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起权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从科学哲学视角看“主体间性”

桂起权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湖北武汉 430072）

从科学哲学视角看，“主体间性”包括六个方面：物理学研究的“物理学家眼光中的自然”；库恩的“集团合理性”；从“纽拉特之船”看科学的经验基础；从实在论与非实在论之争看主体间性；按照戴维森“三角测量”的观点来理解科学实验；从相对论看主体性、主体间性与客观性三者的统一。

主体间性；集团合理性；科学的经验基础；科学实在论；戴维森的“三角测量”客观性

段德智的《主体生成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出版之后，重新引起了人们讨论主体性和主体间性的热情①。

笔者是从事科学哲学研究的，比较偏重于从科学主义视角看问题，对人文主义研究较少。但笔者平时在与人文主义者进行交流时感到，二者对主体间性的看法确实也十分合拍。下面笔者试从科学哲学的角度来谈谈主体间性。

从古希腊自然哲学开始，哲学家追求的是世界本源，追求的是客观性。到了近代笛卡尔，出现从本体论到认识论的转向，开始追求主体性，再后来又转向主体间性。

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牛顿的科学是追求“客观性”的代表。到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出现时，大家认为“主体性”开始介入到现代科学之中。到后来人们越发体会到：并不是单纯的主体性，而是“主体间性”。万俊人教授认为，主体性是不能涵盖主体间性的，主体间性有更加深刻的内涵。他是从人文主义的角度来看的，而笔者从科学主义的角度来看，也是这样的。这两者是平行发展的。笔者搜集了学界从科学哲学角度对主体间性的一些看法。大致可以归结为六个方面：

一、物理学研究的“物理学家眼光中的自然”

量子力学家认为，物理学研究的并不是直接的自然，而是“物理学家眼光中的自然”。这就是一种非常有特征性的体现。现代科学的一个理念是“主体间性”，而不是近代科学家原先所想象的“科学完全可以作为客观性的代表”。在现代科学中，实际状况不是这样。现代物理学家们懂得，量子力学的数学形式并不是自然界本身的直接描述，而只是关于自然界的人类知识的描述，只是描述针对科学家提问的方法。这样一种有人参与的、人为的自然，也许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马克思的“人工自然”。针对科学家的提问，科学家通过实验手段把它做出来，这个结果里面的规律性所表征的是“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特征。量子力学作为现代科学中的一个代表性学科，这种主体性的介入（更确切的表述是“主体间性”）更为明显，也是现代科学的典型特征。

海森伯在《物理学家关于自然的概念》中说：“科学不再是作为一个客观观察者对着自然界，而是看作它本身是在这个人和自然界的相互影响上的一个演员。”又说：“即使是科学，研究的目的也不再是自然界本身，而是描写人对自然界的考察。”［1］海森伯在《物理学与哲学：现代科学中的革命》中还说：“我们所观测的不是自然的本身，而是由我们用来探索问题的方法所揭示的自然。”［2］按照皮特森在《尼尔斯·玻尔的哲学》中的解读，玻尔认为“物理学的任务是去发现自然界是怎么样的是错的。物理学涉及的是关于自然界我们能说什么”［3］。所有这些理念在哥本哈根学派的量子物理学家的意识中是非常明确的，体现了“主体间性”的科学精神。

特别是玻尔有关“互补性”的理念，最能够生动地体现“主体间性”的精神。互补性理念中最核心的是谈到主体与客体之间“严格二分”的不可能性。因此，玻尔反复说，在生活的大剧场中，我们既是观众又是演员，也就是说，既是观测者又是被观测者。这两者是不可能严格二分的，严格二分只是牛顿科学一种抽象的、理想化的概念，只有在极限情况下才能成立。这就是说，“主体”作为观测者，在理想化条件下，主体的观测不会对客体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干扰，这是第一个理想化，即“主体”的理想化；另外一个是“客体”的理想化，即客体作为物理系统（及其状态）。作为被观测者，在理想化的条件下，原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的，完全不受外界的干扰。其实，那只是经典力学的理想。这是因为，在物理世界各种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之中，不可能有完全孤立的系统，所以严格来讲，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按照这种绝对隔离的“物理客体”概念，也就无法理解“量子纠缠”的状态和“远程关联”，不能合理解释EPR悖论［4］。

