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雄 文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诗经》英译研究的副文本视角

滕雄 文军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副文本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本文以《诗经》的著名英译本为对象，分析不同译本的副文本结构，比较各译本间主要副文本元素的差异，认为副文本对于译文评价、译者研究以及研究影响译文的社会文化因素等都有重要意义。

副文本，《诗经》，英译

1.引言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录了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305篇诗歌，是中国文学的经典著作，对中国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深远的影响。在中外文化交流过程中，《诗经》外译活动也很活跃。早在18世纪就有英语节译本和拉丁语全译本出版。19世纪以后，各种语言和版本的《诗经》译本在海内外出版，推动了中国古典诗歌文化的传播(汪榕培 1995)。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诗经》英译本已超过50种，其中全译本就有近20种，如附表1所列。

在《诗经》外译的同时，相关的翻译研究也比较活跃。笔者在中国知网以“诗经”为检索词按主题进行一次检索，再分别用“翻译”和“英译”进行二次检索(检索时间为2015年3月6日)，经合并、筛选，共有191篇《诗经》英译研究文献。研究对象主要为译本、某首诗的译文、翻译策略和技巧、译者、英译综述等，其中译本和诗歌译文批评或对比研究的文献有99篇，占52%；采用的研究视角主要为美学、阐释学、认知语言学、译者主体性、翻译生态等，其中从美学视角研究的文献有21篇，占11%，但尚未见到从副文本视角对之进行的研究。本文拟从副文本角度对近20种《诗经》英译本进行分析，以探讨通过副文本研究译本的重要意义。

2.副文本理论概述

“副文本”的概念最早由法国文艺理论家热拉尔·热奈特(Gerard Genette)在20世纪70年代首次提出。1979年，他在论述文本间的“跨文本”关系时提出了“副文本性”的概念(热拉尔·热奈特，2009: 53-54)。1982年，他进一步明确了副文本的内涵，包括“标题、副标题、互联型标题；前言、跋、告读者、前边的话等；插图；请予刊登类插页、磁带、护封以及其他许多附属标志”(同上：58)。1987年，他在法国出版了著作《Seuils》(《门槛》)，对副文本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和系统研究，形成了较成熟的副文本理论。1997年，该书被翻译成英文版Paratext:ThresholdsofInterpretation(《副文本：阐释的门槛》)在英国出版，副文本理论逐渐在世界范围传播开来。在书中，热奈特指出“副文本使文本成为书籍，从而提供给读者，从广义上说，是提供给公众”，更像一道进出文本的“门槛”，也是文本内部和外部语境之间的一个“未定区域”，“控制着读者对书本的阅读”(Genette 1997:1-2)。他将副文本分为11个类型：出版商内文本、作者署名、标题、请予刊登类插页、献辞/赠言、题记/引语、序跋、内标题、注释、公开外文本和私有内文本，详见表1。

按照不同的分类方式，副文本又可以分为以下类型：根据副文本相对文本的位置来分，可分为“内文本”(peritext)和“外文本”(epitext)；以文本第一版或原版的出版时间为参照，先于文本出现的为“前副文本”(prior paratext)，与文本同时出现的为“原创副文本”(original paratext)，在文本之后出现的为“后副文本”(later paratext)(如时间间隔仅数月的第二版的序言)和“延期副文本”(delayed paratext)(如时间间隔若干年的新版的序言)；在作者死后出现的副文本为“死后出版副文本”(posthumous paratext)，在作者生前出现的副文本为“生前出版副文本”(anthumous paratext)(同上 4-6)。

3.《诗经》英译本副文本分析

根据热奈特对副文本结构的分类，本文对19个译本的副文本进行梳理、比较和分析。限于篇幅，本文暂只讨论内文本。

3.1 出版商内文本

出版商内文本是指主要由出版商(有时会征求作者意见)决定其形式的开本、丛书系列封面及附属页面、标题页及附属页面、排版及纸张等要素(Genette 1997:16)。各译本的出版商内文本中的主要信息如表2所列。

