人幸福和善良，社会使人堕落和不幸”[2]。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自然是人的本能的一种宣泄，而文明则是对本能的一种压抑。弗洛伊德说，“人类文明史就是性压抑史、不可能存在非压抑性文明”[3]；马尔库塞说，“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人类爱欲被压抑史”[4]。当然，马尔库塞的文明乐观主义不如弗洛伊德的文明悲观主义更有说服力。因为文明乐观主义充满了太多理想的东西，而实际上，文明进步论本身是有问题的，所以福柯说，“人类的文明史，同时是一部野蛮史”[5]。这话是有道理的，因为在冷兵器时代，杀人是少的；但在热兵器时代，杀人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45%的科学技术是用来杀人的。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科学进步带来的是文明，也会带来野蛮，所以《启蒙辩证法》中就说，“进步与倒退相交织，文明与野蛮相伴生”，所以我们应该把科学技术当作意识形态来反思。当然，还有一种将意识形态视为中性的，比如列宁、葛兰西，他们认为“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科学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非科学的”，这对意识形态是一种中性的理解，但这两句话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他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谈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的第四种用法是总体性的概念，比如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一书所理解的那样。

我们今天对意识形态的理解，更多的是从政治角度展开的，所以我们不能用意识形态的态度来对待学术的话题，但我们能够用学术的话语来研究意识形态的问题。就像习近平同志所说：“要正确区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不要把一般的学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也不要把政治问题当作一般的学术问题，既反对打着学术研究旗号从事违背学术道德、违反宪法法律的假学术行为，也反对把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混淆起来、用解决政治问题的办法对待学术问题的简单化做法。”[1]

当然，对待马克思主义，我们也应该有一个正确态度：“不要误解、曲解马克思，更不要歪解、肢解马克思，而是要对马克思思想进行跨学科、多层面、整体性研究，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化、虚无主义化、实用主义化，既不要‘唯我独马’，又不要‘唯西是马’，要从理论与实践两个维度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以完整的、真实的形象展现在国人面前、展现在世人面前。”[6]

这就意味着，学术研究要学会包容，甚至学会宽容，不能将学术问题混同于意识形态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好好学习一下真正的民主文化。有人说，“民主是个好东西”。我想应该区分“真民主”和“假民主”：“真民主”是个“好东西”，但“假民主”就不是个“好东西”！它有可能流于形式主义，也有可能成为害人的手段。虽然我批评“假民主”，但以辩证的观点，也要为“真民主”做一些辩护。“民主文化”是讲公平竞争：你行，我想方设法赶上你，比你还行；“非民主文化”是讲恶性竞争：你行，我想方设法挖你墙角，让你不行。这一眼就可以看出高下。所以文化多元主义说，应该平等对待不同文化，因为文化只有差异没有高下之分——这只说对了一半。实际上，文化还是有高下之分的，因为专制文化缺乏宽容精神。有时候我们说中国儒学是包容的，但它的包容是有限度的，它是阶级的包容，如果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它就包容；如果不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它可能就不包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森堡曾经说过，自由并不是只给一部分人的自由，即使这一部分是绝大多数人，真正的自由是拥有不同思想的人的自由[7]。人们会经常引用这句话：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是我捍卫你发言的权利。但有的文化是：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首先消灭你的肉体。这就是民主文化和专制文化之差异。

总之，我们一定要处理好学术研究和意识形态的关系。一旦处理不好就会出问题，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尤其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这个前提之下，我们再搞研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学术研究的基本方针；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学术研究的根本追求。就像习近平同志所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方针。要提倡理论创新和知识创新，鼓励大胆探索，开展平等、健康、活泼和充分说理的学术争鸣，活跃学术空气。要坚持和发扬学术民主，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提倡不同学术观点、不同风格学派相互切磋、平等讨论。”这一点在我国的学术领域做得真的不够。不说别的学科，就说我们哲学学科里的马中西之间的话语隔阂，三者很少能坐到一起；就算是坐到了一起，也经常是互相误解性批判(外部性的批判)，马中西不是三个领域的对话，而更多的是“你说你的，我讲我的”，这种自说自话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误解，甚至是曲解。三者的互相交流和理解是在三者融于一身的基础上的平等交流和对话，当然这个难度还是很大的，但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应该是在了解的基础上的对话。

