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杨勇

摘要：新自由主义对公民教育带来了深刻的影响。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者认为，新自由主义异化了公民概念，导致了人们对公平和民主的绝望，异化了社会理想和目标，掩盖了自由市场的阴暗面；新自由主义使高等学校公民使命的丧失，高校没有了公民教育目标，公民教育课程和机制萎缩，教师缺乏公民教育的动力。我国高校的公民教育中，应该看到经济利益和公民教育的相容性，警惕新自由主义对高等教育的侵蚀，坚守中国特色的公民教育的阵地。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高等教育；公民教育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纷纷把高等教育作为人力资源的重要发展战略。新自由主义肆无忌惮地闯入了高等教育领域，引发了高等教育从目标到管理的一系列变革。我国许多学者对高等教育中的新自由主义进行了深刻分析和评判，但是新自由主义对公民教育的影响，至今较少有学者涉及。本文主要以新自由主义对公民教育的影响为切入口，分析新自由主义对当前高等学校的公民教育的价值和阈限所在。

一、新自由主义与公民教育

新自由主义其实并不新颖，根源于19世纪的自由理念，认为不受限制的市场机制在诸如健康护理、教育、住房、交通、文化生活和医疗服务等社会和公共产品中，比政府和公共机构的行政管理机制来得有效。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重量级人物亚当·斯密指出，自利之心是劳动分工和经济发展的基础，自利比仁慈更能如愿以偿。他说：“人几乎总是需要他的同胞帮助，单凭人们的善意，他是无法得到这些帮助。如果他能诉诸他们的自利心，向他们表明，他要求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对他们有好处的，那他就更有可能如愿以偿。”[1]所谓新，主要是指其出现在特定历史时期，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于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发展是在20世纪中后期，政府控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空前膨胀，福利政府产生危机；二是也就在此历史时期，出现了信息革命，知识经济和全球化；三是亚当·斯密所代表的传统自由主义者，只把自由竞争市场机制的有效性限制在经济领域，并不认为公共领域也适合自由竞争，而新自由主义则将市场机制推广到包括公共领域的社会每一个角落。

公民是指某个团体的成员，享有团体成员的义务，承担团体成员的责任。有学者认为，公民分别有法律上的、政治上的和身份上的三个方面内涵。法律上，公民享有内部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权利，作为“法律人”，公民的自由受法律的保护；政治上的公民，指能够参与团体的政治事务；身份上的公民主要是指作为某一团体的成员，有着显著的身份特征。[2]公民教育指的是对团体成员享有权利，履行义务，承担责任的相关教育。然而，新自由主义思潮导致了对公民义务和责任以及高等教育性质和功能理解的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在新自由主义批判者看来，是存在严重问题的。

二、对新自由主义公民教育的批判

（一）公民概念的严重异化

批判者们认为，新自由主义异化了公民概念。新自由主义推崇经济利益至上的市场逻辑，许多关涉社会福利和民主根基的公共领域因为无法带来即时可见的经济利益，因而被认为是不够清晰的，或者效率不高的，需要加以改革和取缔。公民教育所包含的公民权利、社会责任、公平、民主和自由等等与新自由主义主张的利润、市场、商品化、问责等格格不入。新自由主义“不仅巩固了少数人手中的经济权力，还严重削弱了工会的权力，割断了生产和收益的关系，让社会的需要俯首听命于经济市场，把公共服务看成是贪图享乐的奢侈。……野蛮撕裂了社会融合，企业的组织力量和商业价值观决定和弱化了对于社会民主非常重要的公共领域和价值体系。诸如权利、权利资格（entitlement）、社会救助、社区、社会责任、最低生活保障金、最低工资、工作保障（job-security）、平等和公正等与民主自由相关的词汇变得莫名其妙地过时，被彩票中奖（运气）的诱惑、风险资本主义、道琼工业平均指数所取代”[3]。“日益壮大的全球市场鼓吹竞争，通过经济手段，鼓吹拼命主义和消费主义。道德主义和价值被同化为经济价值，对经济和消费之外的政治和社会事件无动于衷。那些模糊的个人或者集体需要，通常被当成是偏离经济的，病态的，需要加以改革。”[4]这样导致了对公民教育三大不良后果。

