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皓玥

摘要：通过深度访谈，应用扎根理论剖析影响区域生态风险防范公众参与模式的深层次因素，并探究针对性的管制政策。结果发现，公众生态意识、生态行为成本、生态参与平台和社会参照氛围这4个主范畴对公众参与模式存在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主范畴逻辑内涵和关键因子，探析其对公众参与区域生态风险防范的作用方向与影响因素，构建了公众参与区域生态风险防范的作用机制模式，即“意识-行为”整合模型。最终基于整合模型脉络结构，为政府制定干预路径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思路。

关键词：生态风险防范；公众参与模式；扎根理论；整合模型；管制政策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5.02.30

中图分类号：F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5）02-0140-05

Abstract：The paper uses the grounded theory to explore the factors which have impacts on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regional ecological risk prevention.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ublic ecological awareness， ecological behavior cost， ecological platforms and social reference atmosphere have remarkable influence on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mode. After analyzing the logical connotation and the key factor of such four major categories， the author also constructes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mechanism model of regional ecological risk prevention. The consciousnessbehavior Integrated model is conducive to provide the control path of policy ideas and experience for the government.

Key words：ecological risk prevention； the mode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the grounded theory； the integrated model； regulatory policy

作为人与自然相互影响的一种形式，生态问题一直存在。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态意识觉醒和生态需求勃兴，对区域生态状况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生态事件”却愈演愈烈[1]，特别是流域生态危机及大规模雾霾，已经没有谁能够独善其身。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区域生态风险治理的重要性提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要以“最严格的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完善环境治理和生态修复制度，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然而无论从宏观视之，还是从微观探之，这些制度建构无不与“公众参与”密切关联。发达国家生态治理经验证明，公众是环保事业最初推动力[2]。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区域生态风险防范公众参与模式问题进行探讨。通过深入探究区域生态风险防范公众参与模式的内外部影响因素，制定有针对性的管制政策，引导普通公众向生态公民转变，从而弥补区域环境生态风险行政治理不足，帮助政府实现区域生态风险有效防范。

1文献回顾与理论述评

很多文献从不同视角对区域生态风险防范与治理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尽管各自侧重点不同，但其研究结论对探讨公众参与区域生态风险防范具有借鉴性，其中有两类研究为本文垫定了研究基础。

一是公众参与对区域生态风险治理作用研究。美国是最早将公众参与引入环境管理领域的国家，大多数的美国学者都认可公众参与是环境行政管理的重要补充[3]；环境意识强度和个体环保行为之间具有积极性联系[4]。在国外学者带动下，我国学者也对公众参与区域生态治理的民主监督功能进行了论述，其中叶文虎认为公众参与是解释和传播环境影响信息的流行方法[5]，杨秋波等阐述可持续建设与公众参与关系机理[6]，但对公众参与模式影响因素进行系统研究的成果不多。

二是促进区域生态风险防范公众参与的管制政策研究。在西方民主制度下，公众“用手投票”影响官员环保政策倾向，“用脚投票”则向地方政府直接施加改善公共服务压力[7]。因此，国外很多学者认为，构建公民生态利益有效表达渠道[8]，通过各种管制政策满足公众对区域生态权益诉求，有助于最终改善区域生态状况[7]。国内学者也认为鼓励公众向地方政府提出自身生态需求，能够加快区域生态治理[9]。其中，周黎安的研究具有代表性[10]，他认为重新制定官员晋升生态考核机制，能有效改善区域生态治理现状。

与国外研究相比，我国该领域研究起步晚，研究范围窄。大多数研究成果属于介绍性研究，专门研究公众参与区域生态风险防范模式这一变量的文献还比较少见。鲜有文献在精确刻画各影响因素调节效应基础上，对政策干预路径进行综合阐述。鉴于此，本文在汲取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专门针对区域生态风险防范公众参与模式进行研究，通过探索影响公众参与度的关键性因素，以期为政府制定有效管制政策提供经验借鉴。

2研究方法和数据搜集

目前尚无界定清晰的变量范畴及既有理论假设，适用于区域生态风险防范公众参与模式。并且不同分类人群对该模式理解不尽相同，本文认为以量化研究考察变量间关系对该问题进行描述不太可行。鉴于此，本文拟通过深度访谈方式，采用开放式问卷，运用扎根理论质化研究方法，对该模式影响因素及政策干预路径进行探索性研究。