3.学术性、思想性、现实性的关系

学术研究要立足于文本，扎根于实践，要努力做到学术性、思想性、现实性的统一：学术性是基础，思想性是灵魂，现实性是目标。如果没有学术作为基础，你最多只会产生出粗浅的想法，不大可能产生出深刻的思想。想法和思想是两个不同的东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但不是每个人都有深刻的思想，只有认认真真地做学术，才有可能产生思想。马克思之所以成为千年思想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不断地读书，写《资本论》时他读了一千多本书；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伟大的思想家，也是因为他不断地读书，所以我们可以说“一个不读书的人是没有希望的，一个不读书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思想是学术研究的灵魂、核心。当然，不管你是进行学术性研究还是做思想性阐发都是要关注现实的，不过对现实关注是学者式的关注、知识分子式的关注，是要离开现实一段距离来关注现实，而不是一头扎进现实事务之中去。因为“现实事务”未必是“真正的现实性”，就像黑格尔所说，现实不是现存，现实是现象与本质的统一。

要想处理好这三者的关系，选题是非常重要的。基础问题研究要有深刻性。也就是说，你的研究让人一看，它有学术含量、有学术价值，让人感觉很专业。比如，阿多尔诺的《否定辩证法》，他就选择了两座学术上的高山——一个是黑格尔，另一个是海德格尔——作为自己的批判对象，所以他自己也成为另一座高山。在法兰克福学派中有许许多多重要的思想理论家，但我认为有三个标杆式的人物，他们一个是阿多尔诺，一个是哈贝马斯，一个是霍耐特。我将霍耐特的承认理论引入中国来，现在国内对霍耐特的研究和认可度还是非常高的，他的学术地位几乎可以和当年的哈贝马斯相媲美。这里所要强调的是我们在研究理论时要做到深刻，比如我们研究政治哲学，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要谈到正义与善的关系问题；也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关系问题，研究自由与平等的关系问题时，会涉及对老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关系的分析，这些都是基本的学术问题，但是研究要深刻，不能泛泛而谈。

追踪问题研究要有前沿性。譬如说你要研究一个西方人物，那他不仅是一个学者，更重要的他是一个思想家；还要有以他名字命名的理论；国外很有影响，而在我们国内对其还没有什么研究。如果你能够找到这么一个人物，而且你有前期积累，并用第一语言做研究，那你的研究就会很出彩，你的研究成功率就会很高。在这方面，我是很有体会的。比如，关于霍耐特研究、维尔默研究、柏林墙倒塌后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等等。但是如果你抓住了一个西方学者，即使他是一个大学者，但他不是一个思想家、更没有自己的有所创造性的学术理论，你花很多时间去研究他，也不一定会出成果。比如你研究麦克莱伦，他是一个大学者，但他是一个学术性很浓而不是那么有思想性的学者，不系统，且没有自己命名的理论，你写写小文章还可以，把他作为自己的博士论文就可能不太适合。

比较问题研究要有针对性。也即比较性研究要避免空泛和抽象。比如，2016年4月初去中国台湾参加“跨文化视野中的霍耐特社会哲学”国际学术工作坊时，我感触就特别深，因为台湾有些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他们的西学功底也很好，所以他们搞中西比较真的能够比较起来；而我们内地的某些中西比较，往往是外在的类比而不是内在的比较。譬如谈中国儒学，我们往往会和康德比：康德是强调道德自我的，中国儒学是强调自我修养的，这是一种外在类比。实际上，中国儒学与黑格尔更加接近而不是与康德更加接近。因为黑格尔强调伦理共同体；中国儒学，虽然强调自我修养，但它强调自我修养并不是把你的个性培育出来，而是把你的个性压抑下去，把你培养成一个“圆蛋”，让你更好地适应社会，它注重的是伦理共同体。所以从外在表象看中国儒学接近于康德，但从实质内容上看它更接近于黑格尔。然而，这两种伦理又是不同的：黑格尔的伦理是一种现代伦理，是市民社会比较发达条件下的伦理；那么儒家伦理呢？是一种前现代伦理，是没有市民社会条件下的伦理。有些学者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是人本主义的，它可以开出民主政治来；但我认为中国儒学不是人本主义的，中国儒学不可能开出民主政治来。因为“人本主义”是一个特有的概念。什么是人本主义呢？人本主义说到底就是“个体人本”，中国儒学中有个体人本么？没有！什么是民主政治呢？“民主政治”说起来很复杂，但有些基本的东西，例如，体现“主权在民原理”的代议制(自由选举、定期换届、差额原则)，权力分立、上下级关系相对自主，可以自由发表不同意见。中国儒学中有这个东西吗？没有！中国儒学讲的“民本”是民主吗？不是！它的“民本”思想是为了更好地为统治阶级服务。

