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术段位制发展历史及伦理研究

2015-12-05孔令超

吉林体育学院学报 2015年4期

张雷孔令超

(蚌埠医学院体育艺术部，安徽蚌埠233000)

地域差异性孕育了不同特质、体系繁杂的武术文化，以空手道、柔道、跆拳道为代表的东方武术无疑是世界武术文化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东方武术文化的核心又是日本武术，其在推动东方武术世界化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其尚武的民族精神和对先进文化的渴求造就了高度发达的日本武术。科学、系统化的发展模式已经让日本武术风靡世界，不同武术文化纷纷开始了对日本武术的模仿，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段位制在武术界的流行，这正是日本武术文化的重要构成。段位制的普及与发展凸显出世界武术文化已经出现了萨义德(Edward Wadie Said)所描述的“东方转向”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日本武术已经成了世界武术发展的风向标。由嘉纳治五郎创建的段位制是东方伦理教化和西方竞技思想的完美结合，同时也是日本“各得其所”文化与中国儒家“长幼尊卑”等级思想的体现。武术段位制的等级划分标准相较于西方竞技体育更为丰富和多元，练习者不仅要在技术与体能领域实现超越，更要在道德修养、武道修行方面升华。武术段位制是带有明显东方烙印的文化形式，随着文化的传播，诸多武术流派都开始以段位制为模板进行文化模仿。跆拳道、巴西柔术、中国武术都采用了武术段位制度。但是由于对武术段位制的发展历史及伦理缺乏深入、全面的研究，我国的武术段位制在制定和推广领域还存在很多问题。因此，对武术段位制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希望通过本研究给中国武术的段位制改革带来一些思考。

1 段位制的起源与发展

1.1 本因访道策创立了段位制

日本围棋界首创的段位制根源于古代中国围棋的“品级”制度。围棋在中国已经具有数千年的历史，相传可以追溯至尧舜时代，《世本·作篇》曰“尧造围棋，丹朱善之。”［1］虽然围棋在中国出现的很早，但是等级制度的形成却相对滞后，直到汉魏时期才形成了等级评定制度。梁武帝为了推进围棋的发展，设立了“棋品制”，设为“九品”［2］。日本围棋的段位制是从中国习得后加以科学改良的文化。

现代围棋段位制的开创者是本因访四世道策，他是日本江户时期著名的围棋大师。段位制的确立初衷是区别棋手水平的高低，但现在的段位制不仅是区别技艺高低的标准，更是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后来，段位制渗透到武术领域，加深了武术文化的内涵，扩大了武术文化的外延。力求创新、推崇科学的日本围棋文化最终超越了其模仿的母本，确立的标准也逐渐被世人认可。川端康成在其小说《名人》中认为是日本光大了围棋文化。开拓这种智慧之奥秘的，正是日本。日本的精神，超过了模仿和引进［3］。

1.2 嘉纳治五郎引入武术领域

嘉纳治五郎是一位对日本武术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大师，在他的努力下日本武术实现了复兴，并逐渐成为世界武术文化的中心。他为武术制度的改革和精神文化的梳理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一方面他整合了日本柔术流派。体系繁杂的古柔术体系制约了日本武术的发展，嘉纳通过个人高超的技能水平和强大的人格魅力实现了对柔术的整合，并在此基础上创立了柔道。另外他还将武术从搏杀手段的角色转变为教化的工具。他通过对技术安全化、标准化的整理实现了对柔道的教化功能的提升，并将其在教育体系中加以推广。此外他通过努力成功让柔道跻身于奥运会项目，打破了西方体育一统天下的局面。最后他在武术服饰和段位制改革领域做出了卓越贡献，开创性地把围棋的段位制度引入到武术体系中，将武术习练者的水平用一定的标准加以区分，对武术的伦理进一步规范。嘉纳用和服宽腰带(OBI)设计出不同颜色腰带，并在1880 年首次以黑带作为奖励授予段位［4］。他还设计了富有民族特色兼具实用性的道服，这更进一步充实了柔道文化。道服成为日本武术文化精神层面的重要寄托及承载介质，在提供技术保障的同时还起到了对精神文化的阐释作用。

精神层面是武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西方文化的人物分离二元哲学所主导的实用主义带动了科技的进步和工业的发展，但同时也造成了人文精神的缺失。西方武术界已经越来越关注东方文化，以期从中寻求精神文化的慰藉。文化的多元化发展范式已经取代了单极模式，而日本武术的改革正好顺应了这一时代潮流。武术在技术、体能领域陷入发展瓶颈后，文化精神层面的比拼就显得尤为重要。但是推崇武术精神文化不是凭空捏造和随意附加就可以行得通，在这过程中需要做到与物质载体的高度契合，而服饰是充当武术文化承载作用的物质载体。武者通过服饰可以体会传统文化的气息:道服、腰带的各种颜色都包含着深刻的寓意;左襟压右襟的造型更是对传统服饰的追忆。而我国武术革新在这一领域还存在较大问题:在大肆谈论发展武术文化的同时却忽略了如何利用物质去承载精神文化;套路服饰花哨杂乱，散打服饰彻底西化，无法和谐传递中国武术的内在精神;甚至没有标识段位等级。标准化、迎合技术需求、彰显民族特色、符合武术发展潮流等层面的研究是中国武术改革的当下之急。

