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资本论》<br/>——21世纪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回到《资本论》
——21世纪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2016-02-27白刚

学习与探索 2016年7期

关键词：金融资本资本论政治经济学

白　　刚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长春 130012)

回到《资本论》
——21世纪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白刚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长春 130012)

摘要：作为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自产生以来虽经历了多次变形，但其作为社会关系的本质和榨取劳动力而增殖自身的本性没有变。21世纪金融资本大行其道的今天，仍然是“资本狂欢”的时代。《资本论》紧紧抓住资本的社会关系本质，把生产而不是分配作为其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并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引入了“劳动力”概念，从而实现了从“物”到“人”的“哥白尼式”政治经济学革命。《资本论》不是“资本的政治经济学”，而是“雇佣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在此基础上，《资本论》揭示出剩余价值的生产和掠夺必然引发阶级斗争，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合法性提供了最充分的政治经济学论证。为此，《资本论》主张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方能实现对资本的“监管”和“改造”，最终摆脱资本主义的危机而推动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资本论》才真正是21世纪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关键词：《资本论》；资本；金融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21世纪资本论》

作为马克思倾其一生的伟大著作，《资本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学”，它是19世纪工业资本主义的产儿。正因如此，有学者认为：“《资本论》所提供分析资本主义的方法工具，是从对19世纪资本主义的观察出发而设计的，19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对于马克思而言，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模式’。它几乎不能适用于对其他资本主义形式的认识，它也越来越不适于评价20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1]144言外之意是更不用说21世纪的金融资本主义了。难道《资本论》真的过时了吗？问题恐怕没那么简单。因为“资本主义的捍卫者们在批评马克思主义陈旧过时的时候却忽视了一点，那就是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不平等程度甚至可以与古老的维多利亚时代相提并论”[2]7-8。作为资本主义的批判者，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消亡，《资本论》就更不会过时。面对今天金融资本的狂欢，《资本论》及其“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伟大意义必将重现人间。

一、21世纪：“金融资本狂欢”的时代

资本作为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是人类历史长期发展的结果。在马克思这里，“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因此，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3]198而要把握这一“新时代”，从“资本”入手是不二法门。因此，马克思一生最伟大的著作就命名为《资本论》。《资本论》出版后不久召开的1868年国际工人协会布鲁塞尔代表大会就通过决议建议各国工人学习《资本论》这一著作，并强调马克思是“经济学家当中第一个对资本进行科学分析并把它分解为原始成分的人”[4]519。

可以说，马克思所生活的19世纪，正是资本作为“自动的物神”在兴妖作怪的时代。在马克思看来，在资本—利润(或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的“三位一体”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神秘化，社会关系的物化，物质的生产关系和它们的历史社会规定性的直接融合已经完成：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5]940但到了20世纪、特别是21世纪金融资本全面统治的时代，是不是资本就安稳了，甚至是销声匿迹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列宁曾指出：“20世纪是从旧资本主义到新资本主义，从一般资本统治到金融资本统治的转折点。”[6]135也就是说，正是经过了20世纪的转折和发展，资本才在21世纪获得了发挥其全面金融化本能的舞台和条件。对此，《每月评论》的编辑约翰·福斯特指出，金融化导致了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一个新“垄断—金融资本”时期；《金融时报》的资深经济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也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变成了全球金融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以一种新的方式，越来越多地占有了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剩余，不但在全球化的核心地带是这样，在边缘地带也是如此。金融资本已经成为全球性存在，它遍布全球的每一个角落。由此可见，自20世纪起资本就进入了金融资本时代，而到了今天的21世纪，正是金融资本大行其道的黄金时代。资本不但没有销声匿迹，反而是进入和达到了全面狂欢的状态。对此，早在20世纪初，希法亭就认为与传统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不同，“‘现代’资本主义的特点是集中过程，这些过程一方面表现为由于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形成而‘扬弃自由竞争’，另一方面表现为银行资本和产业资本之间越来越密切的关系。……由于这种关系，资本便采取自己最高和最抽象的表现形式，即金融资本形式。”[7]1在此意义上，金融资本正是资本的全面和彻底的完成形式。金融资本形式一方面大大提升了资本主义的活力，另一方面也对资本进行了“创造性破坏”。进入21世纪后，这种金融资本的狂欢导致的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终于在2008年爆发了。这次危机是自1929年资本主义“大萧条”之后最严重的一次，至今资本主义经济仍未从中全面复苏。

