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宇楠

摘要：回指是语言的一种普遍现象，任何语言都有自己的语言回指系统。回指研究是语言理解的重要课题，受到各类语言理论的热议。从认知视角出发，对中日回指理论研究加以概述及评论，考察中日回指研究的现状，以期为中日回指对比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关键词：回指;认知;可及性

中图分类号：H0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7836（2015）11013402

回指作为语言学热议的研究对象是因为它是存在于语篇中最为普遍的语言现象。近年来语言学家从语用学、句法学、语义学、功能语言学、言语心理学、认知语言学等多角度开展了对回指的研究，回指语的研究对象也涉及到指示词、人称代词、固有名词、名词短语等方面。由于回指理论起源于欧美，因此以英语为主的回指研究占多数。参照欧美回指理论的研究成果，中日语言学家也做了大规模的语言学研究，主要围绕着回指结构、回指的语篇功能、回指在交际中的读解认知过程、以及不同语言之间回指用法对比等。本文从认知语言学角度出发，考察中日回指研究的现状，以期对中日回指对比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一、回指定义及回指理论的认知研究

回指可以简单理解为重复，即前文中出现的人、物、时间、地点、事件在后续语句中通过替换、概括再次被重复提到的语言现象。先被提到的概念实体为先行词，用来重复提到先行概念实体的词或短语为回指语。这种重复在语篇中起到了连贯作用，而这种连贯的重复不需要完全重复先行词，可以通过替换、概括、省略的形式出现，因此回指语又体现出了语义的模糊性。Carter认为回指关系是指语篇中的两个语言项，一个语义含糊的语项，通过参照另一语项来被人们所认知理解，两者之间是同指关系。因此回指研究的意义也就在于通过认知的常识性和推理来探明语义模糊的回指语是怎样准确进行指称的。

用认知语言学方法对回指现象进行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Chafe（1976）研究了大脑对不同呼应词汇的反应差异，指出代词在大脑中处于活跃状态，重复代词次之，名词最不活跃。因此在导入新的名词词汇时，大脑处去不活跃状态，随着不断的词汇重复，认知状态也随之不断活跃，最终可以使用代词替换。Gundel（1993）排出了在大脑不同的认知状态下指示词的顺序，依次为焦点化的、活性化的、熟悉的、独特可识别的、指示的、类型可识别的，这种理论被命名为已知性等级。Ariel（1990）从相反的角度提出了目前研究回指最为认可的可及性理论，也就是通过研究不同的回指语在大脑中表现出的认知状态差异，来解释回指结构的差异性，这也能说明回指语与所指对象之间的心理空间距离的关系。可及性是指大脑对指称对象的认知状态差异，可以看作是大脑对先行概念提取的难易程度。可及性高被视为大脑的认知活跃度高、易于识别;可及性低则大脑的认知状态不活跃、难于识别，需要根据其他更多的信息量来判断。可以看出，指称对象的可及性和认知所付出的努力成反比。影响可及性高低的因素被分为四种：距离的远近、指称对象的数量、先行词的主题性、相同的心理及语篇框架。根据指称语的词性，将可及性从高到低排序，结果为代词和零形回指高于指示词，指示词高于专有名词和有定语描述语名词。Van Hoek（1997）提出了概念参照点理论，处理者要感知一个概念，要先感知概念结构中的一个实体，以此为领地进行参考，然后去感知其他实体。这一理论打破了传统的指称实体替代论，体现了人类认知和语言形式及语言运用的内在联系，为回指理论研究提供了新的认知研究方法。

二、汉语回指理论的认知研究

国内语言学家对回指理论的认知研究大部分是基于Ariel的可及性理论，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有陈平（1986）、徐赳赳（2003）、许余龙（2004）、高卫东（2009）。陈平最早对西方的话语分析方法进行研究，探讨了话语分析方法的起源、研究特点和主要研究的方向，其中提到话语分析的方法可以用来研究指代词语的用法，指出话语分析可以从语言的交际手段和话语者的认知特征来诠释语言特征的起因和相关制约要素。他还重点研究了联系性问题，提出了先行词的“启后性”和回指语的“承前性”概念[1]。徐赳赳（2003）以可及性理论为基础，针对零形代词和连续性做过系统的统计分析，同时还对汉语回指语的分布特点加以统计描述。徐赳赳（2005）提出联想回指概念和汉语名词回指的分析框架，探讨了上下义回指和关联回指在语篇中不同的推进方式，为汉语回指的认知研究提供重要的参考[2]。