扎根理论是由Glaser和Strauss于1967年率先提出，运用详实资料自下而上建构实质理论的一种实证研究方法。该方法强调研究对象可以是“解释性真实”，这种真实也许并不完全客观，但对于理解人类行为具有重要意义[11]。运用扎根理论对本文进行探索性分析，通过第一手访谈资料，运用开放式编码、轴心编码、选择式编码，构建区域生态风险防范公众参与模式影响因素模型。并采用持续比较分析，不断以新的范畴修正现有理论[11]，直至不再出现新范畴，达到理论饱和。

在数据采集过程中，通过理论抽样方法，运用非结构化问卷对代表性公众进行深度访谈。在理论饱和原则指导下，按照质化研究对受访者具有先验理论认知的要求，本文受访对象多是大学或以上学历，年龄段为20～45周岁，思维活跃的中青年公众个体，共22位，记为a01～a22。受访个体信息如表1所示。

访谈过程主要采用深度访谈和小组访谈相结合的方式，从每个年龄段选取两位受访对象，进行10次深度访谈；并以职业类型划分，进行4次小组访谈。个人深度访谈，尽可能深入了解受访对象对公众参与区域生态风险防范持有的态度、内在想法；小组访谈中，主持人按照采访提纲提出问题（见表2），并以追踪式提问，引导小组成员在发散思维状态下充分讨论。访谈结束后，对现场资料整理形成近四万字访谈记录，作为本文原始数据。

3范畴提炼和模型构建

31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是将原始访谈资料进行初始概念化呈现的过程[12]。编码过程要求忠实于原始资料，尽量悬置已有研究“定见”及研究者个人“既有思维”，以受访者原话作为编码原始资料。通过资料打散、赋予概念、重新组合等操作，得到500多条有用的原始信息。考虑到初始概念内容有交叉、逻辑层次性低，进一步提炼、筛选出16个范畴，用“A+序号”进行编码，构建本文的开放式编码范畴体系，见表3（篇幅所限，仅节选2条原始语句及相应初始概念、对应范畴进行说明）。

32轴心编码

在开放式编码范畴基础上，对公众参与区域生态风险防范影响因素进行主范畴提炼与命名。从各个独立开放式范畴中挖掘潜在的因果联系，找到类属轴心，区分主、副范畴，完善范畴逻辑性质，进而以相互影响次序为标的，在16个开放式编码范畴基础上集结成4个主范畴轴心。各主范畴轴心、范畴维度、对应副范畴及范畴逻辑如表4所示。

33选择式编码

进一步分析轴心编码得出的轴心内涵，运用选择式编码对不同主范畴轴心间的逻辑类属关系进行系统分析。并基于中心变量编码，通过典型模型分析主范畴间的“因果条件→中介条件→脉络结果”，构建脉络清晰的“故事线”，其脉络结构如表5所示。

雾霾、水污染等生态危机警醒公众生态意识生态危机意识、公民生态责任、生态参与知识、行为效力感知公众参与区域生态风险防范意识强度，是意识-行为整合内在动力

公众参与生态行为成本过大，生态保护缺乏必要的公众基础 生态行为经济利益、行为实施便利程度、生态行为相关风险、司法诉求完善程度公众参与区域生态风险防范行为可能性，是意识-行为整合内在约束力

生态参与平台匮乏，群体性恶性生态事件频发生态法规政策、公众反馈机制、生态基础设施、相关环保组织生态参与平台的形成，影响公众参与区域生态风险防范行为结果，是意识-行为整合外在动力

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需要良性社会参照氛围群体压力、政府表率、舆论宣传、政策力度社会参照氛围的形成，影响公众参与区域生态风险防范意识方向，是意识-行为整合外在约束力

通过一系列的开放式编码、轴心编码及选择式编码得出的脉络结构，确定了包含各范畴和概念的关联体系构思。最终自然而然地得到了公众参与生态风险防范“意识-行为”整合模型，如图1所示。同时，运用留置访谈记录对模型中范畴进行理论饱和度检验，未发现新的重要范畴和结构关系。由此认为，上述模型在理论上是饱和的，即可以运用公众参与生态风险防范“意识-行为”整合模型对本文核心范畴进行阐释，并得出相关结论。

