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雪晖

摘 要：近年来，各类抗战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对于黔军的研究还是相对比较薄弱。与之相对的，川军的研究则更为深入，史料也更为翔实丰富，同时随着各种小说影视剧的传播，民众的认知度也更高。同样是西南军阀出身，也一起经历抗战，且都被戏称为“杂牌军”，但也都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捍卫了民族尊严。为何大众有“无川不成军”的川军印象，黔军却慢慢湮没在了时间的长河中，对于每一个用生命和鲜血庇护了自己国家的人，他们都应是值得我们尊重和铭记的英雄。

关键词：抗日战争 川军 黔军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7）03-39-44

关于抗日战争的历史研究一直是中国现代史研究中的重点研究方向，各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同属于西南地区的川军和黔军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命运，在抗战中，川军经历华丽转身，由人人看不起的“杂牌军”、“最差的部队”变为人人称赞的铁血之师。且随着近年来以川军为主角的抗战影视的热映，川军的大众认知度也明显高于同属西南的黔军和滇军。黔军却因为各种原因渐渐被时间湮没，相当大一部分黔籍将士的抗战事迹，除了他们的后人，已经鲜少被人知晓了。

一、军阀时期的川、黔军

1、陷入混战中的四川军阀

四川自古有“天府之国”的美誉，也有“蜀道难”的慨叹，依附周边的地势，没有陷入中原地区军阀混战的四川军阀反而陷入了不断的内战之中。有人曾粗略统计，自民国元年（1912）到1933年初，共有478次战争，1其中规模较大的29次，牵连到滇、黔、陕、鄂四省。也就是说四川平均不到一年便有一次大规模的战争。而在这个兵多即权大的时代，每次的混战也伴随着征兵额度的加大，当时就有评论到“川省军队之多，甲于全国”。

四川虽物产丰饶，人口众多，但主要的资源都主要集中在省会成都附近的川西平原以及川东交通中心的重庆，控制这两个地区之一就能进一步统治全川。而这两个中心地区周围的次要地区也具有较高的战略意义，退可守护中心盆地地带，进可向周边进攻发展。这些都是引起各军阀间争夺的重要因素。除开资源与战略因素，军阀间的兼并性也是引起混战的重要原因之一。四川军阀内部难以像其他地方军阀那样产生一个能统一全川的军政首脑，一方掌权，失败的各方会联合起来将其倒台驱逐，以此循环。

四川军阀间因没有一个统一的首脑，各派之间相互制约，其派系主要以军校、军队番号，或同乡、宗族关系间相连构成。各种关系盘根错节，虽以同学、同乡和同宗为借口，但实质还是以扩充实力、争夺地盘为目的的利益集团，“其攻战兴废之迹，直如一团乱发，愈理而愈棼。虽有才智之健者，亦绝无彻底澄清之力。盖其军队多而派别杂，各不相下，无人可统，此归则彼抚，彼服则此叛。而且利害偶同之时，则仇雠亦联结以攻敌，敌破争利，则党与（羽）亦成仇雠。总之，无论至何时期，均有无数派别，以互为钳制”。1其中主要的派系有后期以刘存厚为首的“武备系”，刘湘、杨森为首的“速成系”，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为首的“保定系”以及李家钰为首的“军官系”。其中武备系衰落最早，自靖国之役后周道刚和刘存厚相继被驱逐出川而逐渐衰落。之后经历下川东之战、上川东之战和北道之战，军官系实力大减，实际已开始依附刘湘。而“速成系”和“保定系”则历史较久，后期基本成对立之势，对四川的局势影响较大。

而作为四川军阀统治主要形式的防区制2，对于四川长期混战也可谓“功不可没”。“民五以后，军事频兴，饷稰日急，军阀割据，拥兵称雄，各自为政，委任官吏，征收租税，俨然古之封建诸侯。不惟中央无统驭之方，即督军、省长亦徒拥虚名而已”。3军阀们在各自防区内把持税款，从开始的截留到“就地划饷”、“就地筹饷”，使税款等成为其稳定的经济基础，也把防区内的各项事务与军阀个人权势连接在了一起。而为了增强自己的势力，就只有抢夺别人的地盘，加剧了四川军阀间的混战。