需要说明的是，表2中各项信息未必在每个译本中都全部出现一次，而是或多或少地有缺失，而且出现的顺序也不尽一致。

3.1.1 封面及其附属页面

图书的封面、标题页及其他附属页面一般是出版者产生的副文本——当然，有些时候作者也参与其中。首先展示给读者的就是封面，早期的图书的封面是皮革的，上面偶尔会有简要的书名信息，作者的名字则是位于书脊上，印刷的封面到19世纪初期才开始出现(Genette 1997: 23)。

就本文所研究的《诗经》译本来看，封面内容和形式的发展大致是一个从简约走向丰富的过程。例如，20世纪中期之前出版的理雅各译1876年版、1931年版、詹宁斯译1891年版等译本封面设计简单，只有朴素单一的底色和简单的书名，有的甚至连书名都没有，在书脊上才会出现书名、译者名、出版社等关键信息。相比之下，20世纪中期之后出版的庞德译1954年版、韦利译1960年版、许渊冲译2011年版等译本封面的信息更丰富，不仅包含了书名、译者(编者)名、出版社等信息，而且大多添加了背景图案，在有些译本的勒口或封底上还有译者简介、书本的策划人、责任编辑、出版人、封面设计等信息，系列丛书的相关信息，或是他人或媒体对该书的评价。

3.1.2 主书名页及其附书名页

一般来说，各译本在主书名页的信息相对统一，从上到下一般都包括相关资助项目(如果有)、丛书名(如果有)、标题、译者(编者)名、译者身份、出版商、出版地、出版时间等信息。与封面相比，主书名页的信息更丰富一些，例如许译2009年版的主书名页中增加了中文注释者的信息。

附书名页的信息主要是丛书书名、版权信息、印刷单位信息、售后服务等。如果译本是某套丛书中的一册，出版商一般都会附上丛书书目，以此来进行推广。有的译本出版受到资助，也会在显著位置标明。例如，汪榕培译2008年版的附书名页上注明“本书出版得到《大中华文库》出版经费资助”，理译2011年版的版权页中植入了某外语学习网站的广告。

3.1.3 排版印刷

在排版方面，各译本呈现较显著的分化：国内译者的译本多在国内出版，因此多为中英文对照；而外国译者的译本多在国外出版，多为全英文。例如，理译1871年版、许译1993年版、2009年版、汪译1995年版、2008年版等原文与译文对应排列，其中许译原文还有现代汉语翻译对应排列，而许译2011年版前半本是译文，后半本是其他译者译注原文和现代汉语释义。当然，也有例外，如国内出版的许译1994年版为全英文，国外出版的理译1876年版为中英文对照。

在字体选择方面，汪译1995年版、安增才译2000年版全书的中文部分全部采用了繁体字，似乎这样能更原汁原味地表现诗经的原文。

各译本的插图较少，仅少数国内译者的译本在各章的首页有体现中国古代文化元素的插图。例如，许译1993年版风、小雅、大雅、颂部分的首页为不同的汉代瓦当拓片图案；汪译1995年版每首诗都另起一页，于是在诗末留白较多的地方插入小插图，但其与所处诗歌的内容联系紧密程度不易判断。

印刷装订方面，大部分译本单独成册，也有的分成了2-3册，如理译1871年版、2014年版、许译1992年版、安译2000年版、汪译2000年版等。在理译2014年版的“出版人的话”中提到将原书(理雅各的《中国经典》)拆分是为了方便读者根据需要选择使用，而其他译本中未见相关说明。此外，有的译本还在封面等位置强调环保印刷的理念，如詹译1891年版、韦译1960年版。

