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雪蓉，刘　洋

(1.浙江工商大学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杭州 310018；2.复旦大学 管理学院，上海 200433；3.华南理工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广州 510641)



外部性视角下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一个重新定义的框架

彭雪蓉1,2，刘洋3

(1.浙江工商大学 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杭州 310018；2.复旦大学 管理学院，上海 200433；3.华南理工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广州 510641)

摘要：论文首先指出现有关于企业社会责任(CSR)与企业财务绩效(CFP)二者之间关系研究结论不一致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CSR和企业不负责任(CSiR)的二元对立构念定义范式没有反映CSR的现实状况。借鉴双因素理论的洞见，论文认为CSR的对立面不是CSiR而是没有CSR，CSiR的对立面不是CSR而是没有CSiR，并指出以往CSR测量忽视可见性问题可能导致对CSR行为的误判。有鉴于此，论文将CSR界定为企业以最小化负外部性(没有CSiR/CSR)、最大化正外部性(承担CSR)的方式为社会创造财富，并结合CSR可见性将CSR分为基准型CSR、内隐型CSR、外显型CSR和全面型CSR四种。在此基础上，论文构建了外部性视角下CSR与CFP的权变关系框架。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企业财务绩效；外部性

一、 引言

近年来，实践界和理论界对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后文简称CSR)的关注显著上升[1-5]。企业是否应该承担社会责任是研究者争论的起点。[6,7]以管理大师Drucker为代表的赞成派认为CSR可以提升公司形象和合法性、有利于股东利益和公司长期盈利、有助于规避政府管制等。而以经济学家Friedman为代表的反对派则认为CSR与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相悖、稀释了企业的首要目标、不利于企业国际竞争等。[8]双方为了找到支持各自观点的现实证据，纷纷投入到CSR与企业财务绩效(Corporate Financial Performance,后文简称CFP)二者关系研究的大潮中[9-13]。早期有关CSR与CFP二者关系的实证研究结果是混合的、不一致的[14,15]：有正相关、负相关、非线性(如倒U型)等，还有研究发现CSR与CFP互为因果[16]。Griffin和Mahon[14]对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51个关于CSR-CFP的研究进行了综述，不禁感叹这是一个25年来都无法兼容的研究。这不但没有为企业是否应该承担CSR给出明确的现实答案，反而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在此背景下，一些研究转向CSR与CFP相关实证研究的元分析[17-19]，结果均得到CSR与CFP存在不同程度正相关。而在具体的差异方面，Orlitzky, Schmidt和Rynes[17]研究发现CSR与CFP的一致正向关系受到声誉等权变因素的调节，而Margolis, Elfenbein和Walsh[18]得到的正相关程度虽然低于Orlitzky, Schmidt和Rynes[17]的研究结论，但却更稳定。van Beurden和Gossling[19]认为现在CSR与CFP之间正相关毫无疑问，因为得出负相关结论的研究都是很早之前做的研究(此研究元分析的对象为1990之后的实证研究)，而那些不相关的研究实际上是正相关，只是在统计上不显著而已；换句话说，CSR与CFP过去可能存在负相关，但是现在是正相关毫无悬念。然而，来自现实世界的观察却挑战着正相关理论主张的权威——如果CSR对CFP的积极作用是成立的，那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企业铤而走险，采取不负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Irresponsibility,后文简称CSiR)的行为呢？总之，元分析的结果让研究者喜忧参半：“喜”的是总体上得到了CSR与CFP正相关的结论，“忧”的是正相关还不足以“理直气壮”，这使得本该一锤定音的元分析陷入尴尬境地。

纵观以往研究，CSR与CFP二者关系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原因主要有四点：第一，CSR、CFP的界定缺乏一致性[14,20]，尤其是CSR的内涵非常模糊；第二，CSR与CFP缺乏因果关联的理论支撑；[15,20]第三，CSR影响CFP的因果路径没有具化，以往研究多关注于CSR与CFP的直接联系，而对CSR与CFP之间的中介机制和情境机制重视不够；第四，研究方法存在统计模型设定误差[21]、构念测量误差等[20]。尽管元分析“求平均”的逻辑有助于纠正实证研究的测量误差，但其在解决构念模糊、理论逻辑缺失等对研究结果产生的影响方面显得力不从心。因此，研究者认为CSR与CFP二者的直接关系研究应该告一段落，并呼吁从理论层面识别和检验CSR作用于CFP的中介机制和权变因素。[18,22]

本研究正是对上述呼吁的响应，本文首先通过借鉴双因素理论的洞见并考虑CSR可见性问题，对CSR进行重新诠释和分类，接着构建了外部性视角下CSR与CFP的权变关系框架，从而深化了CSR的基础理论及其对CFP的影响研究。

