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义生态城乡观与技术政治探源<br/>——从克鲁泡特金到钱学森

中国社会主义生态城乡观与技术政治探源
——从克鲁泡特金到钱学森

2015-06-01王洪喆

天府新论 2015年6期

王洪喆

中国社会主义生态城乡观与技术政治探源
——从克鲁泡特金到钱学森

王洪喆

本文试图重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一个被压抑的、基于农业技术革命的另类城乡发展路径论述，进而尝试进入一个关于社会主义城乡发展与国家科技、文化路线之间关系的讨论。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和城乡观念思想脉络的梳理，文章勾连了钱学森的城乡论述与克鲁泡特金、毛泽东、陈伯达等人思想一脉相承的联系。通过论证农业合作化的物质和技术基础，乡村问题被转换为社会主义工业和科技发展道路的核心问题。这一发展方案既不同于当下的小农经济乌托邦，也不同于城市中心主义的美国式道路，而是一条探求城乡协调发展的、体现社会主义现代性的未来愿景。对这一中国式生态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进行发掘和回闪，将有助于我们将对当下城乡问题的理解，重新纳入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技术政治历史当中。

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社会主义;技术政治;生态城乡观;“三农”

(一)

社会主义的生态发展观可以追溯至马克思本人思想中的浪漫主义面向。

对于马克思来说，对资本主义科学化的历史分析，始终是为探讨超越资本主义、实现人的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社会服务的。大卫·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将其称为马克思的“启蒙”方法和“浪漫”方法的综合运用。〔1〕由这种浪漫方法，发展出了马克思的自然和生态观。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已经认识到，“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2〕

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跟动物不同。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再生产整个自然界，而不是像动物那样只按照有机体的自然属性参与到生态循环中。“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甚至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3〕此处是理解马克思自然观念中政治经济学框架的关键点，即，马克思所设想的理想社会，并不是回退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原始状态，而是按照内在的社会尺度对整个自然进行再生产和调控。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恰恰放弃了对于自然可持续再生产自身的调控，以利润的尺度取代了内在的尺度。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4〕因此，“在一定时期内提高土地肥力的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5〕。通过发掘马克思对同时代德国化学家李比希(Justus von Liebig)关于化学农业的批判性研究和马克思与达尔文的学术交往，当代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发现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内含的生态思想，并已经开始系统还原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农业“代谢断裂(Metabolism Rift)”的论述。①相关研究参见Foster，J．B．Marx’s Ecology?:Materialism and Nature．New York，NY:Monthly Review Press，2000．Foster，J．B．Marx’s Ecolo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International Socialism，2002，96(Autumn):71–86．Foster，J．B．Marx and the Rift in the Universal Metabolism of Nature．Monthly Review，2013，65(7):1–20．王行坤．马克思与生态学．绿叶，2011，(2)．

本文通过追本溯源发现，生态发展观作为马克思的启蒙方法和浪漫方法的综合项，早就内在于20世纪初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启发了欧洲早期社会主义革命中的激进派别，成为20世纪泛左翼的民粹和无政府主义思潮中城乡观念的源头。其城乡和技术观甚至间接影响了中国革命中的城乡未来主义规划。我们从这一源流中发掘出21世纪80年代钱学森的战略科学和城乡论述，为召唤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城乡观和生态技术政治的未来学提供了可能性。

(二)

如上文所述，马克思对理想乡村社会的愿景并不是回退到简单的手工和小农再生产，而是探寻现代技术进步在再生产新的人地关系和新的劳动过程及生产关系组织形式的另类可能性。这可以被看做源自工业革命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中的未来观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科学发展。它带有技术未来主义的特征，但并不是简单的技术决定论，而是内涵了社会主义的技术政治思想，即，将城乡发展、生态环境、技术进步等发展方式要素同阶级革命的社会进步诉求勾连起来进行理论化思考的努力。这种系统的理论资源最早可以追溯至俄国共产主义者彼得·克鲁泡特金(Peter Kropotkin)的社会理论和未来主义思想。

