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幸

【摘 要】 文章阐释了在西安事变中，代理行政院长的孔祥熙灵活运用政治、外交、情感、军事四方面的手段斡旋各方，收到了预期成效，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关键词】 西安事变；孔祥熙；智取；斡旋；成效

一、“领袖”被囚“孔院长”走马上任

1936年12月12日清晨5时30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等部扣留前往西安的蒋介石，企图通过兵谏“促其反省”，达到“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之目的。张、杨发出对外通电并提出八项主张，寻求“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愆尤”的渠道，并做好了“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的准备。通电电文十二日晨拟好，张学良征集19人联合签名后，①于当日上午发出，南京方面于晚间方收到电报。②

得此电，国民政府方面才确定兵变的真实性。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等各方紧急赶往南京，一场营救蒋介石，解决西安事变的工作就此展开。

由于事发突然，南京政府并无心理上的准备，就当时情况看，中枢内部针对西安事变有“严惩”与“协商”两种意见分歧，孔祥熙在《西安事变回忆录》里谈到“两说激辩甚久，卒从后说”。持两说者在12日晚11时半举行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上做出了行政院由副院长孔祥熙负责、增加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军政部长何应钦指挥调动军队等决议。孔便正式运筹全局，展开针对“西安事变”这一突发事件的斡旋。

二、“三角关系” “孔院长”两面应对

为何孔祥熙能担此大任？这与孔祥熙的特殊地位密切相关。

首先是孔祥熙与张学良的关系。孔与张学良有多年的友谊，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单独致电孔祥熙表示“暂请介公留住西安，促其反省，绝不妄加危害”，并称“我兄遇弟至厚，当能谅其无他，披沥奉闻，并乞明示”，以此期待孔祥熙对其行动的理解并指示解决办法。此时孔并未就任代理行政院长，张发此电显然是出于对孔的信任，这就为孔祥熙主持大局后在与西安方面的互动上发挥作用打下了良好的感情基础。孔于上海闻电后，当即以兄长的口气复电对张学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并对张之“爱国之切”、“不得已之苦衷”表示理解，但也从国家大局角度对张学良婉转批评，并表示愿意忠诚相助。孔、张之间率先建立起了必要的信任，其后，孔祥熙于13日再发电报，希望能建立无线电报联系渠道。16日《申报》上便刊载了南京政府的15日专电：“十五日起西安普通邮件已通”，[1]显然与孔祥熙之努力不无关系。

其次，是孔祥熙与蒋介石的连襟关系。张学良和蒋介石同为西安事变主角，和谈的最终妥协必须建立在二者之间，因此，争取蒋介石的配合也显得至关重要。孔作为代理行政院长，加之与蒋之间的裙带关系，其行事也更能得蒋信任。13日孔祥熙于南京发电张学良，在稳定张情绪的同时，也拍发了一份电报给蒋介石并托张转交。[2]笔者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发现，孔在13日共给张学良发出三份电报。一份是请求与张建立无线电联系的电报；一份是为消弭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引起不满情绪而安抚张的电报，并称“倘竟引起纠纷，国家前途必至不堪设想”。第三份便是这封通过张学良转交蒋介石的电报，后面两封电报原稿都通过端纳带往西安。其隐晦地劝说蒋介石暂作妥协，并表达了自己以和谈为主的方针。如“弟意任何主张，苟利国家，皆无不可从长计议”，显然这是话里有话，正如杨天石先生所评：“虽然与致张学良电词句相近，但由于是打给蒋介石的，因此，其意味也就不尽相同了”。[3]

为了让营救工作更富成效，南京方面一方面通过端纳带信，让蒋知晓南京方面的动向；另一方面，通过隐喻的言辞，让蒋介石知道南京方面采取的对策并希其配合。蒋在其回忆录《西安半月记》中见到端纳并听其“事变发生后中枢之决议及处置，对叛逆已决定讨伐云云”表示“余心滋慰”，[4]此时又有孔祥熙和宋美龄之手电，蒋才一改被捕之后的阴郁、抵抗情绪，开始积极配合南京政府方面的行动。