二、 CSR传统界定范式的不足及修正

现代CSR理论源于上世纪50年代[23]，其基本理念是企业与社会相互交织，而不是独立的实体存在[24]。CSR是一个大伞概念[2]，具有复杂性(涉及众多内容，如捐赠、环保等)[23]、相对性(CSR行为是相对于特定的利益相关者而言)、动态性(具有高度情境化)[25,26]等特征，难以精确定义[27,28]。以往CSR定义及测量主要存在以下不足：

首先，以往CSR定义多为狭义的社会责任观[25]，强调“做好事”[29]或“知错就改”[1]，而忽视了CSR的基础类型——没有不负责任(不做坏事)和没有负责任(不做好事)。现有CSR理论认为CSR的对立面是CSiR，本文认为CSR和CSiR并不是二元对立关系，而是类似于Herzberg“激励-保健”理论中的满意与不满意的关系——CSR的对立面不是CSiR，而是没有CSR；CSiR的对立面不是CSR，而是没有CSiR。本文认为企业没有CSR和CSiR行为是一种中立/基础的CSR行为，而这种在现实世界中普遍存在的CSR类型往往被研究者所忽视。

其次，以往CSR测量方面未考虑到可见性问题对CSR行为确认的影响。由于信息不对称，利益相关者对企业内部经营行为无法监管[30]，可能出现企业CSR行为表里不一：企业显性行为表现为负责任而隐性行为表现为不负责任。以往相关实证研究未考虑CSR和CSiR行为的可见性问题，从而可能导致对企业CSR行为的误判——把存在隐性CSiR的企业认定为具有CSR的企业，而把存在隐性CSR的企业认定为没有CSR的企业。

①从理论上讲，企业社会责任应该是消除负外部性或是没有负外部性，而从实践来看，任何企业都会或多或少产生负外部性，所以，本文将CSR的最低标准定义为最小化负外部性。

有鉴于此，本研究将从两个方面对CSR定义进行修正。首先，本文从外部性视角将CSR定义为：CSR是企业以最小化负外部性、最大化正外部性的方式为社会创造财富，即企业在不做坏事的基础上多做好事，具体表现为三种行为类型和四个发展层次。CSR三种行为类型为不故意实施负外部性行为(不故意干坏事)、主动消除负外部性(知错能改)、积极自愿实施正外部性行为(自愿做好事)。由此可延伸出CSR四个发展层次：第一个层次为最低标准，企业能知错就改(主动消除或降低负外部性)；第二个层次企业能防范于未然，不故意做坏事(努力将负外部性降到最低)；第三个层次企业不故意做坏事，也不刻意做好事(努力将负外部性降低到最低，某些行为客观上还能产生正外部性)；第四个层次企业不但不故意做坏事，还积极有计划地做好事(在负外部性最小的同时，主动实施具有正外部性的行为)。具体见下图1。

其次，在这个定义的基础上，本文根据企业行为的负责任程度(CSiR、没有CSR/CSiR、CSR)，以及CSR行为在显性(可见)和隐性(不可见)层面的一致性，将CSR分为四种(见表1)——基准型CSR(R1)、内隐型CSR(R2)、外显型CSR(R3)和全面型CSR(R4)。具体而言，基准型CSR是指企业在隐性行为和显性行为两个方面同时表现为没有CSR和CSiR；内隐型CSR是指企业在隐性行为方面承担CSR，而在显性行为方面没有CSR和CSiR；外显性CSR是指企业在隐性行为方面没有CSR和CSiR，而在显性行为方面承担CSR；全面型CSR是指企业在隐性和显性两个方面同时承担CSR。

注：“+”表示负责任程度

与以往定义相比，本文对CSR定义和分类的改进在于：第一，将CSR看成一个连续谱而非一个二元的概念，并强调显性和隐性CSR行为的一致性，对现实世界的CSR行为更具解释力。具体而言，以往研究对CSR界定可能导致实证中对CSR操作无法排除N5，而又将R1这种普遍的CSR行为[22]以及R2排除在外。从理论上讲，N1、N2、N3这三种类型的企业在现实中不会长期存在，因为CSiR行为一旦败露，就会遭到社会惩罚。而N4、N5型的企业却可能大量存在，由于外界无法对隐性的CSiR进行监管[30]，N5类型的企业可能上榜各种CSR的排名。而那些事实上表现比N4、N5好的R1、R2类型企业，却可能被外界忽视。

第二，本研究的CSR定义和分类有助于更好地识别现实世界CSR的发展过程。对企业而言，要做到R4是最难的，其次是R3、R2，再是R1。那么，企业提升CSR的路径有两条(见图2)：R1→R3→R4，R1→R2→R4。

