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祥记，邬　蕾

(上海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433)



唯物史观是判别《资本论》当代效用的根本准则

卜祥记，邬蕾

(上海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433)

摘要：目前国内学术界有关《资本论》与唯物史观之关系的各种解释方案都具有程度不同的外在性特征，而外在性的解释方案不可避免地或者直接或者间接地导致《资本论》“过时论”的理论后果。只有基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宏观分析并转入微观分析的路径，即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不同时期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以及所遗留的问题何在入手，呈现《资本论》研究诉求的理论萌发、理论准备与理论展开及其与唯物史观构建之间的内在关系，才能真正赋予《资本论》以唯物史观的基本性质与理论品格。唯物史观是驳斥《资本论》“过时论”、判别《资本论》的当代效用的根本准则。

关键词：《资本论》；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

一般而言，在国内马克思主义理论界，似乎没有人否认《资本论》的唯物史观性质，因而把唯物史观作为《资本论》研究的理论向度也就似乎不能被称作什么“新视角”。但是，纵观国内学术界长期以来对《资本论》之唯物史观意蕴的讨论，这个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论证，因而《资本论》与唯物史观在理论逻辑上依然是相互疏离的。据此，我们认为，必须基于对《资本论》具有唯物史观性质之多样化解决方案的审查，进一步澄清它在何种意义上并在何种思想逻辑上是一部唯物史观的理论巨著，以及如何看待它自身包含的一系列经济理论要素的唯物史观性质及其当代效用。

一、《资本论》与唯物史观的疏离及其理论后果

纵观数十年来的国内研究格局，在《资本论》的哲学或唯物史观性质问题上，大致说来存在以下几种有代表性的解决方案。

1.“方法论”方案。“方法论”乃是一种看待《资本论》的哲学或唯物史观性质的非常有代表性的观点。这一观点的核心之处在于：《资本论》的哲学意义或唯物史观性质就在于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分析问题的方法。虽然直接地看来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案就是要赋予《资本论》以哲学性质，但构成这一观点的根本性前提预设恰恰是《资本论》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断裂。换言之，它是与国内理论界长期以来浸润于其中的一个基本理论格局——哲学与经济学的学科壁垒相适应的。既然长期以来并且直至今日，马克思的哲学与经济学、唯物史观与《资本论》研究分属于两个相互隔绝的理论空间，因此当人们试图跨学科地追问《资本论》的哲学意义或唯物史观性质时，抽象地赋予其一般性的方法论意义也就成为一种最为合理而便捷的路径了。但是，问题在于：当人们在这样的理论格局下谈论《资本论》的哲学意义，与我们讨论《高等数学》的哲学意义有何本质性的区别？至于那种以罗森塔尔为代表的从《资本论》的哲学方法论视角赋予《资本论》以哲学性质的做法，更是不仅不能真正呈现《资本论》之作为唯物史观本质的理论向度，而且把真正的哲学完全降格为抽象的方法论了。

2.“目的论”方案。“目的论”的解决方案是近年来出现的一种讨论《资本论》哲学性质的新的尝试。这种理论尝试的可取之处在于，它破除了对《资本论》哲学性质的单纯抽象的形式主义方法论的理解，试图从“有内容的方法论”角度展示《资本论》的哲学性质。所谓“有内容的方法”，就是与研究对象密切相关的方法。具体说来，就是抛弃自然主义的研究路径，去除万金油式的普适性哲学方法，展示出《资本论》所特有的并与其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密切相关的哲学方法。换言之，它不再是从《资本论》中总结出适用于一切研究对象和研究领域的辩证法、唯物论之类的抽象法则，而是内在呈现《资本论》所包含的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追问方式。然而，当它把这种追问方式或者把《资本论》的哲学本质归结为古希腊哲学的“目的论”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基督教式的“宿命论”时，在这里出现的乃是：一方面，《资本论》不过是一种古老的目的论原则的应用，它的哲学性质再度沦落为一种抽象的方法论范式，在这个意义上“目的论”的解释方案不过是抽象方法论解释方案的一种理论变形；另一方面，《资本论》与唯物史观的关联再度泯灭，或者即使它们之间有内在的关联，这种关联也不过是基于“目的论”之上的关联。这就是说，不论是《资本论》，还是唯物史观，它们实质上都是一种古老的目的论在现代历史理论中的呈现。

