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迎春

阶级话语的变迁:1950～2010
——以《人民日报》为例

袁迎春

改革开放之前，国家借用阶级话语进行政治动员、政治斗争、经济建设等活动。改革开放之后，阶级话语在国家话语中的表达发生了变化:阶层话语兴起，阶级话语被淡化;经济话语成为主流，斗争话语被边缘化;改革话语成为核心，革命话语影响减弱。但阶级话语并未在国家话语中完全消失，一旦国内外政治形势发生变化，阶级话语将可能再次回归并对现实产生影响。

阶级话语;国家话语;《人民日报》;阶层话语;话语变迁

一、引言

“阶级”作为20世纪极具影响力的核心观念，无论在观念形态还是在实践层次上都整整影响了中国大半个世纪。〔1〕“阶级”不仅是近现代知识分子们争相讨论争辩的学术话题，也是革命群体、政治党派进行革命运动、政治斗争的宣传工具与斗争武器，由此建构了立场各异的阶级话语。在新中国的历史中，阶级与阶级话语长期处于国家话语的核心地位，成为执政党进行经济建设与政治动员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共产党的执政话语中，阶级与阶级话语不仅是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也被应用于具体政治实践成为改造社会的思想工具，具有影响现实的强大力量。阶级与阶级话语是塑造新中国历史的关键力量之一。但是随着历史变迁，阶级与阶级话语在国家话语中日益淡化，在学术话语中也为阶层分析话语逐渐取代，阶级话语似乎在中国社会消逝了。〔2〕

《人民日报》作为共产党中央机关报，作为执政党的“喉舌”，自然可以作为国家视角与国家话语最权威体现。〔3〕因此，由《人民日报》入手分析国家话语中阶级话语的变迁、变迁根源与变迁意义便具备了很好的切入点。本文通过词频统计并结合相关历史背景，主要探讨的问题就是:阶级话语在国家话语体系中的变迁如何发生?表现如何?这一变迁有何意义?

二、阶级与阶级话语

“阶级”(class)一词的使用可以追溯到古罗马，当时主要用于人口普查。〔4〕而在近代，“阶级”则是起用于1602年，〔5〕“阶级”一词被用于社会阶级，则是同18世纪工业革命的兴起有关。〔6〕由此，“阶级”成为了社会分析理论的重要概念。“阶级”一词的理解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学理层面和政治层面。从学理层面来说，自社会学诞生以来，关于阶级的概念就从未达成一致，不同的流派、学者之间因所强调的定义标准各异而存在诸多分歧。在西方社会科学中，阶级的概念是最具争议而又最为模棱两可的概念之一。〔7〕但是总体上来说，阶级的定义与相关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两大经典传统:马克思主义传统和韦伯主义传统。一般认为，马克思的阶级定义强调的是经济领域的生产关系、生产资料所有制等方面。马克思认为阶级贯穿人类历史，不同社会形态中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社会冲突等都可以经由阶级分析得到适当的解释。马克思与恩格斯所开启的阶级理论与阶级分析不仅为社会学学者所接受，也成为了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革命所信奉的指导性话语体系。尽管马克思的大部分著作都充满了阶级的分析，为后来的学者提供了解读马克思阶级概念与重新定义阶级留下了空间，但是，由于马克思以及恩格斯从未正式明确地定义阶级，这也造成了上百年来关于阶级概念与理论的争论。〔8〕韦伯则开启了一条与马克思主义不同的阶级分析路径。韦伯强调“市场能力”在阶级定义中的核心地位，并且认为阶级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产物。〔9〕围绕着马克思与韦伯的相关研究，后来的学者们根据自己的解读发展出不同的阶级概念，继承前人成果，扩展理论范围，形成了不同的阶级话语体系。