一是对民主和社会公平的绝望。批判者们认为，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利益通吃一切的市场逻辑中，弱肉强食变成了人们基本的生存状态。弱小的政府既不能为资源缺乏资源的年轻人、贫穷的家庭，边缘性群体提供足够的经济和社会安全保障，也没有任何要照顾和培植公民素质的意愿和责任。这使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对社会公平的期许和对民主的理想被撕裂和粉碎，因此人们感到绝望和愤世嫉俗。“当前的美国人已经对政府，公共服务，民主团体、公共的高等教育和其他非政府的社会力量不抱希望。……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泛滥束缚了公众对未来的理想，认为社会和政治不可能转型，批判教育，民主信念，对社会组织的理解，公共民主生活和高等教育都变得没有什么意义和目的。”[5]尽管人们对新自由主义的不良后果有所洞见，但是在强大的市场势力面前，看不到抗争的希望。“（新自由主义）剥夺了政治选择的可能性和社会的基础，几乎很少有自由和机会把个人的焦虑转换成为公众的关注，个人的不满很少能形成集体的抗争。”[6]

二是异化了社会发展的理想和目标。新自由主义宣扬市场万能，主张减少公共费用，取消对批判教育、人文教育和公共服务等非商品化的公共领域的投入。在新自由主义者看来，以经济市场为主体的资本主义，才是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关键所在。吉鲁分析说，新自由主义的理想主义者无情地强调放松政府限制和私有化，对民主和社会关系进行全面攻击——特别是对公共领域及其相关的价值。诸如像健康卫生、儿童保育、公共资源、教育和交通等公共服务部门都需要转换成为市场规则来办事。父母与子女、医生与患者、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转换成为供给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为了私人利益，放弃公共利益，认为能为公司和私人机构带来利益才是有效的投资。[7]尽管市场规则也会有一些弊端和不妥之处，但是新自由主义坚持认为市场竞争仍然是唯一有效的选择和出路。吉鲁指出新自由主义要人们相信，美好的生活取决于作为消费者的我们购买什么样的产品。要是有人不相信贪婪的资本主义不是通向自由和美好生活的唯一道路，就被认为是不符现实的奇谈怪论，需要加以抛弃。在市场的驱动下，企业文化变成了美好生活和个人实现成功的典范。[8]“公民完全是私人事务，公民的生活理想就是纯粹为了物质和思想上的占有，参与竞争、实现自利的个体。社会事务完全成了经济事务和个人事务，企业文化的一个重大功能就是通过消解或把冲动吸引到市场逻辑之中，消除民主的冲动和有关公民社会的实践。”[9]

三是掩盖了自由市场的阴暗面。马克思早已对资本主义初期，因为疯狂追逐利润，无视个体基本生存和发展的黑奴贸易，残杀土著的殖民主义和“羊吃人”的圈地运动进行过无情的揭露和鞭笞，认为在“市场平等交易”掩盖下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10]。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传统，认为不受控制的市场竞争，是非常危险的。吉鲁指出：“历史已经清晰地表明不受控制的企业力量有多么危险。野蛮的奴隶制度，对童工赤裸裸的剥削，批准矿场和血汗工厂恶劣的工作条件和对环境的巨大破坏，都是在利润最大化，成本最小化的市场竞争原则下产生的。特别是社会上没有足够强大的反对力量来对这些权限进行监督。企业的文化的力量力会离开本领域的自我约束，侵入那些非商品化的，作为民主文化核心的价值领域。”[11]而事实上，被全球金融危机证明失败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陷入困境。“作为一种经济发展模式，新自由主义已经彻底失败。这首先被2001年的阿根廷经济危机所证实，这场金融危机和经济崩溃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达到顶峰，使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一蹶不振。奇怪的是，被那些著名的新自由主义专家所诋毁的资本主义政府，此时又被请来当救兵，希冀这些管制政府能够拯救一个解除了政府管制的资本主义制度，避免其走向灭亡。”[12]