3.2 作者署名

作者署名一般分为三种情况：署真名、署假名(笔名)、匿名(Genette 1997:39)。本文所研究的译本均署有译者真名，只是出现的位置和署名的内容略有变化。

大多数署名位于封面、书脊等显著位置，也有个别译本的封面和书脊无署名，如许译1994年版、汪译2008年版。有的译本除了英文译文，还收录了现代汉语释义。换言之，除了英译者，还有其他人也对译本的主要内容做出了重要贡献，如许译1993年版、2011年版、汪译2008年版等，其中许译1993年版编校者的署名位于封面上译者署名之下，汪译2008年版的现代汉语释义者署名位于标题页译者署名之上，许译2011年版的封面只有译者署名，中文释义者署名则出现在后半部分现代汉语释义和注释的标题页上。

在署名的形式上，有的译文增加了一些其他信息，如译者头衔、序跋作者等。例如，许译2009年版的译者署名为“北京大学教授许渊冲”，强调了译者的学术身份，理译1871年版、1876年版、周文龙译1996年版等译本也都有译者头衔的信息。在周译1996年版封面上，标记了“Translated by Arthur Waley,Edited with Additional Translations by Joseph R.Allen,Forward by Stephen Owen,Postface by Joseph R.Allen”，这样就表明了此书的主要内容由来。实际上，周文龙是在韦译1937年版的基础上，补充翻译了韦利当时认为“无聊腐朽”而没有翻译的15首诗，并将诗歌按照中文原文排序，而韦译是按17个主题分类排序的(Waley & Allen 1996: vii)。

3.3 标题

一般来说，译本标题与原文是一致的。《诗经》英译本标题主要采取了两种译法：第一种是意译，多为“TheBookofSongs/Ods/Poetry”等形式；第二种是英译，如“Shih-ching”、“TheSheKing”等；第三种为译者自编标题，如许译1992年版标题为“TheFirstBranchBloomingonEarth”。

大多数译本标题在保持原文意义的基础上，还增加了相关信息。例如，许译1994年版的封面标题是“AnUnexpurgatedTranslationofBookofSongs”，意在表明该译本相对原文的完整性，而其他译本也都完整翻译了《诗经》，但并未做类似表述；高本汉译1950年版的封面上标记了“Chinese Text,Transcription and Translation”，表明了译本主体部分的结构；庞译则用“The Classic Anthology Defined by Confucius”作为副标题，强调了孔子对《诗经》贡献。

3.4 插入页

插入页包括请予刊登类插页和请予评论类插页。前者系出版商向报社编辑赠送样书时在里面夹的介绍书籍出版的一页纸，请求报社予以刊登；后者系赠送给评论家的样书中夹的介绍书籍主要内容的一页纸(Genette 1997: 104-106)。此类副文本仅限于在少量样书中出现，而且与翻译研究的关系不大，本文不作讨论。

3.5 献辞/赠言

献辞一般是用来向他人或实体表示敬意的象征，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作者与他们之间的关系(Genette 1997:117，135)。本文所研究的《诗经》英译本中，仅有韦译1960年版、阿连壁译1891年版、詹译1891年版中有献辞页，其中韦译是献给汉学家古斯塔夫·哈隆，阿译是献给所有朋友，詹译是献给妻子。

赠言一般是将一册书赠予他人时所写的内容，性质较特殊，不属于本文讨论范围。

3.6 题记

书的题记是位于献辞页(如果有)之后、前言之前的一段引用文字，有时也被置于书的末尾，具有阐释标题或正文的主题思想，或是借他人的知名度来提升影响力的作用(Genette 1997:149-159)。有的书的章节前也有题记，功能类似。本文所研究的《诗经》英译本中，共有6个译本有题记内容，如下表所列。

