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光，王伯超，王铮

(1.佛山科学技术学院体育学院，广东 佛山 528000;2.深圳大学体育部，广东深圳 518060)

“社会心理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对经济关系及其它社会环境的直接的经验反映，是社会意识的低级形态”。“尽管社会心理是一种低水平的社会意识，但它直接与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相联系，仍对社会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在推动历史前进的合力中占据重要的地位”［1］。社会心理是民意的反映、社情的基础，是国家大政方针和具体政策制定的重要依据［2］。“北京奥运会的辉煌之后，淡化金牌意识，强化大众体育的普及与发展，由“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将是一种不可逆转的普遍社会心理倾向”。而检验这一假说是否成立，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举办，恰好为本研究提供了检验这一命题的实证研究机遇。

本文将通过实证研究，在“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以下简称，大运会)”与市民之间建立起一种“社会心理联系”，通过社会各阶层市民对赛事的真切心理感受，使调查结果成为“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来自民意的“晴雨表”。

1 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1.1 研究对象

深圳市市民(常住人口)，截止2009年底，常住人口891.23万人:包括深圳户籍人口241.45万人和非深圳户籍人口649.78 万人［3］

1.2 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根据研究目的和研究任务的需要，查阅了许多与本研究相关的文献资料，为本进行研究构思、研究设计、调查实施、结果分析，以及研究报告的撰写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2)专家调查法:本研究针对研究构思、研究设计等方面的问题，征询了国内8位知名专家的意见，并对面访调查问卷的内容效度做了有效性判定(有效性认定率为100%)。3)问卷调查法:问卷设计:本研究设计了封闭式问卷，通过效度与信度检验，(重测信度R=0.802，P=0.000＜0.001);4)问卷发放与回收:2011年3月，本研究四个调查组分赴深圳市8个区的28个样本单位(社区居委会)共发放问卷2200份，回收1928份，回收率87.6%，其中有效问卷1762份，有效回收率为80.1% ，符合社会统计学的标准［4］。5)社会统计法:运用SPSS11.0统计软件，处理本调查问卷的数据，建立数据库，进行数据处理。

2 结果与分析

2.1 被调查者(亦称为“深圳市民”，下同)的个人特征和社会阶层背景

2.1.1 被调查者的个人特征

在1762名有效样本中，调查了四个年龄段的市民，其中，31～40岁年龄段的占54.55%，其次是56～65岁年龄段的占21.18%，再次为30岁以下年龄段的占15.17%，最后是45～55岁年龄段的占9.1%;深圳户籍的市民占48%，非深圳户籍的市民占52%;男性占45.3%，女性占54.7%。

2.1.2 被调查者的社会阶层背景

调查结果显示，深圳市民所属社会阶层排在第一位的是个体工商户阶层(15.18%);其次是专业技术人员阶层(13.11%);排在第三位的是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12.94%);以下依次为工人阶层(10.64%);大中型企业中非业主身份的高层管理人员阶层(10.12%);私营企业主阶层(9.32%);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办事人员阶层(8.97%);商业服务人员阶层(7.65%);党政、事业等科级及科级以上的干部阶层(6.15%);最后是农民阶层(5.92%)。特区经过了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后，本地的农民阶层基本上消失，比例非常小，调查的过程中把农民阶层忽略不计，因此而形成深圳九大阶层的调查研究结果［5］。本文的研究对户籍情况与社会阶层分布情况进行了交互分析，并通过卡方检验表明二者确实存在相关关系(sig=0.00，P＜α=0.01)，检验结果表明，深圳市民的社会阶层分布与其户籍状况的确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对应十大阶层所属的五大社会等级划分［6］来看，非户籍人口主要集中在社会中中层和社会中下层。户籍人口主要集中在社会上层和社会中上层。

2.2 深圳“大运会”与民意

2.2.1 “大运会”是政府意志，还是民意?

