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 亮

“身心分离”视域下农村社会生活主体的缺失与在场
——对转型期乡村社会的认识与想象

贺 亮

“无主体熟人社会”为理解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舆论失灵”、“面子贬值”、“‘社会资本’流散”和“熟人社会特征的周期性呈现”四个特征是其所呈现的异于“熟人社会”的质变图景，可从主体缺失、关系脱嵌和结构失衡三个层面进行深入理解。“无主体”揭示了空心村的典型特征，然而主体即青壮年的缺失并不能解释非空心村运作逻辑的变化。个体与村庄的关系不仅包括空间意义上的活动区域是否脱离村庄场域，还包括与村庄心理联系的强弱，可将个体与村庄的关系按照“身体依附程度”和“人心归属程度”进行交叉分类，借此分类体系可加深对当前乡村社会性质的认识。

熟人社会;半熟人社会;无主体熟人社会;乡村社会;主体缺失

“熟人社会”是费孝通先生(以下简称费先生)对其所谓之乡土社会的具象化描述，随着革命与后革命时期国家意识形态对乡土社会的改造，以及西方现代性因素的渗透，费先生笔下的乡土社会已然发生了巨变。如何认识巨变中的乡土社会，不同学者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半熟人社会”①此概念最早见于贺雪峰发表在2000年第3期《政治学研究》杂志上的《论半熟人社会——理解村委会选举的一个视角》一文，后经作者不断充实和演绎，其内涵变得更为丰满，笔者将在后文予以详细阐述，此处不再赘述。和“无主体熟人社会”②此概念最早见于吴重庆发表在2002年第1期《开放时代》杂志上的《无主体熟人社会》一文，后在《读书》杂志2011年第1期上以《从熟人社会到无主体熟人社会》为题对其进行了深度阐释，2011年7月4日于《北京日报》以《“无主体熟人社会”:一个值得研究的新课题》为题进行再度推介。2014年6月，作者出版新著《无主体熟人社会及社会重建》将《从熟人社会到无主体熟人社会》一文收录其中，而该文也是理解“无主体熟人社会”的主要参考对象。便是试图与“熟人社会”进行理论对话的两次尝试。在此，笔者试图梳理“熟人社会”、“半熟人社会”和“无主体熟人社会”三者之间的学术传承与理论渊源，并对“无主体熟人社会”进行重新解读，从空间意义上的关系和心理联系两个方面对个体与村庄的关系进行深度反思，以期能更好地理解当前乡村社会的性质。

一、巨变中的乡土社会:从“熟人社会”到“半熟人社会”再到“无主体熟人社会”

20世纪40年代，费先生以朴实直白的文风将其对中国乡土社会的经验体认和感悟诉诸文字，并编撰成册以为今日之《乡土中国》。其所谓的乡土社会是一个小至独户独院大至几千户的自然村落，“乡土社会在地方性的限制下成了生于斯、死于斯的社会。常态的生活是终老是乡……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1〕，“熟人社会”自此成为传统乡土社会的经典描述。若将此社会狭义地理解为空间意义上的具体“场域”，则成员的“终老是乡”表明其活动的社会边界主要限于村庄场域，村庄生活的同质性和相对封闭性是熟人社会的典型特征。

血缘关系及作为其投影的地缘关系构成熟人社会中的客观关系网络，费先生将由其所型塑之社会结构称为“差序格局”，并形象性地描述为“以‘己’为中心，像石子一般投入水中……而是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2〕，这种关系网络具有内外有别和亲疏远近的伸缩性特征。熟人社会的人际互动是面对面的互动，持续的互动将村庄塑造成了一个熟悉而亲密的初级社群，处于“差序格局”中的个人从自我中心主义出发，以“人情”、“面子”为主要考量机制推动着整个乡土社会的运转，故而有学者将其运作逻辑概括为以人情为取向，囊括“情面原则”、“不走极端原则”、“歧视原则”和“乡情原则”的乡土逻辑。〔3〕人情、面子的文化基础是儒家传统文化，修身克己、男女有别和长老权威是其核心文化要素，因而熟人社会的社会秩序是经礼俗教化规训而具体表现为无为政治、长老统治的礼治秩序，而非法律约束的法治秩序。可见，熟人社会既是一个生活共同体，又是一个共享文化传统的意义共同体。

