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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用全局ML指数测算了同时考虑能源和环境约束的中国工业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运用统计学中的聚类分析方法将测算结果聚为三类：高质量产业、中间质量产业和低质量产业。结论表明，高质量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而中间质量产业和低质量产业环境规制强度较为薄弱；我国工业的环境规制显著地改善了企业的生产效率，研究结论支持“波特假说”。政府可以通过适当的环境规制政策工具，达到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双赢。

关键词：全局ML指数；行业特征；环境规制；生产率增长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5.02.06

中图分类号：F205；F4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5）02-0024-04

Abstract：This paper estimates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Industries taking into account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The estimation results cluster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Highquality industrial， intermediate quality industrial and lowquality industry； Conclusions show that the highquality industri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intensity is maintained at a higher level， but Intermediate quality industrial and lowquality industrial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strength is weak；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f our industry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companys productivity. Research findings support the “Porter Hypothesis.” Government may through appropriat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s policy instruments， achieve a winw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Key words：global ML index；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roductivity growth

1问题的提出

传统经济理论普遍认为，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不可双赢，人为的管制、干预越少，将越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发展。而Porter认为，设计恰当的环境管制可以促使企业进行技术革新，而这种技术革新带来的效益可以部分抵消甚至超过遵循环境管制所产生的成本[1]。“波特假说”自提出以来，其争论从未停止过。概括起来，其基本观点有三种：一是支持“波特假说”，认为环境管制能够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2，3]；第二种观点质疑“波特假说”，认为环境管制对生产率增长起负向影响[4，5]；第三种观点则认为，环境规制和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存在不确定性[6]。

我国环境规制政策实施较晚，目前针对“波特假说”的检验研究甚少。部分学者利用国家或省级层面的宏观数据，一是从产业竞争力的角度来检验环境规制与产业竞争力的关系，如许士春、张江雪等、陈艳莹等、张玲等[7～10]学者；二是从技术创新的角度对“波特假说”进行检验，如张中元等、高霞等[11，12]学者。而从生产率增长角度出发对“波特假说”进行检验的文献甚为少见。

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已有研究进行扩展：①利用生产前沿的最新研究方法——全局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简称GML指数），测算能源和污染排放约束下工业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将测算结果聚为三类：高质量产业、中间质量产业和低质量产业；②测算、分析环境规制强度的行业差异特征；③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环境规制与不同质量产业绿色生产率增长的关系。

2研究方法——全局ML指数的构建

3中国工业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分析

31变量选取及说明

本文实证分析所用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由于“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和“其他采矿业”数据不全，故实证研究中不包括以上三个行业，实际构造了2001～2010年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工业36个行业的样本数据。各变量说明如下：

（1）产出。期望产出为行业总产值，用分行业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将当年价折算为2001年不变价，单位为亿元。非期望产出用行业二氧化硫排放量表示。

（2）投入。资本投入用各行业固定资产净值表示，并用分行业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将当年价折算为2001年不变价，单位为亿元；劳动力投入用各行业年末从业人员数表示，单位为万人；能源投入用各行业能源消费总量表示，单位为万吨标准煤；行业企业数用各行业企业单位总数表示，反映社会资源的综合投入。

32测算结果及分析

以上述各投入产出指标为依据，根据全局ML指数测算我国工业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按照统计学中的聚类分析方法将测算结果聚为三类：高质量产业、中间质量产业和低质量产业，结果见表1。

（1）由表1可知，高质量产业主要以高新技术产业和清洁产业为主，样本考察期内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137%，其中技术效率年均增长616%，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来源；而前沿技术进步的贡献则为-451%。中间质量产业主要以部分重化工业和传统轻工业为主，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为-100%，其中技术效率年均增长076%，前沿技术进步的贡献则为-1067%。低质量产业主要是污染密集型产业，产业本身能耗大、排放多，因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均呈现下降趋势。

（2）从行业整体看，考虑资源环境规制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下降，年均增长率为-76%，其中技术效率的贡献为148%，而前沿技术则出现退步，年均增长率为-88%。这说明我国实行的工业经济改革确实带来了明显的效率改进，但并没有带来明显的技术创新效应。分类型看，高质量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不但高于中间质量产业和低质量产业，也明显高于行业平均水平。从技术效率和前沿技术进步的变化看，高质量产业和中间质量产业技术效率呈增长趋势，技术进步呈下降趋势；而低质量产业无论是效率改进还是技术进步，均出现下降。

