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晚林， 姜 燕

(湖南科技大学 哲学系， 湖南 湘潭 411201)

一、引言

在宋明理学家二程、朱子、象山及阳明的集子里，与生徒问答之“语录”及往来之“尺牍”占不小篇幅。《二程集》中有朱子所编次的《遗书》二十五卷，《外书》十二卷，皆为“语录”，另外尚有往来论学之“尺牍”若干通。朱子的“语录”则由宋人黎靖德专门编次成书，凡一百四十卷之巨；与二程较，朱子的“尺牍”尤多，《朱熹集》(即《晦庵集》)第二十四至六十四卷、《续集》一至五卷、《别集》一至三卷均为“尺牍”，除了少数论时务政治者外，皆为与其生徒往来论学者。其晚年论学之“尺牍”则由清人李绂编次为《朱子晚年全编》，凡八卷。 《陆九渊集》有“语录”二卷，“尺牍”则凡十七卷。《王阳明全集》有“语录”三卷，“尺牍”三卷。这些语录、尺牍，文字古朴简远，意蕴博雅悠长。其温勉之情、策励之力、警拔之气、谨严之理，流于字里行间，常令人心动、神往与警觉。这虽然只是人的一种感受，但却是人文教育的始点与本原，正揭示了语录与尺牍这种文本形式在人文教育中的客观意义及哲学意蕴。由此即可明白理学家何以特别重视这种文本形式，而他们的人文教育思想由此得以展示出来。本文之研究，以二程、朱子、象山及阳明为主要研究对象，别的理学家，亦时有兼及。

二、“语录”文本的哲学意蕴

居常以为，语录或尺牍只不过是一种文本形式，与别的文本形式无多少差别，实则并非如此简单。语录、尺牍这种文本在人文教育中具有不可取代的客观意义及哲学意蕴，此则不可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