三、独运神思“孔院长”盱筹全局

有了以上两个前提，孔祥熙才放心地斡旋于各方，以至当夜“独运神思，盱筹全局”。思虑此事“既未能纯以力施，则必须出之以智取”，“而智取之法，至少有四方面必须兼筹并顾”，对于孔祥熙所采“智取之法”及其成效，笔者将根据孔祥熙的回忆录所述政治、外交、情感、军事四个方面举措分别予以解读。

其一、政治方面

按照孔祥熙的说法，“张杨所谓救国八项主张，既以通电出之，是必对于各省疆吏与民间团体之反应，或有预期。我方对策，即宜首对此点入手，将中央决策要旨，昭示全国，以孤张杨之势，是为政治方面。”为此，孔于13日（元日）之夕首先发表通电表示“愿与全国人民共勉，一切政务照常运行”。[5]这就给全国各界吃了一颗定心丸，一方面获得民众的同情与支持，达到孤立张杨的目的；另一方面也利于稳定政界，确保各地政府机构的照常运行。

同日，孔发表谈话表示：“蒋委员长安全无问题，希望各部政务照旧进行不致影响，深望国民力持镇静信任政府”，甚至对西安事变做出了乐观的预期，“对于陕变，深信最短期内，必获圆满之解决”。[6]

14日，孔氏在《申报》上再次发谈话，内容更为丰富，一方面表明中央政府极力关注西安事变并保证各部政务照常进行，另一方面借张学良的电报说明蒋介石目前处于安全状态，并表示了圆满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

就当时的情况看，西安事变可能会造成一定恐慌，但由于国民党政府机构已基本完善，且有党内有影响力的人物如孔祥熙、冯玉祥、何应钦等主持政局，基本上是可以稳定局面的。

12月18日，国民革命军空军在西安市区上空投放《大公报》数十万份，头版即是张学良最敬重的文人张季鸾撰写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劝告东北军将士迷途知返，勿误国误民，此文张学良至晚年尚能一字不差地背诵，足见其政治攻势影响之深，同时，胡适、朱自清、冯友兰、聞一多等知名人士纷纷撰文谴责张杨[7]，甚至张学良的东北同乡也三番五次发电集议[8]，让张倍感压力。这样，民众和社会团体“形成一种强大的和平力量”，诚如美国驻北平总领事F·P·洛克哈特先生所说：“当时人们所主要关心的问题，是使委员长获得完全的自由，使他重返南京”[9]。

虽然张、杨等对全国民众发电早有所预期，但当大部报纸都发出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呼声时，不能不让其感觉到压力，甚至孤独。这背后的推手虽不完全归于孔祥熙，但孔在其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其二、外交方面

在外交方面，孔认为张杨通电内容“皆已走入共产党之路线”，必须探究其与共产党及苏联关系，以及当时日本政府的反应，故其外交方面的对策是“宜向驻京各有关使节加以警告，并密电我驻外使馆向各该国政府探询趋向”。

西安事变发生后，13日国民党中央社电文便通知中外使领对张学良“褫夺其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 的处分。[10]其后，通過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判断，迅速锁定与西安事变关系重大的国家：苏联和日本，并尤以对二者之探询“为急要”。

对于苏联，孔后来回忆时分析，当时苏联虽不很支持蒋氏政权，但更担心其与日本联合抗苏，“故于熟权利害之下，认释蒋为有利”。就苏联当时面对的国际形势来看，1936年10月，德、意签订柏林协定，德意结盟，11月25日，德、日两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德日结盟。面对东西两面的敌意，西安事变的处理攸关甚大。孔祥熙正灵敏地看到了这点，其于13日下午特召苏联代办分析上述形势，并“促其速告苏联政府，并转知第三国际注意”，苏联对此甚为谨慎，我们可从驻莫斯科大使蒋廷黻的秘密报告中窥见端倪：

