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洁

(1.中央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北京 100081；2.内蒙古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呼和浩特 010070)



内部控制质量、产品市场竞争与分析师预测

赵洁1,2

(1.中央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北京 100081；2.内蒙古财经大学 会计学院，呼和浩特 010070)

摘要：在财务报告特定使用者视角下,本文对内部控制质量、产品市场竞争与分析师预测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当公司内部控制质量较高时，分析师盈余预测精确度较高而预测离散度较小；分析师对内部控制信息发布后问题少的公司追踪较多；产品市场竞争对于内部控制质量与分析师行为之间的关系起到了一定的替代作用。本文的研究表明内部控制的完善及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均有利于缓解信息不对称局面，对资本市场优化信息环境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的结论为内部控制经济后果领域研究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

关键词:内部控制质量；产品市场竞争；分析师预测；信息披露机制

一、 引言

伴随着中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的颁布，财政部和证监会逐步推进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并分批要求出具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信息渐已成为公共信息。中国上市公司对内部控制规范的实际遵循情况如何，所报告的内部控制信息对股票市场参与各方及相关监管部门的价值如何均有待检验。而不同产品市场竞争将对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产生不同的外部压力，对公司降低资金供需双方的信息不对称、提升报告质量的促进作用不同，产品市场竞争与内部控制这两种不同的机制在促进财报信息质量提升方面具有怎样的关系呢？财务分析师作为一类重要的财务报告使用者，其预测信息会影响投资者资源配置决策，在不同的产品市场竞争环境下，了解内部控制质量对于分析师预测行为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已有研究并没有给出这方面的明确答案。

本文以2010—2014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内部控制质量、产品市场竞争与分析师预测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我们发现对于具有严重的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分析师盈余预测具有明显更低的精确度，以及更大的预测离散度；分析师对已公布有内部控制缺陷的公司追踪程度更低；在产品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内部控制质量对分析师行为的影响变小。以上发现表明：内部控制质量、产品市场竞争对于财务报告使用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内部控制薄弱对于财务报表的使用者产生了更大的信息不确定性，分析师获得的私人信息不能克服内部控制薄弱对于财务报告可靠性的负面影响，分析师会认为追踪内部控制薄弱公司的成本超出了收益而减少追踪，即薄弱的内部控制降低了盈利的可预测性；信息环境受到企业内外机制的共同影响，产品市场竞争作为优化信息环境的外部机制，与内部控制质量对于分析师预测的影响具有一定的替代关系，对于竞争程度低的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对分析师预测的影响更大。

二、 文献回顾

(一) 内部控制质量与分析师预测

已有文献表明，分析师预测行为受到信息环境的影响。Lang和Lundholm[1]467发现有更多信息披露的公司预测精确度较高，离散度较低。分析师预测误差和离散度都与公共信息的质量负相关。[2]Lobo et al.[3]检验了应计质量与分析师预测精确性的关系，证明盈余质量较低的公司往往有更大的预测误差，并认为分析师不能完全解决较低盈余质量公司的不确定性问题。对于五大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公司[4]、披露的高质量的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的公司[5]，分析师预测精确度较高，离散度较低。Chen et al.[6]认为盈余公告提供了对分析师有价值的信息，并证明了管理层的盈余公告与分析师预测精确度直接相关。

企业缺乏有效的内部控制，导致了在财务报告流程中有意或无意的会计差错发生，财务报告具有较低的可靠性[7][8]和较大的信息不对称性[9]，这些都可能对分析师预测产生不利影响。有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公司管理层盈余公告往往不准确。[10]Kim et al.[11]1用了2004—2007年美国SOX404法案要求下披露了经审计师鉴证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评价的公司样本，直接检验了内部控制质量对分析师行为的影响，得出内部控制质量与分析师预测误差和预测离散度是负相关的，而且当年财报发布后，对于内部控制有效的公司，分析师对每股当年异常盈余的预测调整和分析师观点的收敛程度相比内部控制薄弱的公司要低。Xu和Tang[12]27使用了2002—2005年的美国公司样本检验了内部控制重大缺陷对卖方分析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控制薄弱的公司有更大的分析师预测误差和乐观预期，而乐观预期在高信誉券商中会有所遏制。Clinton et al.[13]303使用了2004—2009年的美国公司样本，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具有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公司，分析师提供了精确度更低的预测，并存在更大的预测离散度。上述研究意味着，考虑到有效的内部控制提高了财务报告的质量，分析师预测误差和离散度与内部控制质量正相关。林斌和刘善敏[14]1使用了2009年、2010年的中国上市公司样本，研究发现内部控制越有效，分析师盈余预测更为乐观，且准确度越高、分歧度越小。

