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未明

最近，偶然发现我父亲杜宣的一本笔记本，记录了1964年12月24日下午4时毛泽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京厅接见亚非作家代表的一次讲话。

记得那时，我读大二，正随学校在浏河农村参加“四清”运动。1965年元旦以后，工作队总部突然通知我回上海一次，去见被毛主席接见过的父亲。当时，父亲正担任亚非作家会议的工作，一直在国外，很少回家。听到这消息，我高兴极了。不仅如此，我的同学们送我上长途汽车时，兴奋地说，等你回来，我们要握一下你和握过毛主席手的父亲握过的手。

第一届亚非作家会议于1958年10月，在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首都塔什干举行，为期6天。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亚非两大洲的中国、苏联、阿联酋、加纳等30多个国家180多位作家，还有欧美12个国家的作家代表列席。中国代表团由廖承志带队，副团长为周扬，团员有冰心、萧三、杨朔等人。会议确定了亚非各国的文学与文化的发展，及其在争取人类进步、民族独立的斗争中的作用，会议通过了《亚非作家会议告世界作家书》。此后，亚非作家会议作为一个跨越两大洲的文学运动，扩展到全世界，在反帝反殖和民族独立运动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规模和影响很大，延续了十多年。周恩来总理一直致力于加强和发展中国和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并把它作为中国外交的基础。因此，国内每次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周总理都亲自出席并作重要指示。我父亲说过，他们深入亚非各国，去的许多国家都还没和中国建交，所以建立统一战线，求同存异，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来对抗外部共同敌人的工作，就更加重要了；亚非作家会议就是一种民间的外交手段。

1962年起，我父亲由中国作家协会派驻亚非作家会议，并担任亚非作家常设局常设代表，驻在科隆坡。1964年，他作为亚非作家会议的一个代表团的成员，随团访问中国时，毛主席与刘少奇、周总理会见了这个代表团，在合影后与大家一起座谈。同时被接见的中国作家还有刘白羽、张光年、韩北屏、李季、袁鹰等人。

回家见到父亲自然很高兴，但他并没有详谈毛主席接见他们的经过，只讲了“七十三、八十四”那段话。我回到农村向同学们转达后，我们的理解是：毛主席年纪大了，很担心革命接班人的问题。顿时感到我们学生的责任重大，决心要听党的话，做个有出息的人，便认真地投入当下的运动中去了。那时的我们，非常纯真，青春的热情难以忘怀。

我认真地阅读了父亲当年关于毛主席接见亚非作家代表团时的亲笔记录稿，觉得父亲记录得非常认真，也非常完整，可以说把整个座谈会的场景都原原本本记录下来，其中包括毛主席讲话时周总理的插话，会场的热烈气氛等。毛主席的这篇讲话，印象中全文没有公开过。现我根据父亲的亲笔记录做了整理，供有关人员参考吧。以下所引为整理稿摘录。

大家拍了照片后，随主席进入北京厅。介绍代表给主席。介绍我时，主席笑着说：“你是杜甫的后代。”他看了一下中国作家们，他说：不熟，我算得是一个大官僚主义。

主席说：怎么谈？你们是在前线作战的，讲一点给我听听。

我的知识很少，官做得大，有些不相称的样子。我要拜你们做老师。

中国同志我也有很多不认识，我算得上一个大官僚主义，怎么讲？你们讲一点给我听听。我的知识少得很，官大知识少，这就发生矛盾了，要拜你们为师。你们讲讲有什么问题，啊？没有问题？

周总理：印尼先讲。

西里格尔讲了一段。

主席：尽夸奖了，究竟是你们比我强，还是我们比你们强，我看是一个问题。因为你们是在斗争中，在前线，我怕是真忙了。

中国有一句老话：“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今年我已经七十一了，还有两年阎王就要请我去，也有可能，他们不请，我自己去。（笑）你们是大有希望的，是青年人。是不是讲错了啊？总是年轻人要胜过老年人的，后来居上。

我们国家有好的风气，也有不好的风气。譬如我们国家的文化艺术教育方面，现在开始触动他们之中的一些坏东西。因为旧社会留下来的知识分子，我们不能不接受下来。因为原来我们没有知识分子嘛。没有教授，没有教师，没有新闻记者，没有艺术家。那些人只相信他们的，不信我们的。他们有他们的爱好，崇拜死人和外国人。（周：所谓外国人，也是外国的死人）他们崇拜西方国家的古典作品，看不起自己，总觉得自己不行。这就是一个教训，希望你们不要犯这个错误，也就会有所创造。

当然历史遗产不能不接受，但要有批判地接受。你们看，马克思批判了古典经济学，创造出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接受了古典经济学的好的成分，批判了坏的成分，创造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我们也主张这样做，接受古典的好的成分，不接受古典遗产中的坏成分，那是要批判的。

