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连旗

1969年，中苏珍宝岛之战爆发，国内掀起了参军热潮，我怀着保卫祖国的神圣情感走入了军营。当时，大连钢厂、化工厂、五二三厂加子弟学校共参军45人。半夜，我们从周水子火车站进了闷罐子车，第二天清早到达丹东鸭绿江边的部队团部。走进军营，换上军装，人与人之间的称谓就变了，过去的工友、同学、街坊一律称作“战友”，那种光荣与豪迈的感觉真是无法形容。当然，“战友”的亲近程度也有所不同，战友加老乡自然是更近一层，若在老乡的基础上又是乘坐同一趟车到部队的，那就更是亲上加亲了。所以，在部队若是听到谁口称“我俩是一个车皮来的”，那就代表着亲近与信任。

想象与现实之间总是存在着强烈的反差，报效祖国的狂热很快被现实击碎。12月下旬，天寒地冻，水刚倒进洗脸盆里就冻出了冰碴儿，伙食是白菜汤加高粱米饭，住的是二层大通铺，每天的训练强度超乎想象，再加上到了部队才得知我们并不参加战斗，而是专门打山洞，大家的激情很快消退，新兵连里逐渐出现泡病号的、借故逃脱训练的。这时，会老乡成为那些天的“大事”。几位同车皮入伍的战友私下商量：既来之，则安之。再说，咱还代表大连人呐，别人能吃的苦，我们差啥？如果灰头土脸地回去，咋还有脸见家乡父老？特殊的境遇，战友的三言两语比连长训话还管用。很快，一个车皮来的战友们又振作起来。

对于新兵来说，下连队就相当于上了战场，而我们的敌人就是爆破后需要运到洞外的石块和石渣。爆破后，山洞里翻滚着呛鼻刺目的烟尘，我们在班长的带领下，用一尺半长的板锹往手推车上装石渣，然后推到洞外卸掉。八个小时，我们在随时有可能塌方的山洞里挥汗如雨。那段时间，时常传来令人心惊的消息：有位姓石的战友，扒石渣时碰到了残留的雷管，右眼硬是给炸瞎了；一位姓孙的老乡，在摆弄炸药时突然起火，双手和脸被烧得发白……置身于这种危险的环境里，乡情对于我们来说无比珍贵。一有时间，我们就凑在一起，相互交流施工中的安全防范秘诀，什么“听不见时打一下，有险情时拉一把”、残眼不能打、锅底状的地方不能站等等。在乡情和战友情的支撑和关照下，同期入伍的大连籍战友在服役期内没有一人丢掉性命。

1980年前后，我们大连籍的战友中有七八个提干到了机关，那时正值谈婚论嫁的年纪，我们几乎是同时期恋爱、前后脚结婚，特别有意思的是，对象是否合适，必须由大家审查把关。有位叫石兴会的战友，探家时认识了一个女孩子，回部队已是半夜11点，兴

奋的他连夜来砸我的门，半个小时后，我召集了其他老乡，连夜讨论，战友们都很羡慕石兴会，当然这对姻缘也就成了。那时大家的工资都不高，但遇到战友结婚这种大喜事，大家都表现得特别敞亮，有的提前把礼金送到，有的从千里之外的连队托人把钱捎过来，还有的抽空赶到机关把钱塞给你就走。正是这笔钱，使我们的婚礼都办得较为体面。我和潘德奎、柳智才是同时筹办的婚礼。他们俩通宵达旦地帮我操持完婚礼，没几日，我和柳智才又帮助潘德奎完成了他的终身大事，两天后柳智才结婚，我和潘德奎又替他张罗。三个人同月结婚，同年生子，那种水乳交融的战友情，真有点“桃园结义”的味道。