在其早期著作著作《田地、工厂和车间》(Fields，Factories and Workshops)中，克鲁泡特金希望工业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能为按小单位进行的一种更加分散的城市发展形式奠定基础，这种技术形式“易于使人们直接接触，并同时享有城市和农村的优越性”。〔6〕克鲁泡特金论述了在电力和其他新技术的应用中，其生产效率和对资源的利用效率应该高过集中化，乡村工厂中工作的匠人(craftsman)将取代农民和城市工人成为劳动力的主要形态，从而消除乡村农业工人与城市工厂工人之间以及农村与城市之间的不平等划分。因此，在克鲁泡特金那里，去中心化的乡村工厂和本地经济是超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迈向共产主义社会的必然路径。

与传统的英帝国的未来主义者对“控制”的强调不同，克鲁泡特金等来自大陆传统的欧洲未来主义思想带有明显的“反现代”和“反资本主义”特征，他们致力于强调通过新技术带来权力与工业的非集中化、自然景观的恢复、地方文化的复兴等。可以说，克鲁泡特金为俄国民粹派(Russia Populist)思想提供了一个技术政治和城乡论述的维度。他预想中的俄罗斯社会主义，未来将以“工业村庄”的方式跨越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散布全国的集体农庄与工厂将产品分发至公社和车间，电力输送将取代大型蒸汽发动机、没有人性的工厂和疏离的劳动状态。

克鲁泡特金的社会理论和苏格兰区域主义者(regionalist)吉德斯(Patrick Geddes)等人的思想，经其最重要的美国继承者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发展传播至美国，深刻塑造了美国20世纪早期的民主和生态技术观念，影响了进步主义时代的思想家亚当斯(Jane Addams)、杜威(John Dewey)、凡伯伦(Thorstein Veblen)等人。〔7〕芒福德认为，克鲁泡特金比当代人在经济和技术方面的见解几乎早了半个世纪，预见到了电力及生物动力耕种在促进城乡发展方面的潜在力量。在芒福德1934年的著作《技术与文明》(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中，电力将重建美式乡村自治理想，未来将是城乡的结合，工农业的结合，过剩人口与财富的平均分配，同时，有了广播和“面对面”的电子传播手段，技术将带来真正的普遍民主。而新的能源和村社共同体将带来拥挤的工业城市和流水线工业劳动的消亡，从而导向阶级对抗的终结。〔8〕这与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愿景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克鲁泡特金的愿景建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的所有制之上，而美国进步时代的城乡观念建立在美式共和主义之上。这提示了美国“进步时代”的城乡思想与欧陆无政府主义技术观之间的亲缘性。而克鲁泡特金社会理论中反资本主义的面向，作为对当时苏联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另类路线，却成为了20世纪后半叶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思想源泉。作为20世纪60年代末学生造反运动象征之一的黑旗，是伴随着克鲁泡特金的许多著作在英语世界的重新发表而出现的。直至今日，近些年来欧美愈加活跃的左翼无政府主义者依然将克鲁泡特金作为其精神图腾。①David Priestland．Anarchism could help to save the world．http://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5/jul/03/anarchism－could－helpsave－the－world．

(三)

更重要的是，欧陆无政府主义同样在20世纪早期借由日本、苏俄为中介传播到中国，直接影响了早期的中国工人运动，并一度成为民国时期激进政治思潮的主流。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发起人陈独秀、瞿秋白、李大钊、毛泽东等人，在接受列宁主义前，都曾不同程度地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潮，尤其是克鲁泡特金未来观的直接影响②关于中共早期思想与苏联无政府主义的关系，可参见:〔美〕阿里夫·德利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孙宜学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黄有东．黄文山与“五四”时期的无政府主义思潮．燕山大学学报，2008，(3)．。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合作论和行动社会主义思想，更是被认为直接影响了民国时期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运动和费孝通的乡村工业化设想。〔9〕然而实际上，民国的乡村改良主义同时也带有美式进步主义的特征，即取消了克鲁泡特金思想中关于阶级革命和反私有化的马克思主义维度，而单独保留了乡村改良的部分，作为替代共产主义革命的另类道路选择。所以，如果比照毛泽东和梁漱溟的城乡论述，我们会发现，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国后的城乡发展观更接近克鲁泡特金的未来学说。

