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春燕

（江苏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镇江212003）

自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命题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同志多次作出重要论述，强调要“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①。如何切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事关社会主义文化体制的改革与发展，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兴衰成败。凝炼和概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复杂性和长期性，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从理论探讨到凝炼概括、从宣传推广到培育践行等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所面临的现实境遇，有针对性地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是现阶段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面临的现实境遇

（一）理论认知方面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价值的实现是以把握相关真理性的认识为前提的。人们的实践活动是以一定的目的为指导，而目的的实现又必须以实践基础上对客观事物的正确认识为前提。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其元问题就是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特别是要厘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必须以简明扼要的语言将内涵丰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凝炼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本质内涵及鲜明导向。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更具有可操作性与实际功效性，才能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不断引向深入。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所以要将来源于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现实实践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提炼、总结为当代中国社会民众认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多元性特征及实践指导性。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探索的复杂性、长期性和艰巨性，立足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还需要不断总结、凝炼，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民众中达成最大共识。

① 参见习近平《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0326／c40531－24742291．html。

（二）价值认同方面

面对复杂、多元的社会，人们需要就各种社会交往实践达成最低限度的价值共识，以避免因社会因“认知冲突”①心理学“认知冲突”理论指出，在人的认知与交流过程中，人有追求逻辑一致性的本能，即人们总是希望交流双方能够逻辑规范、思路清晰，从而达成一致性的认知。但是，每个人都往往在特定情境下“因地制宜”地选择自己认可的行为策略，从而导致人们的“认知冲突”。这种认知冲突（不和谐）因两种认识的不一致而导致出现紧张心理状态，产生动机冲突。如果认知间的不和谐得不到解决，就必然导致离轨行为的出现。而导致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取得预期效果的重要基础。但是，由于一些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现实必要性与实践紧迫性并没有充分的认识，即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说法，“一般还要加上另一个因素：对合法性的信仰”［1］。因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合法性寻找切实可信的依据是确立认同的关键。所谓“合法性”标准具有多重性含义：首先，符合理性和逻辑，即理性原则和逻辑原则中的正确性，这种合法性一般用来排除价值观上的对抗性和谬误性；其次，符合社会共同遵循的价值准则或行为标准，以调适人们价值观念之间的差异性和中立性；再次，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方向和趋势，即“合规律性”，这种合理性是更高层次的合法性。一定社会的价值观是“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相结合的产物，是真和善的统一……对客观必然和客观规律的把握，是规范得以形成的必要条件”［2］。因此，尊重客观规律、符合客观规律是社会价值观尤其是核心价值体系获得合理性的逻辑前提。当代中国社会部分民众中出现的价值共识认同性危机的产生本质上是由全球化的影响所致。全球化正冲击着原有的社会及政治结构，社会结构的转型使得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价值观念都发生了深刻、剧烈而明显的变化，“农业社会（包括中国）的传统价值体系是与维持变动的社会中的稳定均衡相适应的。相应的，它们也就倾向于在总体上阻碍社会的变迁”［3］。传统的社会价值观念在深刻的社会变迁面前已处于一种失范状态。在现代社会中，集体的基础价值趋向已不再被单一地视为必须被服从的超人类限制［4］。

（三）宣传教育方面

在现实生活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存在丰富的价值选择与价值关系。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都是为了追求、满足一定的价值需求。一方面，价值客体的属性构成价值的客观基础，其多方面属性能够满足价值主体多方面、不同层次的需要；另一方面，价值客体的属性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主体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价值主体的需求是变化的，因而人们的价值选择及价值关系是多元的、变化的、可逆的。从宣传者来说，目前从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宣传的队伍，无论是理论素养、研究水平，还是教育方式方法以及管理协调等方面的能力和水平都有待进一步提高；从受众方面来说，由于个体阅历、文化程度、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差异，他们的判断和选择能力更显得不均衡。一方面，伴随着民众智识的开化，普通民众具有了更为理性和科学的思考、判断和选择能力，并且网络交流的快捷化、多元化使很多人可以借助微博、微信、QQ等网络方式与他人沟通，还可以通过网络进行学习；但另一方面，由于过分依赖网络，“宅”成了很多人的生活常态，有些人甚至逐渐失去了阅读书籍与独立思考的习惯，对很多问题的理解依赖或停留在网友评价及网络搜索的层面上，因而其价值选择往往存在从众心理和趋势。这无形中增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的难度。

