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结友，李建国

(1.上海体育学院，上海 200438;2.广州体育学院，广东 广州 510500)

社会资本研究经典学者认为，“嵌入”是社会组织生成社会资本的一个基本路径。但他们对社会组织“嵌入”生成社会资本的机制(即社会组织如何“嵌入”生成社会资本)并未进行较为详尽的解析。伦敦经济学院跨学科管理学研究所所长彼得·阿贝尔认为:“一个理论要达到有效，就得有理有据地推论一种多少有些潜在的机制，以期说明令人难解的‘经验’事件或关系”［1］。曾任美国政治学会主席，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主任“玛格丽特·列维要求对社会资本形成的机制作出更好的详细论述”［2］。本研究以社区体育组织这种社会组织为例，尝试从“嵌入”路径解析社会资本的生成机制。

1 社区体育组织社会资本定义

社区体育组织社会资本是社区体育组织成员以体育运动为媒介，通过组织制度和关系网络嵌入，组织成员互动等路径生成的，可以促进互惠行动和合作的社会关系网络、规范和信任关系。

2 社区体育组织“嵌入(性)”生成社会资本

2.1 “嵌入(性)”与社会资本

“嵌入性”概念最早是由政治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1944)中提出，并将此概念用于经济理论分析。1985年经济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的“经济行为和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对“嵌入性”进行了重新阐述。格氏的嵌入性思想的要旨在于，“将人看作是嵌入于具体的、持续运转的社会关系之中的行动者，并假设建立在亲属或朋友关系、信任或其他友好关系之上的社会网络维持着经济关系和经济制度”［3］。

亚历山德罗·波茨认为:“社会资本是嵌入的结果”。［4］社区体育组织“嵌入(性)”生成社会资本，是指社会资本内生于或根植于社区体育组织的一种现象，是社会资本与社区体育组织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关于这一点已经被诸多学者研究证实。如:罗伯特D·普特南认为:“社会资本是指社会组织的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5］。詹姆斯·S.科尔曼认为:“社会组织构成社会资本，社会资本为人们实现特定目标提供便利”。［6］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E·斯蒂格里茨认为:“可以将社会资本看作关系网的集合，是社会学家过去经常称为人们被社会化或者希望被社会化的‘社会组织’”［7］。尽管这些学者在研究中都是将“社会组织”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社区体育组织作为“社会组织”的一种，自然是涵盖在其中。但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并没有学者对社会组织“嵌入(性)”生成社会资本进行系统、详尽的分析与解释。本研究认为社区体育组织主要是通过制度嵌入和关系嵌入两条路径生成社会资本。

2.2 社区体育组织制度嵌入(性)生成社会资本

“制度是一个社会的博弈规则，或者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型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8］。“制度在社会中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建立一个人们互动的稳定结构来减少不确定性”［8］。“制度构成着关键的社会资本:可以说，它们是导引人际关系和社会发展的‘软件’，实际上，我们正在发现，软件通常要比硬件(有形实物，如物质资本)更重要”。［9］社区体育组织中存在的制度分为外在制度(“外在制度是外在地设计出来并靠政治行动由上面强加于社会的规则”［9］)和内在制度(“内在制度是群体内随经验而演化的规则”［8］)两种。外在制度是指人们有意识地设计出来，并通过国家等组织正式颁布实施的有关全民健身与社区体育组织相关的系列成文规则(如《全民健身条例》等)。内在制度包括由社区体育组织中的组织成员制定，用来约束成员之间互动关系的成文规则(主要是:社区体育组织章程)，以及成员长期社区体育组织内互动中逐步形成的，并得到社区体育组织成员广泛认可和遵守的一系列共享准则。詹姆斯·S.科尔曼认为:“当一个准则存在并发挥作用时，它构成了强大的(尽管有时是脆弱的)社会资本类型之一”。［9］“有效准则能够构成社会资本的有效类型”［10］。当然，很多草根社区体育组织(如:一些健身团队等)并没有“组织章程”之类的成文规则，主要是依靠组织成员在组织内长期互动中形成的系列规范(社会学家把人们在特定环境下被要求如何行动、如何思考、如何体验的期望称为规范。［11］美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的行为分析及博弈专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认为:“规范存在于人们按照某种方式行动的社会环境中，当他们偏离此种行为方式时将受到惩罚”［12］)来维持组织的运行，这些规范尽管是不成文的，但是这是全体社区体育组织成员的心声。当有组织成员遵从或违反他们这些默认的规范时，同样会受到相应的赞许或批评。因此，不论是成文的，还是不成文的社区体育组织制度对组织成员同样具有指引、规范和约束作用。