众所周知，毛泽东反对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阶段论，即反对“先有充分发展的生产力，然后才能改造落后的生产关系”，但他并没有反对技术革命和发展生产力所代表的现代化目标。对于毛泽东来说，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是相辅相成的。这就使得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方案与资本主义服务于利润再生产的大工业和城市化方案不同，从一开始就带有了基于农村工业化和消除工农差别的生态发展观特征。1960年，毛泽东在《苏联政治经济教科书阅读笔记》中讨论了关于如何消灭城市和农村的的差别。他认为，“将来的城市可以不要那么大。要把大城市居民分散到农村去;建设许多小城市。在原子战争的条件下，这样也比较有利”。③毛泽东．苏联《政治经济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第三版)阅读笔记．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960)．群众自印资料，1960．325．进而，在谈到如何解决农村人口过剩问题时，毛泽东提议的解决方案恰恰是立足于小城市建设和农村工业化之上:“农村人口要减少怎么办?不要引入大城市，就在农村大办工业，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这样就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问题，就是要农村生活不低于城市，或者大体相同，或者略高于城市，每个公社都要有自己的经济中心，有自己的高等学校，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这样才能真正解决农村人口过剩的问题。”④毛泽东．苏联《政治经济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第三版)阅读笔记．毛泽东思想万岁(1958－1960)．群众自印资料，1960．335．

我们看到，毛泽东强调了生产力的发展和技术创新对于消除城乡差别和阶级差别的重要性，这就为生态社会主义的城乡发展观提供了一个整体性的理论框架。毛泽东一直将乡村问题置于工农业互补并举的整体发展观中加以考察，从而将工业进步作为农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早在1955年7月，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就提到:“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对于工业和农业、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社会主义农业改造这两件事，决不可以分割起来和互相孤立起来看。”〔10〕对于毛泽东来说，关于工业和农业关系的学说，同时就是关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学说;工农联盟不仅仅是阶级身份的联盟，而且是以工农联盟的生产关系的发展作为基础。单有合作化、公社化而无机械化，工农联盟是不能巩固的。因此，在毛泽东那里，工农联盟既是政治上层建筑，又是经济基础，它表明一种“合作化+机械化”的城乡互哺关系，是消除工农和城乡差别的政治经济基础。这就将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城乡观和技术政治观念改造发展成为了一种更具有辩证性的社会主义城乡发展理论。

1965年，在毛泽东批示，由陈伯达起草的中共中央文件《工业问题》中，毛泽东的城乡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落实，被陈伯达发展成具体的工农业和城乡政策战略规划:

第三，工业的分布，不应当过分地集中在少数大城市，而是要适当地分布在全国，大量地接近农村，使工业的生产同工业的原料地和市场接近起来，以利于城乡的结合。同时，要尽可能地有步骤地缩小现在过分庞大的城市。这样做，最能够适合工业本身的发展，当然也适合农业本身的发展，能够使农村从古老的孤立状态中摆脱出来，同时，也为未来亦工亦农的社会开拓了前景。

第四，工业的生产，要力求能够逐步地充分供应农村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

第五，在实行工业技术改革的同时，必须适应各地方的不同条件，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逐步地实行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地实现农业的技术现代化。就我国现阶段的情况来看，实行上述这些措施，就是具体地解决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最主要问题，是促进工农业新高涨和新工业革命的必要条件。〔11〕