3.“验证论”方案。这是一种广为流传的解释方案。完整地说来，“验证伦”是与“应用论”和“发展论”密切关联的。依据这一方案，《资本论》的哲学性质在于它既是唯物史观的运用，又是唯物史观的验证，并且同时还是唯物史观的发展与推进。当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草创出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框架后，运用唯物史观的理论利器，揭示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规律，也就验证了唯物史观基本理论判断的科学性质，并进而推进了唯物史观的理论创新。这一解释方案有雄厚的文本支撑，其中最为典型的依据就是马克思自己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的说法。但是，仔细想来，在这里出现的仍然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东西之间的外在关联——《资本论》是一部讨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的经济学著作，而唯物史观则归属于纯粹的哲学。

4.“建构论”方案。根据这种解释方案，正是《资本论》构建了马克思哲学，《资本论》是关于人类解放的“新世界观”，是“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应当说，这是一种赋予《资本论》以唯物史观性质的最为内在性的方案。如果说在“验证论”方案中唯物史观与《资本论》至少在形式上还是两个不同的东西，因而需要去论证这两个东西之间的内在关联，那么在“建构论”中，唯物史观则就存在于《资本论》中，《资本论》就是科学的唯物史观的出场。笔者认为这是一个具有创新性、同时也是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与其它方案不同，笔者对这一解决方案的不满绝不在于这一方案本身，而是在于它的论证方式，即作为一个唯物史观与《资本论》的内在性解释方案，它的论证方式本身却还是外在性的，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并未与“验证论”等彻底划清界限。换言之，马克思是如何由对“神圣世界”的批判走向对世俗世界的批判、并因而草创唯物史观，然后走向《资本论》研究从而建构出科学的唯物史观的？对于这个问题，“建构论”的论证方式遵循的依然是一个基于马克思思想进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所做的宏观性分析，对于前一思想阶段究竟由于何种思想主题、特别是何种遗留问题而必然性地实现向下一个思想阶段的转型，则缺乏微观性的或内在性的分析，因而依然保留有“验证论”解释方案的影子。

如果我们不能在理论的完整性和彻底性上赋予《资本论》以唯物史观性质，那么《资本论》的“过时论”就必将成为它的理论宿命。当然，这只是就迄今为止的各种理论解释方案内在隐含着的最终理论后果而言的，而绝不就是现有解释方案的直接理论立场。毫无疑问，现有的各种解释方案都旨在赋予《资本论》以唯物史观性质，并试图呈现《资本论》的当代意义与价值；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第一，如果我们不能真正内在地呈现《资本论》的唯物史观性质，《资本论》与唯物史观就依然保持为两个不同的东西之间的诸如“方法论”方案、“目的论”方案、“验证论”方案，甚至是“建构论”方案中的任何一种关联，但它唯独不是内在性的关联。第二，只要《资本论》与唯物史观还不是内在性的关联，那么不论它们是哪样一种外在性的或反思性的关系，《资本论》都会首先被理解为、甚至主要被理解为一部经济学著作，从而不得不外在性地赋予其某种哲学的或方法论的意义。第三，这就必然包含着一个巨大危险——随着资本主义的当代性进展，《资本论》在今天已经不可避免地过时了。实际上，只要人们把《资本论》理解为外在于哲学——唯物史观——的纯粹的或主要性的经济学作品，“过时论”就必将成为《资本论》的宿命。既然它主要的是一部经济学著作，既然它作为一部经济学著作的研究对象是19世纪的“工业资本”以及奠基于其上的经济活动规律，那么随着资本主义的当代性进展，当资本主义的历史已经推进到所谓的“后资本主义”“金融帝国主义”阶段，当“金融资本”“虚拟资本”已经取代“工业资本”成为左右当下经济活动甚至人类生活各个领域的“逻各斯”机制时，《资本论》的当代意义自然就成了一个值得质疑的问题。

二、《资本论》之唯物史观性质的内在性

如果我们不是一般性地谈论经济学或《资本论》的哲学性质，而是把唯物史观作为经济学研究或《资本论》的本质理论向度，那就必须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问题逻辑出发，展示唯物史观与《资本论》之间的内在性关联。只有在这个意义上，《资本论》才可以真正被看作是唯物史观的科学建构。对于这种基于问题逻辑的内在性关联，我们可以给出如下粗线条的勾画。

1.从对神圣世界的批判转向对作为神圣世界之基础的非神圣世界的批判。对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这第一个理论转向，就其发生时间来说，大致可以规划为从大学时代后期到《德法年鉴》时期；就其理论主题来说，大致可以表达为从宗教批判向政治批判以及从政治批判向经济批判、哲学批判和社会批判的转向；就其关注的直接理论问题来说，大致可以看作是对物质利益问题的困惑、对黑格尔哲学的怀疑和对共产主义的追问。这三个问题同时也是牵引马克思思想前行的思想动力。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到《德法年鉴》时期的全部思考，凝结为一个理论诉求，即从经济批判、哲学批判和社会批判相综合的理论角度，探寻共产主义之谜。在这里出现的乃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的理论必然性。