（二）高等学校公民教育使命的侵蚀

一是对公民教育目标的丧失。在新自由主义批判者看来，高等教育企业化导致了高校公民教育目标的丧失。吉鲁指出，企业化的学校管理不会分析知识下面的权力博弈，不会守卫公民教育，而会助长职业培训，不会引导学生去实现追求自由和社会团结，形成新的公民素质和公共民主理念。在企业管理模式下，知识变成了资本，是一种经济投资，和自我认识、社会责任、增强个人追求自由、正义和民主运作的能力几乎没有关系。知识被剥离了政治和伦理的内涵，学校没有办法教育学生去反抗性别、阶级、种族和年龄歧视。学校没有了教学生去批判性教育的氛围，也不会去批判性思考知识的来源、文化、权力和历史。教学作为道德和政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预定了其将会为什么样的社会生活、什么样的将来服务。[13]批判者们认为，新自由主义已经在当前社会有很大的势力，对正义、自由和平等公共生活构成威胁，教育工作者更应该把高等教育作为培养民主和公民素质的重要阵地。托里斯指出：“高等教育必须维护好公共产品的属性，即更好地培养民主社会的公民。高等教育机构是公民社会争论的重要场所。公民社会不是狭隘的商品社会，而是民主社会。其核心在于不能把教育与培训混同，所有的教育者要抵制商品化的价值观念来塑造高等教育的目标和使命。”[14]吉鲁指出，假如想让民主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教育原则，挑战企业权力的入侵非常必要。教育工作者和其他社会成员，应该创造出能够开展公民间对话的组织，让大家能够换一种思路来理解高等教育的目的和意义。要在公民社会中发展和建设抵御企业势力的机构和机制。要为教育工作者、学生和其他社会成员理性抗拒提供一个港湾，推进集体发展的公共文化，为公民权益打败消费者权益作斗争。[15]

二是公民教育课程和机制的丧失。在新自由主义消费观念的支配下，与公民教育关系密切的人文社会学科正被逐渐边缘化，乃至消失。学术和学科通过市场交换中的价值来获得自身的地位，那些可以帮助自己“卖个好价钱”，获得好前途的专业和课程，学生趋之若鹜。[16]“高等教育市场化会导致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基础的许多重要的研究和学科消失。只有那些能够市场化和创收的课程才能存活下来。印度早就有过这样的经历，对于工程教育、管理教育和时尚科技的需求越来越大，而对于自然物理科学、人类科学和语言学科的需求日益下降。人们不得不为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生存而斗争。”[17]“在英国，一些对于传承公共文化至关重要的学科，诸如历史、音乐、哲学已经日渐式微，越来越多的人对此表示担忧。莱克（R.Reich）这位曾影响了克林顿和布莱尔政府的重要顾问最近公开告诫英国政府，不要效法美国对高等教育进行过度的市场化。他指出，美国高校正处在丧失其公共使命的危险中，它们与企业联系过于密切，专注于那些容易产生经济效益的研究和课程，而对那些长远来看有益于发展创新的研究和学科，往往不进行投资和支持。这样的做法可能导致战略领域的项目匮乏和毕业生短缺，从而影响文化和社会的广泛发展，实际上也会影响到社会经济领域的发展。[18]同时，把教育看成是商品买卖的观念，会削弱学生对公民道德伦理的理解。批判者们认为，一旦学生根据有用性和享受教育服务的观点来理解高等教育，会把高等教育看成是获得优质职业的途径，学生会觉得公民道德伦理教育没有必要，更不会把大学生活当成理解自己、他人、社会，并进行互动的宝贵财富。“学生更不愿意去追究知识和伦理之间的联系，更不认为教育有独立的价值，也不会思考学校教育对于外面世界的道德意义和价值。”[19]拉亚妮·奈杜和乔安娜·威廉斯分析说，把高等教育看成是市场平等交易的关系，把学习过程看成是履行某种“合约”的行为，会使学生“将自己视为被动的消费者，放弃自己对学习的责任”，“完全消除了学生在大学经历中的社会、情感和智力风险”[20]，这对于学生的智力和个人成长是非常不利的。尽管在被动的教育消费过程中，学生也有主动选择的机会和行为，“但无论这样的选择如何精致，技能如何高超，都局限于经济领域，很少会把伦理道德和社会道义上的对错考虑在内”[21]。