14日苏联《消息报》关于西安事变的社论指责张学良“虽假借反日口号，适以便利日本帝国主义”，明确这是日本“挑拨”阴谋，竭力表明与国民政府合作立场，并与西安事变撇清关系，同时，利用中国人民同日本之矛盾，希望“中国人民能洞烛日本帝国主义者之奸祕”。15日《真理报》说张学良是“反动派”，其所部叛变是阻遏南京政府方团结国内一切力量抗日，暗示张学良是受日本军人“教唆”，“反对南京政府，必要时且不惜假借反日口号”，并刻意澄清“张学良政府已与苏联缔结军事同盟”是“虚构杜撰之谣言”，并说这是“日本报纸意欲嫁祸于人，素习造谣挑拨”，严正表明“苏联严格不干涉他国内政”的立场。

13日孔特召苏联代办谈话，苏联方面14日便有反应，后蒋廷黻报告16、17两日同苏联大使的谈话，更是确定苏方对国民政府一方“极表同情”，孔更加确定“共党国际对于张杨无合作之可能”，这就在外交上打破了张杨“欲借延安代表以博取第三国际与苏联之支援”的幻想。

对于日本，孔祥熙在发送电报的同时，还派人接洽，并请告以日本政府约束在华浪人，不要在此时再酿是非，使抗日情势愈张，致启两国之兵戎。根据东京许世英大使五次电告，日本由“静观形势进展”发展到外、陆、海三省集会表示“对华经济机构，绝有积极援助合作之必要”；到广田首相23日在枢密院会议报告表示“倘国府与张学良以容共为妥协条件，日本则断然抨击”；再到日本各重要方面“确有觉悟”，认为应即“改变基本政策”。由此历见，日本方面的反应基本达到了孔祥熙的外交期望，使其不至“乘我领袖蒙难之机，加紧扰乱，或酿造其他事变”。这一方面解决了其外交困扰，另一方面也打消了他关于日本趁机扰乱金融，“促成物价波动，使我政府应付全局，更臻困难”的顾虑，使其专注于国内各方的斡旋。

至于其它，当时外媒舆论总体上也是倾向于拥护南京政府而贬斥张、杨的，这自然跟孔祥熙所领导下的南京政府控制舆论导向，积极展开外交斡旋努力是分不开的。国际媒体的反应及舆论导向，无疑也会给张、杨带来巨大的政治压力。

可以看出，孔祥熙作为行政院长，在外交方面，他不仅迅速从复杂的国际形势中确定了重点斡旋对象，并且有效利用了日苏之间的矛盾达到了使其互相牵制以利我方的目的。从整个历史进程来看，一方面当时苏联的态度影响到了西安事变的隐形主角——中国共产党，继而影响到张学良；另一方面，苏联的通电明确表示拥护南京政府，并对张学良进行贬斥，甚至诬其为“暴动”，更让张在恼怒之余也倍感压力；至于日本，其虽不曾改变其侵华野心，但因惧于国民政府“容共备战”[11]而不得不暂时调整计划，甚至愿意“中止绥边战事”， 且其“军政有力首脑既尚有不为己甚之表示与其行动，对外可减少一层顾虑”，无论其本质意图如何，其言行为当时国民政府专心解决西安事变消除了后顾之忧。

其三、情感方面

自清末以来，地方实力派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便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西安事变发生之时，晋、川、桂、冀、鲁等省仍握有重兵，在国家政府危机之时，其转向便显得尤为重要。孔正是看到了这点，所以打出“情感牌”，希望能“先占一着，争取协助”。其时，孔已敏锐地观察到，因“蒋公情况不明，各疆吏多感徬徨，尤以鲁、冀、桂三省态度，更可注意”。③下面从主要各疆吏的反应来分析孔祥熙“情感牌”的收账。

首先是对冀、察、平、津、鲁等省市。时宋哲元控制冀、察、平、津等省，④韩复榘（时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三路军总指挥）控制鲁省，二人各拥重兵，屏障华北，他们当时的处境及动态，均关重要。而宋哲元素与张学良亲厚，⑤宋、韩之间又联系紧密，争取二人的支持极为重要。

孔于13日先后致宋、韩，希其二人：“劝张为宗”。并选派与二人有旧交的戈定远、李世军、李毓万等，前往北平、济南，以“坚其意志”。宋、韩二人亦很快于14日复电，宋表示“谨率所属，待命边疆，苟利国家，义无反顾”；韩复榘也发电表示：“惟盼钧座与中央诸公，从速运筹决策”，此二人均以最快的方式表明了拥护中央政府的决心。⑥