所以说，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我们可以尽力阐发它的优点、长处，但我们不能说它能够解决当今社会的所有问题。“心性儒学”做不到，“政治儒学”也做不到。也许我们的文化需要重建，不但要承认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点，也不要避讳中国传统文化的缺点。譬如说，现在有些人觉得活得没有尊严，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与官本位文化有很大的关系。在传统儒学推崇的等级制框架结构中，人不是平等的个体，你就感受不到尊严。只有当你以平等个体的身份存在于共同体之中时，你才会感到真正的尊严。

现实问题研究要有前瞻性。作为学者、作为知识分子，首要的精神是批判精神、首要的思维是批判思维。只有对社会不良现象进行批判，才能推动社会向更好的方向发展。

譬如，关于智库问题。习近平同志指出：“近年来，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建设智库热情很高，成果也不少，为各级党政部门决策提供了有益帮助。同时，有的智库研究存在重数量、轻质量问题，有的存在重形式传播、轻内容创新问题，还有的流于搭台子、请名人、办论坛等形式主义的做法。智库建设要把重点放在提高研究质量、推动内容创新上。要加强决策部门同智库的信息共享和互动交流，把党政部门政策研究同智库对策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引导和推动智库建设健康发展、更好发挥作用。”[1]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智库，应该像兰德公司那样，要有前瞻性。当年美国官方让兰德公司调查分析中国是否会介入美国对朝鲜的战争。兰德公司的结论是：中国将出兵朝鲜！但当时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都认为中国参战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经历了多年的战争，国内百废待兴，哪有能力、精力再参加朝鲜战争？于是，将兰德公司的分析置之不理。结果大家都知道，这就不用说了。就是说，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智库不能跟在屁股后面论证它走对了，而应该指出它哪步棋走得不太好，将来应该朝着什么方向走，如何才能够走得更好。

4.博、专、通的关系

我们说过，先天的悟性是父母给的，我们无法改变，我们只好靠后天来解决。那么后天如何解决呢？首先要建立一个广博的知识结构：由博而专，由专而通。

你在读博士之前(尤其是本科阶段)，你真的需要成为一个“博士”，你要广泛地阅读，建立一个基本的知识结构。这种知识结构不要太狭窄，甚至要跨学科，譬如对一个哲学系的学生来说，除了哲学(马中西)之外，关于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法学、经济学等这些东西，或多或少你应该了解一些，即使你不很专业，但你大概能够知道。提到M.舍勒，你应知道他的主要学术贡献是什么；提到涂尔干，你也知道他的基本思想是什么；提到哈贝马斯，你知道他是谁，他的主要理论成就；提到霍耐特，你也应该了解一点；提到弗洛伊德、萨特、尼采等，你更应该知道；提到马克思，你可以赞成他，也可以对他进行重新解读，这就应该了解他，如果你不了解他，你就没有资格评论他，当然就更谈不到学习他、赞成他了。

到博士阶段，不是做博士，而是做“专士”。当你读博士时，你的知识结构还没建立起来，那就有点晚了。在博士期间，你需要做一个专士。就是说，在某一个领域、某一个研究对象上，你应该有独特的想法、有个人的观点。博士期间必须形成自己的学术见解，有一种自己的东西。

