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明先

1958年中秋节，在大跃进的锣鼓声中，我们复旦大学1955级新闻系百名学生，由几位老师带队来到了上海市宝山县（现为宝山区）罗店公社“开门办学”。

所谓“开门办学”，就是要我们学生到农村的公社化、大跃进中去接受教育。

参加劳动

原本叫“罗店公社”的，在大跃进中改了名，叫“跃进公社”，可见当时全国跃进气氛之浓。我们进村的第一眼，就看到墙上一幅大大的配诗宣传，诗曰：稀奇真稀奇，茄子当马骑。骑到哪里去？北京去报喜！

住宿安排甫定，我们立马就投入到农村热火朝天的大跃进中去了。那时的农村不仅公社化，而且编制也“军事化”了。没有了原来的村、生产队，而改叫为“营”、“连”、“排”等。社员生活军事化，行动划一，大田劳动大兵团作战。

那时，罗店与全国农村一样，都在搞“深耕密植”。这“深耕”，不是一般的深耕，而是像挖战壕一样，一条连着一条。接着，在底部放火烧，这叫“烧土深翻”。当年我们都是年轻小伙子，营、连、排长要我们怎么挖，我们就怎么挖，有的是力气，夜以继日地干。结果，连干几天，我们也吃不消了，不少同学立在地里，扶着锨把便能睡着。所谓“密植”， 也不是一亩地加播种子三两半斤什么的，而是三倍五倍地把种子往地里撒，结果种子叠种子，底下的种子气都透不过来。

在私下里，我们也有议论：这样深翻密植，能增产吗？但不敢公开说。

在罗店将近一年，我们磨破了手掌，冻红了双脚，压痛了肩膀，熬红了双眼，目的是为了炼红思想，但实际效果如何，只有各人自得知。

与社员打成一片

由于我们年轻肯干，社员与我们的关系是很好的。时间长了，同学对女社员“阿婶”、“阿姨”到处叫，学生与社员也拉起了家常。我所在排，男女老幼都亲切地叫我“阿明”。

对罗店的农民，我有着天然的“优势”，因为我的故乡与这里相隔不到10公里。我们语言相同，生活习惯一样，所以他们把我当做自己人，按当地人的习惯，把熟人叫“阿”啥“阿”啥的，把我叫“阿明”。那时候我年纪轻，身体也好，手脚麻利，劳动之余只要东家叫：“阿明，来帮我做这个”，西家叫：“阿明，来帮我做那个”，我都乐意去做那些举手之劳的事。很快我与他们打成了一片。

我们是借农民的房子集中住宿，在公共食堂吃饭。我们在罗店没有设“三同户”（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但是每个同学有个“联系户”，以深入了解农村，了解农民。

我的联系户是贫农成份。当家人虽然是农民，但不下田，他在罗店镇汽车站外边踩自行车搭客，作为他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自行车搭客也不容易。走这条门路的人不少，有镇上失业的贫民，有失地的贫农（农村合作化以后，农民便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公社化以后，连自留地也取消了），在镇汽车站周围聚集了一批踩自行车的搭客者。“僧多粥少”，平均每个踩自行车搭客的人，赚不了几个钱。何况都是跑短途的，长途的都乘汽车走了，但踩自行车搭客总比耕地收入高。

我这个联系户的当家人（户主），本来是不会踩自行车的，当初有5个小孩，孩子都小着哩，家里穷得叮当响。一天夜里，孩子们都睡着了，夫妇俩在商量着今后的生计。男人说：“我也去汽车站踩自行车搭客。”女人说：“哪来自行车？”男人望着正睡在老婆怀里最小的儿子。老婆急了：“你想把他卖了？”老公沉默一会儿，说：“有了钱，才能买自行车。否则，连这最小的孩子都活不下去。”他们家的自行车，就是这么来的。

有了自行车，这位能扶犁耙地的壮年农民，却不会踩自行车。后来学会了，却没有人敢搭他的车，因为他搭人技术不行。于是，由他老婆来陪练当客人，在车的后座上跳上跳下。夫妇俩不知摔了多少次跤，流了多少汗水和泪水，这位农民终于成了一个熟练的踩自行车搭客的人。

那个时候，老师刚好布置作业，要大家每人写一篇来农村以后的文章，我就把联系户家的这个故事，拟了《踩自行车的人》这个题目交了上去。

不料，过几天，老师在作业讲评会上，颇有倾向性地把我的这篇作业全文读了出来，要大家评讲。于是，同学们七嘴八舌地说我的那篇文章“情调不对头”啦，“小资产阶级感情”啦，“我们来农村就是要接受改造的”啦……好像变成了对我的一个小小的“批判会”。 不过，我不怪同学，那时候全国就是这样的氛围。

连谷种都吃了

我小时候受过一次严重的腿伤，曾休学半年。在罗店可能一下子劳动强度太大了，我的腿伤又复发了。不能下田劳动，便安排我管排里的种子仓库，兼清早6点钟吹哨叫醒大家起床。当时，劳动分三段时间：清早、上午和下午。清早从6点半钟劳动到8点钟，8点后才去公共食堂吃早饭。吹哨起床也是农村“军事化”的一种表现。

那时候，已入冬，路上行人稀少，我每天迎着晨曦，踏着白霜，过桥穿巷地吹哨。社员出勤了，我就到仓库上班，生活倒蛮有规律。记得在一次同学的会上，我还朗读了自己写的晨起吹哨的一首短诗，博得了大家的掌声。全诗现在我已记不起来了，只记得最末的两句：“……板桥人迹，愿做报晓鸡。”这是我“偷”唐朝诗人温庭筠《商山早行》中“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两句得来的。

排里的公共食堂，开始的时候，社员都集中在这里一起吃饭，饭随便吃，浪费大，后来改为社员打饭回家吃。打饭回家的饭量尺度是比较宽的。因为当年毛泽东主席说，粮食多了怎么办？“国家不要，谁也不要，农业社员们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他还说：“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就是共产主义。”可是，社员“放开肚皮吃饱饭”，不到半年工夫，我们排里的粮食就捉襟见肘了。突然有一天，有人拿了排长阿祥的条子来仓库取粮食。我不给，说“这是明年的谷种呀！”我一定要见了阿祥排长的面，问清楚才发。后来，阿祥来了，说：“食堂快没有米了，给吧。”此后，食堂就一直来仓库取谷种碾米做饭。

不久，我们“开门办学” 结束，大家离开罗店，返回学校。

我虽离开了罗店，但心还挂着罗店：来年，他们拿什么来播种啊，今后他们的日子怎么过呀？

（ 作者为高级编辑，《信息时报》原副总编辑）

责任编辑 周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