2.对非神圣世界的综合性批判生成了《资本论》研究的初始理论诉求。这一重大理论事件发生于《手稿》；而对这一事件之发生过程的分析则表明：从《手稿》到《资本论》的理论道路，既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同时也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生成发展的历史，它们乃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资本论》研究的理论诉求根源于作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理论发源地的《手稿》。

第一，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宏观维度上看，《德法年鉴》时期没有真正解决的共产主义之谜，是马克思走向《手稿》的根本动力。在这个意义上，该手稿既是对此前所遗留的对黑格尔哲学的怀疑和对物质利益问题的困惑之问题的深度思考，更是对共产主义问题的继续追问。因此，就《手稿》的三大理论构成来说，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是基础，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是哲学批判在经济领域的应用，而对共产主义思潮的批判则是全部批判的归宿与灵魂。在这里出现的已经是马克思的经济学立场与其哲学立场之间的本质性关联。这是我们理解《手稿》必须确立的一个整体性高度和根本理论立场。

第二，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微观维度上看，哲学与经济学的内在性关联集中体现在作为《手稿》之重要组成部分的“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的哲学性质。对于这一哲学性质，我们可以从许多方面来理解，比如：如果没有“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所奠定的有关“感性活动”的洞察，就不可能有“异化劳动”部分中对劳动之作为对象性活动之本质的直接性认定；“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不仅是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而且是对国民经济学哲学立场的批判，同时它对劳动的普遍本质、人的本质以及劳动与社会关系的生成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实际上都是后来在《形态》等作品中全面展开的唯物史观原理的最初表达。但是，所有这些说明都不是对“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部分的哲学性质的至关重要的理解；因为这些理解依然是对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宏观性描述，而在这样的宏观描述中，我们依然无法内在地展示《资本论》研究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历程中究竟是如何生发出来的。

第三，“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的独特哲学性质，直接地同时也是内在地生成了《资本论》研究的理论诉求。所谓“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的独特哲学性质，就是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批判的独特性质。从总体上来说，这种独特性表现在马克思不是对国民经济学的具体理论问题展开批判——在这样一个理论时期马克思也没有能力展开这样的批判——而是对国民经济学理论前提的批判。在马克思看来，国民经济学家的理论前提的根本症结在于它把应当加以阐明的东西当作前提，即私有财产当作前提，从而无法指明那些所谓的经济规律“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1]155。澄清被国民经济学家作为当然理论前提的私有财产的本质来历以及说明那些被国民经济学家作为经济规律的原则“是怎样从私有财产的本质中产生出来的”，这就是马克思在“异化劳动”学说中一开始给自己提出的理论任务。显而易见的是，这一任务本质上乃是一个哲学的任务，是一个只有置身于人类社会宏大演进的历史背景才能根本解决的任务，因而是一个唯物史观的任务。

整个《手稿》，尤其该手稿中的异化劳动学说，就是围绕这一根本任务展开的；并且，正是在这一展开中，在异化劳动学说逐步递进的理论逻辑中，马克思首先从根本上颠覆了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前提，即根据对异化劳动四重规定性的分析，与其说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还不如说它是异化劳动的结果。由此一来，以私有财产为前提的国民经济学就在其理论根基上被彻底颠覆了。然后，马克思自然就会提出一个基于全新的理论前提——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而且是异化劳动导致私有财产——重构国民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任务，即——“正如我们通过分析从异化的、外化的劳动的概念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一样，我们也可以借助这两个因素来阐明国民经济学的一切范畴，而且我们将重新发现，每一个范畴，例如买卖、竞争、资本、货币，不过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特定的、展开了的表现而已。”[1]167在这里出现的乃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大思想事件——因为正是在这段话中，我们看到了马克思对“资本论”研究总问题的初步自觉；或者说，正是在这段话中，我们看到了马克思对《资本论》研究课题之理论诉求的初始表达。尽管它还远非是明确而清晰的，但所谓借助于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这两个范畴阐明国民经济学一切范畴的来历，直接地说来，就是从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出发，推导出由买卖、竞争、资本、货币等范畴所组成的整个国民经济学的理论体系；间接地但却是本质地说来，则是从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出发，以异化劳动和资本为前提，揭示出现实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规律。23年之后的《资本论》，不就是这一研究诉求的真实表达吗？