博士之后呢，你要向“通才”(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发展。当然这是高标准、高要求，一般人是做不到的，但我们要尽可能地向这个目标迈进，“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不管你是研究什么的，对其他学科都要同情地理解。不要以为只有你的学科才是科学，别人的学科也是。工人运动史、社会主义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都可以做成很好的学问；中国哲学、西方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其他学科，也是如此。比如，法兰克福学派从1923年到今天，当然，1923年到1930年之间还不能叫法兰克福学派，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法兰克福学派，没有批判理论，那个时候主要研究工人运动史。格律贝格担任社会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的时候，他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及超越意识形态的学术立场，这影响了后来整个法兰克福学派。根据法兰克福学派的发展历程，我将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也即“三期发展说”(在我的《蔑视与反抗》一书中，提出了三个原创性的概念：一个是“批判理论三期发展”，一个是“政治伦理转向”，一个是“后批判理论”)。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60年代末，法兰克福学派第一期理论主要创建批判理论以及对工业文明进行批判，代表人物主要有霍克海默、阿多尔诺、马尔库塞、波洛克、洛文塔尔为其核心人物，诺伊曼、基希海默、弗洛姆、本雅明等是其边缘人物，他们之间也是有差异的，他们的关键词是“否定”。第二期发展是20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这一期主要是对第一期批判理论进行反思以及对现代性进行重构，代表人物是哈贝马斯、弗雷德堡、施密特等，他们的核心代表是哈贝马斯，他创立了交往行为理论，关键词是“共识”。第三期发展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今天，核心代表人物是霍耐特(还有维尔默，他是处于第二期与第三期中间的人物，年龄和哈贝马斯差不多大，是哈贝马斯的助教)，第三期发展的关键词是“承认”。那么法兰克福学派会不会出现第四期呢？这个问题目前还不明确，但第四期的核心代表人物已经出现了，R.弗斯特，他讲“宽容”(从年龄和学术传承来说，我也属于第四期，和R.弗斯特一样都是霍耐特的学生)。将来如果要将批判理论向前推进的话，我会讲“妥协”。近年来，本人一直试图构建一个“批判的妥协理论”。当然，这会将批判理论从斗争性的理论转向了“妥协性的理论”(有人曾说，妥协也许是政治的本质；我认为政治大致有四种类型：一种是敌友政治，一种共识政治，一种是承认政治，还有一种是妥协政治)。

二、如何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激进主义话语“退却”、自由主义话语“退烧”、保守主义话语“升温”，但目前，新自由主义话语仍是世界主流话语，这个判断我们必须认认真真地研究，我们不能盲目乐观。例如，法国作为激进主义比较突出的一个国家，但他们的左派所占的比例大约只有15%，而其中马克思主义者的比例要小于这个数字。前几年，我们热炒“德国《资本论》一售而空”等说法，我是做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在德国访问期间去书店买了很多书，大多都是批判理论的相关书籍，书店里看到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不是很多。尽管我们做马克思主义研究，但我们不能为了提升自身研究领域的关注度而不说实话。所以我常说，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教条主义、虚无主义、实用主义态度可能会害了马克思主义研究。我们要保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活力，就必须保持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性和真实性，马克思主义今天在西方的境遇与在中国的境遇会有些不同，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它并没有完全沉寂，这也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我们做研究，就必须认清现实，而不能自说自话，我们必须反对全盘西化，又要反对“逢西必反”的思维模式，尤其是要反对那些与人类文明为敌的做法。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都说过，我们要把世界上所有优秀文化都借鉴过来，来建设我们自己的文明。在现代文明建设中，我认为有四种元素是不可忽视的，它们是希腊的理性、罗马的法治、犹太的宗教和中国的伦理(当然，希腊的理性是指西方的理性)。我们必须认认真真地去研究，而不是情绪化地宣泄，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将来中国文化统领世界”等言论，是一种情绪的宣泄，而不是一种理性的沉思。实际上，在将来的文化发展中，中国的文化在国际文化舞台上有一席之地就是一件不错的事情。

习近平同志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研究队伍、论文数量、政府投入等方面位居世界前列，但在学术命题、学术思想、学术观点、学术标准、学术话语方面的能力和水平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1]我认为，习近平同志的话暗含了当今我国学术中存在的问题，也即：队伍参差不齐，论文量多但高质量的少，投入多但效率低，命题思想观点方面模仿多但原创性的少，学术标准单一化——或者完全西化或者“逢西必反”，学术话语独白化——或者“西方学徒”(吴晓明语)或者自说自话。