其次，是坐镇山西的阎锡山。孔祥熙认为其“与张为世交，张亟望其助力，故以调处之任托之”。在事变前，阎、张曾多次互访协商，并在“联共抗日”问题上达成一致，甚至在蒋介石50岁寿诞午宴后联袂谏蒋抗日，虽被蒋介石训斥，但阎锡山曾表示“以后看机会慢慢地做”[12]。因此，在西安事变之时张学良曾对阎寄予厚望，认为“若对南京中央采取非常措施，自成西北抗战局面，阎锡山及某些地方实力派都将起而响应”[13]。但是，张学良却万万没想到，事变后阎锡山在14日回复的电文中却是连连质问，⑦甚至通过其驻南京代表将复张电文出示孔祥熙，并于同日与李宗仁、白崇禧、刘湘、龙云等联名通电全国，表示拥护南京中央决策[14]。

事实上，在事变发生后的次日，孔祥熙等便考虑到阎锡山的特殊地位致电阎，希望他能“责以大义，动以私情，挽已倒之狂澜，拯国家于万劫”，阎于同日便迅速反应并致电南京中央当局，表示“我辈自当协力共维大局”。可见，阎14日迟迟对张发出的电报是立场鲜明的，这封电报无疑对西安阵营是个极大的打击，也一定程度上“对张学良的态度之转变及西安事变的发展进程投下了变数[15]。

张学良接到阎锡山14日电后，迅速回电并作出解释，表示“良等激于爱国热忱，行动或涉卤莽，然此心无他，可质天日，还恳赐以更进一步之指教”，委屈之情，溢于言辞。同时，张又派李金洲到山西当面交涉，但使者回來所报迅速破灭了张学良对阎锡山所抱的幻想，并发誓“决不让老阎作这一票买卖”。不让阎锡山做，便只能自己硬着头皮做了，此时，各方实力派也已基本表明拥护中央政府的立场，就整个态势来说，张的失败命运已成定局。

再次是东北旧人。孔祥熙认为，沈鸿烈、于学忠皆东北旧人，与张有旧谊，冯钦哉为杨部主力，驻守同州，与国民党方面华阴附近驻军樊崧甫军长时有接触，皆可用恩威并济之方使他们内附。沈鸿烈时任青岛市长，因其与张学良多年共事，“九·一八事变”后受蒋介石重用，孔考虑其特殊地位，于13日致电沈：“希力持镇静，严密防范，以支危局”，沈在此两难中采取了两面手法：一面致电何应钦、孔祥熙，表示敦促张学良妥善处理事变，积极营救蒋介石；一面致电张学良告其必须保证蒋之安全。[16]西安事变后的1937年初，蒋介石带张学良回溪口老家过春节休养，蒋曾电请沈到溪口劝慰张学良，当沈、张相会，张关上门，抱着沈“痛哭了一个多钟头”[17]，这是后话了，当时的张学良又是一种怎样的心情呢？恐怕沈也是能体会到的。

再说于学忠，此人虽接孔祥熙电报，但西安事变结束前并未见有回音。于虽与张学良亲厚，但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之想法并不知情。事件发生后，其立刻打电报指示周从政（时任兰州甘肃省政府秘书长）、牟中珩（时任第五十一军副军长）派队伍把中央派驻兰州的甘肃绥靖公署的武装收缴下来，与西安采取一致行动”[18]，于更是强烈反对放蒋及张学良亲送蒋归，后来张被捕后，其财物长期在于学忠处保管，其耿耿忠心可见一斑。