3.展开《资本论》研究必须解决的前提性任务及其唯物史观性质。在决定性地为自己提出了后来成为《资本论》研究任务的初始理论诉求后，马克思同时也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距离这一任务的解决尚有着遥远的理论距离，并因而存在着需要解决的前提性任务。正如马克思自己指出的那样：“但是，在考察这些范畴的形成以前，我们还打算解决两个任务：(1)从私有财产对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的关系来规定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的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2)我们已经承认劳动的异化、劳动的外化这个事实，并对这一事实进行了分析。现在要问，人是怎样使自己的劳动外化、异化的？”[1]167-168

对于马克思的这段重要论述，我们应该从直接内涵及其唯物史观性质两个方面解读。首先，就这两个前提性任务的基本内涵而言，简单明白地说来就是：(1)由异化劳动所导致的私有财产关系是如何演变为作为私有财产之普遍本质的“工业资本”的；*在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那里，私有财产与劳动是没有关系的，“因为当人们谈到私有财产时，总以为是涉及人之外的东西。而人们谈到劳动时，则认为是直接关系到人本身”。在重农主义，尤其是在国民经济学这里，一方面，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已经被归结为劳动(农业劳动或工业劳动——后者同时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它把劳动看作私有财产或财富的源泉；但另一方面国民经济学却又违背“劳动价值论”的立场，把私有财产而不是把劳动看作其直接理论前提，把私有财产作为异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当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四重规定性的分析得出不是私有财产导致异化劳动，而是异化劳动导致私有财产的结论时，马克思不仅颠覆了国民经济学的直接理论前提，而且通过把私有财产与人的劳动勾连在一起，通过把私有财产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也颠覆了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看待私有财产或财富的立场，从而确立了一个看待私有财产或财富的全新立场。马克思把这一立场表达为“从私有财产对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的关系”来看待私有财产，即从私有财产是人的劳动的结果因而是“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来看私有财产的立场。从本质上看，这一立场就是国民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内在立场。在给自己提出的这第一个前提性任务中，马克思还不只是从“劳动价值论”去看待私有财产，而是要从“劳动价值论”去看待“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的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所谓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或作为普遍本质的私有财产，就是作为私有财产之现代表达形式的“工业资本”。据此，我们把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第一个前提性任务理解为：由异化劳动所导致的私有财产关系是如何演变为作为私有财产之普遍本质的“工业资本”的。(2)如果说是异化劳动导致私有财产，从而演变为工业资本，那么异化劳动是如何发生的。其次，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整体，这两个前提性任务本身就是唯物史观问题——因为从异化劳动的发生到私有财产的产生、从私有财产的出现到工业资本的形成，这两个问题直接地说来是对资本主义发生史的追问；但间接地说来，如果考虑到消灭异化劳动的原则性立场，它就是唯物史观关于人类历史的一部宏大叙事，就是唯物史观的完整理论场域。在《手稿》时期，尽管马克思还不能解决这两个问题，但是他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解决问题的基本路径与方向——唯物史观的路径与方向。马克思指出：“我们把私有财产的起源问题变为外化劳动对人类发展进程的关系问题，就已经为解决这一任务得到了许多东西。……问题的这种新的提法本身就已包含问题的解决。”[1]168在这里出现的乃是作为问题之初步解决的《形态》的理论必然性，是草创唯物史观的理论必然性。

4.唯物史观的草创及其遗留问题——走向《资本论》。如果说在《手稿》的“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部分中所发生的对私有财产来历的追问本质上就是一个哲学事件，《资本论》研究总问题的缘起乃是这一哲学事件的理论后果，那么对异化劳动本质来历的追问则把这一哲学事件必然性地导入对人类历史的宏大叙事，即导入唯物史观的理论建构。毕竟，一方面，只有搞清楚资本主义的历史来历，才能对资本主义本身展开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不论是对国民经济学的最初批判，还是即将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的深入研究，都贯穿着工人解放——它同时也是人类解放——的根本宗旨，这一点也是必须置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宏大叙事中才能给予有效论证的。