多数深圳市民认为举办“大运会”主要是受政府意志的控制(占63.9%)，认为是民意的占36.1%。从户籍分布来看，深圳户籍的市民认为“大运会”是政府意志的占66.55%，非深圳户籍的市民占61.69%，差异显著(X2值4.397＞X20.05(1)3.84，sig=0.036，P＜0.05。说明深圳市民认为，举办“大运会”是受政府意志控制的强度存在着户籍差异。但经卡方检验不存在性别差异。从年龄分布来看，各个年龄段都偏向认为举办“大运会”主要取决于政府意志。经卡方检验表明(X2值为12.74＞X20.05(3)7.816，双侧显著性水平 sig=0.005，P＜α=0.05水平，有显著性差异)。

2.2.2 “大运会”在深圳举办，征求了市民的意愿

对于举办“大运会”是否征求市民民意这一问题，深圳市民认为:有征求的占30.89%，没有征求的占15.07%，不知道的占54.03%。从户籍分布来看，“回答不知道的”，深圳户籍市民占50.23%，非深圳户籍市民占57.69%，这表明深圳户籍的市民对“大运会”的关注度高于非深圳户籍的市民;从性别分布来看，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存在着性别差异，X2值为10.1733＞5.991(查X2界值表，X20.05(2)=5.991)，且双侧显著性水平sig=0.006，P＜α=0.05水平;不同年龄段在对“大运会”是否征求了市民意愿的问题上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2.2.3 “大运会”花的是纳税人的钱

认为是花政府钱的占11.05%;花纳税人钱的占39.52%;是花政府和纳税人的钱占49.43%。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反映了市民对政府的经费和纳税人的钱二者的关系虽然不很清楚，但他们感到“大运会”的花费肯定与纳税人即他们自身有关。从户籍分布来看，有显著性差异(X2值为33.315＞X20.05(2)=5.991，且双侧显著性水平sig=0.000，P＜α=0.05水平)。调查结果显示，深圳户籍市民认为大运会花费主要来自“纳税人”的比例为46.49%，明显高于非深圳户籍市民的33.22%，表明深圳户籍市民更关心政府的收入来源和支出。从性别分布来看，也存在着显著性差异(X2值为28.802＞X20.05(2)=5.991，且双侧显著性水平sig=0.000，P＜α=0.05水平)。男性市民认为“大运会”花费主要来自“纳税人”的比例为45.26%，明显高于女性市民的34.76%。而男性市民认为花费来自“政府和纳税人”的比例为42.35%，女性市民则高达55.22%。

不同年龄段的市民在对“‘大运会’花的是谁的钱”的认识上，存在着显著性差异(X2值19.817＞X20.05(6)=12.592)，且双侧显著性水平sig=0.003，P＜α=0.05水平。这是他们不同社会阅历、不同认识水平的反映。值得注意的是，四个年龄段的市民对“大运会”花的是“政府和纳税人的钱”的选择比例都比较高，而且都高出对其他两项的选择比例。

2.2.4 民意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政府的重大体育决策

认为民意对政府的重大体育决策:有很大影响的占13.75%;有较大影响的占23.18%;影响一般的占33.41;影响较小的占16.31%;影响很小的占13.35%。经卡方检验，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不存在性别差异和年龄段的差异。

2.3 深圳市民社会期待的整体特征分析

通过对KMO—Bartlett样本检验，样本量适度值为0.951，很适合做因子分析。Bartlett's半球检验 P值 =0.00，小于0.01，该系数矩阵不是单位矩阵，是能接受的模型，很适合做因子分析［7］(表 1)。

表1 KMO—Bartlett样本适度检验

表2 方差解释情况表(主成份分析法)

从表2中可以看出，采用主成份法，选取旋转前特征值大于0.8的因子进入主成份，旋转后共提取了三个因子，对总方差的解释力达到了68.266%。经过旋转后因子特征值有了比较明显的变化，三个主因子的特征值均大于1，因子的意义更容易解释。舍去每个主因子中特征值不足0.5的变项，得到了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表3)，对原有变项进行了简化。表中斜粗体数字为载荷≈0.5的因子，该因子对简化后形成的主因子解释贡献率比较大。根据构成主因子之变项之间的内在逻辑和每个主因子对解释总体方差的贡献率大小，3个主因子由高到低分别命名为“大运会”精神文化期待因子、“大运会”保障期待因子和“大运会”经济效益期待因子［7］(表3)。

表3 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

2.3.1 “大运会”的精神文化期待因子

该因子在3个主因子中对总体方差的解释力最大，特征值为4.671，有效解释方差为 31.131%，由变项 C1、C2、C3、C4、C5、C11、C13、C14、C15 构成，囊括了除与“大运会”赛事保障和经济效益变项之外的所有变项。这9个变项的聚集并不是杂乱无章的，金牌期待高居榜首，而后是精神风貌、传媒传播、开闭幕式、志愿者、城市知名度、市民凝聚力、区域体育发展等的期待，其规律性体现在几乎都与“大运会”赛事的无形物有关，属于精神文化层次的期待。因此，将其命名为“大运会”精神文化期待因子。

