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银慧+张艳丽

[收稿日期] 2016-11-05

[基金项目] 本文系中国博

士后科学基金第60批面上资助“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1917-1927）”（项目编号：2016M601073），中央编译局青年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研究——以武汉为例”（项目编号：15C07），湖北工业大学博士启动基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文本研究”（项目编号：BSQD14069）和湖北工业大学人文社科基金委托课题“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1917-1927）”（项目编号：2016SW0201）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曾银慧（1980-），

女，湖北荆门人，湖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中央编译局博士后流动站科研人员，法学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史研究；张艳丽（1980-），女，湖北武汉人，湖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

[摘 要] 由陈独秀编辑于1922年9月新青年社出版的《社会主义讨论集》是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结合的最初文本。文集浓缩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论争的精华，一度使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论争达到高潮，因而使这次论争产生了非同寻常的意义。因此，该书亦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部不可或缺的重要著作。

[关键词] 陈独秀；《社会主义讨论集》；马列主义；中国革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7）01-0114-04

众所周知，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一开始就不是学理上的研究，而是为积贫积弱的中国寻求爱国救亡的思想武器。那么，一旦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开始了真正意义的传播，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们便立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观点、立场和方法来具体认识中国国情、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客观上开启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探索之旅，即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其结果是产生了一批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初步理论成果，彰显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雏形。《社会主义讨论集》（以下简称《讨论集》），可谓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应用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结合的最初经典。《讨论集》是陈独秀编辑于1922年9月由新青年社出版的“新青年丛书”第2种，共510页，定价大洋7角，多次翻印。其主要内容有：

第一，与各种社会主义进行论争，坚定马克思主义革命道路。《讨论集》收录了25篇论文，是与中国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进行论争，聚焦在取何种主义作为救国方案，走什么道路以振兴中华。

首先，与无政府主义的论争。1920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8卷第1号上发表《谈政治》，揭开了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进行批判的序幕。故陈独秀把该文作为《讨论集》的首篇收录其中。其争论的主要内容有：一是关于“反对一切强权”的问题。以区声白、郑贤宗、郑太朴等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政治，反对法律，反对国家，反对强权，理论自成一系统”[1] 3。陈独秀则批驳到，“强权所以可恶，是他的用法，并不是他本身……不问强权底用法如何，闭起眼睛反对一切强权，像这种因噎废食的办法，实在是笼统的武断的，绝不是科学的。……若不问强权底用法如何，但只为强权而反对强权，或者只为强权而赞成强权，也未免陷于同一谬误。”[1] 6-7 二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无政府主义者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认为“无论何种形式何种內容的国家，政府——中央集权都不合理”[1] 231。李达则正面批驳道，“这种议论都是从大小的矛盾的前提出发而得（出）的矛盾的结论，纵使劳农俄国的独裁政治不是多数派的独裁而为劳动者的独裁，他也是要反对的”[1] 233。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指出无政府主义者是因为反对一切强权而反对资产阶级专政，因而缺乏科学的逻辑。三是关于斗争手段问题。无政府主义者试图用“少数人的暴动”和“教育”手段来获得革命成功，这遭到以李达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他指出，“政权必须用武装方能夺得到手，既用武装就不能不有严密的组织，什么劳动者自由的结合，完全没有用处。阶级争斗，就是战争，一切作战计画（划），全靠参谋部筹画（划）出来，方可以操胜算。这参谋部就是共产党” [1] 242。可见，革命成功是靠阶级斗争取得的，而不能依靠教育救国，这与无政府主义观点截然相反，泾渭分明。同时，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还指出了革命的领导力量即共产党，只有在共产党的带领下才能取得真正成功，这对中共建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其次，与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论争。中国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张东荪、梁启超等与中国共产党的代表人物李汉俊、陈独秀等在围绕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才能复兴国家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企图将资本主义与工人阶级调和起来使国家复兴，即成立“盖协社（引者注：工会、合作社）即以资本主义之方法而贯彻社会主义之精神者也”[1] 56。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则旗帜鲜明地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方能使国家复兴，即采用“劳农主义的直接行动，主张联合大多数的无产阶级，增加作战的势力，为突发的猛烈的普遍的群众运动，夺取国家的权力”[1] 217。实行走完全不同的道路。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分析中国的乱源上，基尔特社会主义认为中国的主要问题是贫乏，贫乏造成了中国的落后。李汉俊在《中国底乱源及其归宿》中却驳斥道，中国的乱源主要包括三个要素：“一，是因为中国这社会各局部相互间的进化程度不太一致，而发生的剧烈的同化和淘汰作用底表现。二，是因为中国与世界底进化程度间隔太远，而发生的剧烈的同化和淘汰作用底表现。三，是因为中国底资本阶级与世界底资本阶级争夺中国这市场的表现。”[1] 330-331二是在发展中国的道路上，基尔特社会主义主张发展实业与教育，走资本主义改良道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则批判了发展实业的错误想法，认为在中国走改良方案行不通。“这种慢性的改造（即改良），乃是一件太不经济，并且是很难能的改造……实是痴想”[1] 462。因此，在中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革命道路，才能救治中国。“在中国的现在情形之下，尤其不能不赶快的改造。军阀的敲剥，外国资本家的侵略，如不赶快改造，恐中国就要处于外国资本的公共掠夺政权之下了，那时候，想革命，一定势比登天还难”[1] 465。所以，只有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是最适合当下中国国情的。