阿译1891年版和詹译1891年版均引用了英国东方学家、宗教学家马克斯·缪勒(Max Muller)的名言；庞译1954年版正文末尾用较大字体竖排中文“思无邪”，既是孔子在《论语·为政第二》中对诗经的评价，也是《诗经·鲁颂·駉》中的一句，译者有意不作翻译(Pound 1954:XVI)；理译1871年版标题页后引用了孟子的名言“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似乎是在表明译者的翻译态度；汪译1995年版中有启功、匡亚明等名人的题词；许译1992年版封底引用了《论语·阳货》中孔子对诗歌的社会作用的高度概括：“《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同时在其旁边还加入了对《诗经》的评价：“一部伟大的文学经典著作，哺育着中国历代一切伟大作家。”

3.7 序跋

序跋是“序”与“跋”的合称，均是对书籍出版宗旨、主题等内容的介绍性文字，热奈特(1997: 161)统一用“preface”来指代，并认为后记(postface)是其变体。本文所研究的译本序跋情况如下表所示。

译本序跋是出版商和译者表达的平台。出版商可以推介书籍，译者能够以“现身”的方式表达自己翻译思想。上述译本中，出版商的序跋主要是在介绍编辑背景、宗旨、过程、体例等；译者序跋主要围绕《诗经》本身的形成过程、主要内容和影响展开，部分译者介绍《诗经》的英译情况并加以评述，以及探讨《诗经》英译的一些问题。例如，许译2011年版的出版前言、理译2014年版的出版人的话均对译者给予很高的评价；许译1993年版、2009年版、2011年版序言中介绍《诗经》英译的情况并加以评价，并探讨一些翻译问题；詹译1891年版序言对理雅各的注释和诗韵处理方式表达不同观点；韦译1960年版序言和绪论中介绍一些具体翻译问题的处理办法。

3.8 注释

当译者需要对译文进行补充说明时，往往会采用注释。各译本注释情况如表5所示：

中国古诗的特点之一就是诗句简短精练，但信息量相对较大，因此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原文的内容，译者采取不同的注释方式。以上译本的注释主要有两个特点：

(1)注释量有大有小。大部分译本的注释为简短题旨说明，如理译1931年版、韦译1960年版、汪译1995年版等；少量译本的有字词句的解释，如高译1950年版、理译2011年版、詹译1891年版等；也有的译本无注释，如庞译1954年版、汪译2008年版。个别译本注释内容非常多，甚至远远超过译文，如理译1871年版和2014年版，在正文中几乎是逐字逐句地解释说明，在解释某个字时，不是用其拼音，而是用汉字，于是一个英文句子中会间或出现汉字。这样做的优点是读者能根据字形直接确定其在原文中的位置，而不用根据读音再去转换和定位，但也有学者认为如此注释“不如原文简朴”(许渊冲 2009：序言6)。

(2)对原文汉字的注音有多有少。中国译者的译本对原文注音的较多，有的是逐字注音，如许译1992年版，有的是对个别字词注音和解释，如许译2011年版；外国译者的译本对原文注音的较少，仅高译1950年版和理译2011年版有注音，其中高译是以威妥玛式拼音法注音，而非汉语拼音，而理译的注音是后来的编者所加，而非译者本人的注音。

3.9 内标题

内标题是指在书籍内部出现的标题，主要包括目录、章节标题、页眉等(Genette 1997:294,316)。各译本的内标题呈现方式不尽相同。以目录为例，外国译者的译本目录全部是英文，而中国译者的是中英对照的，或者有极少数汉字，如许译1994年版只在章节标题处标记中文，其他标题全为英文。从目录的结构来看，大致分为四种形式：(1)在目录中按照原文顺序按章节列出305首诗歌名称，大部分译本都采用这一形式；(2)目录中只列出章节，不列详细诗歌名称，其中部分译本在正文中插入“国风”、“小雅”、“大雅”、“颂”的分隔页，列有诗歌名称或本部分简介，如周译1996年版、庞译1954年版、理译1876年版、许译1994年版等；(3)完全改变原文目录顺序，根据诗歌内容列出主题目录，但无诗歌详细目录，如韦译1960年版；(4)无目录，但在书末有诗名索引，如高译1950年版。