其实，金融资本并不是到20世纪才出现的，而是早在马克思的时代就已经存在了。其具体表现就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提到的“生息资本”和“虚拟资本”。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作为会生出货币的货币，其总公式本来是G-W-G’，但到了生息资本却变成了G-G’。在此形态中，剩余价值(或利润)不再表现为一种社会关系的产物，而只表现为单纯“物”——资本的产物。资本的增殖——剩余价值的获得，已经不需要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作中介了，资本变成了“自动的物神”，自身即能增殖。在这里，资本的物神形态和资本物神的观念已经完成：“在G-G’上，我们看到了资本的没有概念的形式，看到了生产关系的最高度的颠倒和物化……资本的神秘化取得了最显眼的形式。”[5]442资本摇身变成了一个自行增殖的“永动机”和“物神”，它似乎已经产生了一种魔术般的新“货币—货币”循环，在这种“循环”中，“资本炮制了一种幻觉，仿佛它可以在没有劳动介入的情况下自我繁荣。”[8]161对此幻觉，马克思早就指出：“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性地患有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9]67-68这种幻觉和狂想，实际上正是实体资本转向虚拟资本——资本金融化的根本表现。正是在这一“金融资本”的形式上，“资本关系取得了它的最表面和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5]440，“资本拜物教”的观念才真正完成。也因此，金融(生息)资本成了“一切颠倒错乱形式之母”。马克思早就指出，信用制度的发展，必然导致虚拟资本的出现，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实体资本的限制，对资本主义经济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它也不可避免地加剧了金融系统的风险性。在马克思看来，虚拟资本并不是真正的财富和货币，当信用收缩或完全停止时，所有的虚拟资本必须转化为货币，实现“惊险的一跃”。如果这一过程无法实现，将不可避免地爆发金融危机。马克思将“信用制度”称为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科学地揭示了金融危机爆发并成为经济危机导火索的内在根源。所以说，金融资本的出现，虽然造成了资本主义阶段性的自我繁荣，但根本上，它不但没能也无法挽救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命运，反而使资本主义陷入更大的危机之中。

在金融资本的全面统治下，资本主义这个本来就蒙着意识形态面纱的、朦胧模糊的“妖魔”，现在已幻化成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全球游荡的“幽灵”了——幽灵在根本上是资本的存在方式。资本的金融化就是资本的全球化，资本成了一种不在场的在场：“资本主义不仅撒的网更广，也更充分地把我们网络到一块。其方法不像是一个强制的过程，倒更像是一个渗透的过程。它渗透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不可能置身于资本主义之外；资本主义没有彼岸。”[10]325在此意义上，我们今天更深地生活在这一金融资本抽象幽灵的全面笼罩之下。所以说，在金融资本的笼罩下，“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的本质没有变。金融资本的全球化拓展，也即其抽象统治的全球化，反而使金融资本的狂欢在全球蔓延并愈演愈烈。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无论怎样以自己的现代性成就为傲，它都充满了奇异的幻想和拜物教的狂热，以及一戳就破的肥皂泡般的神话和盲目地崇拜。即便是新自由主义所谓的横空出世，它放任市场巧取豪夺，破坏传统制造业，遏制劳工运动，并着手增强国家机器压迫人民的能力，使资金源源不断地从制造业涌向服务业、金融业和通讯产业，从落后国家流向发达国家，但这也只是对长时间经济危机的“应激反应”，而绝不是除旧布新的“完美跨越”。2008年以来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就是最好的例证。所以说，在金融资本全球狂欢的今天，“马克思所指出的任何掠夺性行为都没有消失，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甚至已经被丰富到了一个在马克思本身所处的时代不能想象的程度。”[11]331资本主义变得比马克思写作《资本论》时更加危机四伏了。如此看来，“让马克思主义失去信心的并非资本主义制度的改头换面。事实恰恰相反。让马克思主义失去信心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资本主义制度仍按照以前的方式运行，并没有进行任何改进。”[2]12