“制度嵌入”是指行动者加入社区体育组织后，社区体育组织中的制度将对其行动产生影响，这些影响能够生成社会资本。

首先，社区体育组织中的制度易于被组织成员内化和遵守。对社区体育组织成员产生约束的主要是内在制度，这些内在制度都是社区体育组织成员参与的产物，或者是成员商讨制定的成文规范(主要是:社区体育组织章程)，或者是成员互动基础上形成的，并得到成员广泛认可和遵循的不成文规范。社区体育组织成员广泛参与下形成的内在制度有利于成员对其内化和服从。

其次，社区体育组织中的制度能够限制不可预见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使成员产生制度信任。“人类的相互交往，包括经济生活中的相互交往，都依赖于某种信任。信任以一种秩序为基础。而要维护这种秩序，就要依靠各种禁止不可预见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的规则。我们称这些规则为‘制度’”［9］。正因为社区体育组织中的制度致使组织成员的行为变得较可预见，为成员间社会互动提供一种确定的结构，使他们产生了制度信任，因而，培育了信任社会资本和规范社会资本。

再次，社区体育组织中的制度使惩罚与激励容易实施，且实施成本低。“没有惩罚的制度是无用的。只有运用惩罚，才能使个人的行为变得较可预见。带有惩罚的规则创立起一定程度的秩序，将人类的行为导入可合理预期的轨道”［9］。社区体育组织中的惩罚作广义理解，社区体育组织一般规模较小，成员之间关系密切，联系频繁而便捷，当发现违反规范的行为时，这方面的信息很容易传播，当组织成员对传播的信息达成共识之后，像冷落、疏远，排除在社交圈子之外的惩罚措施很容易实施，实施成本很小，且马上对违规者产生直接的各方面负面影响。这就是“社会规范通过多中心分散惩罚的方式强化了自身的权威并被行动者内化为个人信念”。［13］这样，打算违规的组织成员当他考虑到违规后果(代价)时，他就会产生惧怕，他也就可能会打消违规念头。同理，在社区体育组织中尊重、感激、服从、赞同、声望等之类的激励措施也容易实施，且对“模范人物”产生直接的正面影响。可见，正是社区体育组织中的制度对组织成员产生指引、规范和激励作用过程中，生成了信任、规范、互惠等形式的社会资本。

复次，社区体育组织中的制度保证了组织成员之间“博弈”的重复进行，产生“合作解”。“在重复博弈模型中，经济学家得出人们追求长期利益会导致信任的结论”。［14］因“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人们之间发生了某些事情，就意味着一种博弈”，［15］所以我们可以将社区体育组织单个成员与其他成员之间发生的事情设想成一种博弈。在加入社区体育组织之前(如图1，假设A为行动者，B、C、D为社区体育组织成员)，如果行动者跟其他社区体育组织成员相互不认识的情况下，那么A与B、C、D没有任何联系，B、C、D之间形成了相互联系关系网络，若是行动者A与社区体育组织成员B、C、D任何一个人博弈(发生事情)的话，一般情况下都会产生囚徒困境(在非合作条件下双方寻求自身利益的结果使得两者境况均变得更糟的一种情况［16］)，也就是说行动者A与社区体育组织成员任何一方都会选择不合作(即“囚徒困境”中的背叛对方)方式，尽管不合作的结果对双方都不利，但是，对个人来说，不合作(背叛)仍然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图1 行动者A加入社区体育组织前关系网络

“组织的价值就在于保证个体在可持续的基础上互动，从而创造出合作得以发展的要件之一——重复博弈。同样，恰恰是组织的存在表明了其成员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克服短视问题，愿意让短期收益服从长远目标”。［17］组织之所以能够创造合作的根本条件“重复博弈”，其根本在于组织的制度，因为“人际合作通常都需要有制度框架。制度框架能增加逃避义务的风险，增强互利合作的习惯，达到抑制这种本能性机会主义的目的”。［9］重复博弈能够生成社会资本其机理在于:博弈如果被重复地进行，那么每个参与人都有机会去“惩罚”另一个参与人前一回合的背叛行为。此时背叛的动机通常会被受到惩罚的威胁所抑制，因而，合作经常会作为均衡的结果出现。社区体育组织中的制度具有指引、规范、约束和激励作用，保证了组织成员之间博弈的重复进行，从而生成社会资本。因此，当行动者A加入社区体育组织后，A与B、C、D任何一个人之间博弈的话，就由先前“单次博弈”转化为“重复博弈”。“重复博弈”生成社会资本方面有很多研究成果。弗朗西斯·福山认为:“社会资本是重复的囚徒困境博弈的自然产物。一次性囚徒困境博弈不会产生合作解，因为背信使博弈双方之间形成了一个纳什均衡(纳什均衡是一个在其他博弈者的策略给定时，没有一方还能改善自己的获利的境况。也就是说，在博弈者A的策略已经给定的时候，博弈者B不可能做得更好，反之亦然［18］)。然而，倘若博弈是重复的，博弈双方就可能采取一种简单的‘一报还一报’战略(以合作求合作，以背信还背信)，从而产生了合作解”。［19］密歇根大学阿克塞罗德(Axelrod)教授通过实验得出如下结论:“在多次博弈过程中，博弈各方的行为就会趋同，即逐渐在博弈中采取合作这一策略”［20］。他还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欧洲战场上法、德两国的士兵之间的“壕沟战”为例，证明:“只要博弈的次数足够多，即使是敌对的双方也会走向合作”［20］。