2、依附和掠夺中走来的黔系军阀

黔军作为是西南军阀中重要的一支，虽孙中山先生一直对其印象较好（护国、护法之战，黔军都有功绩）4，但其本质仍是军阀部队。且与四川相比，贵州是一个相对贫瘠、弱小的省份，使黔军区别于其他地区，带有依附性和掠夺性这两个突出特点。5

贵州“贫瘠为各省冠”6，清朝末年时全省每年的开支，有近三分之二都是靠外省所谓的“协饷”。但到了军阀统治时期，虽有中央政府但实际却是各省划界而治各自为政，不再履行清末时的“协饷”义务，贵州财政陷入赤字，入不敷出。为解决财政困境，贵州军阀不仅在省内加紧盘剥和压榨，如增收各项税款、开放烟禁等，也积极向外扩张。但黔系军阀的实力不仅比不上北洋军阀，就与邻省的滇系和桂系相较，都是相对较弱的，向外扩张只能依附于其他势力，无论是兴义系还是桐梓系掌权时，都有类似的行为，只是依附的对象不同而已。

而黔系军阀的掠夺性，不仅体现在黔军常在“护法”、“靖国”、“援川”、“援湘”等旗号的遮掩下，侵入四川、湖南等周边较富庶的地区，攫取大量税款、枪械，扩充自身军备，饱填私囊。即使是在黔系军阀中较好口碑的周西成，也有掠夺邻省的历史。在1923年3次偷袭重庆的过程中，周西成大肆进行抢劫，自身实力得到迅速发展，为后面割据赤水河黔西北地区，并一统贵州奠定了基础。就是贵州省内，黔军也是与土匪沆瀣一气，使抢风日炽。

二、抗战中的“草鞋兵”与“双枪兵”

在普通军官中穿皮鞋都少见的当时，大部分士兵标配布鞋和软底胶鞋，但布鞋不耐穿，长期行军时损耗率非常高。至于膠鞋，虽然结实耐用，但我国的橡胶工业在当时还处于起步阶段，橡胶产地也在海南等边远地区，胶鞋的成本太高，没有办法大量普及和更换。而自己就能手工编织，造价低廉的草鞋成为了大部分士兵的首选，这些穿着草鞋的部队也被戏称为“草鞋军”。

四川长期军阀混战，但是部队却是越打越多，军队建制越打越大。但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各项捐税也无法弥补的部队在战争扩张中的各种费用消耗。武器弹药等显然是军费开支中的大头，剩余的军需品中粮食、药物等显然也比被褥衣袜重要，因此耐用而又价格低廉甚至士兵可以自己编制的草鞋成为了部队士兵的首选。在抗战之初，川军奔赴前线时，普通士兵每人仅有粗布单衣两套、绑腿一双、单被一条，小草席一张、草鞋两双、斗笠一顶而已。而贵州多山，布鞋耐用度不高，加之贵州财政长年赤字，远达不到给普通士兵配给胶鞋的水平。普通士兵大部分来自下层贫苦民众，赤脚和穿自己编制的草鞋也是大部分士兵的常态。endprint

如果说“草鞋兵”是当时大部分中国部队的统称，那么“双枪兵”就是特指西南的地方军了。所谓“双枪”，是指一支步枪（或者其他别的枪）再加一根烟枪。其中川滇黔等西南地区少数民族聚集，部分士兵有抽水烟的习惯，会随军带着水烟筒在休憩时用，但烟枪更主要的是代指那些抽大烟的军人。

川滇黔等地在当时一度把鸦片当做经济作物来种植，军阀时期鸦片更是成为了军阀们养兵的“黑色金子”，认为鸦片贸易一本万利，可以迅速累积财富，以此摆脱经济困境更好的扩兵备战。在鸦片盛行时，更是成为了与黄金、白银等一样的存在，具有了流通交换价值，甚至成为了政府发给公务人员的薪水和军队的军饷。1受鸦片泛滥的影响，再加上大部分士兵普遍缺乏正规的军事训练和较少的纪律约束，川滇黔等西南地区的地方部队风评并不是很好，川军的评价尤为不堪。川军素质之差更是闻名全国，不止被称为“双枪兵”，还被称为“三多军”2、“烂部队”。蒋介石在1935年整编川军和同年8月的峨眉训练团讲话时，亦毫不留情的训斥川军。阎锡山在面对不远千里参加陕西保卫战的川军时，不仅拒绝其入晋，更是无端指责川军“武器不好、作战不力，是不会打仗的叫花子部队”，更认为其是“抗日不足，扰民有余的土匪军”，申请统战部将其调往他处。可以说一直到台儿庄大战之前，川军一直被各处嫌弃，连李宗仁也一度认为“川军习气较坏，官长均视物质享受為当然，不能与士卒共甘苦，各将领间因为省内长期互战的结果，彼此均积不相能”3。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赤足穿着草鞋的士兵，不仅扭转了国内其他部队的轻视偏见，也让轻敌的敌人付出了代价。奋勇的黔军，赢得了上峰的青睐和友军的尊重，川军更是全面扭转了初期的形象，不但使人对其形象开始重新评价，最终更被称之为“铁血之师”。

