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一民

从“双枪兵”到铁血雄师:抗战时期川军战斗力提升和形象改变的原因

何一民

在长达20余年的军阀混战中，川军各部人数虽众，但纪律极差，战斗力极弱，被世人称之为烟枪和步枪并有的“双枪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数十万川军以贫弱之师和简陋的武器与装配着先进武器的日本侵略军进行了长达八年的战斗，虽然牺牲惨重，但是川军将士视死如归，有着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故而在历次大会战中，战绩卓著，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成为人所称道的铁血之师。川军之所以能够出现这种巨大的转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主要从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四川历史文化和川人性格，保路运动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川军将领的转变和表率以及川军家属等方面进行了初步的探析。

抗日战争;川军;民族意识;爱国主义;民族大义

抗战爆发后，相继有6个集团军约40余万川军将士和300多万新兵出川参加抗日战争，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写下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篇章，其历史地位和贡献得到世人的高度评价。数十年来，有关川军抗战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是与川军的贡献相比仍显不足，其中，关于抗战时期川军形象转变和战斗力提升的研究还较为薄弱。在军阀混战时期，川军被称之为“双枪兵”“烂部队”;而在抗战时期，这支为人所不屑一顾的军队，却出现了华丽转变，成为世人所称道的“铁血之师”。其原因何在?值此庆祝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本文拟就此进行探析。

一、抗战前川军概况及军队形象

本文所称“川军”，是指抗战前在军阀混战中发展起来的四川省地方军队。辛亥革命后，四川逐渐成为军人统治的天下，形成了多个军人集团。北洋军阀时期，各省拥兵自重，四川形成了独特的防区制，各防区成了大小军阀割据的“独立王国”。四川各个军阀为了扩大自己的防区，发展势力，不断扩编军队，进行争霸四川的战争，其战役、战斗数量之多，堪称全国之最，达470多次。1918年，四川军队的规模为10个师外加2个旅。1927年北伐胜利后，四川各路军队相继易帜拥护南京国民政府，川军发展为7个军的编制①第20军(军长杨森)、21军(军长刘湘)、22军(军长赖心辉)、23军(军长刘成勋)、24军(军长刘文辉)、28军(军长邓锡侯)、29军(军长田颂尧)。。1935年，蒋介石决心统一川政，整顿川军，并将其纳入国家军队序列。川军经过整编，人数有所减少，但仍然保持了7个军以及多个独立师的编制。1937年，在全面抗战爆发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对川军进行了第二次整编，整编后的川军共有7个军，以及2个独立师、7个独立旅，计有137个步兵团和少量特种部队，另外，省政府保安处直辖有24个保安团，兵力总计约40余万人。〔1〕整编后的川军不再是地方武装，而被纳入到国民政府的军队战斗序列，直接受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从而为川军出川抗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由于川军在军阀混战时期长期在川内进行争夺地盘和权力的战争，其军队形象极差，战斗力也极弱。

一支军队的形象就是这支军队的内在和外在表现的总和，是人们在对这支军队外表及其行为直接或间接感知的基础上所形成的总体印象、评价和态度倾向。因而，每支军队的性质、宗旨和使命，装备、作战能力和纪律作风等，都对其形象产生重大影响。抗战前的川军，作为割据一方，拥兵自重的军阀控制下的军队，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并不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是为了保护和扩大少数军人集团的私利。大小军阀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和地位，不断扩充军队，相互之间进行争夺地盘和财产的战争。为了积累财富和供养军队，各个军阀都在自己的防区内对老百姓横征暴敛，加税摊派，使有着“天府之国”美誉的四川民聊不生，城乡经济濒临崩溃，因而，川军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这种失去了人民群众拥护的军队，也就失去了发展的基础。由于川军在20余年间所进行的数百次战争都是非正义的、掠夺人民的战争，这样的军队自然具有反动性、多样性和多变性，其作风和军纪必然极差，军心焕散，私欲横流，战斗力也极为低下。在当时的川军中，绝大多数官兵不知为何而战，普遍缺乏理想和信念，作战目的只是为活命，为了个人私利或集团利益，他们不知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是否还能活着，因而普遍放纵自己。虽然川军中也不乏正义之士和忠勇之人，但是，他们在军阀混战的背景下却难以有所作为，个别人的力量不可能改变川军的整体状况。由于川军缺乏信念支撑，因而，相当部分川军军官毫无军人气概，士兵素质也极差。正是因为如此，蒋介石于1935年5月在整编川军的会议上就可以当着川军将领的面毫不留情地训斥:“整理四川的军队，根本的事情就是要先裁兵。我看以现在四川兵额之多，部队之杂，至少要裁去半数以上，然后才可以谈到整理……如果再像过去一样，表面上拥有十数万之众，若干师、若干旅，只是铺张的一个空架子，实际上饷械缺乏，精神涣散。这不过是离心离德的几万乌合之众的饥军，一点也没有力量，不仅不能作战，且将不战自亡。”〔2〕同年8月，蒋介石在峨眉训练团讲话时，更是严厉直斥川军军官毫无军人形象，更无革命精神。他说:“我从成都乘车到峨眉，在途中遇到某些军官坐滑竿从我车旁经过，仰卧倨傲，毫无革命军人之仪态，形象甚为难看，可见毫无教育。”〔3〕蒋介石作为当时的国家最高领袖，如此评价川军，会对社会各界产生何等影响，可想而知。