4.副文本对翻译研究的意义

缺少了副文本，书籍就不再是书籍。同样地，没有副文本的译本也不是一个完整的译本。IÇklar Koçak认为“副文本对于翻译研究来说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因为副文本是将作者、译者、出版商和读者联系起来的重要纽带”(见肖丽 2011：17)。对译本的副文本进行分析和研究，能够“为我们提供译文本身未表达出来的许多信息”(Tahir-Gürçalar 2007: 59)。

首先，副文本能提供译本产生的背景信息，有助于更加客观、全面地评价译本。译本中的出版说明一般对原文版本的选择、翻译目的等有简要说明，译者前言、后记等部分对原文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译者的翻译动机、译文产生的过程、翻译策略等进行论述。有了这些信息，我们在评价一个译本时，就能够尽可能地考虑译者当时所处社会环境、译者的翻译动机、翻译思想等因素，从而相对客观、全面地评价译本。

其次，副文本能够为研究译者提供补充信息。对译者的研究，除了通过能直接体现其翻译技巧和策略的译文外，还可从前言、后记等副文本中挖掘更多的信息。Newmark(1983)、Bush(1997)、Venuti(2008:273-274)等学者都不同程度地认为前言是让译者现身的重要手段。路易斯·冯弗洛托(Luise von Flotow)认为“译者关于翻译的‘主张、理论作品、前言和脚注’可以展示译者的自我感或身份”(转引自贺赛波、申丹 2013：110)。

再次，副文本有助于研究翻译过程中的文化影响因素。译本产生和传播的过程中，副文本的结构和内容无不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例如，译本装帧设计，是出版商、编辑乃至译者在译本产生时的文化背景下共同作用的结果；译者简介等信息出现与否，也与译本的出版目的、译者的影响力等息息相关。

下面以许渊冲先生的三个译本(译本编号16、18、19)为例说明副文本对译作成书过程的影响。这三个译本的前言/序落款均是“1993年4月18日”，因此可以推断它们的英文译文主体内容应完全相同。经粗略比较，发现仅有少量差异，如《周南·卷耳》第三节：

以出版商内文本为例，三个译本的副文本元素对比情况如下表所列：

在译文主体基本相同的情况下，三个译本的副文本呈现较大的差异，例如封面署名、正文排版、装帧设计等，这其中必然是出版商、编辑和译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译本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5.副文本的功能分析

通过对《诗经》英译本副文本的分析，不难看出，副文本主要体现了出版商、编辑以及译者的意志。出版商和编辑通过对副文本整体结构和内容的把握，使译本尽可能地按照自己的意志呈现；译者则可以借助副文本，特别是序跋，超越译文本身来进一步发出自己的声音。

5.1 出版商副文本——对译本的呈现形式进行整体操控

出版商对副文本的操控主要是实现两个目的：一是宣传译本，以提高影响力；二是引导阅读，给读者提供方便。当然，这种操控未必完全掌握在出版商手中，有时译者或也参与其中。

《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重要，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出版商在副文本部分对其进行适当的包装和宣传是有必要的。第一种表现就是在封面、封底、勒口、出版前言等位置增加相关信息，或强调译本的层次之高，或介绍译者的造诣之深等。例如，理译2011年版的封面就有“全篇收录 全书注释 权威译本”的描述，封底有简短介绍语：“《诗经》，中国诗歌的源起/孔子最为推崇的诗歌总集/国内权威汉英对照全本/名汉学家传神译笔”，在其版权页，还植入了某外语学习网站的小广告，反映了一定的商业赞助痕迹；许译2009年版、理译2011年版封面上出现了“教授”、“大师”等字样，阿译1891年版、理译1871年版、1876年版、周译1996年版等译本标题页也都有译者身份的信息，很大程度上是在表明译者水平之高；许译2011年版的封底有顾毓琇、奚如谷、寇志明以及英国智慧女神出版社对许渊冲翻译的评价，更加客观地证实了其翻译水平之高，起到了更好的宣传作用。当然，也有封面不出现译者署名的情况，如安译1999年版，其原因不得而知。第二种表现是在书籍装帧设计上，大致呈现两种风格，正如前文所述，一种注重译本本身的文学价值，不太关注表现形式，因而装帧设计偏向简朴，如20世纪中期以前出版的理译1876年版、1931年版、詹译1891年版等；另一种试图体现一定的文化信息，在封面以及内页增加了一些插图，有的译本对页面边缘部分也进行了精心设计，如庞译1954年版、韦译1960年版、许译1993年版、1994年版、2009年版、2011年版、汪译1995年版等。历时地看，本文所研究的《诗经》英译本装帧设计的变化大致是从简朴到精致的过程。