2.3 社区体育组织关系(网络)嵌入(性)生成社会资本

“关系(网络)嵌入”是指行动者加入社区体育组织后，社区体育组织中的人际关系网络将对其行动产生影响，这些影响能够生成社会资本。“经济资本体现在人们的银行账户上，人力资本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中，而社会资本内生在人们关系的结构中”［21］。亚历山德罗·波茨通过一些学者对“社会资本”概念界定的回顾，认为:“在这些文献中有关‘社会资本代表行动者通过在社会网络或其它社会结构中的成员身份来确保收益的能力’的这方面共识正在不断增强”［22］。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群体的成员资格有助于建立积极的社会认同，有利于形成一体化的自我感觉”［23］。

当行动者加入社区体育组织之后，他就变成了社区体育组织中的成员，“网络内的成员身份是一个人可以接近大量的具有可信任性互动关系的潜在伙伴，因而增加了社会资本的价值”［24］。这样他与其他社区体育组织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就发生了改变，在格兰诺维特看来，“每个人所处的关系不一样，他的行为也不一样”［25］。因组织保证了“博弈”的重复进行(见上文分析)，行动者A与社区体育组织成员B、C、D之间由于在同一组织内而经常性产生互动，自然他们之间会建立起关系网络(如图2)，“社会资本是嵌入在关系网络中的资源”［26］。可见成员身份使行动者自然嵌入组织网络，由成员资格为其带来的人际关系网络中的资源就是社会资本。那么这些社会资本通过哪些具体形式表现出来呢?或者说我们怎样能够感觉到生成的社会资本呢?

图2 行动者A加入社区体育组织后关系网络

美国社会关系学家、西北大学Brian Uzzi教授“把关系嵌入概念化成信任、信息分享与共同解决问题三种主要机制”［27］。也就是说网络关系将从信任、信息分享与共同解决问题三个方面对被嵌入者产生影响。具体到社区体育组织，就是社区体育组织关系网络将增进社区体育组织加入者与其他社区体育组织成员之间信任，促进他们之间的信息分享和共同解决问题。

图3 关系嵌入生成社会资本路径

2.3.1 增进信任

社区体育组织成员间信任是怎样形成的?根据美国社会学家祖克尔教授对信任产生机制具有经典意义的概括和分类。她划分了三种产生机制:基于过程的信任模式;基于特征的信任模式;基于制度的信任模式［28］。

基于过程的信任模式是依赖于过去交往的经验，这是根据对一个人过去的行为和声誉的了解而决定能否信任［28］。“互惠是这个过程的核心。如果长期平衡出现，不间断的交换活动创生出体制，推广互尽义务的社会规范以及享受公平待遇的预期”［29］。社区体育组织成员之间发生的长期、稳定的互惠交换行为，义务和期望(科尔曼界定的社会资本形式)处于对称状态，培育出成员之间的信任。(祥见“社区体育组织社会资本互动生成机制研究”)

“基于特征的信任是一种由社会相似性而产生的信任，如根据他人与自己在家庭背景、种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相似性的多少，来决定是否给予信任。一般而言，相似性越多，信任度越高”［28］。社区体育组织成员的体育价值观和体育生活方式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因而社区体育组织的加入，社区组织成员之间在其他方面不变的情况下，增加了体育价值观和体育生活方式方面的相似性，这样可以增进成员之间的信任。同时由于“高互动频率与互动强度反过来促进了相似态度与生活方式的形成”［30］。因而社区体育组织成员之间经常性互动又能反过来增进成员间体育价值观和体育生活方式的相似性。

“基于制度的信任模式。此模式基于非个人性的社会规章制度”［28］。从基于制度的信任产生机制来看，社区体育组织中的各种制度培育了信任社会资本。(详见前面的分析)