从政治层面来看，阶级的概念与相关的阶级话语被应用于社会运动、社会革命与社会建设，在历史的进程中留下深深的印记。就中国而言，阶级与阶级话语是舶来品，但是其对中国社会与历史进程的影响则是深远的。正如王友明所说，20世纪初，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在接受“阶级”概念时显然受了列宁定义的影响，并与传统的“大同”思想和近代进化论思想相联系，使“阶级”概念服从、服务于近代以来进行的现代化运动和现代农民运动，变成社会政治动员的工具，由此决定了20世纪中国的历史走向。〔10〕在中国20世纪的革命运动中，阶级与阶级话语成为不同党派区分敌我、寻找盟友、发展自身的宣传与实践指导工具，正如毛泽东在1925年的《中国各社会阶级分析》中所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1〕根据经济地位与对革命的态度，毛泽东将中国社会的阶级划分为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以及其他阶级。经济地位与政治态度决定了人群的阶级归属，这是共产党在近现代社会革命中所奉行的阶级话语体系，并一直沿袭到建国后，成为国家阶级话语的重要思想与实践源头。共产党建立全国统一政权后，通过划分阶级成分，人们被划入不同的阶级类型，这正是执政党以国家的名义重新调整社会阶级结构、利益分配结构，以配合国家的建设与政治运动。但是纵观新中国的历史，可以发现阶级划分的标准是变动，人们的阶级成分不断发生变化，这使得阶级的概念变得模糊。

三、国家话语与阶级话语

所谓“话语”(discourse)，就是人们说出来或写出来的语言，〔12〕文本(text)、语境(context)是与话语密切相关的基本术语。〔13〕话语所呈现的正是个体或组织通过一定的载体表达其立场、观点、价值观念或利益诉求等内容的一种社会行为过程和结果，这一行为能够带来一定的社会现实后果，这一结果所表现的正是话语的建构能力。国家话语就是以国家作为言说的主体，呈现国家视角，表达国家立场，进而建构社会现实。国家话语具有强大的建构能力，并能够通过一定的方式获得话语对象的接受。以中国为例，国家话语代表执政党的意志，表达执政党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利益诉求，配合执政党进行相应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比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执政党通过划分阶级成分，进行阶级教育，在农村实现了“阶级化”——将客观上的阶级变为具有主体意识的阶级的过程的目标。〔14〕同时国家话语所具备的建构能力，也在塑造国家形象〔15〕、塑造国家认同〔16〕、支配与塑造妇女解放的话语生产机制〔17〕、建构社会性别〔18〕、女性形象〔19〕与女性意识〔20〕等方面有着鲜明的体现。

从新中国的政治理论与实践来看，阶级话语是国家话语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在国家话语体系中的地位随着执政党国家治理重点的变化而不断变迁。在建国初期，阶级话语主要用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与经济的发展，阶级话语这时是国家话语体系众多组成部分中比较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随着执政党对国内外形势判断出现失误，阶级话语逐渐成为政治斗争的唯一公开工具，阶级话语逐步占据了国家话语的绝对核心地位，这在十年文革期间达到了顶峰。随着政治上的路线得到纠正，经济建设成为国家发展的中心，阶级话语在国家话语体系中的地位发生了沉降。阶级话语在新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现象，国家话语塑造了阶级话语，使之渗透、嵌入于国家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张乐天通过研究人民公社制度，发现国家话语将阶级话语以革命运动的方式嵌入农村，并通过一系列的阶级斗争、利益调整与意识形态宣传使得这一套话语体系为乡村成员所接受，但是随着人民公社的取消，国家话语所建构的这一套阶级话语从此就在社会生活的舞台上销声匿迹。〔21〕执政党以国家话语为思想武器，通过开展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最终将阶级话语塑造成中国的主流话语体系，将家族社会转变为阶级社会。〔22〕在阶级社会中，个体都被贴上了某一阶级成分的标签，而这一标签成为约束个体行为，改造个体思想和配合国家建设的重要基础。

