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杨军

【摘要】随着近年来全球气候异常变化的加剧，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话题。特别对于特大型城市中长期规划，如何有效地管控生态空间、维持生态平衡、消除环境污染等越来越需要进行全面的思考。在武汉2049战略规划研究的推进过程中，通过生态安全、生态红线、蓝绿网络、郊野公园4个方面来构建绿色武汉，进一步完善和拓展了特大型城市中长期生态规划的理论与技术框架。

【关键词】生态安全、生态红线、蓝绿网络、郊野公园

1 引言

随着国内城镇化发展水平的逐步提高，城市生态文明建设愈发重要，城市规划理念已从单纯的物质形态规划逐步转入综合性规划阶段，其中生态系统规划的实践与理论创新工作方兴未艾。国外城市战略规划中对于生态空间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城市绿地的控制预留、区域绿心塑造、水质保持与能源结构的优化，纽约市提出确保所有纽约人居住在公园的“十分钟步行圈“内的目标，并采取多种措施增加城市开放空间[1]；悉尼市规划通过十条慢行绿道来构建可持续的生态绿网[2]。我国的城市生态战略规划并无既定的技术方法也没有统一的技术框架。

在武汉战略规划中[3]，笔者尝试从生态安全、生态底线、蓝绿网络等方面进行生态系统的研究。在生态安全方面，协调武汉“1+8”城市圈的用地布局，依托长江及大别山、幕阜山脉重新优化区域生态空间，调整区域蓄滞洪区布局，控制长江洪涝威胁，实现生态型发展；在生态底线方面，通过研究生态敏感性和生态阻力来识别武汉的生态底线，制定生态底线保护措施，合理确定不同生态安全级别下的适宜发展规模，为城市空间扩展提供生态支撑；在蓝绿网络方面，规划构建“四横七纵”的蓝色生态网络和以郊野公园、城市生态公园、社区生态节点为基础的“六横五纵”的绿色生态网络。以建设多类型郊野公园为抓手，切实形成对生态资源的有效管理。

2 协调区域生态安全，构建稳定的区域生态系统

以生态系统的区域特征为基础，对江汉平原特别是武汉“1+8”城市群的生态格局进行研究，在确定武汉城市群共同发展的前提下，协同处理生态问题。共同应对长江洪水生态威胁；合理控制各城市组团的发展规模；协同保护区域内的重要生态资源。

2.1 共守区域生态底线，协同保护高生态价值空间

大别山脉与幕阜山脉的生态涵养价值高，对武汉城市圈的生态安全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区域发展中应严守生态底线，减少对生态斑块的破坏，降低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共同守住生态开发的红线，合理制定生态补偿机制，协调区域城市间的生态缓冲地带建设、取水口排污口建设、长江防洪堤线建设等实际工程。

2.2统筹区域防洪安全，合理规划蓄滞洪区

长江中游沿线的蓄滞洪区一直是保护区域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武汉市域内共有5片长江蓄滞洪区，总面积达到两千多平方公里[4]。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和引汉济渭工程实施后，长江武汉段和汉江武汉段的防洪形势将发生重大变化，东西湖蓄滞洪区存在的价值大大减弱[5]。而近几十年的发展已使东西湖区成为湖北省县域经济发展的龙头，成为武汉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东西湖蓄滞洪区不应该再继续承担区域分蓄洪的功能。

3 划定武汉生态红线、控制城市增长边界

生态红线是保证城市生态增长的首要前提，通过对武汉生态基底的研究，分析近年来武汉的山、水、农林地、建设用地这些基本生态要素的变化，寻找武汉生态要素演变的规律，并依托生态敏感性和生态阻力分析来确定武汉的生态红线。在此基础上控制城市增长边界，确保城市与生态空间协同发展。

3.1识别基本生态要素演变路径

3.1.1建设用地扩张侵蚀农田

从2004到2010的短短6年间，武汉市城镇建设用地扩张速度迅猛，主城区周边多处建设用地扩张明显，在各种生态用地中农业用地是最脆弱最容易被侵占也是开发经济代价最小的，因而在城市快速发展阶段往往被建设用地替代。武汉市主城区周边农田被侵占现象严重。