2.3.2 “大运会”保障期待因子

该因子在3个主因子中对总体方差的解释力居次，特征值为4.271，有效解释方差为28.487%，保障期待因子由变项C6、C7、C8、C9、C12，5个变项所构成，与“大运会”比赛期间保障供给方面相关。市民关注度最高的是食品安全、环境卫生和交通物流［7］。

2.3.3 “大运会”经济效益期待因子

该因子在3个主因子中对总体方差的解释力最小，特征值为1.296，有效解释方差为8.647%，由变项C10“赛期内商业盈利的期待”单独构成，其因子载荷高达0.914，是所有变项中因子载荷最高的变项，因其指向赛事盈利，因此命名为“大运会”经济效益期待因子。“赛期内商业盈利的期待”之所以能够单独作为一个主因子存在，是因为“大运会”市场开发的特色和城市建设的变化引起了市民的注意。“政府为主，市场运作，公众参与，发挥注意力经济效应”的开发思路，7大项、35小项的开发项目［8］，将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此外，“大运会”的举办还能带来拉动文化产业、旅游产业、餐饮、交通、保险、乃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发展而带来间接的经济效益。更为重要的是，“大运会”为深圳带来了提升城市形象和城市竞争力，促进城市全面发展的重要机会。

3 结论

3.1 深圳“大运会”花钱的后效应

在我国，举办大型国际体育赛事的主要资金来源于举办地的政府，规模巨大、花费颇多，容易滋生腐败，近年来一直为人诟病。最近，媒体对大型体育场馆这些“面子工程”面临荒废、闲置、拆除的大量报道，比如，南京国际赛马场由于闲置变成“停车场”;重庆大田湾体育场、安徽巢湖体育中心“荒废成菜地”;投资8亿元的沈阳绿岛体育中心的“爆破拆除”。这些话题颇深人们的关注和反思［9］!深圳市为举办“大运会”共建设了60个场馆，其中22座为新建场馆、28个为改建场馆、10个为临时场馆，这些场馆利用怎么样呢?举办“大运会”一年后的2012年9月7日，深圳市政协副主席林洁率队前往调研的结果显示，很多场馆都处在闲置状态［10］，难以实现商业化运行，须财政巨额补贴才可维持运行。造成体育场馆长期、大量闲置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体育场馆建设和经营管理与社会需求、市场需求脱节，是最主要的原因。

3.2 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之思考

“发展体育运动”，归根结底是为了“增强人民体质”，这是中国体育事业的根本和归依，也是“执政为民”的体现。北京奥运会、广州亚运会和深圳“大运会”的成功举办，给中国人民带来无限荣光，也给中国体育体制改革带来重大契机，“举国体制”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但是“举国体制”存在很多问题也是体育学术界的共识。对金牌的重视、对竞技体育投入巨大化的倾向和对大众体育的忽视已是不容置疑的实事!应该引起政府高度的重视。这些实事与我们现行的体育管理体制不无关系。有学者指出:“目前的体育管理体制——即‘一切权利归体育总局’的制度设计，也就是所谓的‘举国体制’。它产生于更大背景下的制度环境，其功能是政治性的，所谓‘正光’、‘证明’之类;其架构是行政性的，级别等级森严，惟上级马首是瞻，长官意志统领一切;其手段是计划性的，不遵循市场规律、不考虑百姓需求和意志，不计代价调动一切资源为体制、部门和个人的政绩目标服务”［11］。也许这种观点有些偏激，但反映了人们对现行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期待和对中国体育发展的期望。

3.3 举办大型国际体育赛事要重视民意

“民意”是:“人民群众的共同的、普遍的思想或意愿”，其同义词是“民心”。民意是权力之源、执政之基，也是执政为民理念贯彻落实程度的计量表。在公众意识觉醒的当下中国，政府部门在制订和出台政策决定之前，应充分听取民意，问计于民，这是确保科学决策的重要前提，也是实现执政为民的必要条件。