目前关于国家话语与阶级话语之间的研究，比较典型的是以农村作为主要分析对象，以个案式的文献资料或者历史梳理作为主要的分析方法，而利用官方媒介研究国家话语与阶级话语之间的关系的成果并不多见。《人民日报》作为官方媒体的典型代表，是国家话语最权威的表达载体，集中反映了代表执政党意志的政治意识形态和国家治理路线、方针与政策。利用《人民日报》作为分析的资料来源，已经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应用。〔23－30〕

四、研究设计

鉴于本文考察的是国家话语中的阶级话语，因此，选择《人民日报》作为研究资料更能获得预期的结果。虽然《人民日报》不能完全代表国家话语，但是它是我们了解国家话语的最具权威性、参考性的文本之一。通过对包含表达阶级话语的特定关键词的文章所占之比例进行统计分析，以此获得探讨阶级话语变迁的历史线索。具体来说，本文的研究设计分为以下三步:

第一步，确定研究对象和分析单位。本文采用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①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http://202．119．47．4:957/web/index．htm．，研究对象是1950－2010年《人民日报》所发表的全部新闻文章，并通过参考已有的研究，选择特定的关键词作为分析对象。通过参考相关研究文献，〔31－36〕本文尝试着将阶级话语操作化为:(1)“阶级”一词;(2)与阶级成分相关的词语;(3)与阶级话语相关的重要词语。同时为了体现国家话语的转向与阶级话语的变迁，本文尝试加入一些词语作为参照组(见表1)。

第二步，统计关键词。通过统计《人民日报》特定关键词的出现频次或频率来透视词语变化背后的意义，已经得到了不少研究者的应用。〔37－40〕计算特定关键词的数量特征，绝对数和相对数都是可取的方法。本文采用计算相对数的办法，即通过分别计算历年包含特定关键词的文章占当年文章总数的比重(即频率)，发现不同关键词在当年文章中出现的频率及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的变化。具体的计算公式如下〔41〕:

第三步，结果分析。通过观察表达阶级话语的特定关键词的频率变化，并结合特定的历史背景，分析词语变化背后的原因与意义，同时通过与参照组的关键词进行比较，发现国家话语的转向与阶级话语的变迁过程。

表1 关键词分组

五、结果分析

(一)“阶级”与“阶层”

通过观察《人民日报》中“阶级”与“阶层”的频率变化，可以得知:阶级话语与阶层话语二者都贯穿着新中国的国家话语历史进程。从图1可见，20世纪80年代以前，“阶级”的出现频率一直高于“阶层”，并且在1968年达到最高峰(380‰)，在1976年达到次高峰(300‰)。由此可知:1950－1980年，相比于“阶层”，“阶级”一直是国家话语体系中的主流话语，并在文革期间达到了极致;1980年以后，“阶级”的频率开始回落到低位，并与“阶层”趋于同一水平，这种变化与执政党改变执政思路，纠正左倾错误路线，国家政治逐步正常化不无关系。但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1989－1991年)，“阶级”的频率有了上升的势头，并稍高于“阶层”，这种变化无疑是受到了这一时期国内“政治风波”的影响。进入新世纪后，“阶级”与“阶层”的频率又开始趋于同一水平，且后者开始逐渐超过“阶级”，这表明:相比于阶层话语，阶级话语在国家话语中日益被淡化，阶层话语开始成为主流。从整个历史时期的总体变化过程来看，“阶层”的频率一直处于低位，只是在建国初期处于较高水平;而“阶级”则是变动起伏的，在此期间出现过高峰和低谷，但最终趋于平稳的低位水平，“阶级”与“阶层”的差距也经历了小－大－小的变化过程。

图1 “阶级”与“阶层”的词频变化(1950－2010)

(二)“阶级成分”与“公民”

1．“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如图2所示，“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频率变化过程基本上一致。

建国初期(1950－1959年)，“资产阶级”的频率一直稍高于“无产阶级”，分别在1952年(100‰)和1957年(78‰)出现了两次小高峰。这是由于1952－1957年中国社会经历了“三反五反”运动、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整风运动与反右派运动。“五反运动”针对的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包括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1957年的整风运动及其后的反右派运动使得大量知识分子被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

