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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二三十年代艺术歌曲中关于歌词创作的研究

2015-06-03谢晨露

艺术评鉴 2015年10期
关键词:黄自歌词赵元任

谢晨露

摘要:本文结合中国二三十年代艺术歌曲创作的历史背景,探讨中国早期艺术歌曲中的歌词创作。主要以分析萧友梅、赵元任、青主等作曲家的作品为主,并以当时的学术期刊作为参考,从早期艺术歌曲作品的歌词中研究歌词创作的特点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中国二三十年代艺术歌曲 赵元任 萧友梅 青主 黄自 歌词

中国二三十年代艺术歌曲是19、20世纪之交“引进”西方音乐产生“学堂乐歌”后出现的产物。在五四运动以前主要是用外国的曲谱填词的“学堂乐歌”,如李叔同用美国歌曲填词的《送别》。而中国近代艺术歌曲起源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是由一批留学于欧美的音乐家在学习德奥艺术歌曲的基础上创作的,这些中国早期的艺术歌曲在学习欧洲古典艺术歌曲经验的同时,又具有鲜明的中国风格。同时,1919年的“五四运动”和由此带来的新文化思潮为中国的歌曲创作带来彻底的变革和求新的时代,促进中国音乐创作的发展。其中对早期艺术歌曲创作作出重要贡献的是萧友梅和赵元任。20年代的艺术歌曲表现为对西方传统的作曲技法的“模仿”,到了30年代,艺术歌曲的创作价值就体现在对音乐民族化的“探索”,而再往后就是对艺术歌曲的创新。

中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艺术歌曲创作的鼻祖之一赵元任是伟大的语言学家、作曲家,他出生在一个音乐氛围浓厚的家庭,这为他开启了初入音乐的大门。而在他从事语言学研究过程中,曾到中国各地调查方言,接融了不少民间音乐,对中国社会下层生活也有所了解,为之后的艺术歌曲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倡导白话文,冲破了“学堂乐歌”时期的作曲手法,具有创新精神,他创作的艺术歌曲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秉承“洋为中用”的创作理念。中国早期艺术歌曲的另一位鼻祖萧友梅是我国杰出的教育家、作曲家,在国外获得了音乐学博士学位。青年时代深受孙中山影响,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具有浓厚的爱国情怀,因此他的作品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和忧国忧民的色彩。另一位重要的早期艺术歌曲作曲家青主,从小学习《左传》、《诗经》等,并且受到参加过辛亥革命的父亲的影响,这些经历都为他之后的政治抱负奠定基础,为歌曲创作打下了坚实的文学功底。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早期艺术歌曲的创作背景:1919年由于北洋政府的软弱未能捍卫国家的权益引发的以学生为主的“五四运动”,以及二十世纪初反封建主义的“新文化运动”,由于北洋军阀统治末期军阀混战,底层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国土丧失,此时的艺术歌曲的歌词内容多以爱国主义、忧国忧民为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内形势严峻,也使得作词作曲家们用歌曲反对不作为的国民政府,为抗日战争提供精神食粮。

中国早期艺术歌曲在题材上可分为三种基本形态:抒情性艺术歌曲、古诗词艺术歌曲和现实性艺术歌曲。

抒情性艺术歌曲是20-30年代中国艺术歌曲中最具西洋化特征的一个部分,和德奥艺术歌曲相类似,注重人,即对心理感受的描写细致深刻,但不同的是中国抒情歌曲表达的是对生活积极向上的态度以及质朴的情感,而德奥艺术歌曲常表达悲观、痛苦的情感。抒情性艺术歌曲多以现代诗为歌词,引用或改编当时知名的作家、诗人如刘半农、刘大白、徐志摩等的作品。最为著名的即抒情白话诗《教我如何不想她》,歌词描写的虽然都是“微云”、“落花”等“物”,却透露出一种悠扬、甜甜的感觉,曾有人认为这是一首爱情曲,但“从刘半农当时的具体处境看,他一家老小身居异国他乡,他多次流露出对祖国的留恋和怀念,所以他的这种表面上的男女之情,实际上也包含了对祖国的一种深情和怀恋”。可以看出,抒情性艺术歌曲都较为平缓细腻,带有质朴的情感色彩。

