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志华

(广西师范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一部有着深远影响的著作。不仅对苏联，而且对中国也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无论是在新民主主义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该书都是中国共产党开展党员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必读书目，影响了几代人。本文主要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视角，分析在延安时期《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关系。

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在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

所谓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通俗化、具体化，使之更好地为人民大众所理解、所接受。大众化离不开学习和传播的载体，理论读物就是其中最为重要的载体之一。《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教程》)以其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语言和观点鲜明的风格、史论结合的方式，成为延安时期党员干部学习马列主义的重要教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地位是伴随着延安干部教育活动和延安整风运动而逐步确立起来的。《教程》的重要地位一是表现为我们党的高层领导人对它的推崇和自觉运用，二是成为全党学习的必读书目。

《教程》在苏联出版不久即传到中国，并受到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解放》杂志指出,《教程》“充满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是一部俄国革命胜利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功的历史”。要得到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就“应该知道俄国革命的胜利，是经过怎样艰苦的路程，是怎样的战胜了困难才得到的”。*《解放》1939年第70期，第5页。当时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都开始自觉地学习和运用《教程》的观点。

毛泽东曾多次引用《教程》中的事例和理论观点来教育党员、干部，阐述党的政策，并且多次把它推荐为全党必读的书目。1939 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讲话时就已把《教程》作为在职干部学习的主要内容之一。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时，更是明确指出，“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应以《教程》“为中心的材料”，因为《教程》“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 。在同年9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出，“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要“以《联共党史》为学习的中心，多看反对主观主义的言论”，作为具体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学风和宗派主义党风的方法。[注]《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4页。在后来的《反对党八股》等一些讲演中，毛泽东也经常引用《教程》的例子，由此不难看出《教程》在当时毛泽东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教程》得到中共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很快成为中高级领导干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必读书。随着干部教育和整风运动的开展，教程最后成为全党各级干部都需要学习的马列主义教材。

1940年1月，在《中共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中，把“联共党史”列为主要课程。[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27页。1941年11月1日，毛泽东同王稼祥给各地高级学习组发出通知，规定了包括《教程》结束语在内的10件材料为各地高级学习组理论部分的研究内容。《教程》结束语部分由此作为必读文件编入《整风文献》。[注]《毛泽东年谱 (1893-1949)》中卷，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36页。12月17日，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规定：“党地委以上，军队团级以上的干部(在解决了文化问题之后)，应以联共党史为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教材。”[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58页。1942年6月7日，中共中央总学习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决定，参加中央学习组的全体同志先行讨论《联共党史》结束语及《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两个文件。[注]《毛泽东年谱 (1893-1949)》中卷，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86页。1943年9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从10月份起5个月内组织在延安高级干部及七大代表二三百人，讨论党史文件和《联共党史》。[注]《毛泽东年谱 (1893-1949)》中卷，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71页。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总结整风运动中学习马列著作的经验时特别提出加强理论学习要读至少五本书，毛泽东所列举的五本书中就包括《教程》。他说：“斯大林主持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比较厚一点。这本书是历史的，又是理论的，又有历史，又有理论，它是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成功的历史，这本书要读。”[注]《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

正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大力推崇以及延安干部教育活动和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教程》成了延安干部教育和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它在全党的影响和地位逐步形成和确立，在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教程》在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占据突出地位的原因

为什么《教程》在延安时期能够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赞扬并成为延安时期我们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重要学习材料呢？

第一，是肃清党内错误思想、适应新的革命形势的客观需要。

中国共产党自创建以来，围绕着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过很多弯路。尤其是由于受教条主义的影响，党内“左”倾错误不断发生，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着重强调在抗日战争新阶段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号召全党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学会把马列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的修养，虽然较前已大有进步，但还说不上普遍与深入。“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注]《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3页。如果“没有大量的真正精通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理论的干部，要完成无产阶级革命是不可能的”[注]《毛泽东年谱》(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49页。。《教程》传入中国时正值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结束不久，因此很快就成为中国共产党开展学习运动、反对教条主义的重要文献。