（三）实践方式方面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的实践方法困境主要表现为接受模式的两难抉择。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强调理论灌输。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理论灌输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强大物质力量的有效途径。在中国革命战争年代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灌输法”在团结民众、凝心聚力、引导民众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诚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受教育者知识水平相对较低，而且教育的环境比较单一，没有过多的文化侵扰。而今，由于世界全球化，特别是网络的普及，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灌输法受到现实的挑战。民众的文化知识水平普遍得到提高，加上受到诸多文化思潮的影响，一些人对灌输法比较排斥，有的甚至乐意接受奇谈怪论和小道消息，也不愿接受来自官方的理论宣讲。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在新形势下继承和发扬理论灌输这一党的优良传统，将灌输教育法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主要方式外，还必须要尝试与更多的切实的方式、方法相结合，如灌输法与启发式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更加贴近民众、贴近生活、贴近社会现实，进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现实困境的原因分析

（一）网络化影响人们的认知行为与价值观念

在以网民为基础的信息社会里，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甚至社会结构形式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一方面，作为第四媒体的网络，为人类的生存和交往提供了新的空间，改变了人类社会生活和社会行为的方式，形成了网络虚拟社会。网络虚拟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加大了人际传播的多元性和便捷性；另一方面，网络的构建过程实质上是将人置于“虚拟共同体”的过程。网络虚拟社会的最大缺陷就是没有可靠的身份识别信号，缺乏基本的准入限制，这种网民身份的虚拟性成为网络负面行为的万恶之源。因此，“网络传播自身体现的技术理性、工具价值，在不时地消解着人们的人文理性、目标价值，从而导致人们‘宁信机、不信人’，宁愿遁人‘虚拟时空’，不愿直面现实生活；人际之间的情感关系甚至被‘人机’之间的冷面‘对话’所异化”①参见臧学英《网络时代的文化冲突》，http：／／www．people．com．cn／GB／it／48／297／20010606／483225．html。。再者，网络的时效性是其他传统方式无法比拟的。网络传播所载送的西方文化产品和价值取向，无时无处不在影响人们既有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使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被悬置，造成一些人精神世界的缺失和精神生活的困惑。

（二）市场经济的泛商品化冲击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泛商品化成为当今时代最大的特点之一。在一些人眼中，一切都可以用钱来衡量，都可以以商品的形式推向市场。于是，逐利便成了一些人最初始也是最持久的动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于其意识形态的特质，无法在短时间内变出真金白银，也无法呈现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因而受到一些人的冷遇。市场经济的泛商品化冲击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和培育面临很大的挑战。

（三）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价值冲突增加了价值共识的难度

我国社会不仅在物质生活与制度层面处于转型期，而且在精神生活和价值观层面也处于转型期。就价值观而言，这种转型主要表现为传统价值观的消解。这既是指作为民族、传统的价值观的消解，也包括在计划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价值观的消解。传统价值观的消解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实际导致了我国价值观的多元化发展趋向。另一方面，在价值观多元化趋向中，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统一的共同的价值观还没有建立起来，整个社会还没有形成对民族、国家具有凝聚力和向心力以及指引性的共同的价值取向和价值理想。在旧的价值观不断被消解，而新的价值观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的这个价值观“真空”中，人们的价值观难免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偏差和混乱。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引致的价值多元化，使得人们的人生态度、生活方式、生存状态发生了深刻变化。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过多地停留于理论学习，有时还呈现出“走过场”等形式化的缺陷，远离现实生活。而脱离了现实生活的理论，难免会缺少亲和力、凝聚力。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实现路径

（一）完善各项社会制度，增强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同感

判断一种制度合理性程度的终极价值坐标是人民群众的感受、态度和评价，即制度认同。人们是否“认同、接受和肯定”是衡量某种制度合理性程度的终极价值标准。制度的合理性除了尊重客观规律性外，还受制于一定社会习俗、伦理道德和价值判断等各种理性和非理性因素的制约与影响，“人的行为依赖的经验学习，是依赖惯性行动，而不是靠计算能力。至于这种学习能力能进行到何种地步，还得受制于社会价值、常规、信仰、习惯等所谓信仰体系”［5］。一方面，现实的制度并不是完全按照客观规律建立起来的，而是各种社会力量交互影响、各种利益关系相对平衡的结果。它受制定于各种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也受制于人性（尤其是人的理性和德性）的发展水平。另一方面，理性包括非理性本身也受到审视，“理性并不是宇宙或历史的本质或基本规律，同样也不是人的灵魂的本质或基本规律。这样就剩下了一个可能：理性是人的理智地存在的能力。……如果没有人的‘合理性’的安排处置，世界也就无所谓合理的东西”［6］。这就是说，人们的“认同、接受和肯定”构成制度合理性的终极价值维度。J·罗斯切尔斯指出：“政治系统统治的合法性，涉及系统成员的认知与信仰，即系统成员承认政治系统是正当的，相信系统的结构与体制及在既定的范围有权内使用政治权威。”［9］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合理性源于公众对政治制度的认同与忠诚程度。