“熟人社会”的提出已过去半个多世纪，如何在社会转型与国家转型中理解、运用和拓展这一具有分析性的概念，是后辈学人所积极努力之处。出于对巨变中乡土社会性质重新审视的必要，贺雪峰提出了具有独创性的“半熟人社会”以为回应。上世纪90年代，村民自治制度开始在行政村层面试点，“半熟人社会”正是作者分析当时行政村治理问题而提出的一个分析视角。〔4〕与“熟人社会”以自然村落为社会边界不同，“半熟人社会”已然将视野转移到经国家规划下的行政村一级。

集体化时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下，实行生产队集体劳作，生产队成员一起出工、参加各种政治学习，因而成员间社会互动频繁。分田到户之后，农业生产经营活动变得家庭化、个体化，传统自然村的一系列功能逐步被行政村所替代。由于缺乏共同生产与公共生活的体验，不同村民小组成员之间、村民与行政村干部之间只是相识却不再熟悉。是故，无论是传统自然村，亦或行政村，村民之间的熟悉程度和互动频率都大为降低，由此导致一系列村级治理问题的出现。如果说此种意义上的“半熟人社会”更加强调村庄社会关系的半熟人社会化，那么，几经打磨之后的“半熟人社会”则揭示了乡村社会更深层的变化。随着外出务工经商机会的增多，村庄的流动性增大，农民与农村不再只是被捆绑在土地上，而是不断被卷入到市场之中，“乡土中国”变成了“市场中国”〔5〕。就业的多渠道化，收入的多样化，农户分化现象凸显，乡村社会的开放性与异质性增加。现代性因素的渗入，家庭及个人隐私权观念兴起，村民的爱好、习惯和秉性变得多元，村民之间心理距离拉大，作为意义共同体层面的村庄趋于解体。〔6〕随着熟人社会特征的不断弱化，唯利益为考虑的理性逻辑逐渐取代人情为取向的乡土逻辑。

从“熟人社会”到“半熟人社会”，若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理解，前者是一个面对面互动的熟悉而亲密的社群，后者则因互动范围扩大、流动增加和心理距离拉大而导致社会关系变得半熟人社会化。吴重庆(以下简称吴)似乎看到了二者之间的这种张力，指出二者只是社会关系意义上的量变关系即熟识程度的差异，“半熟人社会”的解释力只限于村民委员会选举这一特定事项，并没有清楚阐明乡村社会质的变化，尤其是乡村社会结构及其运作逻辑的变化，因而其提出“无主体熟人社会”以期能予以更精当的阐释。〔7〕不可否认，最初的“半熟人社会”只是分析村级治理问题的一个视角，后经作者不断充实和完善，村庄社会的多元化和异质性已逐渐成为该分析框架的主要内容。相反，“无主体熟人社会”自提出至今已十余年，学界对其仍缺乏足够关注，作者本人也较少花费心力做更多丰富和拓展。鉴于当前乡村社会空心化现象日益普遍，而此分析框架的出发点便是对空心化之后的乡村社会运作逻辑进行阐释，因而值得深入理解和广泛讨论，以助于理解当前乡村社会的性质。