在长达20余年间的军阀割据时期，四川军队的人数不断膨胀。1933年川军总人数即达到60余万人，所有的军费开支都由地方财政和人民承担。四川是一个农业大省，人口虽众，但经济极为落后，在连续20余年的战争状态下，四川经济几近破产，“四川农村崩溃已为铁的事实，而崩溃之程度，且较中国之任何省份为尤甚”〔4〕。经济濒临崩溃的四川却要供养数量庞大的军队。1913年四川岁出预算所列军费为704万元;1916年岁列军费为602万元。但随着四川军阀势力不断膨胀，四川军费的开支也不断增加。1925年四川收支预算表中所列军费预算为2630万元;次年，四川全省军民会议通过的军费预算更增至3880万元，是1913年四川军费的5.5倍。1927年以后的数年间，四川再也没有编制全省各军的军费预算。而据相关资料记载，1934年全省军费开支达9000余万元，其中，仅21军的军费就达4861万元。〔5〕数额庞大的军费占去了四川财政收入的大部分。1926年，四川省的财政收入仅有43603853元，军费开支就占了88.9%。1934年，四川省的财政收入为150000000元，而军费开支则占了60%。〔6〕巨额的军费开支对四川经济和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严重地阻碍了四川社会的进步和现代化的发展。

虽然四川的军费开支不断上升，但并未能提升军队的战斗力，更未提升军队的整体形象。有外国人在观察了四川军队的行军之后写道:“他们沿着马路，通过郊区，成群结队，毫无秩序，有的穿着军装，戴着军帽，其余的服装则随心所欲，任意穿戴。但每个人都带着旧式雨伞、茶壶、电筒、毛巾、蔬菜和备用草鞋。这些东西或挂在肩膀上，或者用绳子拴在身上。许多扛枪的人，都把用布包裹着的私人财物吊在枪杆上，那种模样令人联想起迪克·惠廷顿。那些能够乘滑竿或者坐黄包车的，以及那些蓄养禽兽的人，荷着鸟笼，抱着猴子，或是用绳子牵着狗走。我明白，像这种吹吹打打的喜剧般的中国队伍，现在只有在传奇故事中才有了。”〔7〕抗战前川军各部的形象虽然随军而异，有高有低，但就整体而言相对较低。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军队的性质导致各部官兵精神焕散，没有斗志以外，军队士兵的构成也与之有一定关系。川军士兵多为目不识丁的下层贫苦民众，他们中有相当部分人是被强征而来，或迫于生计才来当兵。他们普遍缺乏军事基础训练，也较少纪律约束。其待遇也极低，“军饷总是拖欠，这个问题在某些军队中尤为严重。军官们普遍克扣士兵军饷，入饱私囊。”当官的“平时则吃兵夫缺额，饱其私囊，开差及作战则强拉兵服役。”“间遇长官规定给发夫役工资，然而完全为军官中饱，且以夫役多吸烟党之故，管理夫役者亦包卖鸦片，贵至数十百倍，强迫购买，于是夫役工资亦尽入彼辈之手，一文不获。”〔8〕甚至刘湘的贴身护卫的待遇也不高，他们的生命在长官眼中也如草芥，“每个士兵的月饷只有八块钱，如果打死了，很容易招募别的。”〔9〕由于川军上层为了确保自己的势力，拼命扩充队伍，他们明知所属部队存在各种问题，但也无暇顾及，只要士兵能待在军营中而不逃跑，就可以对一些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致使川军各部队的军纪极差。

军阀混战时期，四川人民对川军极为反感，认可度极低。其时，普通四川民众对川军的形象概括为“双枪兵”和“三多军”。所谓“双枪兵”，即“老套筒步枪”加“烟枪”。当时的川军各部官兵都普遍抽吸鸦片烟，而一旦染上鸦片烟瘾就具有依赖性，故不少川军官兵无论是平时训练，还是行军打仗，都要配备作为武器的手枪或步枪和吸食鸦片的工具“烟枪”。而所谓“三多军”，则是“川军一些部队之中，老婆比军官多，军官比士兵多，士兵比枪杆多”〔10〕。这样的“双枪兵”和“三多军”，作战能力低下也是可想而知。川军内战虽多，但相互间打仗尚不能显示出其战斗能力。川军的战斗能力在与红军的较量中就一见高下。1933年红军第四方面军由陕入川，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川军多次参与围剿，结果都是惨败。如田颂尧部进攻川陕苏区，其部队损失一半;其后，刘湘派10万大军再次围剿，也大败而归。时任“剿共”各路总指挥的陈诚曾严厉训斥川军:“连外国人都知道，四川军队素质之差，国内外有名，同中国优秀的部队相比，相差甚远”。〔11〕

正因为川军在军阀混战时期名声太差，故而在抗战初期受到国民政府高级将领的蔑视和不公平待遇。如邓锡侯奉命率第22集团军不远千里前往第二战区参加山西保卫战时，驻防山西的阎锡山拒绝川军入晋，他无端指斥川军“武器不好，作战不力，是不会打仗的叫花子部队”〔12〕。甚至认为川军是“抗日不足，扰民有余的土匪军”，电请统帅部将第22集团军调往他处。〔13〕太原之战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将第22集团军调往第一战区，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也加以拒绝，宣称:“阎老西都不要，你们要送给我?我不要这种烂部队”。〔14〕在台儿庄大战之前，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也一度认为:“川军习气较坏，官长均视物质享受为当然，不能与士卒共甘苦，各将领间因为省内长期互战的结果，彼此均积不相能”。〔15〕相类似的言论在当时还颇多。由此可见，川军在国民政府高层将领的心目中形象极差，不过是“烂部队”而已。