纵观整个《形态》，它就是围绕《手稿》所遗留的两个理论问题展开的，就是对资本主义发生史的分析。就这一分析而言，概要性地说来，它是从作为人类历史的前提——现实个人的劳动创造人类历史出发的，并借助于自发分工说明了异化劳动的发生与私有财产关系的生成，继而勾画出了私有财产关系的历史演进与作为私有财产普遍本质和现代形式的工业资本的出场。但是，马克思的工人解放与人类解放的立场与宗旨又决定了《形态》也绝不会仅仅局限于对这两个理论问题的直接回答，因此我们在其中还看到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症结和对共产主义之历史必然性的宏观分析与初步论证。我们看到，此种分析的宏观性与论证的初步性是必然的，这是由《形态》的直接性理论任务与其自身也同样存在的遗留问题所决定的：就其直接性的理论任务而言，它是为了破解《手稿》遗留的两个理论任务；就其遗留的问题而言，它只是说明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来历，并没有、当然也不可能对资本主义本身的经济运行机制展开研究。这样的研究至今依然像在《手稿》中所表现的那样还只是一个理论目标和理论课题。

如此说来，在《形态》之后，在初步破解了《手稿》的遗留问题并因而草创出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框架之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理论逻辑必然要发生一个重大的理论转向。一方面，从《手稿》走向《形态》的理论道路来看，这一即将发生的转向表现为“倒转”，即回到《手稿》中的总问题：《形态》是解决《手稿》所遗留的两个任务的理论结果，而这两个任务是依附于重构国民经济学理论体系这个“总任务”的，是重构国民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两个前提性任务；因此，在解决了这两个前提性任务——它同时也是唯物史观的草创——之后，马克思必然要回到对《手稿》所提出的“总任务”的思考中。另一方面，从《形态》走向《资本论》的理论道路来看，这一即将发生的转向表现“前行”，即依据已经草创的唯物史观，在一个新的理论基础上，去重构国民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转向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研究；并且，也只有完成了这样的研究，资本主义走向消亡、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才能得到最终的论证，唯物史观才能得到最终的建构。

至此，我们也就基于马克思思想逻辑的问题式演进，在微观上论证了《资本论》的唯物史观性质。概要地说来，这一性质大致包含以下主要内涵：第一，与国民经济学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立场不同，马克思对被国民经济学家当作当然理论前提的私有财产本质来历的追问，在研究起点上就体现了马克思对待一切经济学说的不同于国民经济学家的根本立场，这一立场本身就是一个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立场，因而是一个哲学立场；第二，当马克思基于对私有财产的本质来历的追问而提出重构国民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任务——我们认为它就是《资本论》研究课题的初始表达——时，这一任务和课题本身就是一个旨在实现工人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任务和课题，因而它本身就是一个哲学事件；第三，宗旨决定了起点，为了展开旨在实现工人与人类解放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必须首先搞清楚批判对象即资本主义的来历，因而马克思必然走向作为《资本论》理论前提的唯物史观的草创，而《资本论》的展开则反过来建构出科学的唯物史观，因而《资本论》本身就是一部伟大的哲学巨著。

三、《资本论》的当代性意义

《资本论》的唯物史观性质是我们考量其当代性意义的根本标尺。据此，我们似乎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如果《资本论》不只是一部单纯的经济学著作，它同时还是，而且本质上主要的是一部唯物史观的哲学巨著，那就意味着即使它在经济学意义上做出的个别理论判断不再有效，也根本不影响《资本论》哲学立场的科学性质。换言之，虽然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科学性有赖于《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活动规律的技术性论证，但所有这些经济学层面的技术性说明都本质地从属于作为《资本论》理论内核的唯物史观的本质立场，即资本逻辑统治人类社会的历史性与暂时性以及人类解放的历史必然性。因此，即使《资本论》的某些理论判断不再适用于当下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现实，它也并不就直接证伪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恰恰相反，在这里出现的乃是要求我们依据《资本论》的基本哲学立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新动向、新特点给予新的科学说明，推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假如有一天，某个天才经济学家真的像今天的某些资产阶级御用文人自我吹嘘的那样彻底颠覆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我们依然可以自信地坚守内在于《资本论》之中的唯物史观的理论底线；我们依然坚信，这一只是可能发生的偶然事件，既不影响马克思依然是一位伟大哲学家，也不能改变这个所谓的天才经济学家依然还只是一个经济学家的事实。马克思可以不是一个经济学家，但他是一个永远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可以如杂草丛生般地茂盛于世，但他要成为一个哲学家，却要经历艰难的思想修炼。当萨特试图用人道主义去填补马克思理论中的所谓人学空场时，海德格尔犀利地评论道：萨特根本无法与马克思对话，因为只有马克思深入到那历史的一维中去了。*“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但因为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所以现象学没有、存在主义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度中，在此一度中才有可能有资格和马克思主义交谈”(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383页)。不懂得历史，没有历史的观点，这是萨特的理论症结，也是当今某些自负的经济学家的症结；当他们仅仅纠缠于对当下经济事实的证实而坚决拒斥任何宏大历史叙事，失去了历史方向而迷失于实证主义迷宫时，我们有必要再度申明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理论症结的诊断：“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他们的社会制度。”[1]528这就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论底线，是马克思提供给这个世界的，并且不会由于《资本论》某些理论判断的现实局限性而发生改变的唯物史观的理论精髓。在这个意义上并且仅仅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赞同卢卡奇的如下观点：“我们姑且假定新的研究完全驳倒了马克思的每一个个别的论点。即使这点得到证明，每个严肃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可以毫无保留地接受所有这种新结论，放弃马克思的所有全部论点，而无须片刻放弃他的马克思主义正统。”[2]