经典力学家以及机械唯物主义者都以为可以隔绝外界的相互作用而严格界定客体的孤立状态。其实那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原子世界这种“严格二分”不再可能。换句话说，主体与客体划界虽仍必不可少，但由于相互作用无所不在，绝对孤立的系统和状态并不存在，严格划界不再可能。因此，“主体”的理想化与“客体”的理想化，这两者应当是既相互补充又相互排斥的。互补性的实质是，科学家讲的或科学家所能达到的客观性，只能表现为主体间性，只能通过主体间性表现出来。不存在纯粹的客观性，“纯粹的客观性”也就是把自己当做“上帝”，在宇宙之外，静静地看着宇宙的变化过程，而跟自己完全不相关。人作为自然的一分子，只能是宇宙过程的参与者，在相互作用之中看待宇宙变化，而不是脱离开来，所以没有那种纯粹的“客观性”①关于互补性的细致分析，请参看桂起权《析量子力学的辩证法思想——玻尔互补性构架之真谛》，载《哲学研究》1994年第10期；桂起权、陈晓平《互补性构架及其逻辑重建》，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桂起权《关于互补性逻辑、辩证逻辑及次协调逻辑》，载《河南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按照曹志平在其专著《马克思科学哲学论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12月出版）的解释，现代科学关于主客体相互关系的观念，是跟马克思的理念高度吻合的。之前，许多人受到旧教科书解释模式的影响，实际上还在按照直观唯物主义的方式去解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他们只关注抽象的物质性、抽象的客观性，完全脱离了马克思所关注的“现实的人”的生存实践和人的历史性。其实，马克思的“自然人化”概念及其科学哲学是立足于实践生存论的。马克思更关注处于历史的、社会实践中的人，更关注人所参与的、与人相互作用之中的自然，他把人类存在之前自然界的那种客观存在当作一个毫无疑义的基本前提。

二、从主体间性看库恩的“集团合理性”

不少人以为，科学哲学家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取消了科学理论选择的合理性，倒向了极端的相对主义、约定主义和主观主义。其实不然。日本科学哲学家竹尾治一郎在其主编的《科学哲学》②参看竹尾治一郎主编《科学哲学》，桂起权、王建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第四章“理论选择与集团合理性”。一书中明确指出，“库恩的中心问题之一，应当解释为科学中的集团合理性问题”。也就是说，“科学共同体”这个问题是“集团合理性”问题，不是不要合理性，也不是个人合理性，而是科学家集团的合理性。这是又一个非常典型的从主体间性观点看待科学的例子。“范式”就是科学家集团中全体成员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和显示解题方式的范例。“范式”和“科学共同体”所表明的是一种“主体间性”的概念。库恩并没有走费耶阿本德的极端路线。他承认，即使在科学革命时期也还存在理论选择所需要的合理的价值标准（他规定了5条具体标准）。他只是认为，像逻辑主义那样中立于范式而进行纯粹逻辑的比较是不可能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绝对不可比。库恩认为，不同理论之间借助于“翻译”等手段，可以有部分交流和理性讨论的通道。科学进步仍然有自己的逻辑和合理性，只是科学合理性必须考虑社会、历史和科学家的心理因素，它可以名之为科学共同体中的“集团合理性”，而非不要合理性。

笔者认为，这种“集团合理性”的观点，正是“主体间性”在科学哲学中生动的表现形式之一。

三、科学哲学中关于科学理论究竟有无经验基础之争

科学理论到底有没有经验基础？科学哲学家从逻辑经验主义者开始，说到科学认识，都喜欢用“经验”这个词。经验意味着主体的认识，但并不限于单个科学家的认识，而是许多科学家的共同认识。其实，这就是“主体间性”。