不论是在商业资本主义时代、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还是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承袭制资本主义”时代，本质上都是“资本的时代”。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资本也从“实体资本”走向了“虚拟资本”，但不管资本的具体存在形式有什么变化——资本自身经历怎样的“变形记”，资本作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本质没有变，资本攫取剩余价值以实现自身增殖的本性没有变。反而只是到了金融资本盛行的今天，即以“后工业”形式出现的全球化资本主义时代，现存的资本主义才达到了真正的“概念层面”，其深刻的内在矛盾才更充分地展露出来。也就是说，资本与劳动的关系——“资本收入”与“劳动收入”的不平等，依然是金融资本时代难以克服和逾越的根本矛盾。而对这一根本矛盾的破解，我们仍然离不开《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的革命”。

二、《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的革命”

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把经济学看作一种“谋生术”，只限于取得生活所必要的并且对家庭或国家有用的物品。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这里，“政治经济学”要么是研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财富来源”问题，要么是探讨“国民财富在各阶级之间的分配”的“分配规律”的问题。但无论是亚里士多德的谋生术还是古典经济学家关于财富的来源或分配问题，他们主要关注的都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古典经济学家，他们把经济关系都当成商品、货币和资本自身的自然属性，实质上都是在为资产阶级发家致富的合法性和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自然性做普遍性和永恒性的论证。在此意义上，包括古典政治经济学在内的一切政治经济学都是实证性和肯定性的，而非批判性和否定性的。

但在马克思《资本论》这里，政治经济学却并不是固定的和僵化的东西，即并不是一些所谓“永恒真理的总和”，而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它“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恩格斯语)。这一“历史的科学”关注的不是物，而是物与物背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因此，《资本论》才成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研究。《资本论》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发展规律秘密的契机，也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劳动超越资本的革命斗争的契机，所以《资本论》不是“资本的政治经济学”，而是“雇佣劳动的政治经济学”。虽然《资本论》的价值、货币和资本理论就其要点来说是斯密—李嘉图学说的必然的发展，但却不是教条式地照搬和套用，而是“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或者，也可以说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批判”[12]123。在马克思看来，经济范畴无非是人们的社会生产关系在理论上的表现而已。马克思的《资本论》冲破了古典经济学范畴的牢笼，以批判的方式重述了斯密和李嘉图以来的政治经济学；同时，它也借助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改造了黑格尔的法哲学。《资本论》的出版，对于政治经济学来说，是一件可以同18世纪哲学界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出版相提并论的事，《资本论》就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哥白尼式革命”。因此，《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绝不是抄袭和重复了古典政治经济学，而是变革和超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

