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冬

1968年8月初，我们一群66届高中毕业生被分配到崇明农场。尽管我们当中许多人的家庭在“文化大革命”中都发生了变故，我的父亲李俊民更是报上首批点名批判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但我们还是怀着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满腔热情，一路欢声笑语，来到了位于崇明东北角的前哨农场。未料想，农场中已有传言，说我们这帮高中生是发配到农场劳动改造的“臭老九”，大队干部们用警觉、冷漠的目光迎接我们的到来，令许多同学感到非常压抑。

临近国庆节时有同学告诉我，说是我们知青的领队屠柏森向场部提出倡议，成立“五七战斗连”。我赶紧到场部报了名，晚点去的，就被告知“名额已满”了。10月16日，“五七战斗连”正式宣告成立。

知青开进了农场西北角的一片荒地。这里是被人们称作“不毛之地”的盐碱地、铁板沙，太阳一出来，地面上便泛出厚厚的一层盐霜，亮晃晃地刺人眼睛。有一块滩地上长着茂密的芦苇，这就是我们连队未来的驻地。

刚刚安顿好我们自己搭建的新家，传来激奋人心的消息，我们连队要去参加“挑大堤”。

大堤一天比一天升高，我热切地盼望着大堤合龙的那一天。不料此时接到通知，我们一排一班要提前撤回连队基地，开展“清队”（指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学习，而我，则是“清队”运动的重点对象。

成为“清队”运动的对象

所谓“清队”，就是清理阶级队伍，把混入革命队伍里的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清理出来，做到“阶级阵线分明”。现在想起来，这里面有一个概念问题，就是“革命队伍”的所指范围，是指国家干部队伍呢，还是指党团员队伍？但当时人们的理解却是全体公民。其实对一个公民来说，无论他历史上曾经有过什么身份，只要遵守现行法律，就是一个好公民。

工地上的大部队两星期后也回到了连队，春节即将来临，大家都高高兴兴地准备回家探亲。突然，农场通知战斗连四名学生在春节期间留下来参加场部的阶级斗争学习班，有我、小陈、小吴和大李，我们都是上海中学的。我说：“我不去！”他们派了同学来做我的工作：“参加学习班，提高提高认识，有什么不好嘛？”我说不出拒绝学习的理由，只好回宿舍去卷铺盖。

我们四人到了场部，有人将我们带到棉花仓库。走进仓库，我们都傻眼了，这哪里是什么学习班呀，密密麻麻的人席地而坐，仅在中间空出一条走道。我们沿着走道进去，一双双冷漠、仇恨、幸灾乐祸的目光向我们扫来，令我毛骨悚然。看守人员宣布纪律：禁止与外人接触，禁止相互交谈，检查来往一切信件，一天三请罪，监督劳动等等。原来，为了保证大上海的治安环境，农场不让他们认为是流氓、小偷之类的“坏人”回上海，所以将这批人关在农场里过年。

那时的春节没有几天假期，很快，探亲的人们都回来了。场部关押的这批人被放回自己的大队，只有我们战斗连的四个人给留了下来。也许是为了便于看管吧，场部将我们四人编入了农场干部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学习班，我的“级别”最高，分到“特务”组。尽管特务组的名称听上去很可怕，但我在感觉上好多了，毕竟那些“特务”原本都是农场的机关干部。

接下来的一个多月里，我们每天跟着这些被打倒的干部们列队“早请示”、“晚汇报”，听看守人员训话，再参加监督劳动，将一大堆花岗岩石子从这边搬到那边。我对“监督”两字很不以为然，心想：“我们是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我们是自觉的劳动，让你们看看我们是怎样劳动的！”上海中学是贯彻全面发展教育方针的典范，我们不但会干各种农活，就连学校建造游泳池都是我们学生一起参与的。我和小陈两个女生扛一只大筐，面对面地横抬着，喊着号子，一路小跑，越扛越多，越跑越欢。那些平时闷头劳动的干部们大概从来没看到女孩子这样干活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一位场部会计将我们悄悄地拉到一边说：“你们瞎开心什么呀？你们这样年轻，也不想想自己的前途，哭都来不及哟！”老干部要比小职员豁达得多，农场的老场长马伯祥与我一个小组，都是“特务”，只要看守人员一转身，他就笑嘻嘻地凑上前来：“喂，你的爸爸是谁啊？”

其间，我被提审过一次，坐在审讯桌后的有三人，我都不认识。他们问我父亲在“文革”中与什么人有过来往，我回答：“没有。”确实没有，实事求是嘛。真是无独有偶，我来农场之前，也有人叫父亲交代“你女儿在‘文革中与什么人来往？”“家庭成员相互揭发”是一种“潮流”。传统伦理道德被彻底否定，人与人之间只能讲阶级感情，当然，还必须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