二、无主体熟人社会:主体缺失、关系脱嵌与结构失衡

自上世纪90年代特别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大量中西部农村青壮年离土离乡到东南沿海务工经商，乡村社会空心化现象由此出现。显然，空心化之后的乡村社会结构及其运作逻辑必然异于熟人社会。青壮年作为农村社会中最为活跃的成员、家庭的顶梁柱、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者和利益冲突的当事人，“大量青壮年在农村社区的长期不‘在场’，构成了农村社会主体的失陷”〔8〕。吴参照帕森斯“社会系统”理论，将熟人社会视为一个持续均衡运转的社会系统，系统的持续均衡运转需要具备足够数量的作为系统组成部分的行动者之间的持续互动，而作为行动者的青壮年大量缺失将导致社会系统出现“病态”现象，此类“病态”的熟人社会被其称为“无主体熟人社会”〔9〕。

对“无主体熟人社会”进行解读，最关键之处在于把握“主体”的边界和“无主体”的内涵。有学者指出吴的界定较为模糊，“主体”一词的内涵和边界有待进一步明确，原本在村的老幼妇孺、早于男性回乡的女性、离土不离乡的青壮年及老人似乎都被排除在“主体”之外，“主体”仅仅指代离土离乡的青壮年。〔10〕翟学伟也指出“主体”一词的表述容易造成歧义，主张采用英译中“无根基”一词更能凸显概念本身对社会结构及其文化基础的解释力。〔11〕笔者以为，对“主体”边界和“无主体”内涵的把握，还需回到熟人社会中去理解。在传统熟人社会，儒家伦理思想融入地方性规范，型塑着乡村社会的运作逻辑，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父权和夫权至上，礼俗约制下的长老权威具有最高合法性，日常社会交往、冲突调解和村庄事务的参与均由家庭或家族的长者出面。乡村社会生活虽是由所有村庄成员持续互动所塑造，但老人的地位和主导作用不容置疑。时至今日，乡村社会历经国家意识形态的改造和西方现代性因素的冲击，老人的权威日渐式微，乡村社会日益进入米德意义上的“后喻时代”①玛格丽特·米德将人类社会分为“前喻时代”、“并喻时代”和“后喻时代”三个时期，“前喻时代”中长辈掌握了文化系统中的知识并向晚辈传授，“并喻时代”中长辈和晚辈都向同辈人学习，进入“后喻时代”则出现文化反哺现象即晚辈向长辈传播知识。，年轻一代逐渐成为知识的传播者，其在家庭和村庄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不断上升。正如阎云翔在下岬村所观察到的那样，至上世纪90年代，家庭关系结构中夫妻横轴已经取代父子纵轴而成为主轴，以年轻夫妻为代表的青壮年日渐主导家庭私人生活、村庄的社会生活和公共生活。〔12〕无疑，此类青壮年便是当前农村社会生活的主体，其日常行动塑造着今日乡村之社会结构及其文化生态，青壮年大量缺失将动摇乡村社会的“根基”。“无主体”可理解为部分青壮年活动区域脱离村庄场域，但并不代表乡村社会已经没有主体的存在，“无”只是对主体缺失程度的“夸张”表述。主体缺失的乡村社会缺乏维持系统均衡运转的行动者，势必呈现出不同于熟人社会的现实景象。

在熟人社会，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将村庄成员紧密地嵌入“差序格局”之中，人情、面子是人际互动的主要考虑因素，吴将其特征进一步凝练为“舆论压人”、“‘面子’有价”和“‘社会资本’可积累”，青壮年行动主体大量缺失，导致熟人社会运作逻辑发生变异，具体表现在村庄“舆论失灵”、“面子贬值”、“‘社会资本’流散”和“熟人社会特征的周期性呈现”四个方面。〔13〕究其本质而言，无论是熟人社会，半熟人社会，亦或是无主体熟人社会，其最为核心的要素是生活于其间的村庄成员，成员间的持续互动受乡村社会结构的制约，同时互动本身又不断重塑并强化已有结构。因而，若从村庄成员的互动关系及由其型塑之社会结构两个层面来理解乡村社会的性质，也不失为一条可行的路径。