遵循《工业问题》中所提出的技术革命和城乡观，1970年代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了一场革新电子和计算机技术的“电子群众运动”，涌现出了“赤脚电工”、“赤脚研究所”、“农用计算机”等一大批社会主义的技术新生事物。〔12〕中国的电子和信息科技在这个时期获得了跨越式的发展。同时，围绕“社会主义技术进步为谁服务”的讨论，后来也演变为改革开放中关于信息科技与城乡问题的新一轮论争。

1983－1984年间，面对“第三次浪潮”等全球流行概念对中国社会思想的冲击，从中央到全社会展开了各式大论辩。1983年3月，在中央六部委联合举办的“中央党政机关新技术革命知识讲座”上，钱学森发表了《关于新技术革命的若干基本认识问题》长篇演讲〔13〕。在这篇钱学森作为红色战略科学家生涯中最重要的讲稿中，钱学森以其系统科学控制论和唯物主义的战略思想为框架，全面反驳了当时占主流的以“第三次浪潮”为代表的美式未来主义和信息经济观念。钱学森认为，产业革命不是局部的变化，不是新技术应用到哪一个方面所引起的飞跃，而是全局性的、整个生产体系的飞跃变化;不只是工业，还有农业、交通运输以至生产关系的变化。因此，钱学森认为，以“第三次浪潮“为代表的信息经济和信息革命并不构成一次产业革命，而真正可能重构生产关系的革命性变革可能发生在中国的农业领域——“中国农村里目前发生的巨大变化，是不是在酝酿着一次新的产业革命?”从这个问题意识出发，这位战略科学家进而论证了一个以“十业并举”的混合式农业为基础的“第六次产业革命”论和基于乡村技术革命的新型城乡关系。按照钱学森的思路，从发展上看，如果我国农村的生产变成一个知识、技术高度密集的，高效能的大农业，成为一个新型的综合农业体系，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因地制宜地发展综合利用，形成多层次的高效能的生态，最大限度地利用落到我们地面上的太阳能，那么，它必然要引起农村小集镇化，人们在这里进行综合生产，农田分布在小城镇的周围。而直接用到农业方面的劳动力只是几分之一，多数劳动力是搞加工的。这样就会出现又一次新的产业革命。钱学森认为，“我们要考虑这个前途。就全国的情况看，在我们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即2049年，离现在还有65年，这恐怕就要在全国范围内变成现实。”〔14〕

在这个迈向建国一百周年的农业革命愿景中，钱学森设想了一种以大量技术中间环节高效利用太阳能，从而实现“生态工厂”的混合式农业革命为基础的产业变迁:

使太阳能充分为人所用，必须插入中间环节。比如说，种植物的秸梗、草、树叶子，把它们加工成综合饲料。饲料可以喂牲口。牛粪可以种蘑菇，又可以养蜓蚓。加工成的综合饲料又可以放到池塘里去养鱼，且是多层的养鱼。一层一层地形成一个高效能的生态。那么，要搞成高效能的话，再加进饲料，一亩池塘的水面，可以产2000斤鱼。再有沼气，养蜜蜂，养虫子，等等。最近，于光远同志也多次讲到这个问题，用他的话说就是运用现代科学的穷办法，他说的富办法就是利用石油、化工生产农业用的肥料，还有农业机械用的石油。但是还有其他的方法，于光远同志叫作运用现代科学的穷办法了。

所有的废弃的东西，我们把它送到工厂里头加工，骨头可以变成骨粉，还可以制造骨蛋白;树叶子可以制造叶蛋白;所有这些农产品的废品，还可以培养单细胞的蛋白。这些东西，都是在不同的方面，中间插进去一层，而它的产品又可以直接为人所利用，或者间接为人所利用，这样，我们的农业，不是农林牧副渔五业并举，而是十业并举:农、林、牧、禽、渔、虫(蜜蜂、蚯蚓)、菌(蘑菇)、微生物(沼气菌、单细胞蛋白这些东西)、副、工(加工业)等十业。也许还不止这十个，这就是综合性的、高度知识密集的、技术密集的大农业。〔15〕