对于分析师追踪的研究表明，分析师追踪受各种公司特定因素的影响。例如，分析师会跟随较大型的、股价较低和业绩良好的公司。[15][16][17]也有证据表明，分析师使用历史会计信息来做出他们的预测决定，可靠的信息披露可以减少分析师提供信息服务的成本。而Lang和Lundholm[1]467发现更具透明度的信息披露政策会吸引更多的分析师报导。Healy et al.[18]研究显示分析师对公司自愿披露评级的提高与分析师追踪增多相关。内部控制问题的披露带给股权投资者增量信息，审计师对内部控制出具的不利意见显著影响了投资者对盈余可预测性的看法。[19]分析师追踪公司的决定也可能基于审计师对内部控制的意见。鉴于不利的内部控制意见表明未来财务报表可能存在问题，分析师可以不追踪审计师发布了不利内部控制意见的公司。Clinton et al.[13]303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具有内部控制重大缺陷的公司分析师跟踪人数减少了。但是，也有研究认为分析师愿意跟踪信息透明度低的公司。例如Barth et al.以财务报表中没有确认的无形资产的水平来表示信息不对称程度，研究发现信息越不对称，分析师追踪的人数越多，他认为分析师可以从获得有关财务报告透明度较低公司的私人信息中获益，因为这样可以提供更有利的投资建议和获得更高的交易佣金。[20]

(二) 产品市场竞争

Hagerman和Zmijewski发现集中行业的公司更可能采用减少报告收入的会计政策[21]，面临着政治上可能实行财富转移的企业管理者可能会采取会计手段来进行财富转移的。[22]Cahan[23]发现管理者调整了可操纵性应计来应对反垄断调查，支持了“政治成本动机”假说。Harris[24]、Botosan和Stanford[25]的经验证据表明，在集中行业的公司通过隐藏盈利部分的信息，控制了会计信息的披露数量。经理人对投资者的自愿披露，会给竞争对手释放敏感信息，从而损害了公司的竞争地位[26]，管理者需要权衡向资本市场公告公司价值的好处和可能有利于竞争对手的代价来决定信息披露的适当水平。竞争较弱的产业中公司信息披露的动机较小，生怕引起竞争。[27]Li[28]研究探讨了产品市场竞争如何影响公司的自愿披露，发现潜在进入者的竞争增加了披露量，而来自现有竞争对手的竞争减少了披露的数量，但竞争提高了披露质量，可以减少利润乐观预测和投资悲观预测，尤其对于行业的追随者更加明显，因为行业追随者面临比行业领导者更多的竞争压力。Ali et al.[29]检验了行业集中度和公司披露政策的信息含量之间的关系，发现在较为集中的行业公司的管理层盈利预测不太频繁，有更短的提前预测时间，分析师对他们的信息披露评级较低；从分析师盈利预测的质量来衡量，他们有更多的信息不透明的环境；此外，当这些公司筹集资金时，比起增发股票，他们更喜欢私募，因为这样有最低的信息披露监管要求。一般而言，在较为集中的行业中公司信息披露较少，公司考虑到信息披露的“专有成本”会尽量避免有特殊披露影响的融资决策。以上关于信息披露的文献表明，在产品市场竞争少的行业里公司倾向于建立一个不透明的信息环境，来保护他们的竞争优势以利于战胜对手，并避免公众不满和政治制裁。

也有研究表明，在某些情况下，产品的市场竞争可能会加剧管理者与公司所有者之间的问题。Gaspar 和Massa[30]研究了股票的市场表现与公司的产品市场竞争之间的关系，发现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行业中的公司特质波动率较低，认为竞争影响波动率是通过两种不同但相互关联的方式：拥有较大市场力量的公司可以作为避险工具平滑了特质性波动，而对于投资者来说，拥有较大市场力量的公司意味着信息不确定性水平较低，从而减少股票回报率的波动。此外，Markarian 和Santaló[31]理论论证并实证发现产品市场竞争可能会增加管理层盈余操纵的倾向。

建立、维护和评价内部控制会增加公司的成本，但在不同外部机制下有效的内部控制以及披露内部控制信息产生的价值并不容易衡量。综上，已有相当数量的文献对内部控制质量的经济后果进行了检验，但对于在不同外部机制下内部控制质量如何直接影响财报使用者的研究并不多。

三、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内部控制的报告目标包含了对报告的可靠性、及时性、透明度，以及监管者、标准制定机构和组织政策所要求的其他方面。[32]分析师作为公司财报熟练的专业阅读人士，需要依靠公司财务信息来完成盈余预测。对于偶然或非经常性项目以及表外的资产负债项目，作为理性的财务报告使用者，分析师通常会对财务报告数据进行相应的调整。在形成盈余预测信息的过程中，分析师会用到未被鉴证过的公司季度财务报告，并在经过鉴证的公司年报可获得之前进行预测信息的发布。薄弱的内部控制会损害公司财务信息的可靠性，较低的公司盈余质量不利于形成分析师的盈余预测信息，所以比起内部控制有效的公司，分析师想要准确地预测内部控制薄弱公司的盈余会更困难。