（二）加强研究，培育凝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理论根基

党的十八大要求：深入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建设哲学社会科学创新体系，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属于价值范畴，价值的根基在于真理。然而，既有的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研究过多关注如何践行、实现等问题，忽略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本身的研究，尤其是忽略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真理根基的研究，这在深层次上不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因此，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进展顺利，首先必须解决“真”的问题，即夯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真理根基，真正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两者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内在逻辑联系，揭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凝炼、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何重要价值，培育、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有何重大战略意义。总之，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是当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一个重要举措。

（三）面向群众，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亲和力、凝聚力

社会历史是由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构成的。所谓现实的人，“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8］。这种现实的人，是从事一定实践活动的、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具有能动性的人。只有把人看作是现实的人，才能正确把握人及其活动的对象性本质，把握人与社会历史的相互关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所以缺少亲和力、凝聚力，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脱离了群众，不接地气。因此，要提高其亲和力、凝聚力，必须立足生活，源于实践。具体来说，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其一，关注民众生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融入到人民大众的日常生活中去，真正做到“润物细无声”；其二，根据不同群体的不同特点，调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宣传形式，改变传统政治宣传千篇一律、千人一面的刻板印象，力求内容活泼有趣，形式丰富多样，努力做到让人民大众喜闻乐见；其三，改进宣传方法，既重视理论灌输，又要注重主体自觉，把自律与他律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多重宣传方法的优势，努力从实际生活中发现问题并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去分析、解决问题，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

（四）回归生活，营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知行合一的良好环境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实质上是一个价值观教育的过程。“教育是人类改造自身的一种实践活动，教育过程中蕴涵了人类与自身的关系、与身外自然之间的关系。教育对人类自身自然的改造及影响，是以人类对身外自然的改造为前提和基础的。因此，教育并非纯粹的单一的精神文化现象，它并没有远离自然界，相反它是以人类自身自然为对象，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①参见《论生态政治和政治生态化》一文，http：／／www．jingshan．gov．cn／show．php？contentid＝22123。“无论历史的结局如何，人们总是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预期的目的来创造他们的历史，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作用的合力，就是历史。”［9］就每一个人而言，他在一定意义上“创造”了自己的“历史”，即通过自己的人生谱写了自身的“历史”。社会历史就其整体而言，是一定的群体（团体、阶层、阶级、民族乃至全人类）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及其产物的演进过程，是以一定的物质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形成和演进的过程。回归生活，就是要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要富有鲜明的实践内涵，要源于民众生活，源于经济社会发展实践，只有如此，才能得到普通民众的认同。只有从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出发，充分考虑各地的文化特点、社会风俗、生活水平和社会发展程度，贴近群众的精神需求，才能从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实践中汲取新鲜养分，充分展现其旺盛的生命活力和时代气息。营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知行合一的良好环境，就是要做到：首先，宣传者要做一个表里一致、知行合一的人，千万不能说一套、做一套；其次，要建立相应的激励措施，鼓励知行合一，这种机制包括正激励也包括负激励，使不同层次的人们在贯彻落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时有方向、有动力；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党和政府要积极营造知行合一的社会大环境，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和公众人物要率先垂范、身体力行。

［1］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239．

［2］ 徐梦秋．规范何以可能［J］．学术月刊，2002（7）：56－60．

［3］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变化中的价值观：经济发展与政治变迁［M］∥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社会转型：多文化多民族社会．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52．

［4］ 让·马克·夸克．合法性与政治［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298．

［5］ 胡海峰，李雯．对制度变迁理论两种分析思路的互补性思考［J］．人文杂志，2003（4）：62－68．

［6］ 施奈德巴赫．作为合理性之理论的哲学［M］∥湖北大学哲学学院《德国哲学》编委会．德国哲学（第7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171．

［7］ 周燕军．合利性·合法性·合道德性——对政治制度的三种评价［J］．探索，2000（6）：38－40．

［8］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3．

［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