二、抗战初期川军的装备与抗战时期的战斗业绩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给予川军一洗前耻、重塑军队形象的机遇。抗日战争是一场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的对决，战争的性质改变了抗战川军的性质，从而也给了川军新的发展动力。“七·七”事变发生后，川军将领纷纷主动请缨，要求率部参加抗战，得到国民政府允准。从1937年到1938年，川军分批出川，前往抗战前线作战。“川军将士东出夔门、下三峡、入洞庭、赴京口……纵横大江南北。北跨剑门、越巴山、翻秦岭、过关中，涉风陵古渡，北抵恒岳，东趋泰岱，回镇皖浙……奔驰数千上万里，驰骋南北战场，热血洒遍江淮河汉。为民族争生存、为四川争光荣”。〔16〕先后出川抗战的川军总共有6个集团军，下辖10个整编军，再加上第43军和第88军，以及1个独立旅，共计约40万人。川军的数量在当时约占国民政府所统辖军队的2/10，为各省参战军队之最。与之相对应的是，龙云所辖出滇抗战部队只有第60军，下辖182、183、184师3个师，大约4万人，规模只及川军十分之一。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同蒋介石逐鹿中原的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所辖广西抗战军队亦只有第11集团军，下属第7军，第31军，第48军，每军辖3师，人数大约为18万人，不及抗战川军的一半。〔17〕

出川抗战的川军人数虽众，但是正如前文所述，军队的整体形象极差，被普遍认为纪律松懈，战斗力低下。加之在抗战初期，川军受到多方面的歧视和不公平待遇，武器装备得不到有效的补充，致使川军在抗战初期对日作战中牺牲十分惨重。

在热兵器时代，武器装备对于战斗力的作用十分巨大，因而，分析抗战初期川军的武器装备，可以较为客观地了解川军的战斗力基本状况。

川军的武器以四川兵工厂所造为主。由于从民国初年到川政统一，四川持续不断发生大小战事达470多次，长期的战事消耗大量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和人力，使现代工业发展严重受阻，晚清开始发展的军事工业进步极为缓慢，四川兵工厂所制造的武器远远落后于东中部各省所造和外国生产的武器。在军阀割据的状态下，四川军队要从外省获得先进武器受到很大限制，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一直努力想消除各省军阀割据，因而在武器装备上对川军加以种种限制。川军虽然也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在省外或国外购买部分新式武器，但需要巨额经费和多种关系才能获得。刘湘所部从1928年起曾先后3次向外国购运军火。1930年透过雅利洋行订购德国出厂5年的步枪子弹1200万发，无烟火药20吨，制造子弹头的钢盂(即弹头半制品)40吨，后又通过重庆的英商安利英洋行购入英国路易式重机关枪3000挺、子弹1500万发。〔18〕因而，刘湘的军队在川军各部装备最好，扩张也最为迅速，发展成为3个军，以及多个独立师、旅。抗战初期，川军各部武器装备虽然较20世纪20年代有所进步和发展，但相比国民政府的正规军和大部分省区的军阀队伍都要差，士兵最重要的武器——步枪——基本上都是川省所造，只有少量“汉阳造”步枪。川省所造步枪和汉阳造步枪在射程、准确度和耐用性等方面都有较大差异。而与日本军队的步枪相比则差距更大，仅射程就相差1倍左右，前者的最远距离仅几百米，而后者的最远距离可达千米以上。武器装备质量悬殊，使川军在出川参战之初，一直就处于极端不利的状态。国民政府虽然口头上承诺给予川军武器装备支持，但实际上川军士兵只有一半左右的人能够领到一支步枪和两颗手榴弹，而步枪的口径不一致，七九口径和八六口径混杂，子弹也较少;只有少数精锐部队获得了八二迫击炮和一些马克沁式、三十节式重机枪，绝大多数部队均以步枪为主。此外，川军的后勤补充也跟不上需要。如1937年四川军队出川之时已经是秋季，但因军情紧急未能配备冬季军装，全体将士身着单衣、草鞋就开拔出川，千里急行军。随着天气渐凉，刘湘、邓锡侯等川军将领曾多次向国民政府要求为部队更换冬装、增加武器装备，但都遭到国民政府的推诿，相互之间踢皮球，致使川军装备难以得到改善。曾任川军第22集团军总部参谋处长胡临聪写道:“当时各军的武器装备简劣。所有步枪，十分之八为川造，十分之二为汉造，且使用已久，质量太差，大多不堪使用。至于轻机枪，数量甚少，每师多则十余挺，少则数挺而已。大炮方面，每师除数门迫击炮外，山野炮一门都没有。其时虽已秋风萧瑟，但士兵每人仅有粗布单衣两套、绑腿一双、单被一条，小草席一张、草鞋两双、斗笠一顶而已。”时任727团团长的张宣武对所在41军的武器装备则是这样描述的:“第41军全军没有骑兵和炮兵，除步兵团各有一个迫击炮连外，没有一门野炮或者山炮，更没有任何防空武器和反坦克武器。轻、重机枪和步枪都是四川土造，质量极差，数量极少。以122师364旅来说，全旅只有八挺重机枪和两挺轻机枪。步枪十之八九没有刺刀，由修械所自制大砍刀来装备士兵。通信部队极不健全，旅、团均无通信兵编制，旅以上才有无线电。军、师都没有野战医院，师、旅、团虽有卫生队，却缺乏新式器械，担架都是用木棒和绳索绑起来。军、师没有辎重部队，集团军也没有兵站。”125师750团陈仕俊团长也讲述了对日抗战时的武器装备:“当时各步兵连无轻机枪，每营有一挺重机枪，步枪是川造，故障多，所以在近距离作战中只有用马刀、手榴弹才能显示威力。”〔19〕总体说来，抗战初期川军的武器装备十分落后，不仅与日军的武器装备悬殊巨大，而且与友军相比，也有较大差距。

