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亚 刘 苏

(中国药科大学 体育部，南京 211198)

竞技体育以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和创造运动成绩为主要目的［1］，通过创造优异的运动成绩来追求社会效益，具有“公共性”特点。职业体育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主要目的，是一种高度专业化、商业化的高水平竞技体育，具有“私有性”特点［2］，即职业体育是竞技体育的一部分，是一种阶段式层进的关系［3］。竞技体育的突出特点是“获胜”，而职业体育是“获利”。竞技体育与职业体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随着中国竞技体育的快速发展，其发展路径也不断强化，这条极度强化了的路径是否适合职业体育的发展是存疑的。在中国竞技体育职业化发展20年来，发展低于预期，因此，研究竞技体育的路径依赖与职业体育的路径重建就越发显得必要了。

1 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理论概述

路径依赖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范畴，它是指一个具有正反馈机制的体系，一旦在外部性偶然事件的影响下被系统所采纳，便会沿着一定路径发展演进，而很难为其他潜在的甚至更优的体系所取代。诺斯指出，一旦一条发展路线沿着一条具体进程前进时，系统的外部性、组织的学习过程以及历史上关于这些问题所派生的主观主义模型就会增强这一进程。

路径依赖运行机理可以概括为给定条件、启动机制、形成状态、退出闭锁4 个过程。给定初始条件为系统以后的发展设定了路径依赖槽。启动机制指系统中的正反馈机制随给定条件的成立而启动。形成状态指正反馈机制的运行使系统出现某种状态或结果，通常出现的结果是:多重均衡、闭锁、可能非高效率和路径依赖(即系统演进的路径敏感地决定于系统的初始状态，系统一旦采纳某方案，该系统的演进路径便会呈现前后连贯、相互依赖的特点)。退出闭锁是指通过政府干预和一致行动，实现路径替代［4］。

一旦某种制度被选择后，制度本身将会产生一种自我捍卫和强化机制，使得扭转和退出这种制度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来越困难［5］。如果“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形成后，制度变迁就可能变成‘修修补补’的游戏，因此新旧体制转轨的国家要不断解决“路径依赖”的问题”［6］。

路径依赖的结果既可能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积极的路径依赖是指系统选择一条高效率的发展路径，然后通过学习效应和网络效应产生收益递增机制，再经过市场选择一条效率更高的发展路径代替前一发展路径，保证系统一直能够在绩优的路径上前进，推动经济的发展。而消极的路径依赖则是指系统由于偶然的历史事件而选择了一条低效率甚至无效率的发展路径，同样由于学习效应和网络效应而形成了收益递减机制，系统就被锁定在这样一条低效率甚至无效率的发展路径上，进而阻碍社会经济进步［7］。

2 中国竞技体育发展的路径选择

2.1 计划与垄断路径

建国后，中国全面模仿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其特点是用行政命令来配置资源。在这一初始条件下就形成了中国体育发展的路径依赖槽，沿着这条发展路径政府垄断体育的所有资源和体育管理权力，体育成为纯公益事业，从此中国体育逐步走上了计划与垄断的道路。竞技体育在这条道路上不断得到强化。

2.2 竞技体育优先发展路径

竞技体育优先的实质是成绩优先。上世纪80年代国家体委先后下发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通知＞的意见》、《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两个文件，确立了以社会化为突破口的体育发展方向。旨在“发动全社会办体育”的指导思想，力图将体育的“普及”工作交给“各行业各部门”去办，以使体委全力去抓“提高”。这些改革理论上理顺了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由谁去抓的问题，明确体委的主要任务和目标就是集中人力、财力和物力去搞竞技体育，通俗的讲就是在国际大赛上拿牌为国争光，确立了竞技体育优先发展的路径。1979 年中国恢复奥委会的合法席位，这一特殊事件可以认为是竞技体育优先路径的启动。加入奥运大家庭大大刺激了国人敏感的神经，为国争光成为那个时代的体育精神诉求，奥运会金牌成为体育发展的第一需要。竞技体育的成绩优先使得计划与垄断路径被进一步强化。

2.3 违背比较优势发展路径

如果把比较优势作为一个标准，那么这一时期的体育发展道路典型的违背了我国体育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这条道路的核心是在强大外部补贴的基础上获得发展，目标是获得以奥运会为代表的竞技体育成绩，从而实现提高国家形象，提升民族凝聚力的政治目的。确定这条路径的主要原因是当时国家经费投入不足，群众对重大国际赛事的热情都很高，政府也需要体育作为增强国家凝聚力的载体。集中力量快速取得突破是违背型路径的优点，其缺点是自生能力的普遍缺乏和持续性发展乏力，但在当时，这条路是实现所预设目标最低成本的路径。