3.1.2水体减少与水环境恶化

武汉市水生态要素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水域面积减少、水系连通性弱化和水环境恶化。武汉市长期的围湖造田造城大量侵占了水域空间，沙湖、南太子湖等湖泊被部分填埋，更有一些湖泊甚至被全部填埋而消失。从1950年到2010年武汉市水域面积减少了近一半。沿江沿河农田开发和城镇建设导致河岸硬质化、河道束窄、过流能力降低甚至断流，湖泊水系之间的天然联系被割裂，水体之间的交换循环速度放缓甚至丧失连通性成为无源之水。大量的污染物排放与湖泊生态功能的退化同步，导致了水体的自净能力降低，现状的水体环境多数在Ⅳ类以下，生态环境不容乐观。

3.1.3小结

近年来，武汉市林地和水体的占比变化小，生态要素的转移主要发生在农业用地和建设用地之间，这也提示我们武汉既有的增长方式需要得到控制和约束。

3.2 划定生态红线与城市生态增长边界

2011年，《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国发[2011]35号）明确提出划定生态保护红线的战略决策，旨在遏制生态环境退化趋势，对重要生态功能区和生态脆弱地区实行永久性保护。[6]在武汉规划通过生态红线的划定保护和控制城市重要生态资源和生态地区。

规划以水源保护区、重要山体、高质量植被区域、重要水体、高敏感地质区域等为生态红线子因素，通过上述各类生态红线子因素的耦合研究可知武汉发展的生态红线空间约占市域总面积的20%左右，从空间分布上看，规划武汉市域的生态红线主要分布在黄陂区北部木兰山木兰湖、新洲区东部将军山地区以及一些重要湖泊湿地。

在生态红线区域外，基本农田区域、城镇的生态缓冲区域等也需要进行保护，这类区域合并称为生态保护区域，空间上主要分布在武汉都市区周边区域。通过模型研究[7]认为生态保护区域应占市域总面积的60%左右。

3.3制定生态红线保护策略

对于武汉发展的生态底线空间，应给予严格的生态保育与控制，保护现有的农田、林地、湿地等生态资源，禁止任何形式的开发与建设；同时为了保护生态底线资源，建立生态缓冲区，限制在生态高敏感区域的土地开发。

4 建设武汉蓝绿生态网络

通过蓝绿生态网络合理组织生态红线区域、生态保护区域与城市发展区域的生态联系。规划依托长江、汉江等主要水系及水系连通河道构建武汉市蓝道网络，市域共规划“四横七纵”的一级蓝道结构。依托水系及主要城市道路构建“六横五纵”的绿道网络系统，以郊野公园形式实现对武汉市域范围内的非建设用地用地的积极管理。

4.1 河湖连通，构建蓝色生态网络

依托武汉现有河流水系及规划水系连通河道，实施大东湖生态水网、汉阳“六湖连通”、金银湖水网“七湖连通”等水生态修复工程，构建“四横七纵”的蓝道一级结构。四横包括长江生态轴、汉江-东湖-严西湖-严东湖连通河道、后官湖-南太子湖-黄家湖-汤逊湖连通河道、官莲湖-鲁湖-斧头湖连通河道；七纵包括沙河、举水、倒水、长江-武湖连通河道、滠水、府河-东湖-汤逊湖-鲁湖连通河道、金银湖-后官湖-沉湖连通河道。严格控制主要蓝道沿线及周边的城市建设活动并在城市建成区段给予一定宽度的生态退让，采取污染防治、水源涵养、水土保持等措施，积极治理蓝道串联湖泊的水体污染，控制入湖污染物总量，构建湖泊生态圈层。

在一级蓝道结构的基础上利用其他水系连通河道形成二级蓝道结构。实施河湖水系连通工程能够提高水体流动能力，增强湖泊的水环境承载能力；能够有效构建安全有序健康的水系网络，减少洪涝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的机会。