为了对川军的武器装备有一个直观的了解，本文根据相关资料，作一简单的比较。在出川参加抗战的川军中，第23集团军145师是刘湘的精锐之师，官兵素质和武器装备都比其他川军为好。而国民革命军第71军第88师则是抗战前国民政府直辖军队中武器装备最好的精锐之师。将两个师的武器装备进行比较，可以反映出川军在武器装备方面的差距。

第145师、第88师与日本陆军师团的武器装备对比

上表分别列举了12个项目。先就以上项目对川军和中央军进行比较。川军第145师只有2个项目在数量上多于第88师，一是人数多1000人;二是步枪、马枪数量多了近1000支。但在关键的重武器方面，川军则明显落后:第145师拥有的轻机枪仅为第88师的12.3%，重机枪为第88师的71.4%，山炮、野炮为第88师的33.3%;战车防御炮第145师为零，第88师则有4门;机关炮第145师亦为零，第88师则拥有24门;第145师的团属迫击炮和营迫击炮分别只有第88师的1/3;高射炮第145师为零，第88师则有4门。由此可见，川军装备最精良的第145师除了人数和步枪多于第88师外，所有的重武器都少于第88师。机关枪和大炮是二战时期用于构建立体防火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远距离打击敌人有生力量的重要武器，高射炮则是防空的重要武器，对于阻止飞机的空袭作用突出。这些重型武器的缺失必然导致川军无论在进攻战还是防御战中都处于劣势，战斗能力大幅下降。另外还需要强调的是，第145师在步枪数量方面虽然略具优势，但却为质量低下所抵消。第145师士兵所用步枪大多是四川兵工厂和川康绥靖公署武器修理所制造，另有部分“汉阳兵工厂”制造。“汉阳造”虽然较“川省造”质量好一些，但是大部分枪支生产年代久远，瞄准精度低，故障多，经常出现卡壳现象。加之子弹缺乏，没有子弹的步枪就变成了没用的武器。因而，第145师在步枪数量上的优势实际上并不存在。第145师的另一个优势，即士兵多了1000人，由于武器装备落后，人数优势也被削弱。

川军在武器装备上不仅与中央军相比有较大差距，与日军相比，其差距就更加巨大。从上表可见，日军一个师团的兵力远大于国民政府中央军和川军精锐之师的兵力:人数为第88师的1.57倍，为145师的1.46倍;步枪、马枪为第188师的2.369倍，为第145师的1.89倍;轻机枪为第88师的1.669倍，为第145师的12.85倍;重机枪为第88师的1.405倍，为第145师的2.08倍;山、野、榴弹炮为第88师的4倍，为第145师的12倍。另外，日军师团有坦克24辆，第88师和第145师均无坦克;日本师团拥有262辆汽车，中国军队的汽车无记载，即使有汽车也是少数，其机动性非常落后。第88师仅在机关炮和团属迫击炮两个项目上比日本师团略占一点优势;但川军145师在这两个项目上依然处于劣势。以上统计只是从数量上作了对比，还没有从武器质量高低方面进行比较。总体来看，日本陆军的武器装备远高于中国精锐陆军的装备。有研究者甚至认为，日本陆军一个师团的火力大约相当于中国精锐师的3倍，中国需要3个第88师这样的精锐之师才能与日本1个陆军师团相等同。〔20〕

但是，抗日战争的进程表明，武器固然重要，掌握武器的人比武器更重要。武器装备水平远低于日本军队的川军各部，在八年抗战中却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战斗精神，取得了骄人的战绩，从而一雪前耻，重塑形象。从1937年8月到1945年5月，四川有6个集团军40余万军队直接参与了对日作战的20余次重大战役，主要有:淞沪会战(第20军、第43军)，太原会战(第22集团军)，广德泗安之战(第23集团军)，安庆之战(第27集团军)，徐州会战(第27集团军、第22集团军)，武汉会战(第22集团军、第27集团军、第29集团军、第43军26师)，武宁战役(第20集团军、第30集团军)，南昌会战(第30集团军、第26师)，襄樊战役(第22集团军)，中条山之战(第47集团军)，随枣会战(第22集团军、第29集团军)，第一次长沙会战(第27集团军、第30集团军)，枣宜会战(第22集团军)，晋南之战(第36集团军)，第二次长沙会战(第27集团军、第29集团军)，马当之战(第211军)，上高之战(第30集团军)，第三次长沙会战(第27集团军、第30集团军)，豫南之战(第22集团军)，浙赣会战(第23集团军)，鄂西会战(第29集团军)，石门慈利之战(第29集团军)，常德会战(第29集团军、第20军)，豫中会战(第36集团军)，长衡会战(第27集团军、第20集团军)，桂柳会战(第20集团军)，独山战役(第20军)，豫西鄂北会战(第22集团军)等重大战役①括号内为参战的川军。参见成都市政协文史委编:《成都文史资料选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专辑)，1985年，第42～43页。。