1.3 引发武术界的文化模仿

段位制由围棋界过渡到武术领域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柔道开创先河。1880 年柔道创始人嘉纳治五郎将段位系统引入到武术中［5］。此前日本不同流派武术发展是孤立化的，各流派自成一家，而嘉纳治五郎的这一贡献引领了武术发展的潮流，短短数十年间，不同武术流派开始了对柔道段位制的模仿。第二阶段，空手道开始对柔道段位制实施模仿。船越义珍在整合规范现代空手道时沿用了嘉纳治五郎的理念，在1924 年首次授出空手道黑带［6］，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段位制并未得到所有空手道流派的认同。20 世纪40 年代末，空手道界包括船越义珍在内的大师们结成同盟，成立了全日本空手道联盟(AJKF)。他们尝试制定统一的空手道段级系统标准，使现代日本空手道级别系统常规化。日本武术段位文化研究专家Richard Kim 认为，1964 年全日本空手道联盟(FAJKO)的成立是空手道段位制度普及的标志性事件，1971 年所有的空手道流派在这一组织下开始使用同一套等级标准。第三阶段，不同武道在段位标准方面达成了共识。1952 年由几位著名武术家发起成立的日本国家健康协会(NJHA)在保存和推广武道的多样性的同时还形成了一致的级别系统。至此，在日本，段位制逐渐成为主要武术流派的等级评价模式，并开始在不同流派之间被传播和认可。第四阶段，武术文化的传播促进段位制在世界范围内普及。模仿空手道的跆拳道采用了与其相同的段位制，结合民族特色确立了与之相应的道服样式;巴西柔术则照搬了母体柔道的段位制度和道服样式;中国的武术也积极探寻，研究制定了段位制度。这也证明了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得以升华的武术段位制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文化。

人类本就是善于模仿的，这是学习他人文化的最快捷的方式。依托现代通讯和交通技术，文化的交流越来越频繁，不同文化在碰撞中相互融合，激起新的涟漪。强势文化将占据文化的最高阵地，而弱势文化只好被遗弃在无人问津的角落。武术段位制代表了东方武术文化发展的方向，符合武术发展的客观规律。世界上诸多武术文化积极转向并着手模仿日本武术的段位制度是上述观点的最有力证据。

2 武术段位制的文化根源分析

2.1 日本民族“各得其所”的文化

日本社会中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度，时至今日依旧如此。Ruth Benedict 在《菊与刀》中详尽论述了这一典型的日本文化，她认为“各得其所”是日本社会最重要的伦理思想，在此背景下每个人都会处于一个安全的社会位置，这样的社会才会稳定。人类学家认为日本社会等级关系的塑成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是太平洋岛国特有的社会等级文化影响。在《萨摩亚的成年礼》、《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都有对原始社会部落等级制度的描述。长老、酋长的地位最高，他们是掌握核心技术的男性，地位最低的是女孩子。他们社会地位的不同也导致承担的义务和获得的社会资源不同。日本社会文化也具备了这样的特质。另一方面是儒家文化的影响。日本早在汉唐时期就开始接触到儒家文化，“三纲五常”、“长幼尊卑”等伦理思想深刻影响了日本社会。

西方的人性解放运动提出了民主文明自由平等的理念，这些理念影响着体育文化。顾拜旦就曾说过:奥林匹克理想在我们的心目中是一种强烈的体育文化概念，它一部分建筑在骑士精神上，即你们称之为Fair play(费厄泼赖— —公平竞争的意思);另一部分建立于优美和文雅的美学概念［7］。因此体育赛场被认为是最公平的平台，运动员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社会地位、技术水平、体能、年龄方面的差距不会影响他们公平竞争的关系。社会甚至褒扬对强者的挑战，击败强者被视为是正能量的彰显。而东方的武术文化却与之不同，严格的等级制度在武术领域内反而要过之于日常生活。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已经深入人心，民主、自由、平等逐渐成为世界的“普世价值”。即使传统等级观念深厚的中国、日本、印度等国家也逐渐接受了这样的观念。但日本却借助民族传统体育保留了传统的等级文化:武术馆中教练的地位至高无上;学员之间按照段位级别划分等级;低段位者要尊重高段位。Ruth Benedict 指出:“他们对秩序、等级制的信赖，与我们对自由与平等的信仰有如南北两极”［8-40］。可以说日本武术伦理是与平等的社会价值观背道而驰的，但反叛且固守传统的日本人还是将武术变成追忆本源文化的平台，将传统文化体现得淋漓尽致。