20世纪中期以来，科学哲学学派更迭之快，就像走马灯似的令人眼花缭乱。人们习惯于非此即彼的、一边倒的思维模式。人们还以为，一旦前驱理论被后继理论所替代，就变得一无是处，也就该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从逻辑主义到历史主义再到后现代主义，在“反基础主义、反表像主义和反本质主义”的狂潮之中（这是一股强劲的冲击波），极端主义者们企图解构原有价值体系中的一切。诚然，当年逻辑经验主义在强调科学理论具有可靠的经验基础的时候，把这种作为“主体间性”的可靠性绝对化了。反过来，历史主义、社会建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在强调“观察渗透理论”、主体性和相对性的同时，干脆从根本上取消了客观科学的经验基础。可是，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应当采取极端的观点，按照“非此即彼”的方式看问题。从主体间性的视角看，尽管科学没有绝对可靠的经验基础，却可以有相对可靠的经验基础。主体间性可以有相对可靠的确定性［5］。

笔者比较欣赏的是有关基础、反基础的两个隐喻：一个是维也纳小组的纽拉特“在船上修船”的著名隐喻，一个是波普“沼泽地”的隐喻。这些例子都可以说明主体间性具有相对可靠性。纽拉特说，科学理论相当于在大海上航行的一条船，它是处于动态的，是不断运动的，这条船就相当于科学。科学有没有牢固的、绝对可靠的基础？没有。在海洋上飘，飘的时候船可能出现小问题，有小的漏洞，水手一边航行一边换零件，仍然可以达到自己航行的目标［6］。这是说明科学理论虽然没有绝对牢固的基础，但一直处于动态的发展之中，仍然有相对牢固基础的一个很好的例子。爱因斯坦、卡尔纳普都十分欣赏这个例子。

另外一个就是波普的说法。他说科学理论好比是在沼泽地上建木屋。大家知道，就像安徒生童话里讲的那样，丹麦有很多沼泽地，在沼泽地上面建立一座木头房子，只要木桩打得足够深，在里面住几十年没问题。这就是说，科学理论尽管没有绝对可靠的经验基础，但可以有相对稳固的经验基础［7］82－83。

“船上修船”和“沼泽地”这两个隐喻说明，在主体经验与客观基础、主体间性的可靠性与不可靠性的两极张力之间可以达到一种辩证的平衡。科学理论尽管没有绝对稳固的经验基础，却可以在动态变化之中拥有相对稳定、可靠、够用的基础，并且能够在前进中不断驶向并最终抵达理想的目标。由此，作为主体间性的“科学信念的合理性”可以得到恰当的辩护。

四、从实在论与非实在论之争看主体间性

在20世纪的科学哲学中，实在论与非实在论之争重新成为热门话题。不过，科学实在论与常识的朴素实在论有明显区别。常识的朴素实在论采取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断定客观实在性，而科学实在论则竭力回避犯“独断论”的错误，它决不放弃实在论，但仅限于在科学的层次上谈论实在论。科学实在论学者的具体说法不尽相同，但可以归结为下述两种最典型的表述：科学中的理论名词在物理世界有指称，成熟的科学理论所表征的应该是物理世界的近似真理。这种对科学真理的阐述，所采取的正是“主体间性”的论述方式，而不是“独断论”的武断方式。

退一步说，在非实在论中，范·弗拉森的建构经验论则采取更过分的“谦虚、谨慎”态度。“建构经验论”者确信，科学理论旨在给予人们有关可观察世界的如实描述，成熟的科学理论不直接去讨论真理性怎么样、实在性怎么样，而只要求做到“具有经验的恰当性”就够了，即在经验上做试验，做出来是这样子就行了，而不去追问其到底代不代表实在、代不代表真理，不为这些事情去操心。这就像量子物理学立足于“可观察量”那样，建构经验论者只相信“可观察量”，不愿意去深究或面对那不可观察的“物理实在”。他们说，现象背后的“实在”，我们既没有权利断定它有，也没有权利断定它无。他们认为，对于科学家的研究工作来说，只要在经验上有恰当性就行了，深层次的真不真、实在不实在是不必过问的，也是不可能说清楚的。自以为可以说清楚的，反倒容易犯“独断论”的错误。对于建构经验论来说，科学家的目的不是去较好、较真实地描述世界，而是借助理论恰当地建构事实。他们认为，任何解释都是在一定条件下对于特定问题作出的回答。相对于不同条件就要有不同的回答，根本不存在普遍有效的通用解答。从思考方式上来说，他们对待“实在”和“真理”，完全是按照“主体间性”的方式进行的。只不过他们走向了极端，用主体间可把握的“经验恰当性”完全替代了“实在”和“真理”。