出川参加抗战的川军在历次重大战役中，一改过去在四川内斗时的窝囊废形象，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一往无前、奋勇杀敌的战斗精神和英雄气概。如杨森的第20军于1937年10月即参加了淞沪会战，打响了川军八年抗战第一枪。在淞沪会战中，第20军第26师表现异常出色，战绩在所有参战的中国70个师中名列第5，其战功受到国民政府军委会嘉奖。1938年徐州会战中，川军也以生命和鲜血书写了不朽的篇章。特别是在滕县保卫战中，更是惊天地动鬼神，令国人重新认识川军。1938年3月初，川军第22集团军在台儿庄以北的滕县、界河、两下店一带据险防守日军南下，第41军代军长兼第122师师长王铭章临危受命，率122师防守滕县，以屏障台儿庄，保卫徐州。王铭章清楚地知道，“以川军薄弱的兵力和窳败的武装，担当津浦线上保卫徐州的第一线的重大任务，力量已不够，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他却大义凛然地对部将讲:“我们身为军人，牺牲原为天职，现在只有牺牲一切以完成任务，虽不剩一兵一卒，亦无怨尤。不如此，则无以对国家，更不足以赎20年川军内战的罪愆了!”〔21〕第122师的全体官兵正是抱定与日军血战到底的勇气和决心，坚守滕县城。日军虽数次突入城内，但守城官兵决不退让半步，几次歼灭入侵城内之敌。据统计，滕县战役川军毙伤日军官佐320余员，击毙士兵1500余名，击伤士兵5700余名。〔22〕第122师最终因粮尽弹绝，援兵不至，县城沦陷，师长王铭章、参谋长赵渭滨等5千余官兵全部壮烈殉国。第127师师长陈离、第124师师长吕康等3千余官兵受伤。〔23〕这次滕县保卫战表现了川军官兵崇高的爱国主义和不怕牺牲的战斗精神，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尊敬，从而使川军形象大大改观。当时有人评论说:“滕县四昼夜的血战，以武器之最劣、人数不过二万余人之川军，终能给数量巨大、高度机械化之精锐敌军以重大的打击，捣毁其直占徐州之企图，等待援军主力到达，使军事重镇徐州，得以转危为安，这是我国抗战史上最不可磨灭的一页。”〔24〕指挥鲁南会战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也动容地说:“若无滕县之苦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台儿庄之结果，实滕县先烈所造成也!”“滕县一战，川军以寡敌众，不惜重大牺牲，阻敌南下，完成战斗任务，写出了川军抗战史上的最光荣之一页。”〔25〕其后，川军参加了正面战场几乎所有的重大战役，取得了突出的战绩，战斗力得到巨大提升，给予日军侵略者以重创。如1942年1月，川军杨森所部参加长沙会战，取得大捷，“整个会战击毙日寇56944人，其中敌大队长、连队长以上军官10人;俘虏日寇139名，俘虏敌人数量之多，为历次会战所罕见”〔26〕。八年抗战中，川军彻底改变了形象，社会舆论也随之逆转。当时成都的报纸就写道:“谁说我们川军是专打内战的?你看!这次在战场上不是把日本鬼子，打破头了么?”。〔27〕国内各界对川军始重新评价，另眼相看。川军在八年抗战中以数十万人的伤亡赢得了高度赞誉，堪称中国军队的“铁血之师”。

三、川军战斗力提升和形象改变的原因简析

川军为何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各集团军所属部队都能够整体地提升战斗力，给予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从而为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我们认为，川军之所以能够在抗战中提升战斗力和改变军队形象，并非偶然，而是多种因素促成的结果。

1．中国历史上的爱国主义优秀传统和四川优秀文化的长期积淀，是川军在抗战中浴火重生的重要精神源泉。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与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28〕在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爱国主义成为光荣传统。在中国历史上，每当外敌当前之际，爱国主义就成为动员和鼓舞人们的一面光辉旗帜，成为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力量。四川地区在战国后期被纳入到中原王朝统一的版图以后，就逐渐形成了以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为基础的爱国主义，川人“计深虑远，急国家之难”;“是以贤人君子，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也”〔29〕。如南宋末年，蒙古铁骑恣意纵横，但在四川遭到军民的顽强抵抗，“宋臣余玠议弃平土，即云顶、运山、大获、得汉、白帝、钓鱼、青居、苦竹筑垒，移成都、蓬、阆、洋、夔、合、顺庆、隆庆八府州治其上，号为八柱，不战而自守矣。蹙蜀之本，实张于斯。”①姚燧:《牧庵集》卷30《中书左丞李忠宣公行状》。四川虽然地处内陆，但爱国主义精神却在历史演进中渗入了川人的血液之中，对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当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中国发动疯狂侵略，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爱国主义激发起川军的抗战精神，使他们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正是爱国主义，让川军将领精神升华，并与蒋介石等统治集团在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上找到共同点，他们才能放弃个人利益，服从国家民族大局，从而使川军出现华丽转身;也正是爱国主义，让川军官兵有了精神支柱，有了理相和信念，有了为之而战斗的目标，才使他们从内战时期的畏战、怯战，转变为抗战时期的视死如归、勇往直前、宁死不屈。爱国主义焕发出川军巨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让原来毫无斗志、军心焕散的川军结成抗敌御侮的钢铁长城，从最糟糕的“双枪兵”成为英勇顽强的“铁血雄师”。

抗战时期，川军战斗力的提升，除了爱国主义是其精神源泉之外，还与川人的性格和巴蜀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

古代四川地区是南北文化的交汇地，历史上出现过多次人口大移民。而移民面对的艰苦环境，培养出了他们了坚毅的性格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四川人不畏艰难险阻，不畏强暴，勇于斗争，勇于反抗的地域文化精神，犹如一根生命线，贯穿着四川历史发展的全过程，并演化为爱国尚义、忠勇重武的文化秉性。特别是清代大移民，更使在艰苦环境中创业的川人形成了以劲勇、尚力、知兵、善战、勇武为特征的崇义尚武文化特征，以仁义厚道，忠勇耿直而著称。清康乾年间，四川出现了以“啯噜”为名的民间秘密组织。道光年间以后，“啯噜”更演变成为遍及全川的哥老会。哥老会俗称袍哥，以天为父，以地为母，其成员互为兄弟姐妹，团结互助，反清复明，成为反抗清朝统治的民间秘密组织。四川人嗨袍哥，讲义气，有血性，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绝不含糊，为朋友两肋插刀，三刀六个眼，眉头都不会眨一下。在军阀混战时期，虽然不少部队官兵皆入袍哥，但是，由于这些战争的性质是非正义的，川军绝大多数官兵都厌恶内战，不愿为非正义的战争而卖命，他们在军阀混战的状态下，表现不出川人的勇敢和血性，也表现出不出袍哥的义气。由于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为了争取生存的正义战争，川军官兵身上所蕴藏的崇义尚武秉性终于得以释放。为了国家存亡和民族大义，川军官兵无不视死如归，义字当先，哪怕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川人的血性，袍哥的“绝不拉稀摆带”和崇义尚武的文化精神，成为抗战时期川军战斗力提升和形象改变的重要精神源泉之一。