从经济学的发展史看，不管是古典政治经济学还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它们对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往往关注的是分配问题，主要是在分配领域兜圈子。在重视分配问题的意义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仍然是古典经济学的“同时代人”或“代言人”，它们也仍然没有跳出古典经济学普遍永恒概念的牢笼，仍然是古典经济学概念范畴的囚徒。它通过“财富分配的不平等”这个看上去更直接、更现实的分配正义问题，悄然地取代了马克思关于“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不平等”所体现的更根本、更基础的生产正义问题。《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皮凯蒂就明确提出“把分配问题重新置于经济分析的核心”[13]16，并通过资本主义三个多世纪的发展数据论证了全球范围内的分配不平等。在此基础上，《21世纪资本论》就既是一部经济学作品，也是一部“关于财富及其分配不平等所引发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矛盾”的历史学作品。马克思也关注分配问题，探讨从“按劳分配”到“按需分配”的变化，甚至主张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实行按需分配。但分配方式的变化，仅仅是生产方式变化的“附带副产品”，所以“生产”才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实在要义。”[14]48因此，《资本论》根本关注的是“财富生产”而不是“财富分配”问题，这是马克思的经济学与之前和之后的经济学最为不同的地方。如果说关注分配问题的《21世纪资本论》只是击中了资本主义的“痛点”，但关注生产问题的《资本论》却抓住了资本主义的“命门”。在《资本论》这里，马克思更深刻地看到和追究“分配问题”背后的“生产根源”——“一定的分配关系只是历史地规定的生产关系的表现”。为此马克思指出：“在分配是产品的分配之前，它是(1)生产工具的分配，(2)社会成员在各类生产之间的分配(个人从属于一定的生产关系)——这是同一关系的进一步规定。这种分配包含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并且决定生产的结构，产品的分配显然只是这种分配的结果。”[15]37在《资本论》之后的《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在看到《哥达纲领》提出德国工人党的奋斗目标是废除工资制度和“铁的工资规律”以实现公平分配时，就明确指出，首要的不是废除“铁的工资规律”，而是废除“雇佣劳动”：“如果我废除了雇佣劳动，我当然也就废除了它的规律，不管这些规律是‘铁的’还是海绵的。”[16]440为此，马克思批评在所谓“分配问题”上大做文章并把重点放在它上面是根本错误的：“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既对拉萨尔主义所鼓吹的“分配方式决定正义”的“分配决定论”进行无情的批判，又对看重“分配”的庸俗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刻批判[16]436。所以，当拉萨尔主义者把分配问题确定为德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中心任务、庸俗的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围绕着分配兜圈子时，他们显然都没有认识到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分配正义问题，就必须彻底改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改变人们在生产要素分配上的不平等地位，而不是单靠改变分配本身。

实际上，《资本论》的根本任务“不是要描述真理，而是要引导一项不知疲倦地揭露真相的工作——国家的真相、法律的真相、历史的真相和经济的真相”[8]187。在此意义上，《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揭露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现实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的真相。所以，《资本论》绝不是为资产阶级树碑立传和唱赞歌，而是为工人阶级全面地、首先是从世界观上摆脱资产阶级剥削及其意识形态控制创造了直接的思想前提和理论武器。《资本论》就是工人阶级的理论圣经和自由解放的武器库。表面上看，《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是从普通的“可感觉物”——商品——政治经济学的“细胞”入手的，并从商品又上升到了商品的完成形式——货币和资本，进而具体分析了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在此现象上，《资本论》好像与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并没有实质性的不同，都是关于“物”的科学。但马克思决不会花掉近四十年的黄金时间并牺牲自己的家庭和健康去证明资本家利用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组织生产，进而通过市场交换获取剩余价值而发家致富的过程。实际上，马克思决不会用玫瑰色描绘资本家，《资本论》的目的也并不是为资本家的统治作论证，其政治经济学的重大革命性变革就在于，它在“物与物”的关系背后看到和揭示出了更为深刻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通过把“劳动力”引进政治经济学，《资本论》把政治经济学从一种关于“物”——商品、货币、工资、利润的科学，转变为一种关于人在生产中的相互关系——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的分析。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商品)的地方，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17]69在此基础上，我们完全可以说《资本论》把关于“物”的政治经济学转变成了关于“人类解放”的科学。在资本主义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要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物与物之间的交换关系明确区分开来，就需要一种不同于传统政治经济学的“新政治经济学”，而这种新政治经济学必须同时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这就是马克思作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正是《资本论》才使“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死劳动统治和剥削活劳动这一“全部现代社会体系所围绕旋转的轴心”——第一次得到了科学说明[16]79。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根本无法在自己遵循的价值规律的基础上解释资本与劳动的交换；空想社会主义者则由于始终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经济范畴的囚徒，更是寸步难行。在此意义上，只有《资本论》的经济理论，才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真正地位，从而根本改变了政治经济学见物不见人的古典传统。在本质而重要的意义上，《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通过对商品、货币和资本之谜的解答，来回答人的解放之谜。这才是《资本论》所实现的政治经济学之革命的实质所在，也是我们在21世纪金融资本狂欢的时代呼吁回到《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最终原因。