内部控制缺陷可能通过两种方式降低公司的盈余质量：当缺乏监督或适当的文档记录时，在会计循环中会产生无意的差错并带来盈余计算偏差，导致盈余质量降低；当进行会计估计或会计计量方法选择的相关规定宽泛或没有太明确的流程来遵循时，如果缺乏有效的内部控制，管理人员可以使用额外的自由裁量权，带来盈余偏差，从而降低盈余质量。分析师预测误差通常意味着较低的盈余质量。而分析师的预测离散度往往代表了公司信息环境不确定性的程度。[33]因此，薄弱的内部控制使盈余质量较低，分析师预测环境的不确定性程度增加，导致了分析师预测较低的精确度和分析师之间较少的共识，由此我们得出以下假设：

假设1：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分析师预测越精确。

假设2：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分析师预测的离散度越小。

从分析师提供报告服务的角度来看，有效的内部控制会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从而降低分析师处理信息的成本，所以，当公司披露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信息后会有更多的分析师愿意加入到分析行列中。但与供给不同的是，对于分析师市场需求而言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不是那么明确。一方面，有效内部控制下的高质量会计信息使分析师做出更准确的盈利预测和股票推荐，从而提高市场对他们服务的需求。另一方面，分析师对内部控制薄弱的公司分析预测得出的私人信息会给市场参与方带来较大的价值，而存在高质量的公共信息的情况下，诸如分析师预测之类的私有信息的价值相对较小，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可能会减少对分析师服务的需求。根据以上的分析，内部控制质量高的报告信息会增多还是减少分析师报导，预期结果不是很明确，所以本文提出假设3a、假设3b。

假设3a：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公司上期披露的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分析师追踪规模越大。

假设3b：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公司上期披露的内部控制质量越高，分析师追踪规模越小。

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产品市场竞争形成了有效资源配置的良好机制，约束了寻租和管理效率低下。如果是纯粹的市场竞争，就完全可以引导管理者使股东财富最大化，而无需进一步的任何特定的治理程序或控制。公司信息的披露存在专有成本和政治成本，管理者对信息披露水平的决策会受到经济、体制和政治等因素的影响。

出于逃避公众监督和政治监管，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低的公司倾向于建立一个不透明的信息环境来巩固自身的市场地位。如果竞争能够产生更有利的公司信息披露环境，可以吸引更多的分析师并提高预测的质量，我们可以推测，竞争可能会对内部控制存在替代作用，好的内部控制机制给非竞争性行业带来的信息质量提高的益处要大于竞争性行业，而竞争对信息质量的提高作用可能与内部控制形成一定的替代。此外，从获得信息的质量和数量角度来看，相对而言，享有较高市场力量的公司信息不确定性较低，分析师了解一个处于较低市场竞争程度中的公司的内在利润波动率是容易的，所需要的信息数量相对较少，而这些信息的质量对于分析师盈余预测来说就显得至关重要。这样的话，在较低的市场竞争程度下，施行有效程度不同的内部控制带来的会计信息质量的差异，对分析师预测的影响就会很大。然而，对那些处于环境瞬息万变的高度竞争行业的公司而言，要预测单个的未来现金流和利润率的波动比较困难。在高度竞争行业，分析师的预测可能需要借助的其他方面的信息量非常大，即使有效的内部控制提供了高质量的会计信息，但分析师利用的信息并不是全部必然受到内部控制问题的影响，内部控制质量的信息价值相对变小，对分析师预测行为的影响力也相对较弱。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提出本文的假设4a。

假设4a：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产品市场竞争越不激烈，分析师预测行为受到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越大。

盈余操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司的代理成本，当高管为了他们的私人利益进行盈余操纵时往往会牺牲股东的利益。与竞争对手的相对表现是盈余操纵的主要决定因素，而且市场竞争又扩大了高效和低效公司之间的股票市值差异，因此相对表现在竞争激烈的市场显得特别重要。业绩不佳的公司为了显得像其竞争对手一样有效而增加谎报，市场竞争对其进行利润操纵的动机产生了更大的影响，但其关系还依赖于行业真实活动的可见性水平。如果投资者可以观察到公司的生产和销售情况，管理者的所作所为会被迫与财务报告所描述的一致。既然利好消息对市场价值的提升尤为重要，如果投资者和分析师无法观察到市场的真实产销情况，操纵盈余就可以在竞争市场中获得高回报。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对于竞争异常激烈的市场，管理层可能会有更大的动机操纵利润，而现有研究已经证明了内部控制可以抑制盈余管理[34][35]，从而使内部控制质量对分析师预测的影响在竞争激烈的行业中可能更为重要。所以，本文提出假设4b。