2．晚清亡国灭种危机和保路运动兴起，促进了川人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想形成和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从而为抗战时期四川民众和川军爱国精神的大发扬奠定了思想基础。“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地掀起的救亡运动在四川持续不断地发酵，刺激着川人的民族意识觉醒和爱国热情高涨。“七·七事变”后，严重的亡国危机更是使川人的爱国热忱达到顶点，形成了万众一心，共赴国难，共御外侮的全民性的爱国运动。

探讨抗战时期川军为何出现大转变，川人为何具有强列的爱国精神，形成全民抗战的局面，不能不追溯清末保路运动的作用和影响。

19世纪中叶以后，从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半个世纪中，中国一步步堕入半殖民地深渊，面临前所未有的亡国危机。20世纪初年，随着世界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进入垄断阶段，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方法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通过资本输出掠夺中国的主权，成为一种“灭国新法”。四川僻处西南，对亡国危机的感受虽然较东部地区为晚，但是，川人一旦觉悟，就不甘落后于他省。四川1911年保路运动的兴起虽然晚于两湖广东，但当东部数省的保路运动在清政府的瓦解下而烟消云散之时，川人的民族意识却猛然觉醒。他们将保路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保路即保国，保路即保川，川人的爱国激情如火山喷发。四川“当时一般舆论，都以为外人握着我们的矿山铁路，就如握着我们的生命一样，所以矿山铁路无论如何不可落在外国人手里”。〔30〕四川留日学生写道:“呜呼!今日列强之灭国新法，实行与中国各省，而渐渐逐及我蜀，我父老其知之否耶?今也不然，握其政府财政之权，夺其人民生计之路，剥肤吸血，使之奄奄以尽，而国非其国矣”。〔31〕保路运动激发起四川各阶层人士心中已经开始觉醒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让他们认识到，为了“不做亡国奴隶，就必须起而抗争”。〔32〕如果“吾神圣不可侵犯之路权失矣，吾七千余万同胞之生命绝矣”。〔33〕因而，“我们的四川人，生死存亡，即在眼前，富的!贫的!少的!男的!女的!大的!小的!贵的!贱的!智的!愚的!强的!弱的!”在保路同志会的舆论宣传和社会动员下，全川人民都开始觉醒，广泛参与到保路运动之中。“我川人如梦初觉，如睡初醒”，“府州厅县协会成立，各城各街巷分会亦共成立，足见众志成城”。“万众血男子指不胜屈，有先死誓众者，有破指示决者，有以五日走一千一百里赴会者，有以六十老翁而愿捐其身于会者，有十三龄稚女而自誓死任代表入京者，有以稚童涕泣愿捐其卖饼食之钱协助会经费者，有官者去官，有产者捐产，……无男无女，无老无少，无富贵贫贱，无智愚贤不肖，无客籍本籍，莫不万众一心”。〔34〕保路运动中，川人近代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的觉醒，为抗战时期川人爱国精神的大发扬奠定了思想基础。可以说，抗战时期四川人之所以有着强烈的爱国激情，与保路运动有着直接的关系。正是保路运动使川人深刻地认识到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之间的关系，认识到了群众运动的伟大作用。因而，早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前，有着爱国主义光荣传统的川人就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1931年9月5日，四川各界民众在成都召开“四川省各界民众反日大会”，声讨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罪行。“九·一八”事变后，四川各界民众更是强烈地感受到民族危机，四川各界300多个团体于1937年9月29日在成都发起抗议日本侵略我国东北的大会，共有5万多人齐集在成都少城公园。与会者发出了抗日救亡的最强音，呼吁“全民动员，抗日救国”，闻者无不动容。会后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沿途不断有市民加入游行队伍，人数最多时达20余万人。其时，成都全城人口仅30余万人，可谓倾城出动。经过广泛的社会动员，川人普遍认识到:“卫国即以卫川，救国即以救家，存亡之际，间不容发”。〔35〕四川民众掀起的抗日救亡运动与保路运动在舆论宣传等方面也有颇多相似之处。

1932年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四川民众组织抗日义勇军赴上海参战，对川军官兵也产生了很大刺激作用，不少中高级军官也直接参加到抗日宣传活动中。如顺庆“驻军杨汉城师长，陈路司令，发起南充县军民联合援助抗日军募捐游艺大会，已于四月五日午后四钟在保卫团开第一次会议，出席团体计有廿军三混成旅，廿九军十六旅，保卫团，指委会，教育局联中校等，提议事项颇多”。〔36〕四川民众的抗日激情对川军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使广大有民族正义感和爱国思想的军人都无不热血喷涌，纷纷请缨，希望结束内战，参加抗日征战，让川军成为救亡图存的“中流砥柱”，“树全川之光荣”。

“七·七”事变后，四川各界民众都纷纷要求川军出川抗战，“在短短一个月时间内就有40多个县和单位的救国团体致电军政当局，要求刘湘出师杀敌”。〔37〕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宣言提出“发动全民族的抗战”。〔38〕有46名著名川省绅民致电刘湘:“请提挈川康各军，请缨北上，共雪国耻”。〔39〕全川性的爱国救亡运动，对于川军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推动川军官兵思想发生变化。