三、舆论中的川黔军

一战后，宣传（propaganda）这个并不被大众熟知的拉丁词汇，在西方一度成为了流行语。1918年，英国成立了以报业巨头北岩勋爵为主管，并隶属于政府新闻部门的战时机构“对地宣传司”。列宁也以报刊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宣传员、鼓动员和组织者，成功夺取了国家政权。1因此，以控制人心为目的的宣传在当时被普遍认为对战争的成败和社会的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川军和黔军在一定程度中受到了二战宣传的影响。在抗日战争之初，黔军和川军都不怎么能被其他部队瞧得上，主要因为两者以前的作战范围仅围绕在川滇黔或周围附近地区，没有在国家大范围的战场上历练过。相对黔军的默默无闻，川军极差的风评也全国闻名。但后期川军不但全面扭转了自身形象，成为人人称颂的“铁血之师”。时至今日，与鲜少被单独提及的黔军不同，随着各类抗战研究和影视作品等的推广，川军无论在学者还是普通民众中的认识度都颇高。我认为其中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1、人数原因

在抗日战争中，四川不但承担了全国30%的财政税收还有40%的抗战兵力。抗战爆发后，相继有6个集团军约40余万川军将士和300多万新兵出川参加抗日战争。在刘湘赴南京参加国防最高会议时，在晚会中发言：“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2在正面战场中，近350万的川军将士浴血奋战，奋勇杀敌。据何应钦的统计：四川出川将士伤亡人数约为全国抗日军队的五分之一，即阵亡263991人，负伤356267人，失踪26025人，共计64万余人，居全国之冠！3

贵州一直是一个人口较少的省份，在抗战期间，全省人口最多时才1080余万。且贵州作为大后方，亦担负着滇缅战场和前方正面战场的补给运输等任务，但贵州的公路、铁路和机场等公共建设基本可以说是没有，也就是贵州除开兵源外，还需要大量人员投入到公路等基础建设中。据民国32年（1943年）出版的《黔政五年》记载，1938年至1942年五年间，全省征集兵源就有457278人，零零总总算起来，贵州也有近80万人奔赴战场。与贵州全省总人口相比，每100个贵州人中有近7人是兵源。

抛开全省基础人数和其他壮丁需求量，300多万与近80万的对比，虽然这并不是简单的数字叠加，都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在他们人生中或是最美好的年华或是承担一家之重时，选择舍小家为大家，为抗击侵略者而将自身生死置之度外。但在社会舆论和战时征兵宣传时，无疑人数多的更能抓住人心，唤起民众的抗战热情。

2、战役原因

在正面战场的22次大型中日会战中，几乎每一次都能看见川军浴血奋战的身影。这一方面是初期刘湘等川军将领在国家危难之时，主动呈请上阵杀敌，另一方面也有刘湘在1938年1月病逝，蒋介石认为川军群龙无首，期望四川收归中央受阻，把刘湘嫡系等调入前线以消耗川军实力。

初期参加抗战时，川军背负着打内战的恶名，且其人员素质、装备等，堪称中国最差劲的杂牌军。但就是这样的一支部队，在将士们缺乏演练、装备简陋、军费不足的情况下，义无反顾地奔赴战场，英勇杀敌，一步步的扭转了国民对川军的看法。