尽管《教程》本身含有苏联对马列主义教条化解释的错误，但书中所强调的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俄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恰恰成为此时中国共产党反对教条主义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依据。例如，《教程》结束语第二条强调：“决不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看成是教条汇编、看成是教义问答、看成是信条。”[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90页。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学会把它的字句和实质区别开来”，“要领会这个理论的实质，学会在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各种条件下，运用这个理论来解决革命运动的实际问题”，“要善于用革命运动的新经验来丰富这个理论，善于用新原理和新结论来丰富这个理论，善于发展和推进这个理论”[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91页。。

中国共产党人当时正是从这个角度学习《教程》的。正如毛泽东所说，《教程》“告诉我们，布尔什维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和方法，创造了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布尔什维主义，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前没有过，这是列宁所领导的党在俄国创造的。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布尔什维主义，用这个理论和策略搞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斯大林接着又搞了三个五年计划，创造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我们要按照同样的精神去做。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注]《毛泽东文集 》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7-408页。。由此看来，毛泽东抓住了“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这一精髓，强调学习苏联党是怎样将马克思主义与苏联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意义，并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理论依据。这些论断正好满足了我们党的理论需要，为反对教条主义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第二，借鉴苏共干部教育的历史经验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需要。

俄国革命是在资本主义不够发达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因此，苏联也存在着在小农人口占多数、文盲和半文盲占多数的情况下如何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难题。《教程》出版时，尽管苏联的文化教育有了很大发展，但联共(布)中央编纂《教程》的目的仍然是要铲除干部队伍中的“理论落后性和政治落后性”[注]转引自范若愚：《为什么要学习和怎样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通俗读物出版社1956年版，第13页。。

中国共产党是要在小农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经济文化比俄国更为落后的国家里建设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当时延安的大多数党员是农民出身，他们小生产者的经济地位和文化贫乏制约了全党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这也是党内容易产生“左”倾思潮的阶级和思想基础。如何解决和克服党内的各种小资产阶级和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尽快提高干部的理论修养，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的重大问题。

当时延安“大部分党员的政治文化的水准很低，估计粗通文字的，不过百分之三十”[注]陶希晋:《论党在目前环境与任务下的宣传部门工作问題》，《共产党人》第7期，第24页。。“能读马列原著的并不多，即使能读的人也很少去读完。因此，影响到中国党员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和修养”。[注]《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20、222页。当时负责干部教育工作的张闻天承认：“一般说来，延安解放社出版的许多马列原著，对于一般干部，还是吃不下的。其中许多东西，还是他们看不懂的。”[注]《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3页。因此，一方面，提高干部政治理论素质和文化素质十分迫切，另一方面，大部头理论著作对于文化和理论素养不高的一般干部来说学习起来又有很大的压力。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呢？苏联的干部教育经验很值得中国共产党学习。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联共(布)通过学习党史的方式了解和掌握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改变党员干部队伍理论素养不高状况的经验，便成了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高度重视《教程》学习的一个重要原因。

《教程》以通俗易懂、观点鲜明的写作风格，对列宁的主要著作和观点进行系统扼要的介绍，对于文化和理论水平不高的党员来说是比较容易掌握的。另外，以苏共为榜样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经历了长期而艰苦的斗争，党内的“左”和右的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了严重的损失，更让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对党内错误思想和错误路线进行斗争的必要性。而《教程》以党内斗争为主线，围绕以列宁、斯大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战胜各种错误思想路线，最终使俄国革命获得胜利的历史，对于急需清算 “左”和右的错误路线危害的中国共产党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第三，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外部影响是重要外因。

联共(布)中央从一开始就把《教程》宣布为“掌握布尔什维主义的不可取代的指南”，并把它作为“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历史文献”加以推荐。对《教程》的宣传普及推动作用最大的是联共(布)中央 1938 年 11 月14 日做出的《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怎样进行党的宣传》的决议。《决议》指出：“必须给党以关于党史的统一指南，这个指南是正式的、由联共(布)中央审查过的、对联共(布)历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问题的解释，而不容许有任何随意的解释。由于联共(布)中央所审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之出版，于是就使在从前出版的许多党史教科书中所含有的、在党史叙述方面的随意态度和紊乱现象，使对于党的理论和党史最重要问题的庞杂的歧义观点和随意解释，从此终止。”[注]联共(布)中央直属高级党校：《联共(布)关于宣传鼓动的决议和文件》，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418-419页。