1957年之后，“资产阶级”的频率虽然有所下降，但很快又在1963年开始上升，并分别在1967年(290‰)、1968年(307‰)、1976年(227‰)达到高位。这一阶段正值中苏关系恶化，国内政治开始严重左倾，并最终引发“文革”，阶级对立的话语开始占据主流，“文革”期间“资产阶级”随着运动的起伏而发生变化。1976年“文革”结束，“资产阶级”开始下降，并一度降至极低水平。

但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资产阶级”有所上升(1987年、1989－1991年均在15‰以上)，这其中“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主要的话题，分别占此类文章的76%、79%、81%、74%。这正是当时的“学潮”与“政治风波”所引发的。1992年以后，“资产阶级”持续下降，并一直保持极低水平。

“无产阶级”在国家话语中的变化过程与“资产阶级”基本一致。在建国初期一直处于低位，随着政治运动的频繁发动，频率开始上升，在中国极左思想发展到巅峰的“文革”期间，“无产阶级”分别在1967－1969年(504‰、480‰、463‰)、1976年(337‰)达到高峰。在十年“文革”期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都出现过一次低潮期(1972－1973年)，这与运动的降温、国际形势变化不无关系。尼克松访华、中日建交，都是1972年重要的政治事件。“文革”结束后，“无产阶级”开始下降并一直处于低位水平。

2．“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

如图2所示，从60年的历程来看，“地主阶级”的出现频率始终高于“农民阶级”，并且出现过三次大高峰，两次小高峰。而“农民阶级”的出现频率虽然始终处于低位，但也有两次大高峰，一次小高峰。

具体来说，1950－1957年，“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在这一时期的一次高峰都出现在1951年，频率分别是17‰、4‰，这一时期正是新中国的土地改革时期，因而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被国家反复提及。土地改革之后，二者的出现频率都有所下降，这与土改的基本完成，地主被消灭，国家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农业转移到工业有一定关联。到了1957年，“地主阶级”再次出现高峰(5‰)，此时国内政治开始左倾，“地主”成为被斗争的对象，随后随着政策的调整而有所缓和。

1958－1965年，此时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时期，1958年人民公社运动开始，其后便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地主阶级”的频率开始缓慢上升，并在1964年(6‰)出现小高峰。这一时期，中苏关系恶化，国内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不断积聚，“地主阶级”被作为重要的阶级斗争对象而再次被提及，虽然中国此时早已消灭了地主阶级。

十年“文革”期间(1966－1976年)，“地主阶级”的频率波动较大，但是可以发现也存在两次高峰点，分别是1966年(14‰)和1974年(27‰)，而此时“农民阶级”的高峰点分别是1966年(2‰)、1974年(3‰)、1975年(4‰)，二者在高峰的时间点相同或相近。就当时的历史来看，1966年是文革发动的一年，阶级斗争的氛围十分浓厚，各类阶级成分纷纷成为斗争对象，此后运动有所降温。“九一三”事件后，“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等运动的开展，阶级斗争又一次升温，“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再一次成为国家话语的重要内容之一。

文革结束后，“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频率均快速下降，并自80年代初之后持续保持极低水平，二者在国家话语的地位已经大不如前。

3．“公民”

纵观新中国60年的历史，“公民”一词始终存在。通过观察“公民”的频率变化情况，我们也可以从中找到某些历史变迁的线索。

分阶段来看，1950－1956年，是我国的国民经济恢复和三大改造时期，虽然各类阶级成分的划分是比较重要的关注点，但是此时“公民”的出现频率并不是最低的，基本上高于“地主阶级”(1951年例外)和“农民阶级”，并且在1954－1957年始终高于“无产阶级”，但却始终低于“资产阶级”。就这一点而言，建国初期，“公民”是国家话语中较为重要的一个部分，用于向民众宣传新社会的美好，批判旧社会的黑暗。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制定并颁布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因而“公民”备受关注。此后虽有所下降，但余温不减。