台儿庄大捷，是在抗战爆发以来，中国民众在悲观绝望气氛中，中国军队获得的最大一次胜利，也增强了国民的胜利信心和民族的战斗精神。而这次的胜利，是由川军将士们拉开的序幕。在第一和第二战区间被推来推去的川军，被李宗仁的第五战区接收，派其前往阻击日军第10步兵联队南下，为前方增援部队获取时间，进行了滕县保卫战。台儿庄大捷后，李宗仁向蒋介石汇报：“此次我第22集团军邓、孙部……以劣势之装备与兵力，对绝对优势之顽敌，独能奋勇抗战，官兵浴血苦斗达三日半以上，挫敌凶锋，阻敌锐进，使我援军得以适时赶到，战役中心之徐州得以转危为安。此为国牺牲之精神，不可泯也！”1李宗仁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也写道：“若无滕县之固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滕县一战，川军以寡敌众，不惜重大牺牲，阻敌南下，完成了战斗任务，写出了川军抗战史上最光荣的一页。”2

过去一提徐州会战，人们只知道是李宗仁率桂军、川军、西北军打的；一说滇缅会战，人们认为是中央军和滇军的杰作。而反映抗战的史料中，有川军、滇军、桂军、东北军、西北军、晋军等的记载，唯独没有单独提到“黔军”。究其原因，可能是1934年10月至1935年3月黔军奉蒋介石之命，参加截击长征入黔的中央红军，蒋借口王家烈作战不力，免去其第二十五军军长和省主席职，贵州的军政大权遂被蒋控制。从此，黔军及黔系军阀的历史宣告结束。3黔系军阀虽然宣告结束，但黔军却是仍然存在的，只是成为了附庸于中央军的七个“独立”师。但在1937年以后，贵州又组建了3个师参加抗战，即补充师、预二师和新编第二十八师。endprint

但与有自己完整地方军系的川军不同，黔军一方面被收归于中央军，后组建的3个抗战师在参与战斗时也多是被整编入其他部队，参与的战役记录也较为零散。且在经历了淞沪会战、长沙会战等战役后，原黔军所属番号的将士大部分已牺牲，后期补充进入的官兵也已非贵州籍。这些虽然表示黔军的名称不存在了，但在正面战场中以黔籍军人为主体的部队却还是存在的，并且在武汉战役、松山战役等重要会战中起了重要作用。

3、地理原因

贵州与四川，两省虽同处西南地区，但古时一个是蛮荒之地，一个却被称为“天府之国”；一个资源贫瘠、土地紧缺，一个却物产丰富、沃野千里。贵州更是在长时期里，一直处于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边缘地带。

在1935年10月6日，蒋介石到成都出席国民党四川省党部扩大纪念周讲演时就说：“四川在天时地利人文各方面，实在不愧为中国的首省，天然是民族复兴最好的根据地。”4接着蒋介石在1937年南京国防最高会议上作的《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讲话中，确定以四川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正式宣布定重庆为中华民国陪都，升重庆为行政院直辖市。至此，国民政府中枢转移到四川。

而当时蒋介石指派吴鼎昌任貴州省主席兼滇黔绥靖公署副主任，命其发展贵州经济和基础建设。吴鼎昌提出开发贵州、支援大西南的口号。其主政期间，不仅引进资本进入贵州，组织贵州企业公司及农工商调整委员会，使素有“人无三分银”的贵州成为商贾云集、经济流通的后方基地，有力地促进了贵州生产力的发展。还注重发展教育，创办贵州大学、贵阳医学院及贵阳师范学院，使贵州教育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但在1945年，由于吴鼎昌调离贵州及其他原因的影响下，贵州的后续发展并没有持续跟进。

四川在交通、经济等方面的发展也都优于贵州，因此两者在全国经济中所占比重和国内影响力也有一定的偏差。人们对于贵州和四川的地方认知，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对黔军和川军的认知。

四、结语

黔军与川军，都诞生于军阀混战之时，但其前后区别巨大的口碑转变，更多的还是其参与战争的正义性相关。军阀时的国内混战，到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时的对外抗敌，那是个人私欲与国家民族利益间的选择。彼时，凡是有爱国思想和基本正义感的中国人无不在此时代潮流中，做出了自己正确的选择。无论是黔人、黔军还是川人、川军，无一不是时刻将国家、民族利益视为最高，为了国家的生存和民族的复兴挺身而出，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而这些，无论是谁都不应该被我们所遗忘，没有他们的奋不顾身，又如何有今天我们美好幸福的生活？因而加强对抗战历史的研究，不让任何无名英雄封存在历史中，使之都有属于他们的历史篇章，对我们来说还任重道远。