本研究的调查结果显示:认为举办“大运会”是政府意志的，市民占63.9%，由此可见，认为“大运会”的举办主要是受政府意志控制的深圳市民占大多数。举办“大运会”是否征求了市民意愿这一问题，占30.89%市民认为已经征求了市民意愿;认为没征求的市民占15.07%;回答不知道的市民占54.04%，均超过半数。从总体上看，认为“征求了市民意愿”的市民占少数，认为没有征求和回答不知道的市民占多数(市民69.11%)。为此，民意大有“被代表”之嫌。2011年1月14日，香港立法会以40比14的投票否决了60亿元拨款申请，香港申亚梦碎，这就是民意的反映［12］。

3.4 重大决策出台要经过“三重论证”

深圳举办第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可能是正确的。但不容否认的是，“大运会”的举办主要是受政府意志的控制，申办还是不申办?经费投入是否合理?并没有在事前广泛深入地征询民意。本研究的调查结果显示:63.07%深圳市民认为，民意对政府重大体育决策的影响不大。

今后，我国各地申办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或国家与地方出台关乎民生的重大体育决策、制度和规定等，应建立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定相结合的行政决策机制，实行依法决策、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在此，我们借鉴《南风窗》主笔石 勇先生的观点，重大决策出台要经过“三重论证”，即正当性论证、程序正义论证和功利性论证。如何最大限度地保证决策质量，减少决策失误，这三重论证，就像一个过滤器，不通过制度、政策、规定，那就只是政府意志，而欠缺“法理”、“民意”［13］

3.5 金牌本质的思考

金牌拿得多也只能说这个国家竞技体育还不错，并不能完全代表国家强大，民族优秀、制度优越。北京奥运会、广州亚运会和深圳“大运会”举办之后，是让我们民族的整体精神走向成熟的良好契机。我们应该“淡化金牌意识”。中国的竞技体育成就建立在雄厚的全民体育基础之上，是“体育大国迈向体育强国”的必经之路。金牌情结在我国仍然会有所延续，这给我国体育体制的改革和制度创新增加了一定的难度。但是，如何正确看待金牌，是值得全体国民认真思考的议题。

3.6 体育与爱国主义和民族自豪感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是中华民族高尚品德的精髓，是全世界共通的高尚情操，是全人类共有的高贵品格和普世价值观，北京奥运会点燃了中国人的爱国激情。调查显示，85.6%的深圳市民对深圳“大运会”的成功举办感到自豪，但是，也有13.6%的深圳市民对举国体制造就的“民族自豪感”持否定意见;奥运金、亚运会以及“大运会”金牌牌榜第一，激发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其背后是多少亿的投入和无数被淘汰运动员体育生涯前后的痛苦挣扎，我国体育体制与外国巨大差异之下这本身就是一场不够不公平的竞争。这样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自豪感，往往要的只是激动、只是胜利，无论代价。

近年来，我国举办了一系列大型国际性运动会，为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搭建了一座座大舞台。这是交流、友谊的大舞台。让中国更了解世界，也让世界更了解中国，我们应该持一种谦虚、务实、文明的成熟心态和作风，努力让全世界“尊重”中国，而不是“敬畏”中国。要树立正确的“金牌观”，做有大国文明气度的公民，理性爱国是每个中国人应尽的责任，这是一块分量更重的“金牌”。

［1］彭庆红.试论社会心理与社会改革的相互作用［J］.淮南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2(1):1－4

［2］郭琴，林文峰.2010年广州亚运会大学生社会期待调查［J］.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10(5):6

［3］深圳统计.深圳市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EB/OL］.http://www.sztj.gov.cn/xxgk/tjsj/tjgb/201004/t20100427_2061608.htm

［4］卢淑华.社会统计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562

［5］汪开国，李永清，迟书君.深圳九大阶层调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88

［6］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0－23

［7］王铮，曾芊，王伯超，等:大学生对第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社会期待的调查与分析［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12(5):66－67

［8］王海.2011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对深圳影响初探［J］.特区经济，2011(8):16－17

［9］(转帖).体育场馆成面子工程荒废频现拷问:到底谁在败家，中国新闻网［EB/OL］.http://www.hubeifc.com/sports/ty/2012－11－30/24364.html

［10］(转帖).纳税人之悲哀!深圳大运场馆宝安体育中心获全额补贴［N］.深圳特区报，2012－09－08

［11］马宇.体育不可承受之重［N］.南方周末，2010－06－24，D20版

［12］赵蕾，陈铁梅.香港立法会:“戳痛政府的脊背”［N］.南方周末，2010－01－20时局A11版

［13］石勇.政策出台要“三重论证”［J］.南风窗，2012，456(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