舆论机制和面子机制之所以能够在熟人社会中发挥作用，其暗含的前提是村庄成员特别是主体成员的在场，村庄的相对封闭性和礼俗文化传统是其产生效应的基础。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村庄既是生活场域又是权力场域，个体频繁的社会互动所形成的关系网络嵌于村庄场域，持续经营便构成个体及其家庭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对提高个体及其家庭的生活质量有重要意义，因而成为村庄成员争夺的对象，而有“面子”则可以帮助个体扩大关系网络以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本，这种社会资本因个体的在村得以不断积累和再生产，村庄社会结构便在成员的持续互动下得到维持和强化。随着乡村社会开放性和流动性的增大，村庄成员特别是作为主体的青壮年大量离土离乡。与此同时，以理性逻辑为代表的现代性因素不断渗入乡村社会，对儒家传统文化造成一定冲击。乡村社会面临空心化与现代性冲击的双重困境。

“空心化”是今日之乡村社会的典型特征，在山区及经济不发达地区，户均有1.5至2人离土离乡，〔14〕因而曾经“一传十，十传百”、“唾沫淹死人”的舆论效应在青壮年缺失的情况下更多依靠留守村庄的老幼妇孺发挥作用，而老幼妇孺只能间接代表青壮年行使家庭和村庄事务的决策权和参与权，其影响力终究有限，村庄成员的缺失也导致舆论机制面临因缺乏足够数量传播者而近乎失灵的窘况。青壮年离土离乡之时或将乡土社会关系网络引入工作之地，使得乡土社会资本能够继续在乡土外运作，〔15〕又或者建立新的关系网络继而生产出新的社会资本，故而原本嵌入村庄场域的关系网络即使不脱嵌于村庄社会，也将受到冲击而不断弱化，乡村社会互动的减弱，使得由其型塑之社会结构面临失衡危机。同时，因受生存逻辑的支配，解决纠纷、以夸富寻求认同、参加宗族祭祀和传统节庆活动寻求归属感等社会及文化心理需求的驱使，离乡青壮年具有周期性返乡的特性。〔16〕熟人社会的部分特征因其周期性在场得以周期性呈现，此时，脱嵌的社会关系网络得到暂时性“复植”①吉登斯对“时间”和“空间”有过精彩的讨论，“时空分离”是现代性发展的三大动力机制之一，社会互动随着时空分离而“脱离(或译为‘脱域’)”(disembedding)具体的时空情境，同时也存在被疏离的社会关系重新植入局部性的时空情境即所谓“复植”(reembedding)的现象，笔者在此借用其阐释村庄成员社会关系网络与村庄具体空间场域的关系，参见杨善华、谢立中所著《西方社会学理论》和吉登斯所著《现代性的后果》。〔17〕〔18〕，原本嵌入村庄的社会关系得到进一步强化。整体而言，村庄原有的社会结构已经因社会关系的部分脱嵌、理性化逻辑的渗透而不能持续均衡运转，行动主体本身长时期的异地化生活可能导致其认知和行为方式改变，因而复植及被强化的社会关系可能呈现出另一套逻辑，人情机制与面子机制的重要性面临挑战。个体的社会关系网络随个体周期性离乡和返乡而处于脱嵌、复植、再造和强化等一系列循环过程之中，乡村社会结构也不断被重塑。由此观之，“无主体熟人社会”是一个因主体缺失导致社会关系脱嵌，继而引起社会结构失衡却又不断自我调适的社会系统。