假设4b：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分析师预测行为受到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越大。

四、 研究设计

(一) 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0—2014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公司为样本，相关数据来自于CSMAR数据库，剔除了数据缺失的样本，此外为了剔除极端值的影响，我们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1%～99%水平的Winsorize处理。

(二) 研究模型与变量定义

本文构建模型(1)、模型(2)和模型(3)来检验内部控制质量与分析师预测精确度、离散度及追踪规模的关系。

Accyit=α6Chgearnit+α7Epsit+α8Evit+α9Lagaccyit+α10Big10it+IndDum+YrDum+εit

(1)

Dispit=β0+β1ICQitβ2Sizeit+β3Followit+β4Horizonit+β5Evit+

β6Big10it+β7Chgearnit+IndDum+YrDum+εit

(2)

Followit=γ0+γ1Lagicqit+γ2Sizeit+γ3Egrowthit+γ4Stdretit+γ5Evit+

γ6Chgearnit+γ7Corrit+IndDum+YrDum+εit

(3)

在模型中，被解释变量分别为分析师预测精确度(Accy)、分析师预测离散度(Disp)和分析师跟踪规模(Follow)，考虑到每股盈余指标可能会受到公司股数变动而影响其可比性，本文中分析师的预测值选取净利润预测值，被解释变量具体计算公式如表1所示。本文的解释变量分别为“内部控制质量”(ICQ)和“上期披露的内部控制质量”(Lagicq)。本文的模型(1)(2)旨在检验分析师预测精确度和离散度与内部控制质量的相关性，模型(3)旨在检验分析师追踪规模与公司上期披露的内部控制质量的相关性。需要说明的是，模型(1)(2)中使用了当期“披露的内部控制质量”作为当期“内部控制质量”的替代变量，由于披露的内部控制缺陷与公司真实内部控制缺陷情况的一致性有待考量，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研究结果低估了内部控制质量对分析师预测行为的影响。本文中的解释变量ICQ设定披露的内部控制缺陷中严重程度最大的重大缺陷，取值为0；为重要缺陷取值为1；为一般缺陷取值为2；否则取3。根据以往的相关研究文献，设置以下控制变量：公司规模(Size)、预测提前时间(Horizon)、是否亏损(Loss)、盈余变化(Chgearn)、每股盈余水平(Eps)、盈余波动性(Ev)、上一年预测精确度(Lagaccy)、审计质量(Big10)、回报波动性(Stdret)、成长性(Egrowth)、盈余水平与市场回报的相关性(Corr)等。另外，模型也控制了行业和年度特征。变量的具体定义与度量标准见表1。

为了检验假设4a和4b，我们在模型(1)(2)的基础上加入了产品市场竞争的代理变量以及其与ICQ的交乘项，来考察内部控制质量对于分析师预测行为的影响是否因为产品市场竞争的差异而不同；如果交乘项显著与模型(1)(2)中ICQ的系数符号相反，说明内部控制质量对于分析师预测行为的影响在产品市场竞争低的公司更为显著。在模型(3)中则加入了产品市场竞争的代理变量与Lagicq的交乘项来检验假设4a和4b。本文也将按产品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划分观测组来对上述三个模型进行分组检验。在检验假设4a和4b的回归中，不再控制行业的虚拟变量。产品市场竞争采用虚拟变量Pmc1(“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HI低于中位数取1，否则取0)和Pmc2(“行业前五大公司营业收入之和/行业营业收入总额”低于中位数取1，否则取0)进行度量。Pmc1和Pmc2取值为1代表产品市场竞争程度高，取值为0代表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低。

五、 实证检验

(一) 描述性统计

表2是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和分组统计结果(以模型1的回归变量为主)。从表2中的数据可以看出，内部控制质量高(无重大或重要内部控制缺陷)的组分析师预测的精确度均值和中位数(-0.013、-0.007)显著高于内部控制质量低(有重大或重要内部控制缺陷)的组(-0.027、-0.013)，内部控制质量高的组分析师预测的离散度均值和中位数(0.234、0.131)比内部控制质量低的组(0.408、0.171)低。表中未列示的上期披露内部控制质量高的组分析师跟踪规模均值和中位数(1.072、1.099)高于上期披露内部控制质量低的组(0.895、0.693)。从控制变量来看，内部控制质量高的上市公司盈利水平更高、盈利变化更小、亏损的更少。因此，总体来看，内部控制质量高的上市公司分析师预测的精确度更高，离散度更低，分析师跟踪规模更大，财务状况更好，盈利更稳定。