作为CSR的理论研究者，应致力于推动N1、N2、N3、N4、N5类型的企业向R1、R2、R3、R4类型的企业转变，即推动企业消除经济行为的显性或隐性负外部性。尤其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由于制度不健全，对企业隐性行为监管力度不够，引导企业私下不做坏事比要求企业做好事更具有现实意义。对企业而言，履行CSR就是在不损害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前提下追求企业利润最大化，即在满足股东这个特殊的利益相关者的期望与满足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期望之间达到平衡[31]。

三、 基于外部性理论的CSR-CFP理论框架

外部性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在正外部性的情况下,如果企业实施某一行为的私人成本CP大于私人收益Rp而小于社会收益Rs,即Rp

(一) CSR与CFP

CSR能否提升CFP关键取决于CSR溢出的正外部性能否得到补偿，即能否实现正外部性的独占，而这一过程又受到CSR行为可见性的影响。因此，下面本文将围绕CSR行为外部性、外部性溢出独占性、可见性等来探讨上述不同类型的CSR与CFP的关系。

首先，基准型CSR与CFP。基准型CSR表现为企业不管是在关键利益相关者可见还是不可见的范围内都既不做好事，也不做坏事，即CSR行为的正负外部性均为零。因此，CSR行为对CFP的贡献始终为零，表现为CSR与CFP不相关。

其次，内隐型CSR与CFP。内隐型CSR表现为企业在关键利益相关者可见的范围内，既不做好事也不做坏事，而在关键利益相关者不可见范围内，默默地做着好事，此时将溢出不可见的正外部性。由于行为不可见，内隐型CSR行为溢出正外部性难以得到补偿，即内隐型CSR增加了企业的成本，但并没有给企业带来更多的收益，从而会降低CFP，此时CSR与CFP表现为负相关。

第三，外显型CSR与CFP。外显型CSR表现为：一方面企业在关键利益相关者可见的范围内多做好事，或者做好事尽可能让关键利益相关者感知到；另一方面在利益相关者不可见的范围内，既不做好事也不做坏事，此时会溢出可见的正外部性。由于CSR行为的可见性很高，容易被利益相关者感知，从而有助于帮助企业改善其在关键利益相关者心中的形象，从而能使企业获得关键利益相关者所控制的资源，包括消费者的购买需求、政府的补贴和政府采购等[32]，从而使得CSR产生的正外部性溢出得到补偿，进而提升CFP。

第四，全面型CSR与CFP。全面型CSR是指企业在关键利益相关者可见和不可见的范围内都采取多做好事的策略。如前文所述，在关键利益相关者可见的范围内承担CSR可以通过获取关键利益相关者所控制的资源而使得正外部性溢出得到补偿；而在关键利益相关者不可见范围内承担CSR所产生的正外部性无法通过上述机制得到独占。因此，全面型CSR与CFP的关系就变得不确定，可能是正相关，也可能是负相关或不相关等。据此提出：

命题1：基准型CSR与CFP不相关、内隐型CSR与CFP负相关、外显型CSR与CFP正相关，全面型CSR与CFP二者关系不确定。

(二) CSiR与CFP

CSiR也是CSR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33]企业实施CSiR行为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外部利益相关者无法对企业内部经营活动进行监管[30]，企业投机而故意为之；二是由于内部治理和管理出现疏漏，企业过失的无意结果。

CSiR行为会产生负外部性，企业在CSiR行为暴露前不会招致关键利益相关者的惩罚，负外部性带来的成本优势使企业获得超额利润。CSiR行为暴露后，企业的声誉下降，利益相关者会减少对企业的资源支持，企业收益降低。若企业不采取补救措施，企业的声誉下降带来的收益损失会继续增加，直至抵消负外部性带来的成本收益。CSiR行为暴露后，若企业采取CSR行为消除负外部性直至负外部性为零，CFP会因为CSR产生的正外部性抵消了先前CSiR行为负外部性溢出获得成本好处而下降。如果企业消除负外部性CSR行为产生的正外部性超过之前CSiR产生的负外部性水平，则会从负外部性溢出状态过渡到正外部性溢出的状态，且此时正外部性溢出难以得到市场的补偿，CFP下降更为明显。总之，无论是外部利益相关者通过声誉惩罚机制来使企业负外部性内部化，还是企业主动采取措施将负外部性内部化，CFP都会随之下降。据此提出：