人，一脱离群众就没有好结果了。人民群众总是占大多数的，剥削者压迫者总是极少数的。还有一条，人总是可以改变的，在一定的条件之下。马克思这个人，从前是唯心主义者，后头起了变化。起初是形而上学，后来有了辩证法，马克思也是变过来的嘛。恩格斯和列宁都是有这个变化。我们在座的几个，都没受过大学教育。我原来是当小学教师的，不知是什么原因使我跑到革命队伍中里来了。现在一想大概是帝国主义和军阀教会了我们，他们教育我们的方法，是用杀人的方法，压迫的方法教会的。

你们都是讲文的，写诗，写小说，是不是？不像我，我是讲武的，我打了几十年的仗，那是谁做先生呢？那是蒋介石，还有帝国主义，（问霜多）你们的日本皇军，还有美国侵略朝鲜的军队，都是我们的教员。打仗的事，起先，我们啥也不懂，就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现代修正主义又当我们的教员。这个赫鲁晓夫把他整倒了，怎么这样快？我们就不大懂，留着当教员不好嘛？他们那个国家做事彻底得很，把赫鲁晓夫的书、照片，通通收起来了。我们还在书店里发行他的书。

现在帝国主义和日本的反动派正在教育日本人民，印度尼西亚的反动派也在教育你们（指印尼代表），我看各国都一样。没有激烈的斗争，是教不会人的。没有了，就是这几句，有话你们讲。

凯尔：我们向毛主席提一个要求，希望毛主席给我们亚非作家说几句话，我们带回去。

主席：一切想革命的人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我的话就是这一句。我们搞了一辈子。现在还没搞完的就是这一件事。

周总理：苏丹正在进行这个斗争，（问凯尔）你不是有体会吗？

毛主席：（问苏丹）他算是左派还是右派？我这个人左派也欢迎，右派也欢迎。我和赫鲁晓夫也打过交道，不止一次。还和我们国家的一个总统——蒋介石打过交道，很长时期都和他打交道。他请我吃饭，我可没请过他。和蒋打交道最多的是他（指周），你讲讲嘛。

周总理：我认识他很早了。从1924年就和他打交道。他反对共产党，我是不和他妥协的。抗日战争，又和他打交道，那时他又反共，以后破裂了。最后一打，把他打到台湾去了。

锡兰：……

毛主席：这个问题我没有研究，美国也是议会国家，那还不是垄断资本，还不是压迫者！我就不相信，广大群众在他们领导下能够得到幸福。他们收买了一部份工贼，组织什么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右派，甚至一些共产党也不像话了。他们亲帝国主义，亲各国反动派，他们是本国反动分子的一支。这些共产党已经不成其为共产党了。我们，国家也有过共产党员不像真正的共产党员，这是不足为奇的。第一任总书记，后来成为了反革命分子。（周：陈独秀）共产党是不断地进来一些新的党员，也不断地跑走一些所谓的党员。这是不足为奇的。

（对霜多）在日本，你们国家不是出了志贺义雄和别的人嘛，也是不足为奇的。这也可以起反面教员的作用。

在1927年我们有五万党员，白色恐怖一来，剩下了不到一万人，那四万变到哪里去了？一部分被杀了，一部分投降了，一部分消极不干了，我们变成了少数。五万变一万。有时正确的常居少数。达尔文时代，全世界只有达尔文一人相信生物是进化的，达尔文这人当然是高级知识分子，他进过牛津，剑桥。但他不是在那儿学的进化论。他是到处跑，在外面跑了六七年。他亲自培养生物。你看正确的，开始总是少数。当共产第一国际的时候，只有马恩少数几个人，大批的人是法国的普鲁东派，巴枯宁派，我讲得对吗？

所以你们不要怕孤立，你们有一个正确的就行了。何况有很多人站在你们一边。还有一条，帝国主义，反动派，修正主义总会被打倒的。这一条要破除迷信。要有勇气，有什么了不起啊！有人说帝国主义修正主义是强大的，没有的事。帝国主义反动派他们的心是虚的，脱离群众的。我们是有亲身的经验，你们也有的。帝国主义是可以打倒的，国内的反动派也是可以打倒的，修正主义也是可以打倒的。我们没有想到赫鲁晓夫倒得这样快。完了！耽搁了你们的工夫。

还要讲！你们还不想走。

毛主席：（指 杜宣）是杜甫的后代嘛。

毛主席：要反对国内反动派，如日本，不反对垄断资本，就不能胜利。印尼，要反对马斯友梅党嘛！

明年4月28日是我父亲杜宣（1904—2004）百岁诞辰纪念日，我写此文，藉此作为女儿对父亲的一种纪念，也为当代史研究提供一份史料。

2013年12月25日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萌芽杂志社编审）

责任编辑 殷之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