五、按照戴维森的“三角测量”观点来理解科学实验

2008年10月，笔者去太湖度假村参加“理解科学研讨会”。此前，笔者的关门弟子方兴博士正在研究戴维森的语言哲学。在她准备论文时我发现，戴维森的“三角测量”对“主体间性”作出了很好的解读。它是在主体间取得共识的绝妙手段，借助于它可以正确理解科学实验的真谛。

方兴的博士论文是用戴维森的语言哲学（尤其是以“三角测量”和“宽容原则”为方法论工具）来解读“翻译理论”的①参见方兴《翻译问题新探——基于戴维森意义理论的反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笔者忽然领悟到，解释学中的作者意图决定论（即作者中心主义）、文本决定论（即文本中心主义）和读者建构论（即读者中心主义），各有合理性又各有片面性（都是自我中心主义）。唯有借助于“三角测量”手段辩证的整合，才能够达到全面性。笔者非常赞成新实验主义者关于“科学事实是科学家参与下在实验室里生成”的观点，那是科学家在实验室条件下在主体间达成的共识。然而笔者决不同意最极端的“社会建构论者”取消科学的客观内容的极端做法。在科学实验中，实验成果＝科学家在实验室中创造的作品或文本，实验科学家＝文本的作者，我们＝实验家作品的解读者。在笔者看来，对于科学实验的正确理解应当是关于实验的作者、文本、读者三者思想的整合，既非“作者决定论”，也非“文本决定论”或者“读者决定论”，而是借用戴维森的“三角测量”理论实现对实验结果解释的相对客观性，也就是达到最佳的共识——“主体间性”。

从前的许多科学史家，大都是归纳主义者（培根派），是实验成果的“文本决定论者”＋实验科学家意图的“作者决定论”。他们以为，实验所描述的“科学事实”＝确凿无疑的纯客观事实，是实验科学家意图的实现。其实，他们无法克服费耶阿本德所说的“证据受污染”的现象。相反，“后现代主义者”、社会建构论者，相当于实验哲学上的“读者决定论者”，容许解释者完全脱离科学实验的文本内涵对实验家（＝作者）的原始意图作“过度解释”。这些看法都有一定的片面性。

这里，我们简略地提一下科学史上两个著名的实验：

第一个实验是迈克尔逊－莫莱的干涉仪实验（1887）。实验者迈克尔逊的原意是实现麦克斯韦的遗愿，测量地球运行中的“以太风”。他所得到的“文本”是实验的零结果。解读者洛兰兹（作为经典物理学的捍卫者）的解释是动力学的“收缩效应”，尺子真的缩短了。另一个解读者爱因斯坦（作为经典物理学的革新者）的解释则全然不同：收缩效应其实是属于运动学性质的，而“以太漂移”的零结果应当被看作“光速不变原理”的实验证据，加上“相对性原理”，由此推出了相对论的一系列革命性成果。爱因斯坦的解释最终成为现代教科书上的标准解释，也就是代表20世纪科学家共同体在主体间所达成的共识。

第二个实验是18世纪的氧气实验。先驱者舍勒（1772）和普里斯特利（1774）的原始意图是在燃素说框架下研究气体性质。他们的实验文本实际上已经包括氧的较纯样品的制备。不同解读者是：前两者采取燃素说的错误解释，而拉瓦锡＝氧的最合理的解释者＝氧的发现的真正完成者。18世纪化学家共同体最终接受拉瓦锡的解释作为标准解释，也就是主体间所达成的共识。这些都是整整一个时代的科学家在对实验的作者、文本、读者的思想三方面反复比照（“三角测量”是个巧妙的隐喻）后加以合理整合的结果。