(二) 相关系数分析

表3列示了模型(1)(2)主要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系数及相应的显著性水平。分析师预测精确度与内部控制质量显著正相关，分析师预测离散度与内部控制质量显著负相关。表3中未列出的模型(3)中Follow与Lagicq的相关系数是0.007。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提供了初步的证据，表明分析师预测质量与内部控制质量正相关，分析师跟踪与上期披露高质量内部控制正相关。表3中被解释变量以外的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小于0.5，表明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注：*表示在10%水平上显著

(三) 多元回归结果分析

表4报告了内部控制质量与分析师预测精确度的多元回归结果。从第(1)列中可以看出，ICQ的系数为0.002，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支持了本文的假设1，即内部控制质量与分析师预测精确度正相关。这一结论与Kim et al.[11]1、Xu和Tang[12]27、Clinton et al.[13]303、林斌和刘善敏[14]1的研究结论一致，即分析师对于内部控制质量越高的公司预测得越准确，内部控制缺陷带来了较多的盈余噪音，分析师对内部控制薄弱的公司进行预测的难度较大。各控制变量的符号也基本与以往研究保持一致：跟随的分析师越多、盈余水平越高的公司，分析师预测精确度越高；对于亏损的公司、盈余变化大的公司，预测越及时，分析师预测精确度较低。为检验假设4a和4b，在第(2)(3)列加了变量产品市场竞争和交乘项，结果发现第(2)列中Pmc1的系数为0.008，ICQ*Pmc1的系数为-0.003，均在5%水平上显著，支持了假设4a，这说明产品市场竞争可以提高分析师预测的精确度，且对内部控制质量与分析师预测精确度的关系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而假设4b没有得到证据支持。这说明面临竞争程度低的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对分析师预测精确度的提高作用更为明显。此外，我们按照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分组考察内部控制质量对分析师预测精确度的影响，第(4)～(7)列的结果均表明只有在市场竞争程度低的组(Pmc1=0，Pmc2=0)中，内部控制质量与分析师预测精确度的关系才显著，进一步说明了我们结论的稳健性。

注：*、**、***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0%、5%、1%。

表5报告了内部控制质量对分析师预测离散度的多元回归结果。从第(1)列中可以看出，ICQ的系数为-0.028，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支持了本文的假设2，即内部控制质量与分析师预测离散度负相关。这一结论与Kim et al.[11]1、Clinton et al.[13]303、林斌和刘善敏[14]1的研究结论一致，分析师对于内部控制质量越高的公司预测离散度越小，表明有效的内部控制降低了分析师预测环境的不确定性程度。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表明对于更多的分析师跟踪、更长的预测提前时间、盈余波动性和盈余变化大的公司，分析师预测离散度较大，与以往的研究结论相符。对于假设4a和4b的检验结果，产品市场竞争(Pmc1、Pmc2)的系数均为负，交乘项(ICQ*Pmc1、ICQ*Pmc2)的系数均为正，与假设4a的预期一致，但结果并不显著。同样，我们按照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分为2组，分组考察内部控制质量对分析师预测离散度的影响，表5第(4)～(7)列的结果均表明只有在市场竞争程度低的组中，内部控制质量与分析师预测离散度的关系是显著的，验证了假设4a，而假设4b没有得到证据的支持。

注：*、**、***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0%、5%、1%。

表6报告了上期披露的内部控制质量对分析师预测跟踪的多元回归结果。从第(1)列中可以看出，Lagicq的系数为0.117，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支持了本文的假设3a，即分析师追踪规模与公司上期披露的内部控制质量正相关，假设3b没有得到证据支持。我们的发现与Clinton et al.[13]303的研究结论一致，即分析师愿意加入到已披露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公司的预测行列中。高质量内部控制提高了会计信息质量，降低了分析师处理信息的成本，公司公开披露了具有高质量内部控制的信息后会吸引到更多的分析师追踪。各控制变量的符号表明分析师较多跟踪那些规模大、成长性高、回报波动性小、盈余波动性小、盈余回报相关性高、盈余变动大的公司。为检验假设4a和4b，在第(2)(3)列加入产品市场竞争的代理变量和交乘项，结果发现第(2)列中Pmc1的系数为0.326，在1%水平上显著，Lagicq*Pmc1的系数为-0.095，在5%水平上显著，第(3)列中Pmc2的系数为0.352，在1%水平上显著，Lagicq*Pmc2的系数为-0.100，在1%水平上显著，支持了假设4a，假设4b没有得到证据的支持。这说明产品市场竞争可以提高分析师跟踪人数，且对上期披露的内部控制质量与分析师跟踪的关系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产品市场竞争激烈，提升了公司的信息环境，提高了分析师预测的精确度，吸引了更多的分析师加入追踪行列，在这种情况下，公开披露的内部控制质量高的信息对分析师跟踪人数的增加作用相对不会那么明显。此外，我们按照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分组检验，第(4)～(7)列的结果均表明:在产品市场竞争程度高和低的组中，内部控制质量与分析师跟踪的正相关关系显著；但在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低的组中，比起产品市场竞争程度高的组中，回归系数更大且更显著；说明即便在产品市场竞争程度高的环境下，内部控制的质量对于分析师预测决定的影响仍然很大，只是没有在竞争程度低的环境下大。