2.如果把《资本论》作为本质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巨著，那对作为其核心理论要素的诸如劳动价值论等理论判断的指责，就已经不仅仅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指责，它已经本质性地成为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立场的指责了。由此一来，对这一指责的回应也就不能仅仅局限于经济学领域内，而必须上升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理论高度了。换言之，“劳动价值论”是否失效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单纯技术性的理论问题，而是一个根本性的立场问题，是如何看待“资本逻辑”的历史地位问题，是是否接受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关于人类历史宏大叙事规律的问题。只要“过时论”者们无法提供——事实上他们至今也的确无力提供——不同于马克思的对人类历史的宏大叙事架构，他们对《资本论》核心理论判断的指责就都是无效的；只要我们赋予《资本论》以唯物史观的本质立场与核心理论高度，也就为从根本上捍卫《资本论》的核心论断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根基。这就要求我们的经济学家们(也包括哲学家们)必须跳出狭隘的经济学视域，真正赋予《资本论》以本质性的哲学性质，把唯物史观作为《资本论》研究的根本理论向度。

在唯物史观的理论视域中，劳动价值论问题是理论立场问题。只要具备一点基本的经济思想史知识，我们就会知道，劳动价值论实际上并不是马克思的独创，它首先是由国民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最早提出来的。但是，在斯密这里，劳动价值论是一个并不清楚自身立场的理论，即劳动价值论本质上是异化劳动价值论，但却被以斯密为代表的国民经济学家作为一般意义上的劳动价值论了。这种混乱表现在他们的理论前提中，即表现为他们理论前提中的自相矛盾。一方面，他们把劳动价值论作为其当然的理论前提之一；另一方面，在他们看来，私有财产是一个从来都有的事实，并且正是私有财产导致了作为经济事实的异化劳动。按照劳动价值论，劳动者应该得到劳动的所得，但是按照私有财产的逻辑以及由这一逻辑所导致的异化劳动的规则，劳动者又不应该得到劳动的所得。这就是国民经济学家面临的困惑，这就是国民经济学理论前提或理论立场的自相矛盾。当马克思依据对异化劳动四重规定性的分析得出异化劳动创生出私有财产关系的结论时，劳动价值论的性质就立刻得到了彻底澄清，即只要私有财产关系存在，劳动就必然已经是异化劳动了。这样一来，国民经济学所说的劳动价值论只能是异化劳动价值论；只要把这一劳动价值论理解为异化劳动价值论，国民经济学理论前提的矛盾，即劳动与私有财产之间的矛盾就立刻烟消云散了。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国民经济学虽然从劳动是生产的真正灵魂这一点出发，但是它没有给劳动提出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蒲鲁东从这个矛盾得出了有利于劳动而不利于私有财产的结论。然而，我们看到，这个表面的矛盾是异化劳动同自身的矛盾，而国民经济学只不过表述了异化劳动的规律罢了。”[1]166