1957－1965年，是社会主义探索时期，各类政治运动不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常常被提及，成为国家话语的主流，而“公民”话语也紧随其后，但是出现的频率相差甚远。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国家在强调阶级成分、阶级斗争的同时，也注意对“公民”这类现代观念的宣传。

十年文革时期(1966－1976年)，阶级成分的话语开始快速上升，“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自然处于高位，而“公民”的频率相比前一时期则大幅度下降，最高的频率也只是7‰，远低于同一时间点的资产阶级(39‰)、无产阶级(131‰)，并且这一阶段“地主阶级”的频率也出现过几次高峰，这与当时整个社会的斗争氛围密不可分，且在文革初期和末期表现明显。

文革结束后，阶级成分的话语开始下降，“公民”话语开始成为主流。具体来看，1977－1991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出现频率与“公民”的差距经历由大到小的过程，但是“公民”的反超已经势不可挡了。1992－2010年的18年间，“公民”话语已经完全居于主导地位，而各类阶级成分话语基本可以说从国家话语中消失了。从改革开放之后的历史时期来看，“公民”话语分别在1979年(18‰)、1989年(24‰)和2002 (34‰)年出现过高峰，而且从整体的变化过程来看是处于上升趋势的。

图2 阶级成分与“公民”的词频变化(1950－2010)

(三)“革命”与“改革”

《人民日报》中“革命”和“改革”两词出现的频率分布如图3。通过观察“革命”与“改革”出现的频率，可以发现二者变化可分为两个阶段，1983年是分界点。1983年前，“革命”的历年频率都要高于“改革”;1983年二者接近于同一水平;1983年以后，“改革”的历年频率高于“革命”。

从分期趋势来看，1950－1962年《人民日报》的所有新闻报道中，“革命”的频率虽高于“改革”，但二者的差距并不大。但是，1962年以后，两者历年频率之间的差距迅速增大，到“文革”发动后的1967－1969年，“革命”的频率分别为663‰、656‰、666‰，“革命”在这一阶段达到了最高峰;而“改革”的频率仅为23‰、60‰、53‰。而且在其后的1970－1973年，“革命”开始下降，但很快又上升，并在1977年达到了一个小高峰(382‰)。这一变化过程表明，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国家话语更倾向于选择“革命”，而非“改革”来表达执政党的政治意识形态要求。“文革”开始后，“文化大革命”本身就包含“革命”一词，而且在“文革”的极“左”话语体系中，“改革”也就无容身之地了。〔42〕1976年粉碎“四人帮”，但是国家话语仍未即刻从原有的话语体系中转变过来，所以“革命”仍处于高位。1978年，“革命”出现的次数开始迅速下降，并持续处于低位。“改革”的频率从1982年开始上升，在1983年与“革命”接近于同一水平(“革命”75‰、“改革”79‰)，其后“改革”的频率虽有起伏，但一直保持较高的水平。

图3 “革命”与“改革”的词频变化(1950－2010)

(四)“毛泽东”与“邓小平”

毛泽东是革命的推动者，邓小平被称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这两位领导人的名字分别是“革命”与“改革”形象化的政治符号，具有很深的政治含义。〔43〕毛泽东是革命话语的政治符号，邓小平则是改革话语的政治符号，二者在国家话语中的地位变迁也反映了新中国的政治、社会变迁的历史过程。