无疑，“无主体熟人社会”是对空心化乡村社会的抽象概括。以“熟人社会”作为理想类型意义上的对话对象，有学者指出其归纳的四个特征只是传统的缺失或弱化，对现代性因素渗入所导致的新特征(如理性化)的出现缺乏归纳和阐释。〔19〕更有学者认为，此分析框架依旧只是量变意义上的“熟人社会”，主张从“无行动主体”和“无主体性”两个层面进行综合理解。“无行动主体”指行动主体的不在场(身体不在村)，“无主体性”指个体对村庄主体性、村庄公共性和村庄归属感之情感体验的缺失(人心不在村)。〔20〕在笔者看来，二人都注意到现代性因素对主体行为特征本身的影响，然后者的解读更为精当，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拓展了吴本人最初赋予“无主体熟人社会”的理论内涵，此番解读启发笔者需对个体与村庄的关系进行重新思考。“无主体熟人社会”或许能对空心村的运作逻辑予以部分解释，然而，现代性因素冲击之下，部分非空心村的行为特征也发生了变化，将“无主体”简单理解为青壮年活动区域脱离村庄场域，显然限制了概念本身的解释力，个体与村庄心理层面的联系应该受到同样的重视。

三、身心分离: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的再认识

熟人社会作为生活共同体和意义共同体，村庄成员长期在村是生活常态，其对村庄具有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青壮年的周期性离乡与返乡是转型期乡村社会的典型特征，其活动区域时常脱离村庄场域，长期的异地生活导致对村庄的心理联系趋于弱化也是不争的事实。在一定程度上，现代性的冲击重塑了所有在村与不在村个体的认知与行为方式，个体对村庄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参与感普遍下降。为更好地认识和理解转型期乡村社会的性质，笔者以为需要全面考察个体与村庄的关系。村庄作为一个具体的空间场域，分析个体与村庄的关系，既要考虑个体与村庄空间意义上的关系，又不能忽视心理层面的联系。空间意义上的关系指个体的活动区域是否与村庄场域相吻合，可以个体对村庄的身体依附程度(在村或不在村)来表示，心理联系以个体的人心归属程度(在村或不在村)来测量，二者交叉分类将得到四类理想关系图式(见下表1)②此处参考了吉登斯对“在场”与“不在场”的阐释，身体依附层面的“在村”与“不在村”是于村庄作为空间场域而言。人心归属层面的“在村”与“不在村”指对村庄认同感和归属感的强弱程度，“在村”表示心理联系强即认同感和归属感强，“不在村”表示心理联系弱即认同感和归属感弱，分为“在村”与“不在村”只是出于理想化分类的需要，现实中个体的人心归属程度可能处于强与弱两个极端之间的任何位置。。四种理想类型的关系所呈现的是个体相对于村庄的四种“存在”状态，以此出发可对“个体”进行更为精细的划分，又可对其社会关系网络之嵌入与脱嵌状态进行描述，还可对其所对应之村庄社会进行定性并揭示其运作逻辑。

表1 个体与村庄的关系图式

从个体成员的“存在”状态来理解，第Ⅰ类状态所对应个体之日常生活、生产活动和社会交往范围主要限于村庄场域，且对村庄有着较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符合此特征的个体可能包括长期从事农业生产、兼业务农和离土不离乡的青壮年劳动力，身残体弱者，以及留守村庄的老幼妇孺。村庄作为其生活场域，个体同其他在村成员面对面互动的机会较多，社会关系网络形成于村庄场域，并在村庄场域内以社会资本的形式发挥作用。村庄是个体未来的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因而其可能积极关心和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管理，积极维护村庄整体利益。舆论机制和面子机制依然有效，以人情为取向的乡土逻辑被这部分人所践行，熟人社会的部分特征得以在这类成员占多数的村庄内得到保存和呈现。

属于第Ⅱ类状态的个体是这样一群人，他们目前活动的主要区域在村庄场域之外，但与村庄保持着较强的心理联系。周期性离乡与返乡的青壮年劳动力便是其最主要的代表，他们虽然离土离乡，但家庭即“根”还在村庄，通过务工经商收入的回流，通过留守村庄的父母、配偶和子女，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村庄社会生活。其当前社会关系网络以工作之地的业缘关系、同窗关系或朋友关系为主，原本嵌入村庄的关系网络虽在逐渐弱化，但因家庭成员的维系、个体周期性回乡的强化而并未完全失去作为家庭共同经营和所有的社会资本的作用。此类个体占多数的村庄便是现今广泛存在的“空心村”，村庄成员特别是作为主体成员的青壮年大量缺失，舆论机制、面子机制和伦理道德的约束力因此有所减弱，但将随着个体的周期性回乡而得以暂时性强化。