由此一来，在马克思这里，劳动价值论就不再是一个貌似代表着劳动者立场，实则是资本家立场之理论表达的原则；在马克思这里，劳动价值论公开地以异化劳动价值论的真面目呈现出来，也就立刻呈现出马克思理论批判与现实批判的鲜明立场——前者表现为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后者表现为资本主义批判。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够理解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同时也才可以理解马克思对“哥达纲领”的批判，即绝不可以把劳动价值论作为捍卫工人阶级利益的工具，按劳分配是资产阶级法权；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症结不在于贯彻劳动价值论的原则，而在于从根本上消灭劳动，即消灭异化劳动。因此，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异化劳动价值论——正是马克思用来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利器；劳动价值论中的劳动，正是一个需要从根本上清除的东西；并且也只有清除了异化劳动，消灭了基于这一劳动之上的劳动价值论，才有工人的真正解放，即人类的解放。在这里，劳动价值论与资本价值论以及与花样迭出的各种生产要素价值论，并不构成根本性的冲突，它们共同分享着作为前提的资本逻辑，只不过是在资本逻辑前提下分配剩余价值的不同方案而已。据此，一切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批判言论立刻就具有了以下双重内涵：一是就其最好的意义而言，它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实际上是对资本主义的改良，这显然是它意料之外的后果；二是就其最坏的意义而言，它意味着对马克思唯物史观立场的批判，这也许正是它所试图达到、但永远无法达到的目的——即使它推翻了劳动价值论(异化劳动价值论)，以任何一种形式的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它也没有丝毫触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

3.就《资本论》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而言，围绕“价值中立”与“价值关联”所发生的对马克思的指责再次证明：研究方法本身就是研究立场，《资本论》的研究方法本身就是唯物史观的理论立场。一旦我们把唯物史观的理论立场作为讨论《资本论》研究方法之科学与否的内在根据，依据“韦伯问题”对《资本论》的理论证伪就会烟消云散。

在韦伯看来，真正的科学研究虽然在研究对象的选择上必然是“价值关联”的，但在研究过程中，却必须保持绝对的“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至于如何做到这一点，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研究样板中，韦伯所提供的“理念型”的实验性模式最终也是失败了的。但是，这并不影响现代经济学家们用“韦伯问题”棒杀《资本论》，以标榜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科学性质。在他们看来，马克思自誉为科学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但同时又把这一理论成果作为无产阶级的理论工具，这是最为典型的自相矛盾。因为真正的科学研究只能是价值无涉的，只要把无产阶级的价值立场引入经济研究，它就不再是公正客观的科学研究。其言下之意不过是要说：经济学，像一切自然科学一样，应当是保持“价值中立”的全人类的科学，是无利益立场的对利益关系的研究。

实际上，早在《手稿》中，马克思不仅预见到而且已经据此破解了这一可能发生的指责。在马克思看来，作为工人阶级利益之表达的理论工具同时又具有科学性质的根据在于：直接地说来，“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间接地但却本质重要的说来，这是由于“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1]167。这就是说，《资本论》之作为工人阶级解放的理论利器却又同时具有普遍的科学性质，乃是由于工人阶级虽然是一个特殊的阶级，但它自身的利益诉求与人类解放的根本利益诉求是完全一致的，因而关于工人阶级解放的科学同时也就是关于人类解放的科学。在这个意义上，如果说立足于工人阶级立场的《资本论》意味着工人阶级特定价值立场的介入，那么这种价值立场也由此具有了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的意义。然而，问题在于：工人阶级的利益诉求何以代表着人类的利益呢？显然，这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学问题，而是一个哲学问题，是一个唯物史观问题了。尽管在《手稿》中，马克思还不能回答这个问题，但他给我们提供了思考解决这个问题的初步依据和根本路向——“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

就其作为初步依据而言，“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对生产的关系中”，意味着工人所遭受的奴役以及劳动与资本的对立，是有史以来人类奴役制的最高形式；它的消亡也意味着一切人类奴役制的彻底终结。对此，马克思在同一《手稿》中有更明白的表达。马克思指出：“但是，无产和有产的对立，只要还没有把它理解为劳动和资本的对立，它还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一种没有从它的能动关系上、它的内在关系上来理解的对立，还没有作为矛盾来理解的对立。这种对立即使没有私有财产的前进运动也能以最初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在古罗马、土耳其等。因此，它还不表现为由私有财产本身设定的对立。但是，作为对财产的排除的劳动，即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和作为对劳动的排除的资本，即客体化的劳动，——这就是作为发展了的矛盾关系，因而也就是作为促使矛盾得到解决的能动关系的私有财产。”[1]182然而，在这里做出的所有判断都是需要论证的。与其说这是对问题的解决所提供的依据，不如说是对解决问题之根本路向的意识与规定。就其作为根本路向的意识与规定而言，它意味着对人类奴役制生成演变的历史追问，意味着在这一追问中历史地展示劳动与资本、工人与资本家对立的来历与实质，并揭示出根本消除这一对立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可能性。在这里出现的难道不就是马克思后来在《形态》中草创的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框架吗？难道不正是由于这一决定性的因素，才使得《资本论》彻底跳出了价值关联与价值中立的理论纠葛，从而才具有了既代表工人阶级利益又具有普遍性的科学禀赋吗？