共产国际也对《教程》的学习作了类似的指示。1939 年 8 月，共产国际号召各共产党支部学习《教程》的决议指出，《教程》的出版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世界工人运动及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解放斗争中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它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献中占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决议要求每一个党员都要有一本《教程》并研究它，使它成为每个党员的指南。[注]《论共产国际各支部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底传布与研究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底宣传》，景林译，《解放》1940年第105期，第5页。决议最后还提出，用来判断各国共产党及其中央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化的成熟程度之最重要的标准，应当从下面几件事实来看，就是要看它们对于大量传布《教程》和组织《教程》的研究的任务怎样解决，对于正确地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的任务怎样解决，对于掌握工人运动的最进步理论的任务怎样解决。[注]《论共产国际各支部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底传布与研究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传》，景林译，《解放》1940年第105期，第7-8页。

由于联共(布)在共产国际中的特殊地位，由于中国共产党同苏共之间的复杂关系，当时中国共产党又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因此，虽然这时正值中国共产党逐步摆脱共产国际家长制的影响，努力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阶段，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影响依然很大，苏联和共产国际对《教程》的态度自然也会影响到中国共产党。

三、《教程》的学习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积极探索

(一)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路径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最终目的是要使马克思主义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但大众化有一个从局部到全体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对象首先是广大党员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然后才是广大人民群众。延安时期，我们党借鉴苏联的经验，结合对《教程》等教材的学习，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普遍性原则，同时根据学员的实际情况将其分为若干层次，先是高级干部，再到机关、部队和各类学校的一般干部，最后到广大普通党员和群众，有序地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正是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步探索出了一条“党的高级干部——一般干部——广大普通群众”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道路。

联共(布)中央规定，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要以联共(布)党史为中心，对不同层次的干部区别对待。对于下级干部即未受过充分训练的干部，“需要把教程在缩小的范围内根据党史底三个主要阶段来研究”；对于中级干部即比较受过训练的干部，则应该“全部地研究《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所有的十二章”；对于更高级的干部，即受训练更多的干部，“需要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根据每一章的分段来研究，而同时应根据基本材料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底有关著作”[注]《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后党底宣传的决议》，《解放》1939年第79期，第20页。。

中国共产党也作了类似规定，即把学习对象划分为甲、乙、丙三类，并对每一类规定了不同的学习内容：“甲类主要是担任负责工作的老干部，以《联共党史》为必修课；乙类主要是文化水平较高而党龄较短的新干部，以党的建设为必修课；丙类主要是政治文化水平都较低的干部，以学习文化课为主，同时学习党的建设。”[注]《关于〈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解放》第69期，1939年4月15日，第9页。后来又根据实际情况修订了干部教育计划，把在职干部分成甲、乙、丙、丁4类。甲类干部是指有相当文化理论水准的老干部，以《联共党史》为基本课程，同时学习“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哲学”等；乙类干部指文化理论水准都较低的老干部，学习文化课与“中国问题”同时并进，然后转入甲类课程；丙类干部指有相当文化水准的新干部，先学“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国问题”，然后转入甲类课程；丁类干部指工农出身的新干部，以学习文化课与“中国问题”为主。[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333-334页。在分类学习的过程中，重点抓好高级干部的学习。首先明确规定领导干部必须亲自带头学习，同时负起学习的领导责任。

延安高中级干部的学习意义非常重大。由于中共中央领导了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通过重点学习《教程》进行整风学习和路线学习，对中国革命许多关键性问题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达到了一致，为整风运动由准备时期发展到在全党干部中进行普遍整风时期作了重要的准备。同时，将延安的高中级干部教育经验做法进行总结并推广到边区政府的县乡一级干部和军队干部教育，有效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例如，1940午12月2日，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学习的有关规定，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导人林伯渠、高自立在就干部学习致县长专员的指示信中，要求干部把《联共(布)党史》、《列宁主义问题》、《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等作为理论学习的内容。[注]阎树声：《毛泽东与延安教育》，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1页。与此同时，军队到营团一级也开展了《教程》的学习。从 1939 年 5 月至1941 年 3 月，绝大多数党的高中级干部都学习了这本书。[注]方晓：《中共党史辨疑录》，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90页。