3．抗战时期，川军战斗力提升和形象改变与川军将领的转变和以身作则有着直接的关系。

各级军官是军队的核心，对于军队的战斗力的发挥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川军作为清末民初所建立的新式军队，其各级军官多为各种军事学校毕业者，如刘湘、杨森、唐式遵、潘文华等皆为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的学生，邓锡侯等人则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就读，另有部分军官曾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抗战川军将领一方面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很深，有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精神;另一方面，普遍接受了新式教育，有着现代意识和宽广的视野。在中国分裂动荡的军阀混战时期，他们虽然极力谋求自己的利益，扩大地方势力，但内心的救国之志，爱国之情从未泯灭，因而，在日本不断加深对中国的侵略，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危亡的紧要关头，川军将领能够抛弃个人利益，将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放在首位。在“九·一八”事变后，主政四川的军人集团逐渐发生重大变化，他们对四川各地民众的抗日运动予以了一定程度的开放和支持，如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等人对各地民众抗日救亡活动不仅不加制止，反而在暗中给予方便和支持，使四川的抗日救亡运动在1935年以后出现迅猛发展的局面。

在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川军将领完成了从地方军阀向爱国将领的转变，其标志就是川军将领刘湘、邓锡侯等人于1937年8月7日出席国民政府最高国防会议，力主抗战。刘湘代表四川发言，他针对部分有着畏战情绪的官员，慷慨激昂地讲道:“要抗战才能救亡，才能得民心;要攘外才能安内”，并坚定地认为:“抗日最后胜利，必属于中国”。刘湘代表川军主动请缨出战，并表示:“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40〕刘湘在国民政府最高国防会议上的讲话，反映了川军将领整体已经从地方军阀的泥潭中得到升华，成为坚决抗战的爱国军人。在军阀混战时以消极作战而闻名的将领唐式遵，也在出征的将台上发出了“不灭倭奴誓不还”的呐喊。川军将领的转变，与当时部分国民政府高官和军队将领对日本心存幻想，盼望向日本妥协的消极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川军将领力主抗战并非只停留在语言上，川军将领们亲率所部出川抗战，更以实际行动作了有力证明。刘湘虽然并非战死沙场，但其病逝也与率军出川劳顿过度有着直接的关系。在历次正面战场的大会战中，川军高级将领都是亲率部队战斗在第一线。八年抗战期间，先后有十余名高级将领战死沙场。正是川军各部将领身先士卒，既不怕死，也不怕苦，对川军战斗力的发挥和形象的改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1937年杨森部第20军奉命支援上海抗战，出发前所有军官都留下遗嘱，誓言不灭日寇决不生还。在军官们的带动下，全军“每天几乎要翻山越岭地走一百里以上的山路。晚上又要自己打草鞋。一天只吃一顿干饭和一顿稀饭，有时只吃到一顿饭”，但个个杀敌心切，日夜兼程。由贵阳到长沙，一般要走59天，但这次“竟于24天中全部到达”。〔41〕淞沪会战期间，日军发动猛烈进攻，形势非常危急。第20军第26师师长刘雨卿召集全师军官会议，重申川军抗日是为了救亡图存，“报效国家的民族大义”，军官们抱定“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牺牲精神，纷纷留下遗嘱，表现出大无畏的战斗勇气。广大士兵在军官们的感召下，更是以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奔向战场，与日军展开激烈的战斗，虽然牺牲惨烈，但也重创了日军。〔42〕“滕县之役，川军亡过半，高级将领自王铭章师长以次，皆能遵“有敌无我”之训，慷慨捐躯，从容就战。而下级将官与士兵大众之舍死忘生，浴血苦战”。“俱战死不退，誓不生还。城破之日，受伤将士，皆纷纷自杀，无偷生图幸免者”。〔43〕其英雄气概令闻者无不感动。川军将领在在民族危亡之际，带头请缨，出兵抗战，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华西日报》载文称:“自卢沟桥事件发生，此一伟大之民族救亡抗战，已经开始!”“四川为国人期望之复兴民族根据地与战时后防重地……四川七千万人民所应负担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军民一心、上下共济、前仆后继、百折不挠，则最后胜利必属于我民族!”〔44〕

由于抗日战争的性质与军阀混战有着根本的区别，川军将士不再是为了个人私利而战，而是为了国家民族的生存而战，为了正义而战，他们有了崇高的理想和信念。因屏弃了私利，川军将士“无欲而刚”，其军纪和作风也与军阀混战时期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其时，川军将领普遍开始认识到只有获得老百姓支持，才能打胜仗，因而他们都严厉治军，加强军纪和作风管理，一改军阀部队的颓废与混乱，每到一地都是秋毫无犯。部队到一地驻扎，必先申明纪律，不许骚扰当地百姓。部分出川抗战的部队还在征途中利用休整时间，为当地农民耕地除草，协助下种和收获粮食等，博得了人民群众的好感，从而对川军尽力支持。第20军军长杨森还仿效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制定了“四大纪律，十四项注意”。〔45〕“四大纪律”是:“决心英勇抗战，服从长官命令，不要人民东西，坚固国民团体。”十四大注意是:“逢人宣传，说话和气，爱惜武器，不当散兵，整洁驻地，买物公平，借物送还，损物赔偿，不乱拉屎，远让汽车，不嫖不赌，自己洗衣，负伤守纪，负伤交枪。”这些规定对于加强部队思想教育，规范部队行为，协调军民关系，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为川军赢得了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也促进了军队战斗力的提升，极大地改变了川军的形象。时人董问樵教授根据亲身经历写道:“我某次谒见李(宗仁)司令长官，他说自川军加入鲁南作战以来，军纪和军声，都迅速地整肃了。是的，从前有些人对于川军的纪律还未免怀疑，然而现在川军在前方不但秋毫无犯，而且处处与民众合作，受民众的欢迎、爱戴、同情和帮助。真正做到了实现军民打成一片的程度。鲁南的古战场上涂满我们巴蜀健儿的碧血，这就是昭示我们:巴蜀健儿有杀敌的魄力，有卫国的光荣，现在我们须继续踏着先烈的血迹前进，追寻更伟大的胜利!”〔46〕