第二，传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更好厘清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陈独秀有意识地把《马克思学说》编入其中，让读者一目了然。他从“剩余价值”“唯物史观”“阶级争斗”和“劳工专政”4个方面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他首谈“剩余价值”，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和其他旧经济学说的根本区别，在于“说明剩余价值之如何成立及实现”[1] 156。同时介绍了什么是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成立以及其实现与分配三个方面内容，以此来说明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利用机器对手工业起了产业革命”“夺取剩余价值集中资本”“同时便造成了大规模的无产阶级，又造成无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革命之危机，这种种历史上经济制度之必然的变化”[1] 163-164。再谈“唯物史观”。陈独秀开宗明义道，介绍这个理论是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所以成立所以发达所以崩坏，都是经济发展之自然结果，是能够在客观上说明必然的因果，这是马克思社会主义和别家空想的社会主义不同之要点”[1] 165。最后谈阶级争斗和劳工专政，以此说明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途径，即通过阶级斗争来达到社会解放，并把劳工专政作为“一个政治的过渡时期”[1] 172，以渐次达到共产主义。

第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论，具体剖析中国国情及社会问题。早期中共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作为考察中国命运的工具，初步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产生了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雏形。《唯物史观在中国的运用》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初步运用于中国革命的理论成果，代表了党内当时最高的理论水平。文章的主旨就是“如何运用唯物史观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1] 430-431，其中最大的一个理论亮点就是探讨出中国革命分两步走的革命策略。论文指出：“在这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没有筑成以前，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决不能完全实现。因此，在这里就要有一个过渡期，这过渡期，就从资本主义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 [1] 434因此，中国革命需完成民主革命第一步之后，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第二步革命，以实现共产主義的最高纲领。从中早期中共党人得出的结论就是，“要改造中国社会，只有实行社会主义；要实行社会主义，只有遵守唯物史观” [1] 435。

《讨论集》浓缩了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论争的精华，一度使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论争达到高潮，因而使这次论争产生了非同寻常的意义。首先，通过论争揭露了无政府主义的本质，促进了一部分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其次，通过论争进一步分清改良与革命的区别，确定用阶级斗争手段彻底改造社会的复兴中华的道路；再次，通过论争，加速了无政府主义队伍内部的解体；最后，早期中共党人在论争中探寻到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元素，基本掌握到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最初理论形态。因此，《讨论集》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部不可或缺的重要经典文本，自然是早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必读书目之一。《新青年》季刊第1期曾刊登广告：“此书是陈独秀先生年来和国内的学者，讨论关于社会主义的；内中：各派社会主义之精髓，及其组织方法；叙论綦[甚]详。各派社会主义之争点，及其排挤；例证繁多。他如马克斯（思）社会主义，安那其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及其附带问题——无不讨论备至；足为研究社会主义者之参考。总发行所广州昌兴马路新青年社。”[2]同期，封底刊登“新青年社——举行大廉价”广告中，再次对该书进行了重点推荐。

[参考文献]

[1]陈独秀.社会主义讨论集[M].北京：新青年社，1922-09.

[2]《新青年》季刊第1期[J].1923-0

6-15.

[责任编辑：马昌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