延安干部教育的成功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合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员，通过他们去宣传鼓动工人阶级和广大群众，并逐渐形成了自上而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路径模式。事实证明，采取自上而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方式，是使马克思主义逐步深入人心的有效途径。

(二)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方法论认识

第一，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实现大众化。大众化的前提是能够解决实际问题，产生实际的效果。马克思主义只有被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掌握，才能变成改造世界的巨大力量。只有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赋予其民族特色，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能将马克思主义抽象深奥的理论转化为通俗易懂的、为广大中国人民群众所掌握的、并且能够指导社会实践的强大理论武器，才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开始。

如何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中实现大众化呢？1941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强调，“必须使学生区别马列主义的字句与马列主义的实质”，“必须使学生领会这种实质”，“必须使学生学会善于应用这种实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57页。在学习《教程》，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毛泽东曾一再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是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注]《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57页。“如果仅仅读了他们的著作，但是没有进一步地根据他们的理论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没有企图在理论上来思考中国的革命实践，我们就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必须“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注]《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 814 页。。

第二，在学习总结历史经验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学习总结历史经验中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形成的一条宝贵经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学习和总结历史经验的无产阶级政党。不仅懂得要学习和总结自身的历史经验教训，也十分注意学习和总结其他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尤其是苏联党的历史经验教训。

《教程》是苏联革命和建设经验的高度概括和总结。它不是按照历史学科而是按照理论学科的要求来撰写联共(布)历史的，语言通俗易懂，观点鲜明，易于掌握。之所以采取史论结合、以论为主的编纂方法，是因为“联共(布)中央认为：这样来叙述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是最适合于事业利益的，因为根据历史事实来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思想，是要好些，自然些，使人容易了解些；因为联共布党史本身，就是行动中的马列主义”[注]转引自范若愚：《为什么要学习和怎样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通俗读物出版社1956年版，第18-19页。。从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角度看，《教程》的这种写法，有助于普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般知识。

在学习《教程》的过程中，毛泽东强调，我们党也应该像联共(布)那样去学习党史，了解党的路线斗争，“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注]《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9页。。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中国的事情办得更好。[注]《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99页。

按照《教程》的精神，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组织编写了《六大以来》和《六大以前》两部重要的党史文献，最后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形成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学习中，毛泽东还提出了“古今中外”的党史学习方法，将理论学习与苏共经验的学习和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结合起来，将学习苏联的历史经验与学习我们党的历史结合起来，而不是孤立地背诵记忆马列主义的个别原理和结论。通过全面系统地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教训，分清了政治路线上的是非，特别是从理论和实践上认清了以教条主义为主要特征的“左”倾错误的本质和危害，统一了全党的思想认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全党范围的第一次思想大教育。

第三，在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中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条根本原则。马列主义的生命力就在于它是和革命实际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毛泽东强调,对于《教程》的学习和宣传必须遵循同样的原则。

在《教程》出版之前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在宣传工作和干部教育过程中都存在理论与实际脱节的现象，毛泽东曾一针见血地批评说：“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8页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明确提出要把“全党的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改造一下”[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5页。，主张“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2页。。毛泽东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不是“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是“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注]《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99页。。

四、简要评价

《教程》对中国共产党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对于其历史功过，应一分为二地看待：一方面，对《教程》的学习和宣传帮助了当时文化素质整体不高的中国共产党广大党员干部迅速地掌握了马列主义的基础理论知识，大大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队伍的理论水平，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大众化，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和夺取全国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如此，《教程》中关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做法，也成为建国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教科书；另一方面，《教程》本身所内含的教条主义、对领袖人物的个人崇拜和仅从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来认识党的历史等错误，也给中国共产党的党的建设、理论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等带来了长久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