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霞

(太原师范学院 外语系， 山西 晋中 030619)

儒家经典《论语》集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扮有重要角色。从1593年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将“四书”译成拉丁文开始，17世纪耶稣会传教士、19世纪初新教传教士、20世纪中叶西方汉学家及中国文化爱好者、20世纪90年代海外华人及中国本土学者纷纷加入《论语》外译的行列，至今不衰，先后出现了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等多种语言的译本。其中，以英译本最多，据统计至今共有57个翻译形态的《论语》英译本。对之的评价和研究也引起了海内外学术界的广泛重视，成果颇丰。国内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研究视角以语言层面居多，刘重德、何刚强等对译本进行印象式赏析，倪吉华等硕士论文对比不同译本采用的翻译技巧和策略，王辉等研究《论语》中核心概念词的翻译。伴随着翻译研究出现文化转向，文本外的因素开始进入研究视野，王辉等探讨译者身份及翻译目的对译本的影响，魏望东、杨平对多译本从不同角度进行共时历时对比总结等。这些研究以译本为出发点和归结点，丰富了《论语》及儒家典籍外译的理论研究，然而对《论语》译者及读者这两个翻译过程中的起点和终点国内研究较少。为弥补这一不足，本文尝试从传播学的视角考量《论语》外译中的译者和读者。

一、翻译的传播本质

传播学认为，“传播是指人类通过符号和媒介交流信息、以期发生相应变化的活动”［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