注：*、**、***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0%、5%、1%。

上述结果说明:(1)公司内部控制质量对于分析师预测质量有提高作用；(2)内部控制质量对于分析师预测质量的提高作用在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低的组中才显著，表明产品市场竞争的存在的确替代了内部控制质量对于分析师预测的影响作用；(3)内部控制质量的信息披露对于分析师跟踪决策产生了影响，虽然在产品市场竞争弱的行业中影响更大，但在产品市场竞争强的行业中也具有重要的价值，分析师做出跟踪决策时仍然会看重公司的内部控制质量情况。

(四)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我们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1)我们将样本年份重新选择为2008—2014年，结果没有显著的变化。(2)我们用“-|(每股盈余平均预测值-每股盈余实际值)/每股盈余实际值|”和“-|(每股盈余平均预测值-每股盈余实际值)/年初股价|”表示分析师盈余预测精确度，用“每股盈余预测标准误差/每股盈余预测值均值的绝对值”及“每股盈余预测标准误差/每股盈余实际值的绝对值”表示分析师盈余预测离散度，用“分析师预测人数”代表分析师跟踪规模，重复以上回归，结果基本一致。(3)使用迪博企业风险管理技术有限公司研究开发的“DIB内部控制与风险管理数据库”中的“内部控制指数”，再取对数的值作为内部控制质量的替代变量，用“行业内公司数目的对数”代表产品市场竞争程度，分别代入本文上述模型中，检验结果没有显著的不同。(4)内生性问题。为了尽可能控制自选择偏误或内生性问题给本文结论带来的影响，我们采用Heckman[36]两阶段回归法。在第一阶段Probit模型中，我们控制了影响公司内部控制质量的因素，在第二阶段模型中，我们考察了重复上述模型的结果，回归结果没有显著的变化。

六、 研究结论

本文从分析师预测的视角，通过考察内部控制质量、产品市场竞争与分析师盈余预测之间的交互影响，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进行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基于我们对已有文献的了解，本文可能的贡献有：第一，本文首次将内部控制质量、产品市场竞争与分析师预测行为纳入一个研究框架，对于理解这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和分析师预测行为的影响因素提供了可行的思路。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探讨了内部信息系统质量(内部控制质量)和外部机制(产品市场竞争)对分析师信息环境的重要影响；第二，我们的研究有助于评价我国对上市公司要求进行内部控制信息披露的经济后果。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内部控制质量、产品市场竞争对于财务报告使用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信息环境受到企业内外机制的共同影响，在不同的外部机制下，内部控制质量对分析师预测行为的影响程度不同，产品市场竞争与内部控制质量对于分析师预测的影响存在替代关系。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低的情况下，分析师获得的私人信息更难以克服内部控制薄弱对于财务报告可靠性的负面影响，要求对内部控制进行信息披露对于理解分析师预测的准确性具有较大的价值。本文的启示在于：资本市场信息环境的改善需要上市公司内、外部信息披露机制共同发挥促进作用；通过持续推进内部控制体系的健全并完善内部控制信息披露制度，可以优化上市公司的信息环境，有利于加强投资者和债权人保护，而加快市场化进程、改善行业竞争结构也是优化信息环境的有效手段；监管部门尤其应对当前行业较集中、市场力量较大的公司加强监督，促使其提升内部控制质量并及时披露更多有用真实的信息，从而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

参考文献：

[1]LANG M, LUNDHOLM R. Corporate Disclosure Policy and Analyst Behavior[J].The Accounting Review, 1996,71(4):467-492.

[2]BARRON O E, KIM O, LIM S C, et al. Using Analysts’ Forecasts to Measure Properties of Analysts’ Information Environment[J]. The Accounting Review, 1998,73(4):421-433.

[3]LOBO G J, SONG M, STANFORD M. Accruals Quality and Analyst Coverage[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12,36(2):497-508.

[4]BEHN B K, CHOI J, KANG T. Audit Quality and Properties of Analyst Earnings Forecasts[J].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8,83(2):327-349.

[5]BARRON O E, KILE C, KEEFE T. MD&A. Quality as Measured by the SEC and Analysts’ Earnings Forecasts[J].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1999,16(1):75-109.