三是教师缺乏公民教育的动力。首先，新自由主义推行利润至上的企业化管理，消解了教师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身份，致使教师批判空间和公共事务教学研究空间的丧失。“毫不奇怪，学生被看成是客户和消费者，教师的学术能力不受看重，看重的是他是否有能力从基金会、公司和其他社会资源中获得经费。教师们不要专注于有关公共事务的批判性的教学和研究，而要专注大公司的经费与项目。教师们不再是有档次的教学人员和研究者，而是具体执行操作命令的合同工。”[22]乔奈指出，严格而量化的企业化管理模式，使教师们不得不蜷缩在教室里，根本不愿参与社会政治活动，他们怕丢掉工作，被取消终身资格，或者工资被冻结。[23]新自由主义还排斥对企业文化的反思，“特别是将企业文化应用与公共领域，培养公民素质之时。高等教育应该是社会学术批判的同义词，社会责任、启发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扩大自由和民主，但是在高校企业化的进程中，这些毫无涉及”[24]。其次，批判者认为，高等教育中的新自由主义剥离了教师公民教育的责任。为了实现人力资源最大化和成本的最小化，通过限制全职教师的数量来降低成本，雇佣更多的临时教师，提升班级的规模，降低学习成本。鼓励研究机构吸收外来资金，提高商业活动的地位，降低学生教学的资源。这样的政策规定，导致了教师对学生教学的重视程度的下降。“更多地使用临时工和协议员工这样的人，因为可以付更少的工资、给予更少的福利、更少的权益，因此不大有可能组织起来。”[25]“在课堂内外，兼职教师、非终身制的全职教师和学生的互动明显减少。而且外聘临时教师对学生发展的努力更少。”[26]教授工作的临时化不仅使教学工作去道德化，剥夺了教师们长期稳定的工作可能，而且给兼职和全职教师增加了许多非技能型的工作，同时把学术权力从教师阶层转移到管理阶层。[27]再次，批判者认为，把教师看成是零售店的服务员是不恰当的。教师的职责不是推销产品或者取悦顾客。在公民教学中，教师要挑战学生的思维，激发学生新的思想方法，让学生不安逸于想当然之中。教学的成功不是“顾客满意”，而是增加领悟。与取悦顾客的商品销售相反，教学是一个艰难的，没有固定模式的过程。[28]刘易斯分析过大学制度与教师疏离学生品行教育的关系，他说，因为教师少有时间与学生接触，对学生的品德与行为缺乏基本的了解，缺少学生品格教育的能力和经验，很难对学生的品行作出实事求是的评判和教育。所以，在大学教师的选拔和评聘等制度中，根本不鼓励教授去承担学生品行教育的责任。“过去，学生在生活中稍遇坎坷，导师的做法往往是鼓励学生要坚韧不拔，勇敢坚定；而现在导师动辄建议学生进行心理治疗，或者建议学生寻求免责和延长完成特定任务的期限，等等。”[28]这样，就把教师放弃公民教育的责任制度化了。

三、讨论

一是经济利益与公民教育并非不相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者认为自由教育和具体应用是不相融合的。在批评者看来，公民教育的内容是与公共领域和公共利益有关，与公民的个人经济事务无关。而且，公共领域和公共利益一旦采用市场化机制，就必然和公民教育的目标相忤逆。事实上，这是对历史和社会现实的误解。首先，即使是与公民教育关系密切的人文学科，最早却是来源于满足佛罗伦萨精英的政治和经济需求。“那些统治者、银行家和富裕的商人，需要公民成为好的演说家和作家，这也就导致了人文课程的产生。人文学科产生于都市，主要诞生于14到15世纪的欧洲，广泛应用于市政和商业领域。”[29]其次，大学校园里的学生和教师不可能没有经济诉求，做一名完全纯粹的学者。即使是中世纪大学的开设，也是源于培养牧师、医生和律师的需要。当前的高等教育中，教师要以此谋生，学生需要养活自己。因此把学生和学者想象成为衣食无忧，一心关注公共利益并付诸于实践的圣人，是不现实的。再次，在具体课程教育中，公民教育与应用是可以并存的。吉鲁谴责写作技术课程越来越多，但是英语教学难道不能将实践经验和交流纳入他们的课程？而且，把少量的写作技术纳入英语课程中，难道会伤害学生选修的积极性？即使是公民教育也应该对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化原则进行批判，学生若是不了解这些原则，对其不良后果没有深刻的理解，批判不就成为空洞的口号了吗？