4.2 串绿入城，构建绿色生态网络

依托主要水系和主要道路构建一级郊野绿道网络结构[8]，规划武汉建成“六横五纵”共11条一级绿道。郊野绿道主要是城市建成区外围郊野公园之间联系的绿道，以绿道的形式形成连接这些非建设用地的生态廊道，形成系统的生态网络体系来强化孤立生态斑块的空间联系和生态联系，为物种的迁徙和交流创造可能性，能够增强生态斑块对环境变化的抵御能力[8]。规划武汉市一级郊野绿道的宽度约为100m，沿道路和水系的绿道两侧各保留50m绿带。

二级绿色网络结构指的是都市型绿道系统，包括城市绿楔。利用武汉水系丰富的优势，通过沿河绿道网络建设来维持和恢复城市景观生态格局的连续性是最易实施也最高效的方式。规划城市绿道的宽度为20m，沿河两侧各保留10m的绿道。

三级绿色网络结构指的是社区型绿道系统，包括社区步道两侧绿地、街头绿地、小型公园等。

4.3 保护性建设，形成郊野公园生态系统

传统模式下城市建成区持续蔓延蚕食绿色公共空间，被动地以绿带阻止城市空间生长的发展模式难以有效控制和保护生态空间[9]。国内外的实践证明，建立积极的生态空间管理体系是目前对城市绿色空间系统进行维护管理极其有效的方式[10][11]。结合武汉近年的大绿楔建设，我们希望依托市域内独特的生态资源和人文资源构建郊野公园系统，实现对生态资源的积极管理。

利用武汉市域内的现状生态资源和潜在生态资源构建郊野公园系统，郊野公园划定的原则为位于城市郊区，具有较大面积的生态绿色景观区域，包括森林公园、湿地公园、生态公益林地、遗址史迹地等，也包括人为干扰程度小的传统农田景观等。武汉市域共规划建设50座郊野公园。

5 结语

城市生态规划的合理制定有利于城市的发展与稳定，有利于从空间角度解决愈发严重的大城市环境病。应改变传统的以非建设用地划定为目的的消极策略，实行积极主动的生态保护与建设方式，在区域层面统筹考虑区域生态格局与生态安全；在市域层面合理划定生态红线与城市生态增长边界，构建蓝绿镶嵌的生态网络；最后通过郊野公园、生态公园、绿色街头景点等方式积极保护城市重要生态空间。

参考文献（References）

[1]Michael R.Bloomberg.纽约城市规划[Z]，2006.

[2]Sustainable Sydney 2030 （City of Sydney Strategic Plan Final Consultation Draft）[Z]，2008.

[3]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武汉2049远景发展战略[Z]，2013.

[4]李长安.从地学规律和可持续发展看长江分蓄洪区建设[J].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05，14（1）：6-11.

[5]张晓红.三峡工程投运后长江蓄滞洪区规划建设建议[J].人民长江，2010，41（1）：11-13.

[6]红线是实线，关键在执行——解读《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生态功能基線划定技术指南（试行）》[N/OL].中国环境报，2014-01-28.http：//59.108.157.198/html/2014-01/28/content_5085.htm

[7]刘孝富，舒俭民，张林波.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在城市土地生态适宜性评价中的应用——以厦门为例[J].生态学报，2010，30（2）：421-428.

[8]俞孔坚，叶正，李迪华，段铁武.论城市景观生态过程与格局的连续性[J].城市规划，1998，22（4）：14-17.

[9]从艳国，魏国华，周素红..郊野公园对城市空间生长的作用机理研究[J].规划师，2005，21（9）：88-91.

[10]孙喆.城市郊野公园是城市生态保护的重要载体——以杭州城市生态带保护为例[J].中国园林，2009，25（6）：19-23.

[11]陈敏，李婷婷.上海郊野公园发展的几点思考[J].中国园林，2009，25（6）：10-13.

[12]丁新权.城市生态公园特征及其规划布局[J].中国园林，2009（8）：3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