3 中国职业体育的路径选择

3.1 职业体育的本质是市场化

如果把职业体育仅仅理解为把体育作为职业，就有失偏颇。职业体育的本质是市场化，从市场中获得利润而生存。竞技体育的资金来源可以是市场也可以是财政，而职业体育的资金必须来源于市场，否则就不是真正的职业体育。市场化需要市场成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条件，而不再是计划与垄断。

市场与计划、竞争与垄断是经济发展的不同方式，各有优势和边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反复证明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优势，竞争也被认为比垄断更有效率。职业体育的核心是职业体育赛事的运作和管理［8］，其需要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下作为一种产业而存在，这有别于竞技体育可以作为社会福利而存在。

3.2 职业体育需要不断提高其自生能力，而不是持续性加大补贴

“自生能力”是主体不用政府或者其它外力的扶持或保护就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西方世界把任何经济体的自生能力视为理所应当，但我国职业体育是内生于以“为国争光”为战略目标的传统体育管理体制，存在大量没有自生能力的项目。职业体育的核心资源是优秀竞技人才，核心产品是高水平竞技表演，是资本密集型项目，典型的高投入高风险高产出。这与我国的经济要素禀赋结构不相符。但是，体育行政部门强力推行竞技体育职业化、市场化，为了让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去，只能采取一系列的外部性补贴，这些补贴政策又必然导致其自生能力的进一步下降。在市场培育期适当补贴是完全有必要的，但当补贴超出一定限度时的退出机制也是必要的。

3.3 职业化需要由比较优势违背型向比较优势遵循型转变

职业体育的市场化和产业化基础决定了我们不能再走仅仅依靠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道路了。原因有三:一，不恰当的财政资源在体育上的分配比例会降低整个经济的发展，同时财政投入的效率往往又是低下的。二，大量补贴的结果是体育缺乏自生能力的培养，虽然在短期内能够达到一定效果，但是长期增长乏力。三，体育的政治性功能也要求不能再继续大范围的违背比较优势道路了，因为体育资源投入在急剧上升，而其政治功能的收益却在递减。

4 竞技体育与职业体育的路径冲突

职业体育是竞技体育的一部分，是竞技体育市场化的高级阶段。竞技体育要求“获胜”而职业体育要求在竞技体育“获胜”的基础上还得“获利”。“获胜”与“获利”的不同目标决定了不同路径的冲突。竞技体育的投资主要是国家财政，职业体育的投资主要来自于市场。不同的投资方都希望自己利益最大化，竞技体育和职业体育一般情况下是相互促进的，但是并非互为因果。

4.1 资源配置方式的冲突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从最初讳言“市场”，到十二大提出以“市场调节为辅”，到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实现从“辅助性”到“基础性”再到“决定性”的转变。这一改变用了20 余年，这正是中国经济腾飞的阶段，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不断得到验证。十八大所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个论断不局限于经济改革领域也同样适用于体育改革领域。与经济改革中对市场的尊重相比，体育改革领域市场的力量相较于政府还很薄弱，政府依然是实质上垄断了大部分的体育资源。

4.2 竞技体育和职业体育不同的定位与需求冲突

竞技体育要求“获胜”而职业体育要求在竞技体育“获胜”的基础上还得“获利”。竞技体育需要国家的认可，职业体育需要市场的认可。“获胜”与“获利”不同的定位和不同的需求产生冲突。我国竞技体育的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财政，这就决定了其首先要获得国家的认可，也就必然要求其首先服务于国家政治需要，而这种建立在“国家逻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主观”体育，忽视了竞技体育发展的社会基础和商品属性。在形式上一味追求“金牌效应”，并以整个国家的荣誉作为惟一的价值选择形式，已成为使体育的功能过度异化的因素，并使得中国竞技体育职业化发展的“市场基础”异常脆弱。可以说目前我国竞技体育所谓“职业化”，其实是一种畸形的职业化，而非体育职业化的常态发展［9］。

4.3 竞技体育与职业体育的价值取向冲突

2002 年7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充分认识体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体育工作要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文化需求为出发点，把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作为根本目标。这其实就是对中国体育的存在价值的论述，是对以往金牌至上价值取向的回归。尽管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是十年时间过去了，客观的说，体育工作却与这个目标背道而驰。这十年恰恰是竞技体育飞速发展而职业体育发展缓慢的十年。以足球为代表的中国职业体育经历了“人人唾弃的中超五年”，其后也不比前五年更好，中国职业体育举步维艰。

4.4 遵循还是违背比较优势冲突

遵循还是违背比较优势是中国职业体育发展的两条道路，违背型的特点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缺点是大量补贴引起整个经济体的资源配置比例不当，影响整个经济体的进一步发展。遵循型的特点是循序渐进拾级而上，缺点是进程比较缓慢。中国竞技体育在违背型的发展道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国职业体育需要改变中国竞技体育成功道路的违背型的路径依赖，不能再走违背型的道路或者说在这条道路上不能走太远。