反复写交代，是又一种形式，可以从中寻找审查对象的破绽。写就写呗，我在“文革”中没有参加过任何组织，就是在运动初期当过几天保皇派，大串联时去过几处地方，都是有人可以证明的。反复写同样的事情，写作水平也有所提高，我写到后来，将交代写成了抒情散文，尽情抒发我对党、对毛主席的无限热爱与忠诚。

有一天晚饭后，农场军宣队的负责人找我谈话。他将我带到老大堤上散步，边走边谈。他说：“唉，现在国家搞得这样子，叫人怎么说呢？”我心想，到底是解放军首长，换别人，谁敢说这种话？顿时我对眼前这位军人产生了好感。我好不容易才见到一位领导，正想对他诉说自己的冤屈，他却堵住我的话头，说道：“对你们采取措施，是革命群众的自发行动，我们也不好说话。”我心中将信将疑，他又接着说：“现在搞运动，主要是看态度，态度不好就可以定性。你要主动揭发，随便揭发谁都是可以的嘛。”他的语气如此诚恳，让我无法怀疑他的好意，但我却不能胡编乱造，陷害别人。我回答他：“实事求是，我确实没有什么好揭发的。”

也许是有人看我们太快活，决定将我们送回连队监管，继续交代问题。我原以为回到连队日子会好过一点，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场部派来“得力”的连队干部抓“清队”，组织召开斗争会，平日接近的同学都成了“知情人”，被逼迫与我们划清界限，还不许我们回上海探亲。

我记得，连队开过一次对我的斗争会，主持人摆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吆喝着让我交代问题，似乎他已经掌握了我的严重“罪行”，只不过给我一个主动坦白的机会罢了。会后，又有人来劝我：“你赶快承认了吧。”好像不承认什么就会大祸临头，他们到底想让我承认什么呢？

我很想找到党中央关于开展“清队”运动的文件规定，以便用来维护自己的政治生命，但我在那时连报纸都看不到，更不用说看文件了。不可思议的是，我至今都没有找到正式文件，似乎对这么大的一场运动并没有发过正式文件，只是在1968年5月25日中共中央批发了一份《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文中写到：

北京新华印刷厂的军管人员，在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中，是很坚决的，不论是对特务、叛徒，还是对一小撮走资派，他们都带领群众，狠揭狠批。特别是对那些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恶毒攻击中央文革、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一旦发现，就狠狠打击，毫不留情。

中共中央1968年12月3日又转发了《北京新华印刷厂革委会在对敌斗争中坚决执行党的“给出路”政策的经验》。前一份文件讲由军管会领导，后一份文件改由革委会领导，不知其中有何背景？但是，后一份文件在介绍“给出路”经验的同时，还介绍了一些如何对待审查对象的经验，如“把帽子拿在群众手里，在群众专政下进行监督改造”，“安排在原来的连队劳动，看得见，摸得着、抓得住、批得上”，“引而不发，使那些没有交代问题的敌人感到压力，惶惶然不安”等等。噢，原来当初对我们采取的这些做法，都是上边推广的经验所致啊。

俗话说，祸不单行。1969年四五月间，在为连队建造新瓦房时，石灰浆溅进了我的双眼。第二天早晨，我的右眼肿得像只大红桃。我找到连队副指导员——一位崇明的当地干部，扯开眼睛上包扎的纱布给他看，向他请假回上海治疗。他愣了愣，没有吭声。既然他没有反对，那我就准备动身了。那时，农场是不通公交车的，要到十多里之外的牛棚镇，才有汽车去船码头。后勤班烧锅炉的沈剑豪伸出援手，自告奋勇地用脚踏车驮我去牛棚镇，为了避让迎面开来的一部卡车，我们两人连人带车摔进了路边的沟里。我两眼昏花，好不容易奔到船码头，肩上还背着几斤春节前买来的长生果，是准备带回家孝敬爸妈的，不料在上船时被纠察一把抢过去没收了，原来有禁止携带农副产品的规定。我不敢回头，径直往船上跑，就怕那纠察将我整个人都扣下来。到了上海，我直奔汾阳路五官科医院就诊。医生往我的眼球里注射了两支VC溶液，看完病后，我衣袋里只剩下了一毛钱。

市革会领导说

“大方向错了”

我回上海后，几位难友也相继回来了。小陈说：“这农场是不能再呆下去了”，邀请我随她一起回老家申请插队落户。小陈的父亲是个老红军，老家在江西永新县，我们便去了那里。在罗霄山脉的崇山峻岭中，我们住了将近两个月，直到同学来信，说马天水有讲话，“不应该整运动中犯了错误的学生，某农场（指我们农场）现在就有这样的情况”，我们才抱着一线希望回到上海。

原来是我们在江西期间，屠柏森到市里参加上山下乡工作会议，遇到了上海市革会的几位领导。屠柏森汇报：“我们是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但现在有几个革命小将被当作了专政对象。”领导们对屠柏森很信任，以为真的是革命小将挨整了，说：“大方向错了，大方向错了。”