2.2 西方体育“弱肉强食”的竞争理念

当代体育文化价值是以西方体育的竞争对抗为主流的，强调人性的发展，推崇征服与竞争。文艺复兴运动后人文思潮的推动实现了现代西方体育文化的盛行。竞技体育阐释的是“强者生存”思想，个体通过自身的努力以击败对手从而实现自己的价值。自然资源的匮乏使得人类的竞争意识和征服精神应运而生，在这一点上日本与欧洲是类似的。欧洲的文化是绅士文化与狼性文化的结合体——骑士制度;日本则产生了更为极端的推崇礼仪却异常凶残的模式——武士道文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日本文化和欧洲文化是存在共性的。

近代西方的大航海时代开启了对落后文化的征服历史，日本同样没能幸免。美国人佩里率领海军在横须贺港口的登录标志着日本国门正式向西方敞开。日本并没有激烈反抗，而是怀着对强者的敬畏之心顺从于西方，并期翼通过这一途径实现民族的复兴。西方文化和技术在这一阶段大量输入日本，西方体育同样也开始在这片陌生的东方土地上流行开来。日本本国传统体育与西方体育在价值观上有相通之处，二者同样尊崇强者，同样提倡竞争精神。日本武术通过竞技对抗来区分强与弱，并通过外在的文化符号标识出来，这实质是一种典型的强者文化，习武者在不断的挑战中来实现自身的价值。正是由于二者的相通性，西方体育东进所带来的竞争精神逐渐催生了武术段位制，后者的创立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西方体育思想的影响。嘉纳治五郎在进行柔道改革时就借鉴了大量西方竞技体育理念，正如他1898 年所说:“为了将我学习掌握的各种观点集中起来并加入我的创新理念中，我设计出一套集身体文化、道德教育和竞赛为一体的崭新系统。”

3 武术段位制蕴含的伦理学思想

3.1 段位制是界定个体技能和修为的工具

东方武术是一种特殊的体育文化形式，武术突破了健身、娱乐、竞技的范畴，进化成为一种人生教化的工具。柔道、跆拳道、空手道、剑道等武术都以“道”命名，由“术”至“道”的修炼过程对练习者来说是贯穿人生的。习练武术的目的也涵盖了技术、体能、精神、道德等领域，其目标的外延与侧重点是有别于西方竞技体育的。段位制很好地将武术每个阶段需要学习的内容用标准的范式加以区分，让练习者依据制度逐级地锻炼，同时也将个体的技术体能状况和精神修为直观地展示出来。

顾拜旦先生认为西方竞技体育是一种“筋肉文化”，其等级的划分是以单纯的技术和体能为标准的一元评价模式，个体的练习也主要是以体能和技术为主。比赛是实现等级评定的重要方式，现在的运动员等级制度是建立在比赛基础上的。相比之下，东方武术项目的等级评定模式就要丰富得多。对个体级别的评价模式是技术、体能体系加精神修为体系的二元模式。不仅仅重视练习者技术与体能领域的考核，更重视对其个人修养的评价。柔道运动练习时，秩序与礼节的品格培养，都必须蕴含于精神层次中的训练［9］。这样的二元评价模式较之西方体育的一元模式更有延续性和生命力。而东方武术的修炼却是贯穿人生的可持续性评价体系，技术体能的下降并不妨碍精神修为的评价。以柔道为例，柔道的终极要义是作为一种自我完善，献身社会的手段［10］。一个体能技术下降、年龄大的武者仍旧可以凭借其对武道的感悟和人格修养获得较高的段位。现代竞技运动的等级排名与之完全不同。而西方竞技体育等级排名是:有上有下，曾经是，不永远是［11］。

武术段位制还是练习者持之以恒地追求武术的助推器，段位级别的设置是教育心理学中“最近发展区”理论的生动阐释，段位的晋升被看作是个体综合素质的提升。高段位的师范在武术中又扮演了偶像的角色，激励练习者不断努力实现习武的梦想。个人在武术发展中的作用甚至大于官方，东方武术项目大多是通过个人努力而推广开的。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武术的创立者如同宗教领袖般吸引习练者的敬仰和膜拜。柔道、空手道、跆拳道等武术段位制都是那些德艺双馨的大师建立的，因为他们在这个领域内有着深厚的资历及师承。由这些元老级的师范签署的证书才会被同行认可与接纳，考取的段位才会被承认。反观我国的武术段位证书却是由国家体育行政部门考评和颁发，这样的模式更接近于西方竞技体育文化。