图1“意识-行为”整合模型

4结论阐释和政策路径

从上述模型中可以看出，影响区域生态风险防范公众参与模式的主要因素集中体现为公众生态意识、生态行为成本、生态参与平台、社会参照氛围4个主范畴，并凝练概括为“意识-行为”故事线，依次调节公众的生态意识与生态行为联结关系。其中公众生态意识和生态行为成本是公众参与区域生态风险防范的启动因素，是参与过程的内在动力和内在约束力；生态参与平台和社会参照氛围是公众参与区域生态风险防范的强化因素，是公众参与模式的外在动力和外在约束力。4个主范畴对区域生态风险防范公众参与模式作用方向各不相同，为政府设计有针对性干预政策路径提供了思路。

（1）政策制定者应着手强化公众生态意识，增加区域生态风险防范公众参与模式“意识-行为”整合内在动力。首先，通过更为真实的体验认知，以切身感受深化公众的生态认知强度。其次，以法律规定和经济措施，明晰公众生态责任，变“区域生态风险防范公众自愿参与”为“带有经济奖惩措施的半强制或强制行为”。再次，以科学的宣传方式普及区域生态风险防范公众参与行为指南（具体做什么、怎么做），减少公众因为欠缺相关知识放弃参与区域生态风险防范的可能性。最后，提高公众个体行为效果感知，改变生态治理“时滞”给公众参与度带来的挫伤。

（2）政策制定者应注重降低生态行为成本，减少区域生态风险防范公众参与模式“意识-行为”整合内在约束力。一方面，从配套设施、技术支撑、行政约束等角度出发[12]，采取多层面管制政策措施，使公众生态参与模式简单便利、低成本。另一方面，尽可能减少实施生态行为对公民生命安全等产生的社会风险。不断完善司法公益诉求程序，保障生态事件受害者能够便捷、低成本维权。同时加大舆论宣传，尽量削弱“唯物质化”生活方式的不良影响，降低公民履行生态职责的心理成本。

（3）政策制定者应加强建设生态参与平台，增加区域生态风险防范公众参与模式“意识-行为”整合的外在动力。为公众参与生态风险防范构建完善的生态法规政策体系，实现有效的生态信息公众反馈网络，提供便利成熟的生态基础设施，组建理念先进、运营成熟的环保组织等等生态参与平台相关子因素。以完善的生态信息公开制度，确保区域生态风险的公众知情权，通过合理的意见表达机制，使参与区域生态风险防范成为公民真正的权利。

（4）政策制定者应努力构建社会参照良性氛围，减少区域生态风险防范公众参与模式“意识-行为”整合的外在约束力。一方面，通过法规政策的强制约束力，抑制公众参与生态风险防范过程中的“群氓心理”[13]，构建生态风险防范良性社会参照氛围。另一方面，以正确的舆论导向为媒介，突出政府行为的表率作用。以生态绩效考核及行政问责制度，促使地方政府将区域生态治理放到头等重要的位置上。政府部门与政府官员发挥好带头示范作用，加大环保政策执行力度，促成全社会形成绿色生态文化风气，极大提高区域生态风险防范公众参与度。

5结语

本文通过扎根理论，对区域生态风险防范公众参与模式进行了探索性研究，梳理了影响公众参与区域生态风险防范的相关变量范畴，并归纳凝练出4个主范畴轴心：公众生态意识、生态行为成本、生态参与平台、社会参照氛围。与以往研究相比，在全面性上做出了一些贡献，比如，行为效力感知、司法诉求完善程度、群体压力约束等变量范畴，以往较少被提及。并在范畴提炼的过程中，凝练了公众参与区域生态风险防范的“意识-行为”整合模型，系统阐述各主范畴与公众参与模式之间作用机制，为制定有针对性管制政策提供了借鉴思路。

然而由于本文构建的公众参与区域生态风险防范“意识-行为”整合模型是基于小样本深度访谈而得出的结果，其信度和效度尚未经过大样本检验。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还需要通过大样本调查，进一步检验各变量间的作用机制，最大限度剖析变量协整的内因与驱动力，为政府确立政策干预路径提供更为详实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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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