中国二三十年代艺术歌曲的创作中,许多著名的歌曲如《我住长江头》(宋,李之仪词)、《大江东去》(宋,苏轼词)、《红豆词》(清,刘雪庵词)等都采用的古诗词作为歌词,即古诗词艺术歌曲。而值得探讨的是,什么样的古诗词才适合用来作曲。当时著名的音乐家青主曾在发表《怎么样的诗才适合用来作曲?》来阐述这一观点。青主指出,一首适合用来作曲的诗要有很好的形式和很好的内容。首先从形式上来说,诗句要整齐,以律诗最好,然而不需要注重诗的声韵;其次从内容上来说,应该有好的诗境、诗情和诗意。青主认为,一首诗若能具备上列的各种条件,当作曲人读过它后就能在仿佛听见它的音响,这样的诗必定是用来作曲的。青主在《乐艺》上发表的《乐艺论坛》中这么说“必要你当看见那一首诗的时候,你同时听见那首诗自然响动起来,你才可以把它谱出来,否则胡乱把乐音填在诗的上面,就不是佛头点粪,亦是可以无有。”在青主看来,并不只有极好的诗才能谱曲为乐歌,若是首普通的诗,只要它需要通过乐音把它发挥出来,就可以谱曲成为很好的乐歌。此外,借古诗词谱曲为歌也是一种“借古喻今”表达内心感受的方式,借古人的当时的情感表达自己的遭遇。而这些艺术歌曲也相当于继承了传统的文化并且影响了当时作曲家的创作风格。

现实性的艺术歌曲是最接近中国现实社会和生活的题材,主要表现出20-30年代中国现实社会不同时期社会各个层面的现实状况。20世纪20-30年代是北洋军阀和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因此出现许多愤慨现实的歌曲。如《问》(萧友梅曲,易韦斋词),以“你知道……”为排比句,如 “你知道今日的江山有多少凄惶的泪?”表达自己的愤慨。用短短几句话和强烈的排比语气表达了对军阀统治的不满以及对国家前途和命运的担忧。黄自在1932-1933年间以白居易的《长恨歌》为题材与韦瀚章合作创作了清唱剧。虽然取材于古诗词,但借此讽刺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不抵抗主义,同共产党的抗日救亡运动相配合。黄自曾满怀激情地说:“现在我写抗敌歌曲,希望不久再能写庆祝抗战胜利的歌曲。”却英年早逝,为我们留下了《点绛唇》、《思乡》、《玫瑰三愿》等著名艺术歌曲和《热血》、《天伦歌》、《九一八》等抗战歌曲。具有强烈爱国主义精神的萧友梅创作了大量愤慨国难国耻的歌曲,以《国难歌》(萧友梅曲,易韦斋词)为例,歌曲一开始就重复“国难到了”,歌词就像一场内心充满愤怒的独白“我们受帝国主义侵略,我们受官僚军阀剥削……”“我们来救起我们的中华民国。”现实性艺术歌曲的代表还有《天伦歌》(黄自曲,钟石根词),《回忆》(陈田鹤曲,廖辅叔词),《国耻》(萧友梅曲,冯国文词)等。作曲家们通过歌词来直接或间接地表达了劳动人民在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的悲惨生活。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早期艺术歌曲蓬勃发展,作曲家们之间相互学习、尊敬,也相互批评。如萧友梅在《介绍赵元任先生新诗歌集》中提及赵元任的《新诗歌集》发表的重要作用即为声乐演唱提供教材之用,尽管中国早期艺术歌曲是由西方引进的,但当时的人也已经意识到“中国人当然最适宜用国语唱本国的歌词”。因为只有在了解发音、歌词意义之后才能将歌曲表达的情感唱出来。而赵元任和青主就歌词谱曲的问题在《乐艺》上相互发表公开信进行激烈的讨论,不仅对曲式和声进行探讨,也对歌词的唱法、与节拍相对应等问题进行细致的评价。可见当时主要的音乐家们对音乐创作相互批评、学习的热情,以及学术的严谨和相互尊重,为中国早期艺术歌曲的创作付出了巨大的贡献,留下了丰富的作品供后人学习研究。

参考文献:

[1]聂普荣.中国二三十年代的艺术歌曲[J].音乐天地,2007,(10).

[2]胡天虹.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艺术歌曲[J].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01,(02).

[3]苏育生.“教我如何不想她”——赵元任与刘半农[J].名人传记,2011,(03).

[4]青主.怎么样的诗才适合用来作曲?[J].音.1931,(13).

[5]萧友梅.问[J].国讯,1936,(143).

[6]萧友梅.介绍赵元任现实的新诗歌集[J].乐艺,193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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