命题2：当CSiR暴露前，CSiR与CFP成正相关；相反，当CSiR暴露后，CSiR与CFP成负相关。

至此，我们基本建立了基于外部性理论的CSR与CFP理论框架(见表2)。总体而言，CSR与CFP二者关系取决于CSR行为的类型、可见性和外部性溢出的独占性。

四、 结论与展望

(一) 研究结论

本文出发于现存文献多认为CSR有助于提升CFP，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企业铤而走险实施CSiR的行为”这个现实问题，认为以往CSR与CSiR二元对立构念界定范式存在缺陷，借鉴Herzberg双因素理论的思想，本文重新界定了CSR的内涵，并考虑了CSR可见性问题可能导致的测量误差，将CSR划分为基准型CSR、内隐型CSR、外显型CSR和全面型CSR四种。在此基础上，本文构建了外部性理论视角下的CSR-CFP理论框架。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现有CSR与CFP二者关系研究得出的结论较为混乱[17-19]，本文认为产生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CSR定义和测量存在偏差，因此本文重新界定了CSR的内涵，贡献于CSR基础理论研究。具体而言，本文认为CSR和CSiR不是一个二元的概念，而和“激励-保健”理论具有相似性，CSR的对立面不是CSiR，而是没有负责任(不做好事)，CSiR的对立面不是CSR，而是没有不负责任(不做坏事)，从而发现“不做好事、不做坏事”这一经常被忽视的CSR类型。本文在这一概念的基础上，考虑CSR可见性问题，区分了基准型CSR、内隐型CSR、外显型CSR和全面型CSR四种类型，为后续因果关系构建打下了基础。

第二，现有文献对于CSR如何影响CFP的机制争议颇多[29,30,34,35]，本文从外部性理论视角系统地分析了CSR与CFP的关系，提出基准型CSR与CFP不相关、内隐型CSR与CFP负相关、外显型CSR与CFP正相关，全面型CSR与CFP二者关系不确定，CSR影响CFP的关键在于CSR外部性溢出是否得到企业独占，而独占程度受到CSR行为可见性的影响，即能否被关键利益相关者所感知。

第三，本文还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对于企业战略制定者而言，首先可以通过利益相关者之间、对同一利益相关者不同方面的平衡(减少一行为的正外部性来消除另一行为的负外部性)，来消除CSiR行为。其次，要努力提高CSR行为的可见性来提高CSR的回报。对于政府而言，要加强对企业CSiR行为的监管，并且对于基准型CSR行为要给予肯定，如果每个企业都能做到基准型CSR，整个社会福利自然得到改善。

(二) 未来研究展望

第一，基于CSR基础理论创新开展相关CSR行为测量的研究。具体而言，包括如何测量基准型CSR、内隐型CSR，如何提高CSiR行为的监管等，从而遏制企业的投机行为，并对真正承担CSR行为的企业给予肯定和资源支持，使得整个企业生态环境朝着更为健康的方向发展。

第二，基于CSR基础理论创新开展CSR与CFP的实证研究。本文初步构建了CSR影响CFP的理论框架，未来研究可以基于本理论框架进行深入的数学模型演绎和实证数据检验，对本研究框架进行精炼和修正。

第三，加强对战略性CSR的研究。本研究指出CSR的价值获取能力是CSR能否提高CFP的关键所在，而近年来战略性CSR的提出正是为了解决CSR如何实现企业和社会双赢这一核心问题[26]。因此，未来研究应更加深入地探讨提高CSR正外部性溢出独占性的策略，从而提高CSR对CFP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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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游旭平)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Corporate Financial Performance:a Refined Framework from External Perspective

PENG Xue-rong1,2, LIU Yang3

(1.SchoolofTourismandCityAdministration,ZhejiangGongshangUniversity,Hangzhou310018,China;2.SchoolofManagement,FudanUniversity,Shanghai200433,China; 3.SchoolofBusinessAdministration,SouthChinaUniversityofTechnology,Guangzhou510641,China)

Abstract:It is argued that one important reason for the inconsistent results about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and corporate financial performance (CFP) is the deficiency of traditional paradigm of constructing the definitions of CSR and CSiR in revealing the actual situation. Based on the insight of Herzberg's motivation hygiene theory, we believe that the opposite of CSR is not CSiR but no CSR; the opposite of CSiR is not CSR but no CSiR. Moreover, we point out that those past empirical studies ignoring the visibility of CSR activities may lead to wrong measurements of the CSR actions. Therefore, we define CSR as firms creating wealth for humanity with minimizing negative externality (no CSiR /CSR) and maximizing positive externality (doing CSR). And with reference to the visibility of CSR, we divide CSR into benchmark CSR, implicit CSR, explicit CSR, and comprehensive CSR. In addition, we build a conting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CSR and CFP from the external perspective.

Key words: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corporate financial performance (CFP); externality

收稿日期：2016-01-1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5YJC630098)；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LQ15G020001)

作者简介：彭雪蓉，女，浙江工商大学旅游与城市管理学院讲师、复旦大学博士后，主要从事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刘洋，男，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管理学博士，主要从事创新战略研究。

中图分类号：F23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16)03-007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