5 职业体育改革的路径依赖与路径重建

路径依赖理论指出事物沿着一定路径发展演进，而很难为其他潜在的甚至更优的体系所取代，难以对路径做出改变是这一理论的核心。路径重建首先应明确路径改变不易，但非不能。其次路径重建的目标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优道路，而是结合自身的现实条件的务实、可行的道路方案。再次路径重建宜采用“小步快跑”的方式实现。

5.1 计划与垄断路径依赖与路径重建

在计划与垄断的路径依赖下，路径重建有两个条件:一是政府主导，二是民间的力量足以强大。现实是民间的力量在壮大，但还远没有抗衡政府的力量，两者需要共同努力。

有限并持续的降低计划与垄断的路径依赖为路径重建提供可能，路径依赖的原理决定了路径重建不能选择一蹴而就的方式，休克疗法在世界范围内的失败经验已经反复证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以强制性改革为主，需要在社会集结改革的氛围，依靠强制性展开。

5.2 竞技体育优先路径依赖与路径重建

竞技体育需要与群众体育协调发展，竞技体育的发展方式需要由“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竞技体育中比较有市场潜力的一部分发展成为职业体育，职业体育既满足群众的观赏需求又给竞技体育发展提供资金来源。在社会体育发展投资总量一致的情况下，竞技体育的“集约式”发展可以保证竞技体育成绩不会大幅下降，同时节省一部分资金，职业体育减少补贴并逐步在市场中获利又可节省一部分资金，那么群众体育的发展将获益，群众体育的发展也必将促使体育市场的壮大，进而也会有益于职业体育的发展，使体育发展的结构性问题得到缓解。如果职业体育能促进竞技体育的成绩稳定与提高，那么职业体育发展路径将得以强化，并最终可以重建。路径重建需重视如下几点:一、确立以人为本而不是以成绩为本的发展观。二、加快职业体育的发展步伐，并且要取得一定的竞技成绩，从而进行职业体育路径强化。三、转变政府职能，做好体制转变的引导和协调工作。

5.3 违背比较优势路径依赖与重建

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越来越难以为继，一方面是中国竞技体育的摊子越来越大，一方面是单个项目所要求的资本量越来越多，总需求增长量太大，同时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已经逐渐克服金牌情节，有了更高的价值要求。社会发展的目标越来越多元，这些发展目标都需要资金支持，竞技体育的投资与民生方面的投资比例不当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质疑。转变违背型的发展方式到遵循型通过市场解决投资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政府既不能如以前的大包大揽也不能把选择权都交给市场，在经济发展赶超型的国家，政府必须要做的更多，要做因势利导型的政府。政府的角色不是保姆而是助产士。

6 结论

计划与垄断、竞技优先和比较优势违背型的发展路径，为竞技体育发展，为促进交流和提升民族凝聚力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这样的发展路径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现在国家体育发展目标也已经发生重大转变，已经逐步超越以“奥运争光”为代表的竞技体育发展方向，取而代之的是满足人民的体育需求。人们的体育需求就是市场，高水平的竞赛表演业就是这个市场的核心，满足人们高水平体育竞技赛事的观赏需求就是职业体育的市场。当目标和条件都已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的时候，职业体育的发展路径必须改变，路径重建不可避免。

职业体育路径重建的过程中需要注意:一、必须尊重路径依赖的客观规律，路径重建的目标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优道路，而是结合自身的现实条件的务实、可行的道路方案。二、路径重建宜采用“小步快跑”和“一致性行动”两种方式合作实现。三、借鉴竞技体育发展遵循效用标准的实用主义的发展路径为职业体育服务。四、有限并持续的降低违背的层度，这个层度的底限是竞技体育成绩没有大的后退，在有限并持续的基础上通过职业化的效用固化遵循型的发展路径。

［1］田麦久.运动训练学［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0:5.

［2］杨铁黎.职业篮球市场论［M］.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3:68.

［3］顾跃.对竞技体育、职业体育、竞技体育职业化的再认识［J］.安徽体育科技，2013，34(3):4-6.

［4］张自如.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路径依赖与制度创新［J］.体育与科学，2008，29(1):29-32.

［5］段文斌.制度经济学—制度主义与经济分析［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348.

［6］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89.

［7］陈秀娟.我国体育制度改革路径依赖研究［J］.体育文化导刊.2008(12):6-8.

［8］胡利军，杨远波.中国职业体育发展研究［J］.体育科学，2010，29(2):28-40.

［9］顾跃.对竞技体育、职业体育、竞技体育职业化的再认识［J］.安徽体育科技.2013，34(3):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