与此同时，出版商、编辑、译者在读者的阅读体验方面有时也进行了考虑。例如，译本中是否保留原文，以何种方式排版等，很大程度上是从目标读者的阅读体验出发，因为阅读体验的好坏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书籍的传播。本文所研究的《诗经》英译本中，国内出版的大多是汉英对照的方式，有的还附上了现代汉语译文，有的有汉字逐字注音，有的只有少量注音；国外出版的译本中，大多数只有英文，少数保留了原文。其中理译1871年版在香港出版，原文为从右至左繁体中文竖排，符合当时汉语的书写习惯。2014年，上海三联书店在此版基础上进行再版，即理译2014年版，其中对原文采用从左至右简体中文横排的方式，更加符合中国大陆现在的汉语阅读习惯。

5.2 译者副文本——译者的现身

一般来说，译者要在译文中最大程度地实现“隐身”，而译本的序跋、注释等副文本则给译者提供了进一步表达的平台。《诗经》英译本的译者序跋主要内容一般涉及三个方面：首先对原著进行介绍，特别是《诗经》这种影响深远的原著，更能体现翻译的价值和译者的水平；接着是评价现有的翻译情况，还有什么不足，因此需要进行改进等，表明翻译动机；最后介绍翻译中遇到的问题，以及采取什么样的翻译技巧和策略等。

例如，许译1993年版的前言(1993：1-9)首先介绍《诗经》，它产生于2500年前，是世界上最早的诗集，共有305篇，分为《国风》、《小雅》、《大雅》、《颂》四部分。译者随后简单介绍了每部分的产生时间及主要内容，“赋”、“比”、“兴”的三种修辞手法，用韵特点，词汇特点等。《诗经》在中国历代诗人产生了重要影响，译者列举了《诗经》中部分诗句及后世著名诗句，二者之间关联度较高，如《陈风·月出》中有“月出皎兮！佼人僚兮！”李白《越女词》则有“镜湖水如月，耶溪女如雪”。译者接着介绍了《诗经》的外译情况，从18世纪的威廉·琼斯爵士译本，19世纪的理雅各、艾伦(周文龙)、詹宁斯译本，20世纪的克拉默宾、庞德、韦利译本等，并对各译本的优缺点进行评论。翻译离不开对原文的理解，而对《诗经》原文的理解更是难以统一。译者举“雎鸠”、“荇菜”的例子，提出自己的翻译观：“译诗要博采众家之长”；外国译者必须对中国文化有深刻的了解，才有可能译好《诗经》。译者又举《周南·卷耳》的例子，余冠英、钱钟书对诗歌主题有不同解释，译者认为双方各有所长，因此在河南译本(河南人民出版社《人间春色第一枝》)和湖南译本(湖南出版社《诗经》)分别采用不同解释。同时，译者表明了自己的翻译标准——“尽可能传达《诗经》的意美、音美和形美，并且与以往的各种语体译本也不尽相同”。译者最后还强调英译《诗经》对东西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又如，理译1871年版有前言和绪论。前言是对翻译情况的简单介绍，首先介绍译本出版前遇到的波折，导致出版被推迟，接着提到1733年的《诗经》拉丁语译本，其“缺陷很大”，注释“过于简短”，“不能令人满意”。译者认为《诗经》中较难翻译的是其中大量的动植物名称，他通过参阅中文文献中的描述、请教生物学家等方式解决这一难题。译者最后对帮助完成编制索引、校对等工作的人员一一致谢。因本书是《中国经典》丛书的第四卷，译者还在末尾介绍了后续将出版的第五卷。绪论是对《诗经》的详细论述，分为五章：第一章介绍了《诗经》形成的历史，引经据典，考证孔子对《诗经》的贡献；第二章介绍《诗经》内容的来源、如何理解、作者以及大小序；第三章介绍《诗经》的韵律、古代读音以及诗学价值；第四章从地域、政治格局、宗教以及社会背景的角度介绍《诗经》产生时的中国朝代——周朝，并配上地图加以说明；第五章介绍参考文献。