许余龙（2002）介绍了语篇回指的认知语言学理论，提出了基于可及性和主题性的回指确认机制，认为可及性是回指语对指称对象的熟悉难易程度的信息，主题性则是先行语表达潜在显著特征的信息，这两个信息是回指确认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是语篇回指理解的关键[3]。在此基础上，许余龙（2012）以英汉对比研究为背景，从语言类型学为视点，研究英汉两种语言中的关系化问题是否符合名词短语可及性等级理论，研究结果证明汉语关系化在主语属格语与宾语属格语之间存在不对称现象，而英语不具有这种现象。许余龙（2013）又针对回指相关的基本概念进行了阐述，包括回指和语篇衔接、指称、同指、下指，指称义与含义之间的区别与联系，为回指研究提供了更深的理论参考。高卫东（2009）带着对可及性理论的质疑和对回指语意义的探索为目的，系统研究了语篇的回指现象，提出了例如“推理预期可及性”等新的范畴，对连续性概念进行了更为深入的研究，探索了造成回指语差异的深层认知和语用规律，更为详尽地探讨了回指语的非提取功能，提出了“参照点—域”的理论框架，对复杂的回指现象分析提供了更为合理的解释依据[4]。

除此之外，相关研究还有刘国辉（2005）认知推理在深层回指中的应用研究。陈香兰（2007）重新阐释了异形回指和联想回指理解的转喻动机，指出回指理解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语用推理。王德亮（2010）从认知图示理论对回指现象进行了分析，这种认知语言学理论的应用可以解释回指中的歧义问题。刘礼进（2011）运用关联理论和可及性理论，解读汉语会话中零回指现象。刘艳春（2014）从反讽效应来探讨除替代任务之外还具有其他功能的回指语的功能。

三、日语回指理论的认知研究

日语语篇中承担回指的主要表达形式为“それ”，指示词回指研究多集中在“こそあ”之间的区别（孙颖：2014）[5]。佐久间鼎（1951）最早开始“こそあど”的体系研究，并且把这一研究从绝对距离理论带到了心理研究领域。三上章（1955）提出了两种两项对立理论，即反对“こそあ”三者平面对立，而是“こあ”“そこ”两种两项对立，并指出和人称指代分不开的“そ”的间接回指用法。阪田雪子（1971）用距离理论来区分“こそあ”的使用问题。久野暲（1973）则提出了区别于现场指示的对立概念，并用知识共有理论来区分“こそあ”三者之间的差异。崛口和吉（1978）根据“こそあ”的用法，归纳出“现场指示”“知觉指示”“观念指示”“前后文指示”“绝对指示”5种用法，并且根据指称对象与自己的关系远近来更加立体地划分指示词的区别，使得其指示意义更加感性化[6]。正保勇（1981）在认知空间领域中，用不同的“そ”区分听话人和说话人指代的事物。神尾昭雄（1988）从认知空间角度区分听话人和说话人对“こそあ”三者不同的认知范围。金水敏（1992）则提出了说话人中心理论，以说话人的认知经验为中心区分“こそあ”三者的不同指代用法。刘骉（2012）指出，前后文指示词受到语篇类型的制约，这种制约是源于听话人和说话人所持有的信息量不同而产生的，因此指示词的选择和语篇构造有不可分的联系[7]。

四、讨论

通过归纳认知视角的中日回指理论，可以看出对回指现象的研究探讨已经成为中国和日本倍受广泛关注的研究课题。同时，中日的研究理论都是基于欧美语言学理论而发展起来的，由于回指语的形式不同，两国的回指研究又各具本国特色。整体而言，有关回指理论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在语用学、历史语言学、对比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基础之上，由于认知语言学是新兴学科，所以用认知语言学方法对回指理论展开的研究相对较少，主要都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兴起，这一点中日发展情况较为相似，可以看出回指研究作为语篇研究热点问题早已跨出文化、语言界限，成为全世界共同关注的课题，回指研究的认知理论也适用于不同语言的研究。因此，根据本国语言特点，从更深层次的认知、心理角度探讨回指问题及应用问题，将是现阶段值得深入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1]陈平.话语分析说略[J].语言教学与研究，1987，（3）.

[2]徐赳赳.现代汉语联想回指分析[J].中国语文，2005，（3）.

[3]许余龙.语篇回指的认知语言学探索[J].外国语，2002，（1）.

[4]高卫东.回指语的修辞性提取功能[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9，（9）.

[5]孙颖.回指语“それ”的语篇功能分析[J].外语学刊，2014，（4）.

[6]崛口和吉.指示詞コ·ソ·ア考[A].日本文学·日本語5[C].1978.

[7] 劉驫.日本語と中国語の文脈指示詞の対立型と融合型——談話モデルによる分析をもとに[J].人間·環境学，2012，（12）.

（责任编辑：刘东旭）2015年11月第34卷第11期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Journal of Heilongjiang College of EducationNov.2015Vol.34 No.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