六、从相对论看主体性、主体间性与客观性三者的统一

2003年冬天，笔者参加“全国货币哲学讨论会”，以《西美尔的“货币哲学”辩证解读》为题作了专题报告［8］。如果追寻西格尔《货币哲学》核心原理背后更深层的哲学预设，就可以发现，西美尔在认识论上所勾勒的是一幅强调“人类知识相对性的世界图景”。西美尔将他的相对性理念运用于货币问题，得到了货币价值的相对性。在专题报告中，笔者用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长度相对性来说明“货币价值的相对性”。在狭义相对论中，长度的度量随着观察者、参照系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一般人把它作为主体性介入现代科学的重要例证之一。在提问时，俞吾金教授对这种类比的合理性提出异议。他指出，价值可以具有相对性、主观性，但是相对论中的相对性属于科学范畴，它应当具有客观性，是没有什么主观性的，两者不能混为一谈。笔者的答复是，在相对论中观察者的主体性、主体间性和客观性完全可以统一起来。

笔者可以列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假如有A、B两人比肩而立，其中A面向听众，B背向听众。A对B说，“我在你的右边”，而B居然也对A说“我在你的右边”。事实上这两者都是真的。这是俄罗斯物理学家在《相对论导论》一书中举的例子。每个人都说“我在你右边”，但我们一般人体会是“我在你右边，你就在我左边”。而像现在这种站法，就打破了关于“左边、右边”的框框，这种“相对性”听起来会使人感到很奇怪，但这种情况在实际中确实真的存在。常识告诉我们，在通常情况下，只能是A说“B在A右边”，B就只能说“A在B左边”。这就像“如果我比你高，那么你就必定比我矮一样”。这个比喻的优点在于，能够把相对性与主体性、主体间性和客观性的辩证关系表达清楚。通常，在相对论中这一层关系很难体会。

有人喜欢坚持说，所谓长度相对性，“长度缩短”实际上没有缩短，缩短是假的。但是，正像刚才所例示的，相对论中说的相对性可以是真的。这种真不仅仅是对某个特定的单个观测者的“真”，而是对每一个观测者都是真的。也就是在“主体间”是真的，大家来评论都是真的，所以客观的“真”、主体间性的“真”跟对主体的“真”，这三者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统一的。波普尔在《科学发现的逻辑》中说过：“科学陈述的客观性就在于它们能够被主体间相互检验。”［7］18－19这句话是值得回味的。笔者认为，“主体间性”这种看问题的概念框架，不仅仅是包含主体性，而且是有客观性的内涵，客观性在一定程度上隐含在里面。这是笔者的一个总观点。

［1］卢鹤绂．哥本哈根量子论考释［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78：28－29．

［2］海森伯．物理学与哲学：现代科学中的革命［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24．

［3］卢鹤绂．哥本哈根量子论考释［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78：27．

［4］桂起权，姜小慧．EPR悖论、量子远程关联及其判决性实验［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09（6）：12－17．

［5］桂起权，姜琳．判决性实验的相对确定性与判决效力［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2006（1）：1－6．

［6］OTTO N．Unified science and its encyclopedia［J］，Philosophy of Science，1937（4）：78－79．

［7］K．R．波珀．科学发现的逻辑［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6．

［8］桂起权．西美尔的“货币哲学”辩证解读［M］∥张雄，鲁品越．中国经济哲学评论（2004，货币哲学专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28．

（责任编辑：郭红明）

On“Intersubjectivity”from Perspective of Philosophy of Science

GUI Qiquan
（School of Philosophy，Wuhan University，Wuhan Hubei 430072，China）

From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intersubjectivity”includes six aspects：nature in the eyes of physical scientists；Thomas Kuhn′s“community rationality”；experience basis of science in the vision of“Neurath′s Boat”；intersubjectivity from the debate between Realism and Antirealism；understanding scientific experiments in terms of Davidson′s“Triangulation”；unification of subjectivity，intersubjectivity and objectivity in terms of Relativity．

intersubjectivity；community rationality；experience basis of science；scientific realism；Davidson′s Triangulation objectivity

N02

A

2014－03－04

桂起权（1940—），男，浙江宁波人，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科学哲学与科学思想史、物理学哲学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