习近平同志还指出，“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习近平的话可以用李家珉教授的话来解释，就是：“落后挨打、贫穷挨饿、失语挨骂。”可以说我们现在就处在失语挨骂的境况，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理说不出，说了没有影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仍然严重缺乏文化自信，其重要的标志就是缺乏语言使用上的自信。汉语作为联合国的七大语言之一，但我们却不能理直气壮地使用它，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应该像法国那样，如果你在法国，不是用法语而是用英语问一个人，他会用很标准的英语回复你，说他不懂英语。当然，并不是说我们不要学外语，相反，我们要把外语学好，认认真真地学好，但是在国际学术会议上，我们要极力争取汉语的平等权利。霍耐特的德语、英语都是很好的，估计法语也行。有一次，巴里巴尔在法兰克福国际工作坊发言，他发完言之后，霍耐特就用德语向他提问，可以看出，霍耐特对自己有语言使用上的自信。阿多尔诺则更激进一些，他坚持用德语写作，认为只有德语才能写文章、做哲学研究。他用德语写作，然后别人将其翻译成英语等其他语言。

习近平同志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1]

我认为，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应注意三个问题。

第一，处理好民族性与世界性、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关系问题。

黑格尔曾说过，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黑格尔这种说法，是强调他的民族性和他的民族精神。毛泽东说，我们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习近平说：“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三方面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1]我曾经有一个有关如何处理马中西的关系的比喻，也即“中”是根系，“马”是树干，“西”是枝叶(这个说法基本是“中体西用”的看法)。

习近平说：“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1]文化自信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语言自信。当然，强调民族性并不排斥其他国家的学术研究成果——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也即处理好古今中西的关系。实际上，历朝历代都要处理好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处理好了，国家就有可能走得好，处理不好，就很可能走不好，这也就是前面提到过的要善于吸收世界文明的重要资源，也即希腊的理性、罗马的法治、犹太的宗教、中国的伦理。

第二，处理好原创性与接受性、主体主义与“拿来主义”的关系问题。

习近平说，“创新是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永恒主题。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可大可小，揭示一条规律是创新，提出一种学说是创新，阐明一个道理是创新，创造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也是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1]

有些时候，发现问题比解决问题更为困难，也更为重要一些。比如，康德的理论之所以被视为“哥白尼式的革命”，是由于他实现了现代哲学的主体主义转向。在康德之前，是本体主体的；在康德之后，让世界围绕着人转，也即人为自然立法，理性为世界立法。当然，他之所以提出这个理论，还在于创造性地提出了“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是针对近代经验论发展到怀疑主义、近代唯理论发展到了独断主义，从而出现了知识既要有确定性与又要增加新内容之间的矛盾，康德的“先天综合判断”也就是为解决这个矛盾而提出来的。实际上，这个提法并不正确，但它深刻。所以有些时候，哲学命题不是看正确不正确，而是看深刻不深刻，在于它是不是提出了问题；而那些“正确的废话”(俞吾金语)则是没有思想和主见地重复别人的东西，也即陷入了僵死的框架之中。比如有些人做博士论文、硕士论文，题目本来很有问题意识，但后面做着做着又回到了传统框架中去了。我们并不是说要否定什么，而是强调要做些创新，只有创新才是学术生命之源。比如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大概有几种类型，一种是文献学的，一种是意识形态的，一种是政治经济学的，再一种是政治伦理学的，这四种也即我对德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路向的梳理和重构。所以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今天应该是复数的，马克思主义应该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这并不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而是主张可以对马克思做各种适当的解读，也即在马克思主义那里，是有各种可能性的。比如第二国际，虽然他们内部差异很大，像伯恩斯坦、考茨基、卢森堡等分别代表着右、中、左的路线，但主流的是考茨基，他被称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教皇”，所以考茨基的解读应该代表着第二国际的主流，他主要倾向于将马克思主义理解为经济决定论和历史宿命论。第三国际内部也有很多差异，但是主流的解读是列宁的解读，他基本上倾向于“政治决定论”，他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强调，只有坚持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后来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其四大创始人如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和布洛赫，他们虽然也有差异，但总体上倾向于“文化决定论”。他们认为经济的和政治的革命都行不通了，葛兰西甚至将十月革命称为“反对《资本论》的革命”，因为按照《资本论》的设想，只有经济条件成熟了，我们才能搞社会主义，而列宁则在经济条件不成熟的条件下通过革命意志成功地发动了这次革命。尽管他们注重文化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但也并非视文化为唯一决定的因素，而提出总体革命论(比如柯尔施)。不过后来，经过法兰克福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离马克思主义越来越远(阿尔都塞除外)。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法兰克福学派认为，劳动、革命和解放等都是可能的，但到了《启蒙辩证法》之后，劳动就没有了解放的维度，革命变成了不可能。后来，他们基本上都不再谈宏观革命的问题，认为宏观革命已经不可能了，他们就从微观层面入手，像马尔库塞主张爱欲革命，而赖希则直接提出性革命、并写了《性革命》一书，列斐伏尔则讲日常生活革命。可以说，今天，微观革命代替宏观革命已日渐成为革命理论中的主流趋势；当然，甚至还有人提出要“告别革命”，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现在找不到革命的主体，甚至找不到革命的对象。马尔库塞说，无产阶级不再是一个完整的阶级，也不再是革命主体，现代的革命主体是青年学生、流氓无产者、黑人、少数民族等一群“乌合之众”。这在当时影响很大，马尔库塞本身甚至被称为“3M”(马克思、毛泽东和马尔库塞)之一，但之后他就影响式微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过多地干预现实。相反，阿多尔诺和本雅明采取激烈的理论批判和超然的不介入态度，由于他们的理论深刻性而越来越受欢迎。