[6]CHEN S P, MATSUMOTO D, RAJGOPAL S. Is Silence Golden?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Firms that Stop Giving Quarterly Earnings Guidance[J].Journal of Accounting & Economics, 2011,51(1)：134-150.

[7]DOYLE J, GE W, MCVAY S. Accruals Quality and Internal Control over Financial Reporting[J].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7,82(5):1141-1170.

[8]ASHBAUGH-SKAIFE H, COLLINS D W, KINNEY W R, et al. The Effect of SOX Internal Control Deficiencies and Their Remediation on Accrual Quality[J].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8, 83(1):217-250.

[9]BENEISH D, BILLINGS M B, HODDER L D. Internal Control Weaknesses and Information Uncertainty[J].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8,83(3):665-703.

[10]FENG M, LI C, MCVAY S. Internal Control and Management Guidance[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9,48(2-3):190-209.

[11]KIM J B, SONG B Y, ZHANG L D. Internal Control Quality and Analyst Forecast Behavior: Evidence from SOX Section 404 Disclosures[EB/OL].(2015-12-21)[2009-03-24]. http:// ssrn.com/abstract=1367504.

[12]XU L, TANG A P. Internal Control Material Weakness, Analysts’ Accuracy and Bias, and Brokerage Reputation[J].Review of Quantitative Finance and Accounting, 2012,39(1):27-53.

[13]CLINTON S B, PINELLO A S, ASHBAUGH-SKAIFE H. The Implications of Ineffective Internal Control and SOX 404 Reporting for Financial Analysts[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2014,33(4):303-327.

[14]林斌，刘善敏.上市公司内部控制与证券分析师预测[J].当代会计评论，2013(1)：1-13.

[15]BHUSHAN R. Firm Characteristics and Analyst Following[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89,11(2):255-274.

[16]BRENNAN M, HUGHES P. Stock Prices and the Supply of Information[J]. Journal of Finance, 1991,46(5):1665-1691.

[17]MCNICHOLS M, O’BRIEN P. Self-selection and Analyst Coverage[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997,35(3):167-199.

[18]HEALY P, HUTTON A, PALEPU K. Stock Performance and Intermediation Changes Surrounding Sustained Increases in Disclosure[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 1999,16(3):485-520.

[19]LOPEZ T, VANDERVELDE S, WU Y. Investor Perceptions of an Auditor’s Adverse Internal Control Opinion[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Public Policy, 2009,28(3):231-250.

[20]BARTH M, KASZNIK R, MCNICHOLS M. Analyst Coverage and Intangible Assets[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2001,39(1),1-34.

[21]HAGERMAN R L, ZMIJEWSKI M E. Some Economic Determinants of Accounting Policy Choice[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79,1(2):141-161.

[22]WATTS R, ZIMMERMAN J. Towards a Positive Theory of the Determination of Accounting Standard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1978,53(1):112-134.

[23]CAHAN S F. The Effect of Antitrust Investigations on Discretionary Accruals: A Refined Test of the Political-cost Hypothesis[J]. The Accounting Review, 1992,67(1):77-95.

[24]HARRIS M 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Competition and Managers’ Business Segment Reporting Decisions[J].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998,36(1):111-128.

[25]BOTOSAN C A, STANFORD M. Managers’ Motives to Withhold Segment Disclosures and the Effect of SFAS No. 131 on Analysts’ Information Environment[J].The Accounting Review, 2005,80(3):751-771.

[26]VERRECCHIA R. Discretionary Disclosure[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83,5:179-194.

[27]DARROUGH M N, STROUGHTON N M. Financial Disclosure Policy in an Entry Game[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90,12(1-3):219-243.

[28]LI XI.The Impacts of Product Market Competition on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Voluntary Disclosures[J].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 2010,15(3):663-711.

[29]ALI A, KLASA S, YEUNG E. Industry Concentration and Corporate Disclosure Policy[J].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14, 58(2-3):240-264.

[30]GASPAR J, MASSA M. Idiosyncratic Volatility and Product Market Competition[J].Journal of Business, 2006,79(6):3125-3152.

[31]MARKARIAN G, SANTALJ. Product Market Competition, Information and Earnings Management[J]. 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 Accounting, 2014,41(5-6):572-599.

[32]COSO. Internal Control-lntegrated Framework[EB/OL]. (2013-05-14) [2013-05-14]. http:// www.coso.org.

[33]IMHOFF E, LOBO G. The Effect of Ex Ante Earnings Uncertainty on Earnings Response Coefficients[J].The Accounting Review, 1992,67(2):427-439.

[34]CHAN K C, FARRELL B R, LEE P.Earnings Management of Firms Reporting Material Internal Control Weaknesses Under Section 404 of the Sarbanes-Oxley Act[J].Auditing: A Journal of Practice & Theory, 2008,27(2):161-179.