这个所谓“运用现代科学穷办法”的“十业并举”生态技术农业观，后来被钱学森发展成一套系统的“第六次产业革命”论，即以技术密集型农业为基础整合性地解决能源和粮食问题。〔16〕考虑到其中所涉及的整体式技术革新和发展方式转型，钱学森提议可以先建立这样的试验基地。因为，它具有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特征，需要大量技术人员参加，全国铺开有困难，需要在不同地区、不同的条件下，建立一个点或者几个点来做实验，总结经验。〔17〕我们也可以将其看做是克鲁泡特金“乡村工厂”未来观的一个现代版本。基于这个农业技术乌托邦，钱钱学森进而畅想了一个跟毛泽东和陈伯达的城乡观类似的未来社会主义城乡关系愿景:

城市和农村的概念也要变化了。在国外，历史上都是破坏农村建设城市，而我们走的这一条路就不是这样，而是城市和农村同时建设，城市跟小的集镇、工业跟农业协调的发展。全国人口的80%是在农村的小集镇上从事大农业生产(上面讲的十业并举)，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有大一点的城市。出现这样居民的结构分布，而且每一个劳动力的生产率，城市和农村也没有什么区别。这个变化是历史上所没有的。这样的前途是什么呢?就是彻底地解决了环境问题。有史以来，人跟自然的关系，想着总是人跟自然打架，现在吃了很多亏。最后可能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跟自然又是更好地结合起来，更和谐地结合在一起。这样的前途难道说是一个小问题吗?〔18〕

这个生态社会主义的城乡未来观，跟今日主流城乡关系论述中的发展方向是截然不同的。在当下的论述中，农民要么被束缚在小农经济的传统劳作中，要么只能进入大城市成为半无产化的不稳定劳动力。钱学森在这两种命运之间为农民的未来提供了第三种选择。尽管是极其空想化的纸上谈兵，但这种带有生态和技术政治战略思想的发展道路自觉，并不存在于当下主流的“三农”话语中。这个另类选择不仅仅内涵了生态发展观的面向，还有生产关系改造的面向——钱学森的“十业并举”，可以看做社会主义所谓“工农联盟、工农业反哺、消除工农差别”的一个十分具体的展开。毛泽东早就指出，工农的联盟的阶级政治需要创造一套与此相匹配的生产方式物质基础，毕竟，阶级是一种生产关系。而在毛泽东时代的高速工业化压力下，这种物质基础仅仅局限于通过计划经济政策实现工业产品为农业生产服务，以及两大部类之间的相对“平等交换”和“工业反哺农业”上，并未改变工农业两大部类之间社会分工的现实状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钱学森的“十业并举”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一个21世纪的产业和社会革命理论。它企图通过变更生产体系的组织结构和经济结构，从而改变人类自19世纪工业革命以来的社会分工状况。在这套战略性的科学社会主义体系中，通过论证农业合作化的物质和技术基础，乡村问题不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包袱，而是被转换为了国家工业发展道路和社会主义愿景的核心问题。这种城乡观念的颠覆性在于，乡村不再作为现代文明视野下的“前现代”他者，而是成为了引领产业和社会革命的前沿地带(frontier)，从而使得乡村在经济和文化上摆脱了对城市的双重依附，获得了生态文明意义上的文化和技术主体性。

(四)

我们从历史梳理中看到，基于合作化和农业技术革命的城乡发展观，一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件。正如罗岗所言，“工业化固然在物质条件上限制了社会主义的程度，可社会主义同样要在政治意识上规划工业化的路径”。〔19〕返回头去认识温铁军提出的中国社会主义的“激进工业化”进程，这条发展路线不仅仅体现在为发展社会主义工业而对农业进行的提取和危机转嫁，它的激进性同时体现在其是一条试图超越现代化发展“铁律”的，以拒绝接受现实为前提的农村发展之路。〔20〕因此，要在这个激进乌托邦、摆脱宿命论的前提下来理解和评价中国的社会主义农业合作化和工业化进程。