至于冯钦哉，则在军事上影响较大，将在下文详细介绍。

除了以上这些要员，孔祥熙还曾致电杨虎城、邵力子（时任陕西省主席）、刘峙（时任开封行营主任）、万福麟（奉系旧人，时任第53军军长，驻防保定）、蒋作宾（蒋介石随从人员，同被扣）、张伯苓（时任南渝中学校长，与张学良关系要好）、刘湘、李宗仁、白崇禧等，尤其是后三位，作为川桂的地方实力派，其作用也不容忽视，但由于事件的突发性及通讯联系的制约，他们与张学良之间并未能很好地策应，加之孔对他们的积极争取，所以他们反应虽非特别坚决，但至少表面服从中央，并没有影响整个局势的发展，对此，学界已有相关的论述，此不再赘述。

就当时国内外形势来看，，蒋介石身系国家安危，其地位至关重要，孔祥熙在各方周旋也正是渲染和利用了这一心理，加之措施恰当、及时并且考虑周全，其在情感方面的斡旋成就是极为显著的。正如王禹廷评述：“孔氏派遣专使，拍发文电，对于全国各方的实力人物，疏解抚辑，更收佳效”。[19]

其四、军事方面

以往论者，普遍认为孔祥熙是主和派代表，反对以军事行动解决西安事变，事实上，绝不应这么简单地来做结论，其在政治、外交、情感方面的努力同军事努力是相辅相成的。

从实际情况看，孔祥熙的军事策略在整个西安事变处置中可以16日为界分两个时期。16日之前，孔与中枢集议达成一致意见，即“先探蒋公之虚实，再定万全之决策”。当时中央军队有着极大的军力优势，且有“空军侦察轰炸机亦不下数百架”，有此军力包围，张杨自也不敢轻举妄动。孔便也正好利用此时机，一方面稳住张学良，争取杨虎城；另一方面，多方打探西安境内虚实，并进行多方斡旋寻求最大限度的舆论支持，以达“孤张杨之势”之目的。16日之后，孔祥熙的政治、外交、情感方面的努力已初见成效，这为他军事方面的努力提供了很好的舆论基础。其所采取的军事行动目标及成就主要在16日之前对冯钦哉的策反上，⑧而这种策反也一定程度上离间了东北军和西北军。

冯钦哉系杨虎城属下大将，统率杨部主力，时任第七军军长兼第四十二师师长。西安事变发生前，冯钦哉及其所部，驻防于西安以东渭河以北的大荔（同州）一带，与驻守洛阳的中央军樊嵩甫部“犬牙交错”，军事地位极其重要。事变发生后，杨虎城曾急电冯钦哉，派队进占潼关，阻塞中央军西进通道。冯钦哉接电后，行动迟滞，被中央军樊崧甫部抢了先机，⑨樊迅速进占潼关打开西进用兵的门户。

樊崧甫是孔祥熙的及门弟子，冯为晋人，与孔有桑梓之谊，且有雅故，孔就利用这一渊源，于13、14两日经由洛阳樊崧甫，连续转电冯钦哉，予以招抚，同时派张天枢为代表前往大荔（同州），对冯策反。

樊嵩甫于14日回电报告有“与冯军长（冯钦哉）商洽后，即与职共同通电，拥护中央”之语。通过樊嵩甫和张天枢二人与冯钦哉建立稳定联系之后，孔再电冯钦哉：“嘉其拒受乱命，勉以大义”，并委以重任，希望冯钦哉能够“迅即设法疏解，俾事变早日弭消，国家民族，实深利赖”，最后以同乡之谊再次说之，“吾晋人士忠义素敦，知吾兄必不任昔贤专美于前也”，有行政院长孔祥熙多方的保证与劝勉，冯终于15日回电明确表示“只希惠我南针，当即勉效驰驱”。

嗣经几度接洽，孔祥熙对冯钦哉的军事争取告以成功，冯钦哉终于率部叛变，中央政府即升任冯为第二十七路总指挥，仍驻原防待命，[20]这对中央军的军事行动起了极重要的配合作用。

这样一来，杨虎城丧失一半主力，并引起了东北军与十七路军之间的猜疑。冯部驻防渭（河）北地区，中央军西进时也减少了侧背的威胁。[21]同时由于驻洛阳的东北军炮兵第八旅旅长黄永安等的叛变，致使潼洛防线不攻自破，“讨逆军”越过潼关，进驻二华（华阴、华县），迫进渭南，威胁西安，张杨对此表示极为恼火。[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