[35]红星，金玉娜.高质量内部控制能抑制盈余管理吗?——基于自愿性内部控制鉴证报告的经验研究[J].会计研究，2011(8)：53-60.

[36]HECKMAN J. Sample Selection Bias as a Specification Error[J]. Econometrica, 1979,47(1):153-161.

(责任编辑游旭平)

“慈善法”研究专题

主持人：金锦萍(北京大学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经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行将于2016年9月1日实施。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慈善法，也是我国慈善事业建设的第一部基础性和综合性的法律，兼具慈善组织法、慈善行为法和慈善促进法的内容。慈善立法，十年磨一剑。之所以在近期提速，原因在于随着社会和经济发展，我国慈善事业迎来蓬勃发展的时期，同时也凸显法律和规制之不足。一方面，参与、从事慈善事业，甚至以慈善为业的人日益增多。原先的某些法律规定已经成为开展慈善活动的障碍，例如繁琐的登记制度、滞后的税收规定、募捐规则的缺失、慈善财产性质的模糊等等，有必要通过立法予以厘清和完善；另一方面，囿于相关法律制度的滞后，各方主体开展慈善活动无法可依，导致一些负面事件的发生，透支公众信任和慈善热情，要求立法规范的社会呼声日益高涨。慈善法及时回应现实需要，生正逢时，力求全面、严谨而专业地规范和鼓励慈善组织和慈善行为，促进慈善事业之发展，善莫大焉！

社会各界对于慈善法无疑寄予厚望，然而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慈善法作为慈善领域的基础性法律，体系庞大、内容全面，但是尚需配套制度和措施的制定和落实，因此尚有不少误区需要厘清，不少规则需要细化。浙江工商大学学报组织的此次专题研究就是为了呼应这一现实需求而做出的不懈努力。

贾西津博士认为，《慈善法》是一部以“发展慈善事业”为立法目的的促进性法律，其格局和定位值得肯定。但是西津博士敏锐地提出由于现行税法和慈善立法之间并未实现无缝对接，因此必然导致慈善组织的界定缺乏规范意义。所以慈善法的实施有待税法对慈善组织“免税”内涵的有效跟进，后者又有赖对公益慈善认知的深化及立法体系自身的制度协调。

慈善与商业之间关系一直以来是慈善立法中的难点所在。李健博士认为现行慈善法并未能够清晰界定慈善组织的商业行为边界，势必会带来监管上的困难甚至真空。所以他通过类型化分析，同时借鉴域外立法经验，为慈善立法的下一步工作奠定基础。

身在域外的俞祖成博士则利用自身知识结构和研究能力的优势，对照日本相关立法经验，探讨了慈善法的三个缺憾：其一，未能明确界定“慈善的概念及其范围”；其二，原则性规定了“禁止慈善组织危害社会公共利益之范围”，但是却未能通过规则予以明确；其三，对于“慈善募捐资格的规制问题”未能凝聚社会共识。尽管该文没有深入探讨解决途径，但是问题的提出无疑是第一步。

冯元博士则毫不掩饰他的失望：慈善法未能吸纳社会工作的相关规则。他将此归纳为：“说明此次立法过程中对社会工作与慈善事业发展中的定位与功能以及两者的关系的关注和考量明显不足。”他的努力就是要“重新梳理和审视社会工作在西方起源及在我国起源时与慈善事业的亲缘性发展关系”。功不唐捐。相信这样的努力将终究会让立法者在整合社会工作和慈善事业的优势和资源方面有所建树。

徒法不足以自行，学人们任重而道远。

Internal Quality Control, Product Market Competition and Analyst Forecast

ZHAO Jie1,2

(1.SchoolofAccounting,Central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Beijing100086,China; 2.SchoolofAccounting,InnerMongoliaUniversityofFinanceandEconomics,Hohhot010070,China)

Abstract: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specified users of the financial statement,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nal quality control, products’ market competition and analyst forecast. The results show that with relatively higher internal quality control, the earnings forecast precision is higher and the dispersion of the variation is less; the analysts tend to trace more on the enterprises with fewer problems after the release of the internal control information; the products’ market competition has some substitu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l quality control and the analyst behaviors. The results in this paper reveal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the internal control and the release of the internal control information help to alleviate the asymmetry of information, which has meaningful significance on the information optimization of the capital market. The findings in this paper further offer evidence for the research of internal control of economic benefits.

Key words:internal quality control; products’ market competition; analyst forecas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mechanism

收稿日期：2016-02-27

作者简介：赵洁，女，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院博士生，内蒙古财经大学会计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会计理论与方法研究。

中图分类号：F23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1505(2016)03-008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