第三，处理好专业化与大众化、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关系问题。

习近平同志在如何加强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和建设中提到，“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要加快完善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要注重发展优势重点学科；要加快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要重视发展具有重要文化价值和传承意义的冷门学科。总之，要通过努力，使基础学科健全扎实、重点学科优势突出、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创新发展、冷门学科代有传承、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辅相成、学术研究和成果应用相互促进。”

前面说过，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的良知。但现在有一部分知识分子不再是社会的良知，还被说成是“砖家”。当“专家”“精英”成为贬义词时，那么这个社会就出问题了。实际上，一个社会要想走得好，就应该跟着精英走，而不是跟着民粹走。如果精英是社会的道德良知，那他们就能够引导社会向正确方向发展；民粹主义者往往只考虑私利。现在，民粹主义大行其道，大有灭精英主义之势头，这是一种可怕的现象。目前，有两种思潮是需要引起注意的：一是极端民粹主义；一是狭隘民族主义，这两种思潮有可能会害了中国国内的关系，也会害了中国外交的关系。

以上就是我在学习领会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基础上关于学术研究与学术话语的思考。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6-05-19.

[2]王凤才.蔑视与反抗：霍耐特承认理论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政治伦理转向”[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49.

[3]裴德海.西方马克思主义教程[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129.

[4]章忠民，戚渊.人——永恒的斯芬克司之谜[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89.

[5]李晓林.审美主义：从尼采到福柯[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04.

[6]王凤才.重新发现马克思——柏林墙倒塌后德国马克思主义发展趋向[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305.

[7]卢森堡文选：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504.

[责任编辑：高云涌]

收稿日期：2016-06-11

作者简介：王凤才(1963—)，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图分类号：B1；C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6)07-0001-09

·国际视野中的中国学术话语·

开栏语：习近平同志“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思路是，要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这样，如何在国际视野中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问题，就摆在了中国学人的面前。在这样“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应该如何以国际视野从事学术研究，除了敬畏、热爱、执着、勤奋、悟性之外，应该如何对待学术性与意识形态性的关系，学术性、思想性、现实性的关系，以及博、专、通的关系；应该如何处理好民族性与世界性、原创性与接受性、专业化与大众化的关系，应该如何构建中国学术话语体系？为此，我刊特辟专栏，不定期刊发中国学者关于“国际视野中的中国学术话语”的学术见解。

①本文系作者于2016年6月7日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60周年院庆系列讲座中的同名演讲修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