三、21世纪的《资本论》：回到“政治经济学批判”

《资本论》的命运不取决于其自身，而取决于它的批判对象——资本主义。在21世纪的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资本和资本主义虽然上演了多种“变形记”，但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改变。对此，皮凯蒂也承认：“现代经济增长与信息传播虽然规避了马克思理论演进结果的发生，但是并未改变资本深层结构与社会不平等的现实。”[13]2当21世纪依然重复上演着19世纪上演过的资本收益率高于经济增长率的大剧时，《资本论》仍然是我们走向公平正义和通向自由解放的桥梁，因为《资本论》真正说明了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的日益尖锐化的矛盾同它的迅猛发展一样不可避免。

马克思曾强调：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而今天，对全球拓展的金融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也应该到作为21世纪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资本论》中去寻找。在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作为社会关系来统治和奴役雇佣劳动者而实现自身增殖的本性没有变，但新自由主义和资本过度金融化严重削弱了资本主义健康运行所需的制度保障。因此，资本主义普遍存在的矛盾的不时发作，以及它预示的危机爆发的可能性，仍然是《资本论》的发展基础和生存空间。虽然一方面如果资本没有达到极限或遭遇不可逾越的障碍的话，它就会永远带来几何倍数的增长率；但另一方面，当资本没有达到极限或遭遇不可逾越的障碍时，资本又会面临积累的危机。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充斥着这种矛盾和危机，有时是地区性的，有时则是资本主义体系性的(如1848年、1929年和2008年爆发的危机)。但不管是地区性的还是体系性的，都表明资本主义自身具有结构性而非周期性的缺陷。因此，资本就是自身最大的限制，必须利用资本来限制和超越资本。从“实体资本”——产业资本、商业资本、货币资本，到“虚拟资本”——金融资本，资本的存在形式和发展程度越来越高，资本追求无限利润的普遍性程度也越来越高。但“资本的发展程度越高，它就越是成为生产的界限，从而也越是成为消费的界限，至于使资本成为生产和交往的棘手的界限的其他矛盾就不用谈了”[15]397。而“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15]390。也就是说，资本只有发展到“金融资本”这一具有最大普遍性和最高存在形式时，其自身的矛盾和限制才能最尖锐地暴露出来，也才能走向其灭亡的顶点和转折点。这其实也是资本自产生到今天，一直没有灭亡的原因所在。因为在资本达到其运转的最高形式和资本本身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释放出来之前，它是决不会灭亡的。但资本存活的每一天，都是在不断走向灭亡的每一天。所以，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必定会敲响：“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3]874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确实是最为深刻地“估计到资本自我扩张的无限制驱动的毁灭性意义的第一人”[18]24，而《资本论》就是宣布资本主义死刑的判决书和终审法官。

说到底，马克思的《资本论》和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都是要对作为资本主义社会“阿基米德点”的资本本身进行“监管”。但两者的根本不同在于，皮凯蒂主张在不改变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对资本征收“全球范围内的累进资本税”，认为这是“防止贫富差距无限制拉大以及重新实现对财富积累控制的最理想政策”；而且，“这样的税制还有另外的好处：让财富置于民主监督之下，这对于有效监管银行体系和全球资本流动也是必要条件。资本税有助于让公共利益超越私人利益，同时又可保持经济的开放度和自由竞争。”[13]485-486而马克思却认为，资本主义的“病根”就在于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马克思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最大的不同就是：资本的增殖——剩余价值的获取，并不是“经济计算”和“数据统计”的结果，而是由于资产阶级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享有特权的社会地位，利用占有和垄断生产资料而统治、奴役和剥削工人阶级所致，是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的结果。所以，马克思的主张不仅仅是对资本“征收高额累进税”，更是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彻底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通过共同占有生产资料的“联合生产”而实现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可以说，皮凯蒂征收“资本税”的方案，虽有其阶段性效果，但治标不治本，这从《21世纪资本论》利用资本主义三百年发展的历史资料和经济数据来分析证明的结果依然是r﹥g(资本收益率大于经济增长率)就可以不证自明。因此，只有马克思“消灭私有制”的方案，才是彻底的标本兼治：“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3]874但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重建个人所有制并不会自发实现，还需要有一种必不可少的中介——广大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进行不断的阶级斗争。