二是警惕教育商品化对公民教育的侵蚀。首先，我们要认识到简单把高等教育商品化，对公民教育存在一定的威胁。就像阿尔特阿赫（Altach）观察的那样：“如果高等教育完全按照WTO的准则要求，学术将发生重大转变。大学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功能将会弱化，大学将成为国际法律和规章所规定范围的市场竞争的重要目标。这样，通过大学来实现民族的发展，提升国内公民的素质，就不可能实现。”[30]“我们必须要认识到高等教育的商业化威胁到基本的人权，就像WTO和商业服务协议（GATS）是和联合国的有关人权约定是有冲突的。”[31]1948年的《联合国人权宣言》就宣称：“人人都享有教育权利……高等教育必须根据成绩对一切人开放。”《联合国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公约》第13条，进一步申述：“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绩，以一切适当方法，对一切人平等开放，特别要逐渐做到免费”。把高等教育作为商品进行买卖和交易，显然有违“根据成绩对一切人开放”的原则，与“逐渐做到免费”越来越远。其次，我们要关注当前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中理念和措施对公民教育的影响。例如在当前的高职教育大谈“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需求导向”、“校企文化融合”的时候，是否考虑过对公民教育带来的影响。在大力推行“产学研合作”、“绩效考核”、“全面质量管理”的时候，是否考虑到这些措施是否适用于公民教育。有人也学会说，以企业需求为导向，对高校进行企业化管理，确实对公民教育也有帮助，因为这样培养了个人处理经济事务的素质和能力，而且“公民的企业精神和商业伦理，被认为是应对权力滥用的防护伞”[32]。然而，个人经济事务毕竟不是公民生活的全部，企业精神和商业伦理毕竟和公民道德要求有很大的不同。企业精神一般要求承担经济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只针对特别的群体，如投资者和利益相关者，员工、消费者和供应商。而公民的法律责任和道德责任针对的是整个社会、国家和全体人类的。

三是坚守高校公民教育阵地。大卫·科伯在《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底线》一书，生动地描绘了那些利用消费者心理进行市场化运作的大学屡屡得胜，而那些坚守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坚持高标准、高质量的传统大学和课程却步履维艰的现实。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没有代表社会公共利益力量的介入，单单凭借个别教育批判者对市场化弊端的揭露，在市场化原则统治下的高等教育体系中，很难捍卫公民教育。同时，在新自由主义的批判者之间，除了从不同方面对高等教育商品化和市场化进行批判外，彼此关注的重心有着很大差别，有的甚至相互对立的。比如，吉鲁把公共领域与个人私人领域完全对立，把教育和培训对立的观点，未必能得到其他批判者的赞同。阿普尔就明确提出，拒绝批判主义的标签。这也导致了大家对新自由主义对公民教育的侵蚀有目共睹，但无法找出协调、统一的方式和措施来应对和抗衡。相对来说，我国在这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我国高校中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是社会主义公民教育的重要阵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公民教育的重要的指向。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高校中公民教育被新自由主义侵蚀，也避免了公民教育内部永无休止的纷争。但是，在当前的公民教育中，有的高校说是增加学生的选择性，把学生专业技能竞赛获奖和专业实践的学分来抵换思想政治理论课学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专业化水平不高，相关研究还非常薄弱；在强调就业为导向的背景下，在一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公民教育的某些方面正被弱化和边缘化。这是我们需要注意并加以改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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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钟嘉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