今日重新回顾1980年代的生态农业论争，不难发现，恰恰是在取消了有关社会主义工业和技术路线的讨论后，在被信息经济和发展主义凌驾的现代化话语下，农村的社会和技术进步只能在农业资本化和电子商务下乡的框架下被展开，从而对于农业和农村的发展，也只能如马克思所言，“以利润的尺度取代了内在的尺度”。因此，对社会主义生态和城乡建设的思想史进行发掘，将有助于我们将对当下城乡问题的理解重新纳入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战略认识当中。

当下，面对资本主义代谢断裂带来的全球经济和环境危机，对于生态社会主义道路的讨论正在复兴。2015年6月11日，美国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福斯特在《人民日报》撰文《中国创建属于自己的生态文明》指出:“中国如此重视生态文明，是出自一种广义的社会主义视角，同时受到马克思的分析理论和中国自身独特的历史、文化及现实语境的多重影响。与西方不同，中国的土地仍是国家或集体所有。……未来10年内，中国经济总量、中国城市永久居民数量将继续上升。这将伴随着中国农村地区更多家庭农场使用更大规模的机械化作业。面对如此挑战，中国开创性地建设一种新的生态文明，这需要朝向一个不同以往的方向发展，进一步摈弃西方国家那种以资本为中心的政权模式——而这种模式恰恰要为今天的生态困境负责。”〔21〕

福斯特所言中国新的生态文明“朝向一个不同以往的方向发展”，其历史资源早就蕴藏在20世纪中国革命进程对城乡协调发展的历史经验中，借用杰姆逊的模型，这条道路为超越工业大城市和小农乡村的二元区隔提供了一个“鱼与熊掌兼得”的“综合项”〔22〕。(图1)这个“综合项”的意义在于，它将乡村和城市的刚性对立转换为了共生互补的有机关系。正如林春所言:“社会主义终究要在人和社会发展与自然生态的和谐条件下，实现社会化的产业升级和高科技的知识经济，造就新型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包括城乡统筹，全员覆盖的社会保障，以及草根议政参政等直接民主的各种方法。同时大生产又未必排斥、反而依赖于直接生产者的各类小规模自组织，从而发挥诸如地方特色产品、民间特殊工艺、民俗文化更新、社区互助网络、绿色节能生活及公共秩序福利等方面的优势。对开放型小生产再生形式的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23〕

如果将邓小平提出的“共同富裕”作为改革开放的政治遗产和政治理想，需要一套与之相匹配的技术政治话语和城乡发展战略，需要将生态文明建设、城乡发展、技术进步协调统一起来，建立社会主义的城乡未来学和大战略研究。

在20世纪的革命史中，源自乡村的创举，一直是中国革命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独特贡献。英国马克思主义者雷蒙·威廉斯在写于1971年的《乡村与城市》的最后一章，将视野投向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红色中国:中国有句描述世界革命的名言:农村正在包围城市。这就是说，在过去的40年中，“愚昧的农村人”和“未开化和半开化的人”成了世界上的主要革命力量。……城市和乡村的差异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被发挥到极致，只有通过社会主义才能恢复工业和农业生产之间的密切关系。关于新式稳定社区和社会，空想社会主义者已经给出了很多提议。但在20世纪，在各种压力下，这一特殊强调实际上都已经不复存在。人们依然记得记述它的文字，不过却把它看作一个老旧的、不现实的、幼稚的梦罢了。现在人们开始重新强调它，它被宣布指导中国革命的政策，也被西方社会主义革命者作为超越工业化文明危机的一种反应，这个观点已经复苏。〔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