4.《资本论》对于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的意义也只能从唯物史观的意义上来理解。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在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条道路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各个维度。毫无疑问，改革取得了巨大成绩。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不论是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还是在文化、生态建设方面，都存在着一系列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实际上，问题并不可怕，任何国家的改革实践都会存在相应的问题，一帆风顺的改革是根本不存在的；可怕的是没有解决问题的正确思路。所谓正确思路，就是改革的宗旨与路径，就是为何改革、为谁改革以及如何改革。就当下的经济改革而言，为何改革的问题体现在只有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才能规避“中等收入陷阱”；为谁改革的问题体现在只有改变分配方式并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才能实现社会公正，才能维护执政党的合法性；如何改革的问题则体现在我们用什么样的经济理论指导经济改革的深入推进，从而走出一条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多年前学界热议“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问题之所以无法深入，就其经济内涵而言，就是因为在理论上我们缺乏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理论，在实践中我们实际上是借用了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模式，但与这种理论模式相结合的却是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的独特经济现实，因而借用这种模式做出的只能是一条西方工业化初期的经济增长道路。历经近40年的摸索，在既实现了经济总量的腾飞式增长，又积累了众多深层次问题的当下，总结经验教训，构建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就成为一个紧迫的理论课题。

那么，在破解这一理论课题的过程中，我们将如何对待作为唯物史观巨著的《资本论》的当代中国意义呢？在思考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资本论》研究对象和根本宗旨的特殊性——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研究，旨在“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3]。因此，直接地说来，《资本论》的根本理论逻辑乃是一种“革命逻辑”，而绝非“改良逻辑”。马克思就是要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内在的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的分析，展示资本主义必然走向消亡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就在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为此，马克思拒斥一切形式的伦理主义与改良主义。然而，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经济现实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而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需要的不是从根本上铲除与资本家利益密切相关的市场经济，而是在体制上对与公众利益直接相关的、作为经济发展手段并旨在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此，在谈到《资本论》的当代中国意义及其对构建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指导性意义时，就决不能照搬《资本论》的经济理论要素、由这些要素所组成的理论体系以及直接隐含于其中的“革命逻辑”，而必须并且也只能在唯物史观的意义上来讨论这个问题。

就其唯物史观意义而言，大致说来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第一，《资本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社会经济运动规律的基本理论框架。正如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做了初步总结，并在《资本论》中得到运用与科学建构的那样，这一框架就是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等基本理论要素所组成的社会分析框架。虽然当今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化学等众多学科提出了各不相同的社会解释方案，并因而程度不同地推进了社会科学的进步，但马克思的社会分析框架在原则上依然有效。这是我们构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必须坚守的根本立场和基本方法。第二，《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后果的分析，有助于我们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从而更好地坚守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宗旨。作为《资本论》的唯物史观理论精粹，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马克思的如下重要命题——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资本是历史性的生产逻辑以及研究资本是为了超出资本本身的界限等。早在《1857—1858年手稿》中，针对当时的一些社会主义者所提出的“我们需要资本，但不需要资本家”[4]508的口号，马克思就明确指出“资本显然是关系，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4]510，“资本实际上就是资本家”[4]509。马克思的这一深刻论断，是就缺乏外在约束条件下追求无限增值的资本本性及其社会后果而言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内，资本逻辑已经被规定为单纯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但尽管如此，如果我们不能清晰地意识到资本自身的自然本性，如果不能有效地设定资本逻辑扩张的边界并有效地驾驭资本，“资本就是资本家”这一自然逻辑上的社会后果就会变成现实性的社会后果。这是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建构必须高度警醒的。同时，在坚守《资本论》之唯物史观立场的前提下，当下构建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最紧迫工作实际上并不是理论体系的建构，而是在吸取西方经济学理论智慧的基础上，针对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提供有效的应对方案，解决中国问题。

总之，不论就《资本论》的哲学性质这一命题本身的内在意蕴而言，还是就《资本论》当代性意义的有效呈现来说，把唯物史观作为《资本论》研究的本质理论向度，把作为经济学作品的《资本论》同时视作唯物史观的哲学巨著，都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意义。唯物史观是我们理解《资本论》的理论品格及其当代意义的根本理论向度。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47.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8.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高云涌]

收稿日期：2016-04-26

作者简介：卜祥记(1963—)，男，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经济哲学、生态哲学研究；邬蕾(1971—)，女，讲师，博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B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6)07-0014-09

·当代哲学问题探索·

《资本论》哲学思想的当代阐释(系列专题讨论之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