Look at the development of Qian army from Sichuan army

Gong Xuehui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various types of studies on Anti Japanese war have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but the study of Qian army is still relatively weak in contrast，the research on Sichuan army is more strong，the historical date is more abundant and accurate. And with the spread of various novels， films and television dramas ，the public recognition is higher. The same is the origin of the southwest warlords， with the experience of Anti Japanese War， and which has been dubbed the "motley crew"， but also with their flesh and blood to defend the national dignity. Why is the saying of the public impression of “no Sichuan no army" ， Qian army has slowly lost in the long period river of time For each with their lives and blood to shelter people from their own country， They are worthy of our respect and memory.

Key Words：Anti-Japanese War；Sichuan Army；Qian Army

1 李白虹：《二十年来之川阀战争》，《四川内战详记》，废止内战大同盟总会编印，1933年4月，第277页。但关于四川内战数量各书记载并不一致，其中黄炎培先生在游历四川后写道：“刀兵二十二年多，蜀乱从头数岂讹。战役四百七十九，伤心父老泪滂沱。”可见大多数记录都在400次以上。

1 《申报》1924年4月6日，“刘存厚电陈川军统系”。

2 萌发于1916年滇军罗佩金督川之时，形成于1918年熊克武主持川政期间。1917年2月17日暂署四川省长戴戡应暂署四川督军罗佩金之请，公布“驻防外县军队就近拨领薪饷办法”，此为第一次用政府公文形式把“就地划饷”制度化，也是划拨防区、截留税收成为定制的开端。护法战争后，熊克武主持川政，四川军阀势力进一步扩张，促使防区割据制最终形成。贾大泉，陈世松主编：《四川通史》卷7 民国，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3月，第26-28页。endprint

3 吕平登编著：《四川农村经济》，商务印书馆，1936年6月，第11页。

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州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贵州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第153页。黔军在护国、护法战争中的功绩主要是：护国战争时贵州是最先响应云南，有“滇黔首义”之说。且湘西之战时，黔军击溃袁军三个混成团，且使之无法深入黔境。护法战争时，黔军与滇军组成靖国联军，进攻四川。虽然都带有一定的目的性，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正面意义。

5 依附性是指黔系军阀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一般都要首先依附于邻省或国内某些较强大的军阀势力，求得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援助，然后在这些大军阀的扶植和卵翼下，夺取贵州统治权，形成自己带有一定依附性的地方割据。掠夺性则主要指黔系军阀惯常在“护法”、“靖国”、“讨贼”、“援川”、“援湘”等旗号遮掩下，侵入四川、湖南等比较富庶的邻省，据地取财，攫取大量税款、枪械，扩充其军备，饱填其私囊。西南军阀史研究会编：《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3辑，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第326页。

6 《论理财当从实业入手》，《贵州公报》1912年4月13日。

1 1941年前的四川松潘鸦片泛滥，其中不可思议的是，屯殖督办公署在1928年还明文规定，政府的货币可以用鸦片替代，所以在那段时间，政府发给公务人员的薪水和军队的军饷都是鸦片。1941年，松潘县城内每两鸦片可以换12枚银元、布3匹、茶叶115市斤、纸烟55包、清油28斤，所以当时农村老百姓如果进城买东西，都要带点烟土作交换。吴达德主编：《西南社会历史论丛》第3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9月，第235頁。

2 所谓 “三多军”，则是一些部队之中，老婆比军官多，军官比士兵多，士兵比枪杆多。费问津：《绥宣大陷及其收复》 〔J〕，《独立评论》，1934年2月26日。

3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第532页。

1 [美]哈罗德·D·拉斯韦尔（Harold D.Lasswell）著；张洁，田青译：《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译者序。

2 周勇编：《西南抗战史》，重庆：重庆出版社，2013年4月，第448页。

3 同上书，第296页。

1 李宗仁向蒋介石呈送的电文，转引自《四川军阀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31页。

2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2月，第512页。

3 张明金，刘立勤主编：《中华民国历史上的20大派系军阀》，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8年3月，第238页。

4 郑光路著：《被遗忘的抗战史四川大抗战》，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7月，第218页。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