3.2 段位制是识别个体身份与等级的标识

伦理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划分。西方体育伦理是建立在人人平等的公平竞赛原则上的，运动员的地位和身份是平等的。在体育文化中尤其重视平等观念，球场上身价上亿和数万年薪的运动员并肩合作，甚至可以互相抱怨、互喷垃圾话;冠军和普通爱好者可以自如地切磋交流。平等观念和公平竞赛思想让练习者突破了身份等级的伦理关系。而运动员水平的高低也无需直观地标识出来，偶像一般的膜拜让其体验到自我价值实现的愉悦。

源于日本等级文化的段位制将东方独特的等级制度完整迁移到武术领域内，等级思想在日本武术文化中无处不在:从馆长师范到初学者都被划分为不同的级别;腰带颜色和色条数量揭示了练习者的技能水平和修为程度。各式物质标识直观地将练习者的水平进行了界定，并结合一系列繁杂的规章制度将每个主体置于合理的位置，不论是高段位者还是初学者都被要求谦逊地接受自己的等级。高段位者需要严格要求自身言行做到为人师表;低级别者要认识自己的不足，对高段位者的教诲言听计从。段位制所带来了权利与义务的差异有悖于人人平等的思想，而用明显的符号将弱者和强者区分开来更是对弱者“蔑视”。西方体育重视的是个人的公平竞争，弱者在西方体育文化中同样被尊重。个体通过努力实现从弱到强的励志过程一直是电影、文学钟爱的题材。而在日本武术段位制度下，遵守繁琐的伦理规范才能保证秩序的井然。

3.3 段位制是规范主体义务与权利的章程

武术段位是技能与修为的标志，不同级别的练习者也被赋予了不同的义务和权利。在传统日本文化中不同阶层的人承担不同的义务，享有不同的权利。家庭成员之间的等级是森严的，男性要比女性在吃饭顺序等方面享有优先的权利;晚辈必须学会向长辈行礼，母亲背着婴儿时就应当用手按下婴儿的头，教婴儿懂得礼节［8-44］。幕府时期，德川家康颁布的法令中甚至规定:“对武士无礼，对上级不逊的庶民，可立刻斩杀”。因此在日本，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公共场所亦或家庭生活，人们必须恪守自身所属阶层相应的规范。

源于日本的武术段位制度在遵循严格的等级制度基础上，还要求练习者熟知各个级别的权利与义务，安于所处的位置。一方面，不同段位者承担不同的义务。高段位者意味着更多的荣誉和谦卑之心，要起到模范作用。而作为低段位者则需要时刻保持谦卑与尊敬的心态，认真倾听高段位者的教诲。空手道的段位制度也是如此，当有最高段的师范在场时，永远都是以他的领导为准。学习柔道的人应确实遵守礼节之规范，其中涉及到等级伦理的內容有:要尊敬师长，年资浅的要尊敬年资深的前辈，段级低的要尊敬段级高的;另一方面，前辈要爱护后辈，高段者要指导照顾低段者。与比自己段级高者练习时应让段级高者站在上位行礼后始可行动［12］。进入道场也有具体的相关礼节，与比自己段级高者练习时，应让段级高者站在上位行礼后始可练习。练习结束时，则应先向师长敬礼告別后，再向上位敬礼，始可离开道场［13］。另一方面，段位制延展了个体的追求领域。不同于西方体育的等级评价模式，东方武术的段位制是纵贯习武者一生的评价体系。初级阶段主要以技术和体能作为评价标准，而随着段位级别的提升，精神修为占据更大的比重，高段位者所需承担的教化义务更加重要。东方武术段位体系中规定了不同等级的主体享有不同的权利，承担不同的义务，这与儒家文化影响不无关系。

4 结论

武术段位制是东方武术文化中最具特色的构成部分，传统的等级伦理思想在其中得到了生动的展示和完美的传承。武术段位制是由围棋界延伸到武术领域，又结合了日本“各得其所”的等级文化。但是究其根源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超越，围棋的等级制度模仿自中国古代围棋的“品级”制度，而日本社会的等级文化又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嘉纳治五郎对武术段位制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不仅完善了段位制度还有机地将传统文化融入其间。富含生命力的武术段位制逐渐突破柔道领域获得了日本武术界的认可，并逐渐随着日本武术的世界化发展成为多种武术流派的等级考评模式。中国武术在改革过程中也在引入和推广段位制，但是还存在许多问题。对武术段位制历史和文化研究的缺失导致我国武术段位制在推广中很难厘清与西方竞技体育等级考评制度的关系。过度宏观的段位体系如何自然融入到各个不同武术流派也是武术段位制改革的难题。定性与定量评价的合理搭配，物质载体与精神文化的有机结合更是严重制约着武术段位制的发展。武术段位制的研究对中国武术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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