从图4可知，1950－1980年的三十年间，“毛泽东”的频率始终高于“邓小平”，前者在1967－1969年达至顶峰(531‰、519‰、511‰)，这一时期正是“文革”的高潮阶段，毛泽东的个人威望也达到顶点。而“邓小平”的频率在这一阶段则一直处于低位，甚至在1967－1972年没有出现在《人民日报》中，这与“文革”开始后邓小平在党内逐渐失势是有关联的。这三十年间，1976年是极为特别的。“毛泽东”又一次达到小高峰(219‰)，“邓小平”则是达到了最高峰(160‰)。这一年，毛泽东去世，而邓小平则因“四五”事件第三次被打倒，成为被批斗的对象。1976年以后，“毛泽东”的频率开始下降，并持续处于低位;而“邓小平”虽然也处于低位，并且在1976年后开始下降，但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所提高，并且在1992年之后持续超越“毛泽东”，这种变化与邓小平所主导的改革开放两大事件密切关联，一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改革开放拉开帷幕，一次是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讲话进一步推动改革开放。90年代以后，“邓小平”的频率虽有浮动，但一直高于“毛泽东”，并于1997年出现小高峰(74‰)，因为1997年2月邓小平逝世。

图4 “毛泽东”与“邓小平”的词频变化(1950－2010)

(五)“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

如图5所示，“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两词出现的频率变化是较为复杂的。1950－1961年，“经济建设”一直是高于“阶级斗争”的，“经济建设”在1953年达到了一个小高峰(92‰)，而“阶级斗争”则持续处于低位。这种变化是与当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背景相符的。1950－1952年是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而1953年则开启了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三年经济困难(1958－1961年)也使得其后的一段时间，恢复和发展经济成为主流话语。1963年开始，“阶级斗争”开始迅速上升，并在1968年(251‰)和1976年(253‰)达到了高峰，这期间虽也经历了起伏，出现了低潮(1972年，61‰)，但是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这一阶段正值国内政治开始严重“左”倾，中苏关系恶化，修正主义甚嚣尘上，最终在1966爆发了“文革”，将这一非常的政治状态推向极致。而“经济建设”在1963－1976年一直处于极低水平，直到1977年才开始逐渐上升。1980年“经济建设”(15‰)再一次超越“阶级斗争”，并在其后持续保持较高水平，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再一次出现小高峰(53‰)，而“阶级斗争”自1980年之后一直处于极低水平，虽并未完全消失，并且于1982年和1989年达到了80年代以后的一个最高水平(5‰)，但是仍远低于同时期的“经济建设”(23‰、20‰)。

图5 “阶级斗争”与“经济建设”的词频变化(1950－2010)

六、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人民日报》1950－2010年中涉及到阶级话语的文章为切入点，运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勾勒出新中国成立60年阶级话语的变迁轨迹以及其所代表的国家话语的历史变迁过程。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些初步的结论:

(1)在1950－2010年国家话语体系中，阶级话语发生了变迁，这种变迁直接体现在阶级与阶级话语相关的词语的出现频率的变化上:阶级话语日益被淡化，较为激烈的革命话语、阶级成分话语、阶级斗争话语逐步为更为温和的阶层话语、公民话语、改革话语、经济话语所取代，紧张的政治气氛趋于缓和。

(2)在1950－2010年的国家话语体系中，阶级话语的变迁呈现出阶段性特征，这种阶段性体现在阶级话语的关键词语的变化的阶段性上。这些关键词的变化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社会主义探索时期、文革时期、改革开放时期，阶级话语变迁的转折点，也是历史发展的转折点。

(3)1950－2010年阶级话语变迁的动力是十分明确的，那就是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尤其是国内政治形势与国家发展重心的变化。在不同时期，阶级话语因国家政治需要及由此所决定的话语表达需要，被国家应用于政治动员、政治斗争、经济建设等活动以达到预期的国家目标。

(4)阶级话语存在重归国家话语的可能性。虽然阶级话语随时代变迁而日益被淡化，但是一旦国内形势又变，它有可能再次回归，这在20世纪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国家话语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阶级话语的“消逝”，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国家发展重心的转变，政治氛围的缓和，社会秩序也将进入一个相对平和的状态;但是，阶级话语的“消逝”也使得利益意识觉醒的社会群体遭遇了话语表达的危机，〔44〕同时，阶级话语的间或“复归”也意味着其并没有完全失去政治基础。

〔1〕〔10〕王友明．应当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理论〔J〕．江西社会科学，2005，(11)．