与第Ⅰ类状态的个体不同，属于第Ⅲ类状态的个体同样生活在村庄之内，但与村庄的心理联系较弱，对村庄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较弱。因其共同体意识的贫乏，虽然在村庄中生活，却可能受到其他成员的孤立和排斥，有些个体甚至主动减少与其他在村成员的互动。这类个体在村庄内很难建立广泛的关系网络，可能因境况相似而形成相对封闭的小圈子。他们可能积极关心和参与村庄公共事务，但多以个人利益为考虑，其行为逻辑明显区别于其他村庄成员。在传统熟人社会，符合此特征的个体多为村庄里的边缘人物，如外来户、上门女婿和乡村混混等。在更具开放性和流动性的现代乡村社会，村庄内部日益分化，成员对村庄的认同感普遍下降，即使有大量村庄成员在村，现代性冲击下的理性逻辑也将日渐主导村庄社会生活，这也即是某些非空心村之所以呈现出异于熟人社会行为特征的部分原因所在。

“身体”与“人心”的双重缺失是第Ⅳ类状态所对应个体的典型特征。其活动区域脱离村庄场域，长期的异地化生活，使个体早已习惯城市社会的生活方式，其认知和行为方式或已改变，对村庄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日渐弱化。虽然目前也可能周期性回乡，却也可能不再以寻求其他村庄成员的认同和村庄归属感为主要目的，因而也就可能不再积极关心村庄公共事务，不再在乎村庄舆论机制和面子机制的约束力，依旧活跃于村庄场域的家庭或家族成员是其对村庄的最后牵绊。个体的社会关系网络可能完全脱嵌于村庄场域，并以工作之地所形成的关系网络作为其主要的社会资本。若此类成员在村庄中占多数，那么，该类村庄事实上已经相当原子化，熟人社会的影子已难寻，甚至村庄本身也极为可能正走向消亡之路。

乡村社会最为核心的要素是“人”，鉴于人多地少的现实国情，乡村社会始终面临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家计模式下，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吸纳能力有限，青壮年周期性的离乡和返乡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必然是常态。然而，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个体的“身体”是否脱离村庄场域，而在于个体与村庄心理联系的强弱。即使个体长期不在村，只要其对村庄有强烈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则积极参与村庄内部社会互动的可能性较大，其行为方式也更可能偏向传统的乡土逻辑，因而村庄社会的性质更接近熟人社会。反之，如果个体对村庄的人心归属程度较低(如第Ⅲ类个体)，即使生活在村庄之内，理性逻辑支配个体行动的可能性较高，村庄社会所呈现的将是“陌生人”社会的景象。由此观之，从个体与村庄的关系，继而从个体之间的社会互动及由其型塑之社会结构来认识乡村社会的性质，是值得尝试的路径。

在此，笔者以“身心分离”的分类体系对个体与村庄的关系进行了具体分析，必须强调的是，本文所指的“个体”主要指当前农村社会生活的主体即青壮年。当然，对于所有村庄个体而言，还可以根据其他标准进行分类，如根据社会经济地位分为普通成员与村庄精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或文化精英)，四种关系状态下的普通成员与村庄精英的行为逻辑及其对村庄社会结构的型塑作用必然不同。此外，本文对个体与村庄关系状态的分析只是一种静态描述，还可以加入时间变量，将这种关系状态分为“暂时性”和“长期性”两类，或许能对未来的乡村社会图景展开更多想象，但未来的乡村社会究竟会是怎样一番景象，还取决于今天的我们如何认识和对待它。