4．抗战时期川军形象发生转变，战斗力提升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川军将士家属对抗战的大力支持，使他们没有后顾之忧，“军民一心、上下共济、前仆后继、百折不挠”①《华西日报》，1937年8月26日。，从而抱定“最后胜利必属于我民族”的信心。

抗战爆发后，数十万川军奔赴抗日前线，全体将士家属无不支持，并出现了许多感人的故事。如21军144师长郭勋祺的夫人罗显功在1937年9月川军即将出发之际，将郭勋祺所写“鸡已经鸣了，起来哟，不要永恒的睡着，帝国主义打倒后——才能实现你们的愉快、安乐”这首充满战斗激情的诗绣在枕套上，并绣上并蒂花和“鸳鸯”等图案，希望丈夫每天以枕为警。罗显功用“警枕”这种特别的方式表达了她对丈夫的爱和对抗战的支持。

而抗战时期最能代表川军家属坚决支持抗战的决心，就是著名的“死”字旗。1937年寒冬，一个叫王建堂的四川安县农村青年带着一面白色的“死”字旗来兵站报名参军，这面旗是他的父亲王者成所写。王者成在一面用大白布制成的旗帜正中书写了一个大大的“死”字，右侧题写:“我不愿你在我近前尽孝，只愿你在民族分上尽忠!”，勉励儿子为民族和国家尽忠，上前线杀敌;在旗帜的左方则书写了:“国难当头，日寇狰狞。国家兴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过年龄，幸吾有子，自觉请缨。赐旗一面，时刻随身。伤时拭血，死后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这面“死”字旗，不仅表达了王者成作为军属对抗战的支持，同时也表达了千千万万四川军人家属的心声和决心。“父亲送儿上战场”，“妻子送郎打东洋”的感人场景在当时不知有凡几。正是有着亲人的勉励和支持，川军将士才心无牵挂，一心报效祖国，故而在八年抗战中越战越勇，成为一支“铁血之师”，受到世人的高度赞誉。

四、结语

抗战八年期间，四川参加抗战的成建制部队共40余万人，另有相继征兵出川加入到各个部队中的士兵约300余万人，其总数为各省之最。川军参与了正面战场几乎所有的大会战，牺牲之惨烈也居全国各省之首，川军共阵亡263991人，负伤356267人，失踪26025人。〔47〕出川抗战的川军确实做到了如刘湘临终前所嘱:“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返乡”。〔48〕川军在八年抗战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英勇。正是在抗战烽火中，川军实现了浴火重生，以生命和鲜血书写了抗战历史，从而由“双枪兵”、“烂部队”，转变为铁血之师、正义之师。

川军在抗战时期出现巨大转变，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本文略作探析，难免不挂一漏万，识者还可进一步研究。在浏览众多的史料之后，笔者深有感触:军阀混战时期，川军一塌糊涂，关键在于战争的非正义性，失道寡助;而抗战时期，川军变得到英勇顽强，关键则在于战争的正义性。民族大义和爱国精神的弘扬，对于川军的转变起了关键的作用，这既有时代感召，也有个人的因素。毫无疑问，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国家民族利益战胜私欲和个人利益，是川军发生转变的根本原因。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凡是有爱国思想和正义感的中国人无不顺应时代潮流，作出正确的选择。川人和川军在关键时刻将国家、民族利益视为最高利益，为了国家的生存和民族的复兴，敢于挺身而出，甚至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从川军将领到数百万普通川军士兵，之所以都敢于视死如归，宁愿战死沙场也绝不屈服，其原因就在于此。其伟大和崇高实令人敬佩。相比之下，那些甘当汉奸、伪军的人，都是将个人名利置于国家民族利益之上的贪生怕死之辈，为国人所不耻，将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抗战胜利已经70周年，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中国也不再是任人凌辱的贫弱之国，川军将士如果泉下有知，应感欣慰。今天，中华民族已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正在向富强的国家迈进，在半个多世纪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我们还要看到，“中国梦”还有相当的距离。今天举国上下隆重纪念抗战取得的伟大胜利，不仅要缅怀先烈，更要总结历史的经验，弘扬抗战爱国精神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川军在八年抗战期间展现出川人的抗战爱国精神，如果简单梳理，可以概括为以下五种精神:一是精忠报国、毁家纾难的爱国精神，二是视死如归、杀身成仁的牺牲精神，三是万众一心、前赴后继的团结精神，四是同仇敌忾、奋勇杀敌的战斗精神，五是无私奉献、扶危济困的包容精神。正是这些精神在70多年前成为川军坚持抗战的动力源泉。今天中华民族正在崛起，同样需要继承和发扬以上精神，并将这些精神转化为改革开放的新动力。因而进一步加强对抗战历史的研究，加强对川军历史性转变的研究，还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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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云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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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十二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城市通史”(编号:12AZD083)、四川省政府重大项目“四川抗战历史文献编纂”阶段性研究成果。

2015－09－30

何一民，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四川成都6100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