4环境规制强度的行业异质性检验

41检验方法

有关环境规制强度的测量方法有环境投资、政府颁布的环境法令、排污费收入、治污投资、污染排放密度等。基于行业之间的差异和数据的完整性，用上述指标衡量环境规制强度缺乏可操作性；其次，从我国环境规制政策的发展历程看，由于SO2排放是“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环境管制的重点监控指标，而工业部门既是排放重点、又是监控重点，故用分行业SO2去除率作为环境规制强度的代理变量，即：SO2去除率=去除量/（去除量+排放量）×100%，该式的值越大，表明行业在环境规制方面所作的努力越大。

42环境规制强度的行业异质性特征分析

由图1、图2可知，SO2去除率和排放强度（用单位产值的SO2排放量表示，2001年为100）与产业特征基本吻合。高质量产业单位产值SO2排放量低而去除率高，环境规制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上；而中间质量产业和低质量产业单位产出SO2排放量高而去除率低，环境规制强度较为薄弱。这说明以重化工业和污染密集型产业为主的部分中间质量产业和低质量产业，在生产过程中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这些产业在目前及未来一段时期仍然是节能减排的重点对象。

5行业特征、环境规制与生产率增长——基于波特假说的检验

51变量选取及模型构建

本文对“波特假说”进行检验，选取变量如下：①环境规制强度（SO2）。以分行业SO2去除率表示，同时纳入滞后一期的环境规制强度（SO2，t-1），衡量环境规制的时间效应。②环境规制政策的稳定性（ENV）。用环境规制强度的标准差衡量。③研发投入（R&D）。用企业科技活动经费支出占产品销售产值的比重表示，同时引入其滞后项（R&Dt-1），反映研发投入的时间波及效应。④外资水平（FDI）。用实收资本中港澳台资本和外商资本之和所占比重表示。⑤能源效率（ENG）。用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费量表示，单位为吨标准煤/万元。⑥企业规模（SIZE）。用行业总产值与企业单位数之比表示。

分别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指数（GTFPit）、技术进步指数（GTCit）和技术效率指数（GECit）为被解释变量，以上述影响因素为解释变量，设定面板数据模型如下：

52实证结果及分析

首先，对面板数据模型进行Hausman检验，判断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哪个更佳。检验结果在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故应当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见表2。

（1）“波特假说”的检验结果。回归结果显示，当期和滞后一期的环境规制强度与三类不同质量产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呈正相关。表明我国工业的环境规制显著改善了企业的生产效率，研究结论支持“波特假说”。但对于中间质量产业和低质量产业而言，当期的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回归系数不具有统计显著性，而滞后一期的回归结果却显著地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改进，说明环境效率的改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环境规制政策的稳定性看，各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这意味着环境规制政策的稳定性越强，从长期看越有利于激励企业增加治污投资，环境规制的效果就会越好。

（2）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①当期研发投入与三类不同质量产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呈显著负相关，而滞后一期的研发投入在所有样本中均显著为正，研发投入的时间效应明显。②外资流入对三类不同质量产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产生负向影响，回归结果支持“污染天堂假说”。③能源使用效率对高质量产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提升均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但对中间质量产业和低质量产业却产生显著的拟制作用。④企业平均规模对三类不同质量产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企业生产中确实存在资源综合利用和排放控制的规模经济效应，大企业更有利于发挥节能减排的规模经济效应。

6结论及启示

本文对“波特假说”在中国产业层面是否存在进行了实证考察。主要结论如下：①综合考虑资源环境规制，我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较低，效率改进是生产率增长的源泉；高质量产业环境规制强度较高，而中间质量产业和低质量产业环境规制强度较为薄弱。②我国工业的环境规制强度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企业的环境效率，研究结论支持“波特假说”。以上结论的重要启示在于：

（1）由于工业行业异质性特征明显，因此节能减排政策措施的制定及工具的选择，不能搞“一刀切”。对于单位产出能耗大、污染排放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较低的中间质量产业和低质量产业，可以在现有基础上设定较为严格的环境管制措施，如对于橡胶制品、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等剧毒污染或灾害性污染的行业，可以采用行政命令控制型的政策工具，并给予这些企业一定的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扶持。

（2）设计恰当的环境政策能够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的双赢。因为在稳定的环境政策下，环境规制会刺激企业增加研发投入，这样就直接或间接地提高了企业能源、环境领域的技术水平。因此，对于能耗大、污染重的企业，应逐步提高环境规制水平，使环境规制成为企业技术创新、管理制度创新和生产率增长的真正动力。

（3）应根据行业特性分别制定不同的环境管制措施。首先，应继续加强中间质量产业和低质量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其次，应适度稳定高质量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根据行业特征采取有区别的环境规制手段和形式，因地制宜，充分发挥环境规制手段和政策工具的灵活性，综合运用多种环境工具，保持生产率的持续稳定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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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Repetto R Jobs. Competitiveness an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What are the Real Issues？[D].Washington DC：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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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