战友情是一种客观存在，看重战友情的人，往往在处理其他人际关系时也很讲情感。

上世纪90年代初期，同车入伍的老乡已是各奔东西：大部分转业回了故乡，有的在大连的部队继续任职，而我则留在了沈阳。但任凭时光流转，战友之间的这份感情却像被一根无形的绳子牢牢拴在了一起。他们到沈阳来，无论多晚都会通知我；我回大连时，再忙也要告诉他们。战友聚会是每年春节等几大节日的保留节目，大家谈工作、谈人生、谈家庭、谈子女……实话说，那种氛围是一般的同学聚会、家庭聚会所没有的，每次聚会大家都觉得意犹未尽。

我们这些战友有一个共同的约定，就是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做一个孝子，远离对父母不好的人。大家不仅悉心照料自己的父母，而且对战友的父母也怀着深深的关爱。在这方面，我的感觉最是刻骨铭心。

我母亲患高血压和糖尿病，家中虽有其他兄弟姐妹照顾，但我始终放心不下。战友们理解我的心情，他们把我这个儿子没尽到的孝道全都弥补了。老妈需要上医院，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打个电话，就会有战友开车过来；老人想吃什么，只要知道了，他们肯定当天送来；老人夏天喜欢到海边，几位战友一年安排许多次；传统的几大节日，不管我回不回去，战友们都能分头到我家看一看。德奎在部队时做医务工作，对老年病预防非常拿手，我母亲患糖尿病15年，都是他精心照料着，大到找名家会诊，小到为老太太买血压计和注射器，包括平时给老人讲解如何吃低糖食品，如何自测血糖，如何控制血压等，他对母亲病情的发展和判断比我们这些亲生儿女还要详细得多。老妈常说：“有小潘在，病来得再急我都不怕。”有一年母亲节，我因为没时间回去，也就忘了这件事，谁知晚上母亲来电话说：“今天你的三个战友来看我，说是你让过来的……”对此，我时常感觉内心不安，但战友们却说：“你不在老人身边，我们在，她就是我们的老妈，我们也把自己当作她的儿子！”

母亲相信我的战友胜于自己的孩子。2004年，我们兄妹共同给老人买了一套房子，在商量如何装修时，老太太执意要把这件事交给刚刚退休的德奎和广胜去办，等我2005年春节回大连时，他们已经把房子装修完，并且安上了桑拿箱、淋浴器、排油烟机等老人喜欢的东西，对钱却只字不提。在我和母亲的再三坚持下，他们把几个大件儿的钱收了，德奎一再推辞：“没多少钱，给咱老妈装修算那么细干什么，不然再有事别找我了。”后来，我从弟妹那里得知，为装修这间房子，两位战友顶风冒雪，办手续、搞设计、跑市场，一个半月时间几乎“长”在了新房子里，而那段时间，他们八十多岁的老母亲先后生病住院，正是离不了人的时候。搬进新房那天，当儿女们围着老人亲热地谈天说地时，两位战友却悄然离开。

2006年12月15日，81岁的母亲因糖尿病综合征住院，当我从沈阳赶回大连时，战友们早已在场。为了让我集中精力，战友广胜、志宏、德奎悄悄地在医院对面的酒店预订了房间和饭菜，他们对我说：“老妈这个坎儿很关键，你专心处理抢救的事，家里家外的人吃饭、住宿就不用你分心了。”在抢救母亲的日子里，战友们和他们的妻子放弃了自己的事情，在医院里陪着我，帮我处理所有的事情。许多次半夜里老人病情告急，是他们和我在病床前硬撑着，熬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老人稍有好转，我们一起高兴；老人出现危急，我们同样焦躁不安；当老人辞世时，我们一起失声痛哭。12月28日，我在战友们的陪伴下安葬了母亲。回来的路上，我与战友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面对战友们，感谢的话总嫌太轻，但从我们相互凝视的眼神中，我清楚地看到，这份战友情早已铭刻在我们每个人的心底。

茫茫人海，芸芸众生，我何其有幸遇上这样一群义薄云天、可敬可爱的人。这份至真的战友情是我一生的财富，是我人生路上的雨露和阳光。佛家视朋友为“另一身”，确实可以说：一日战友，终生兄弟！ 责编/张晓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