2.3.2 信息分享

“社会网络研究已经确定了两个主要的解释模式，通过它们可以将具体的社会关系与个人的行动和态度联系起来。其中一个模式意味着将关系视为信息借以在个体间传达的纽带”［31］。“社会关系构成一种社会资本，利用这种社会资本可以获得信息，为行动提供便利”［6］。“社会资本的一种主要的形式是存在于社会关系内部的信息网络”［6］。行动者加入了社区体育组织，与其他成员之间建立起关系网络后，对行动者而言就是新建了一些信息渠道，或者说他与其他成员之间搭建了“社会桥”，这样他可以在与其他成员互动中源源不断地接受到各种信息，同时他自己也会把自己获得的认为对方不知道的信息输送出去，进行信息分享。“信息利益以三种形式存在:通路，先机和举荐”［32］。“通路是指获得一条有价值的信息，并且知道谁能够利用它”［32］。“先机”是指个人的现存社会关系使你比一般人更早一步获得重要信息。“举荐”是指个人现存社会关系“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提及你的名字，由此将机会展现在你的面前”［32］。如我们经常在招聘时听到这样的话:我不认识这个人，但是我的几个认识她的朋友都说她人不错。这句话就起到了很好的“举荐”作用。“信息在为行动提供基础方面十分重要”［6］。“不同的网络或不同的网络地位为两个人提供了不同的信息，对他们的思维判断产生了不同的限制和影响。从结构角度去讲，网络限制一个人的信息，而信息决定了人的思考和行为”［25］。可见，信息作为一种资源能够为思考相关问题，进行相关行动提供参考。同时，获取信息需要成本。

2.3.3 共同解决问题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指出公有资源的问题:“许多人对公有的东西总是关心太少，因为所有人对自己东西的关心都大于对与其他人共同拥有的东西的关心”［33］。“除非一个集团中的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34］。“哈丁的‘公地悲剧’、‘囚徒困境’以及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三个模型都表明理性人在集体利益、公共利益和合作行动中往往是非理性的，在现实中表现为集体利益无人关注，公共产品无人提供”［35］。这就是个人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的“集体行动困境”。然而，在体育运动领域，在很多场合不难发现自利的行动者能够打破集体行动困境达成合作的共识，在集体行动中表现出高度热情(科尔曼称之为“热情奉献”)。“根据理论预测应该出现搭便车问题，可实际上出现了热情行动的领域，是体育竞赛中的集体项目。根据搭便车的逻辑，既然荣誉与功劳属于全体队员，本该没有人愿为集体的胜利去拼搏的。事实上，无论在练习场还是比赛中，集体项目的运动员比个人项目(田径)参加者表现得更为刻苦。尽管从总体上看，集体项目中行动懈怠的运动员在数量上超过个人项目中类似的运动员，但就努力的平均水平而言，集体项目运动员高于个人项目参加者”［6］。社区体育组织中的集体行动之所以能够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促使大家共同解决问题，是因为社区体育组织中的下列因素能够较好地防止“搭便车”行为。

第一、通常情况下，社区体育组织规模较小，人数较少。“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规模是决定对个体利益出发、理性的追求是否会导致有利于集团的行动的决定性因素。比起大集团来，小集团能够更好地增进其共同利益”［34］。在社区体育组织这样的小群体中，每个个体在一次集体行动中能做出的相对贡献较大，所以更容易激发责任感与自豪感。同时，成员不参与集体行动，想“搭便车”，很容易被发现，如果“搭便车”被发现，那么他就不能获得该组织或网络向那些积极参加组织集体行动的人提供的种种奖励，甚在组织中很可能被孤立或边缘化。

第二、社区体育组织中的网络强度较高，使用网络的成本较低。“较高的网络强度和较低的网络使用成本有利于集体行动的顺利开展其中社会网络的集中度发挥最为关键的作用”。［13］［社会网络的强度指群体范围内社会连带的数量和互动频率［36］。社会网络的集中度指社会连带在群体范围内的结构性分布［36］，它衡量的是某一网络围绕一个或少数几个行动者发生联接的程度［37］。社会网络的成本是指为了达成一定目标而运用社会关系所支付的费用，如:叫某人参加一次集体行动的费用［36］。

第三、由于组织制度保证了“重复博弈”的进行(详见前面分析)，因而促进了成员之间的合作，为共同解决问题提供了基础。

3 结语

“嵌入(性)”和“互动”是社区体育组织社会资本生成的两个基本路径。本研究从制度嵌入和关系嵌入两个层面较为详尽地解析了社区体育组织如何“嵌入(性)”生成社会资本。“社区体育组织社会资本互动生成机制研究”为本研究的姊妹篇。明了社区体育组织社会资本的生成机制，借助社区体育组织这块培育社会资本的“福地”，社区体育相关制度的制定者与执行者就应该将培育社会资本作为一条逻辑主线，贯穿于制度的制定与实施当中。同时，各级政府应大力推进“全民健身计划”，培育发展社区体育组织，号召社区居民积极加入社区体育组织，借此一方面可以锻炼身体，增进身心健康，丰富业余生活;另一方面可以培养社区居民主动参与意识，创新社区治理机制，培育提升我们自身及整个社会的社会资本，践行诚信、民主、平等、和谐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和谐社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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