当时的大背景是：毛主席在1968年12月23日发表“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上海市革会要动员那么多的学生上山下乡，无疑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如果学生刚下乡就挨整，给逼得四处逃窜，那他们还怎么做工作？

我始终没有弄清楚我们在“清队”运动中挨整的原因，每次与那几个难兄难姐讨论，都说是因为我们档案里有学校造反派以毕业分配办公室名义塞进去的黑材料，即所谓“文革表现评语”。也有人替我分析：“大概因为你父亲是上海市点名的八个人之一吧。”

当时档案里有黑材料的学生不在少数，在农场其他连队的中学生也有挨整的，有几个人在我们之前已经逃离了农场。他们都到学校去反映过情况。校革会三结合干部吴忠湖是位新四军老战士，他本着一个教育工作者的高度责任心，分配时就陪着我们一起去农场，向农场干部介绍我们的情况，还以个人名义写下字条：“学生档案中的‘评语是派性材料。”但这张挡箭牌未能起效。

听说1968年8月进驻学校的工宣队里有些是原来的基层干部，比较讲政策，所以我在去江西前找过学校工宣队。工宣队队长叫章士明，具体接待我的师傅叫钱荣宝。我还记得钱师傅生怕我在人生的路途上就此消沉，鼓励我要经得起挫折，“绝不能庸庸碌碌地度过我们的一生”。

我从江西回到上海后，听说上海中学工宣队与吴忠湖老师已经到农场取走了我们档案里的黑材料，解救了我们。同时，我父亲单位也传来工宣队准备“解放”父亲的消息，我看到了希望，又回到农场继续接受“监督”劳动。好在二排的正副排长李根才、屠新山看到我在一排的日子不好过，出手相助，将我调过去，使我有了一个较为宽松的小环境。

不久，我父亲被单位宣布“解放”了，他们的工宣队知道我在农场挨整，就在第一时间通知了农场。我满心欢喜，以为自己也可以“解放”了。有一天，我在路上碰到场部的保卫科长，他已经知道我父亲“解放”的消息，向我表示祝贺说：“你现在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了。”

当然，父亲的“解放”也不会如此顺利，他后来总结为“三上三下”，此时的“解放”仅属于第一次的“上”。

1969年12月，崇明县工宣团副团长带着农场“三队一场”（工宣队、军宣队、贫宣队与场革会）的代表一起来到连队，说我们连在“清队”中犯了“扩大化”错误。我们终于得到“解放”了！对如何处理我们写的那些交代，工宣队征求我们本人的意见。我们唯恐再来一场运动，都说“销毁、销毁”，结果当场烧掉了一尺多厚的交代材料，现在想起来倒是有点惋惜。

所谓“扩大化”，真是一个让人无奈的说法，原本是用于纠正错误的，但次数多了，在人们的概念中，居然演变成一个格式化的程序，成为一种工作方法和思维方式，也许这就是“扩大化”总是难以避免的原因吧。

好心师傅再次为我们清档案

1970年9月，上海中学工宣队的两位师傅又来到农场。我听到消息后，连夜赶到七八里路之外的场部，请他们帮我们看一看档案里还有什么东西。两位师傅不放心我一人走夜路，一直将我送回连队，答应有了结果会告诉我们。第二天中午，他们果真来了。那天下雨，两位师傅浑身上下都湿透了，脚上沾满了泥浆。他们兴奋地告诉我们：“到今天为止，你们农场上海中学的学生已经没有任何一份学校转来的材料了。”听了他们的讲述，我方才知道，1969年5月间，吴忠湖、钱荣宝到农场来收回派性材料，农场说必须用材料换材料。吴忠湖他们坚持先拿回黑材料，并给农场留下收条：取走某某等人的材料，因为关于思想认识的东西不应该放在档案之中……他们回校后重新写了鉴定意见送给农场。学校工宣队这次来是根据北大经验，销毁派性材料不留尾巴，他们认为不应该有另外的鉴定，所以前来收回。其他连队同学的黑材料，学校工宣队也替他们当面销毁了。

两位师傅向我们透露，现在我们档案里只剩下一份三队一场的“清队”处理意见，里边写着“不作清队对象，不作任何处理”。唉，真不容易啊！我心中充满了对上海工人阶级的感激之情，要知道，上海中学已经被宣布要撤销了（说是改成一个专门培养戏曲小苗子的学校），工人师傅是在临走之前，本着对我们这些已毕业青年学生高度负责的精神，前来完成他们最后的使命的。尽管我连他们的姓名都不知道，但我却永远铭记他们的恩情。

席宣、金春明撰写的《“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出版）在“清理阶级队伍”一节中写道：各种名目的组织都可以任意揪斗、关押、审讯被他们认为是“阶级敌人”的人，在审查中，滥用专政手段，大搞逼供信，制造了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加上他们的亲属和有各种社会联系的人，全国被株连的人多达1亿人，确是史无前例。

我们是亲身遭遇者，就如做了场噩梦……

（作者为上海铁路分局退休干部）

责任编辑 张 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