从许译1993年版和理译1871年版序跋可以看出，中国译者和外国译者的译本序跋有一些共同点，例如评论前人的译本，翻译中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问题等。但不同的地方更多，例如，许译1993年版侧重强调《诗经》的重要意义、影响，并不时表达译者的翻译观、翻译标准等；理译则更多地从史论的角度来深入地介绍《诗经》，更偏向学术性。

除序跋之外，注释也是译者现身的重要标志，“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主体性的体现，为我们解读译者的翻译观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肖丽 2011)。当译文不能详尽地传达原文背后的相对丰富的信息时，注释便派上了用场。《诗经》多用四言体，语言简练，信息量大，因此大多数英译本中都有注释，以便读者理解。有的是在诗末尾用一句话概括该诗的主旨内容，如许译1993年版；或是用一段话简介该诗大意，如韦译1960年版；也有译者添加了非常详细的解释，如理译1871年版几乎是逐字逐句地解释说明。

6.结语

副文本是书籍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译本的副文本所揭示的时代背景、出版商出版目的、译者翻译动机、翻译策略等信息是译文本身不能或不能直接提供的。因此，要想全面地研究译本，对各项副文本元素进行分析是有必要的，我们能够从中挖掘出重要的信息，对于评价译本、研究译者、研究文化影响因素等都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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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丽，2011，副文本之于翻译研究的意义[J]，《上海翻译》(4)：17-21。

许渊冲，1993，《诗经》[M]。长沙：湖南出版社。

许渊冲，2009，《诗经: 英汉对照》[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滕 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生； 文 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通讯地址：100083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发展规划处

全国高校外语学刊研究会2015年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

10月22-24日，由全国高校外语学刊研究会主办、浙江外国语学院承办的2015年全国高校外语学刊学术研讨会在杭州召开。来自全国近30家高校外语学术期刊的60余位主编及编辑参加了会议。

浙江外国语学院校长洪岗介绍了浙江外国语学院的发展情况与学报的发展历程，对全国外语学刊界在《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更名改版过程中给予的帮助和鼓励表示感谢，并期盼能以全国高校外语学刊研究会为平台，打造外语期刊精品，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走出去"战略中肩负起更大的责任。

全国高校外语学刊研究会会长庄智象提出，外语学刊在国际化传播中有着重要的责任与使命，这既表现为外语学刊要有国际视野，不断将国际上最新学术研究成果及时向国内介绍，引领国内学术界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也表现为外语学刊要通过不断增强自己的特色与专业化来提升学刊的国际影响力。学会准备每年在各外语学刊发表的文章中挑选最具影响力、最有代表性的创新成果用英文重写后，与国外出版社合作出版一本精选集，推向国际学术界。

会议还围绕"新时期外语学刊的国际影响力及办刊特色"这一主题进行了热烈的探讨。本次学术研讨会加深了外语学刊同行间的相互了解。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外语学刊应形成协同机制，付诸实践行动，才能更好地为外语学刊特色化发展和提升国际影响力服务。

H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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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9645(2015)04-0007-10

2015-09-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