四、乡村社会的未来:身心在场、关系复植与结构重塑

乡村社会历经变迁并正处于变迁之中，无论是“熟人社会”，还是“半熟人社会”，又或者“无主体熟人社会”，皆属于不同时期对乡村社会性质进行的认识和思考。“无主体熟人社会”参照“熟人社会”的运作逻辑对“空心村”的具体行为特征进行了归纳和阐释，“半熟人社会”则更多展示了乡村社会所呈现的多元化和异质性现实图景。今日之乡村社会，流动性和开放性增加，以理性化为核心的现代性因素对所有在村与不在村成员的认知和行为方式的重塑，使得传统礼俗文化的约束力不断下降，个体对村庄的身体依附程度和人心归属程度日趋弱化，个体之社会关系网络脱嵌于村庄场域，作为生活共同体和意义共同体的村庄面临双重解体危机。思及乡村社会的未来，是继续任其自我调适，还是进行符合其转型要求的适度干预，答案不言自明。

于传统熟人社会持续均衡运转的状态而言，转型期的乡村社会显然是个“病态”的社会系统，恢复持续均衡运转的状态势必需要对症下药。面对上述种种情况，需要在健全法制的基础之上，重建以家族文化为代表的儒家道德传统以对村庄成员的“人心”进行改造;〔21〕增强乡村社会生活的吸引力，尽可能多地留住村庄成员特别是型塑乡村社会结构及其文化基础的青壮年。在此基础之上，为重建成员之间稳定而亲密的互动关系创造良好的氛围，加强成员之间的横向联系，使得脱嵌的社会互动关系得以复植;重构村庄的主体性和公共性以增强村庄成员的认同感、归属感和参与感，〔22〕激发其对村庄公共事务的参与意愿，提高其自组织能力，以此加强个体与村庄之间的心理联系，继而使得村庄社会得以重塑为如有学者所谓之“类熟人社会”〔23〕。村庄成员的身体依附程度和人心归属程度普遍增强以实现“身心在场”，其社会关系网络的运作继而其社会资本的生产、积累和运用主要限于村庄场域，村庄再度变成一个熟悉而亲密的社群，被重塑为获得全体村庄成员认同的生活共同体和意义共同体，这种意义上的乡村社会才称得上是一个能够持续均衡运转的社会系统。

〔1〕〔2〕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9，27．

〔3〕陈柏峰．熟人社会:村庄秩序机制的理想型探究〔J〕．社会，2011，(1)．

〔4〕贺雪峰．论半熟人社会——理解村委会选举的一个视角〔J〕．政治学研究，2000，(3)．

〔5〕狄金华．乡村巨变:社会转型还是国家转型?——从《乡土中国》到《新乡土中国》再到《乡村社会关键词》〔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

〔6〕贺雪峰．乡村社会关键词——进入21世纪的中国乡村素描〔M〕．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229－235．

〔7〕〔8〕〔9〕〔13〕〔14〕〔15〕〔16〕〔21〕吴重庆．无主体熟人社会及社会重建〔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171，172，172，172－177，171，188，174－177，184－246．

〔10〕〔19〕何永松．“无主体熟人社会”的逻辑是什么?——与吴重庆先生商榷〔J〕．甘肃理论学刊，2012，(2)．

〔11〕翟学伟．乡土中国的变迁——也说“无主体熟人社会”〔N〕．光明日报，2011－09－20．

〔12〕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M〕．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124－126．

〔17〕杨善华，谢立中．西方社会学理论(下卷)〔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00－109．

〔18〕〔英〕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11．15－26．

〔20〕〔22〕杨华．“无主体熟人社会”与乡村巨变〔J〕．读书，2015，(4)．

〔23〕李飞，钟涨宝．农民集中居住背景下村落熟人社会的转型研究〔J〕，中州学刊，2013，(5)．

(责任编辑:谢莲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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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0633(2015)06－114－6

2015－08－30

贺亮，华中农业大学文法学院。湖北武汉4300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