马克思再三坚持的一个问题是阶级的思想。《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依然如此，它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批判则要求有一个立场和主旨，马克思的立场就是具有阶级意识的无产阶级立场；他的主旨表明，一种政治经济学体系，从根本上来说总是一种“阶级的经济学”[19]29。这也是《资本论》作为“政治经济学”独有的阶级性和革命性所在。在马克思看来，如果不进行阶级斗争，工人阶级的解放很难取得任何进展。因为资本家阶级会凭借任何可获得的手段进行资本积累，并且他们采用的手段是以工人当中其他人利益的牺牲为代价的。当其他所有人都处于停滞状态或遭受苦难时，资本家却继续获得了肮脏的财富。所以马克思强调，这种阶级特权必须被反抗的阶级斗争所摧毁，以让位于另一种新的生产方式。由此可见，三大卷的《资本论》，实际上就是为“消灭私有制”进行的理论论证和思想奠基。为此哈维指出：只要认真阅读《资本论》，我们就会毫无争议地发现，如果我们不将“阶级斗争”写在我们政治的大旗上，而且按照它的指示前进，那么我们就会失去方向[11]362。马克思撰写《资本论》，绝不是为了自己扬名和发家致富，而是为了更好地武装工人阶级进行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资本论》是充满革命精神的。对此柯尔施强调：“这种革命意志在马克思著作的每一个句子之中都是潜在的——然而是存在的，潜在于每一决定性的章节中，尤其是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一再地喷发出来。”[20]25实际上，《资本论》从劳动价值论到剩余价值论的转变，就是在为无产阶级解放提供有效武器和革命论证。所以说，承认《资本论》的价值理论就逻辑必然地导致承认剩余价值理论及其所有的政治结论，从而承认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而反驳《资本论》的一切企图必将适得其反，它们不仅驳不倒《资本论》，反而每个批判都成为间接地承认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分析的正确性。

《资本论》是第一部从工人阶级的立场科学地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秘密及其发展趋势的著作。恰恰是《资本论》给工人提供了解放的武器，这个武器使工人能够不仅仅简单地相信自己的事业，而且还认识和了解自己的事业。为此，恩格斯强调正是马克思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资本论》出版以来，各地的工人阶级都越来越把《资本论》的结论看成是对自己的状况和自己的期望所作的最真切的表述[3]34。自从世界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像《资本论》那样，对于工人的解放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论》才真正是工人阶级走向自由解放的“圣经”和共产主义的“助产婆”。《资本论》虽然是19世纪的产物，但它已穿过20世纪，正在走进21世纪。“我们不要把《资本论》当作重工业以前或国家资本主义以前的古典，而是应该作为于新自由主义(全球资本主义)时代起死回生的文本来阅读。”也就是说，“如今，我们阅读《资本论》时，不是要在此发现对革命的浪漫主义预见，而是要看身处劳动运动亦被吞食的资本主义经济中马克思试图找到的与此对抗的逻辑。”[21]250《资本论》才是真正的“21世纪《资本论》”，它比起那些试图根据后来事态的变化而使其发展的理论来，反而更适应于今天的事态。在21世纪，我们更需要《资本论》！

参考文献：

[1]波德.资本主义的历史[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

[2]伊格尔顿.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M].北京：新星出版社，2011.

[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人民出版社，2004.

[4]克莱恩，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3.

[5]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6]列宁专题文集：论资本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希法亭.金融资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8]本赛德.马克思主义使用说明书[M].北京：红旗出版社，2013.

[9]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0]格雷汉姆.资本主义的终结[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11]哈维.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