〔2〕〔44〕潘毅，陈敬慈．阶级话语的消逝〔J〕．开放时代，2008，(5)．

〔3〕〔25〕钱力成．国家话语与公私关系:1950～2010〔A〕．周晓虹，谢寿光．中国研究(春秋季合辑11－12)〔C〕．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166－192．

〔4〕〔6〕〔英〕迈克尔·曼．国际社会学百科全书〔Z〕．袁亚愚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79．

〔5〕高放．热话题与冷思考(五)——关于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对话〔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8，(1)．

〔7〕〔9〕吴清军．从学理层面重新审视阶级的概念与理论〔J〕．社会，2008，(4)．

〔8〕〔美〕戴维·格伦斯基．社会分层(第2版)〔M〕．王俊等译．华夏出版社，2005．13．

〔11〕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M〕．人民出版社，1975．1．

〔12〕〔18〕佟新．话语对社会性别的建构〔J〕．浙江学刊，2003，(4)．

〔13〕泥安儒，林聚任．社会调查研究方法纲要〔M〕．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156．

〔14〕〔22〕徐勇．阶级、集体、社区:国家对乡村的社会整合〔J〕．社会科学战线，2003，(2)．

〔15〕曹树基．国家形象的塑造——以1950年代的国家话语为中心〔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3)．

〔16〕韩素梅．国家话语、国家认同及媒介空间——以《人民日报》玉树地震报道为例〔J〕．国际新闻界，2011，(1)．

〔17〕揭爱花．国家话语与中国妇女解放的话语生产机制〔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4)．

〔19〕王蕾．国家话语与中国女性形象变迁〔J〕．决策与信息，2012，(3)．

〔20〕叶敏磊．党和国家话语与农村女性的声音——以白茆山歌为例的观察(1956－1966)〔J〕．妇女研究论丛，2006，(3)．

〔21〕张乐天．国家话语的接受与消解——公社视野中的“阶级”与“阶级斗争”〔J〕．社会学研究，2001，(6)．

〔23〕〔37〕黄旭．“改革开放”词语演变历程初探〔J〕．理论界，2009，(7)．

〔24〕〔32〕〔38〕万理，赵国江．从词频及内涵演变出发分析改革开放的酝酿过程〔J〕．北京党史，2009，(1)．

〔26〕〔34〕〔39〕〔41〕〔43〕黄帅，李国强．论中国政治改革的战略考量——以《人民日报》词频研究为切入点〔A〕．黄卫平，汪永成．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第9辑)〔C〕．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26－41．

〔27〕黄帅．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对政治改革的路径选择——以《人民日报》词频研究为切入点〔J〕．福建行政学院学报，2011，(3)．

〔28〕王蕾．从“女劳模”到“女明星”——从《中国妇女》60年封面人物看国家意识形态控制下媒体女性形象变迁及国家话语转变〔J〕．新闻记者，2011，(12)．

〔29〕黄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政策模式的转换研究——以1978—2008年《人民日报》相关文章关键词变化为视角〔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2，(1)．

〔30〕〔35〕〔40〕〔42〕李明．以《人民日报》社论透视中国主流政治意识形态的变迁〔J〕．新闻大学，2013，(6)．

〔31〕陆晓文，吕乐．中国主流媒体的词语变化与社会变迁(1986－1995)〔M〕．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33－44．

〔33〕刘小彪．中共党代会报告30年的词汇变迁〔J〕．党的建设，2009，(1)．

〔36〕兰夕雨．中国共产党阶级划分词语之变迁——基于对土地革命和改革的主要法规和文件的文本考察〔J〕．中共党史研究，2012，(9)．

(责任编辑:邝彩云)

C91;K2

A

1004－0633(2015)06－099－8

2015－09－10

袁迎春，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社会问题。江苏南京210023

②在新中国的历史中，阶级成分种类是变动的，大的阶级类型之下还有更细的阶级划分，比如农民阶级可分为富农、中农、雇农、贫农等。本文只选取涵盖面大的阶级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