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国庆十周年要在北京建设“十大建筑”——第一项工程就是在天安门广场西侧建一个国家性的召开重要大会的场所。后来，由毛泽东主席亲自命名为“人民大会堂”。

1958年9月5日，中共北京市委召开会议，传达中央关于建设“十大建筑”的决定。9月15日，建筑专家拿出了“人民大会堂”设计方案的第一稿；到10月20日，设计方案第八稿报中央审批，前后仅用了一个月的时间。

1958年10月28日，工程开始动土。到1959年9月竣工，全部工程总计用了十个月。这无疑是人类建筑史上的一个奇迹！

由著名画家傅抱石、

关山月承担绘画重任

当工程夜以继日地进行到1959年5月的时候，一个具体的、实施性的问题摆到了人们面前：从大会堂北大门往里走，到位于二层的迎宾厅、宴会厅，有一道共六十级的汉白玉阶陛。这阶陛的上端，是一方三百多平方米的平台，其南侧是一面高高的墙壁，这上面必须要有所装饰。如此显要的位置，应该布设的是最具中国气派，最显伟大国家的代表性艺术品——画一幅中国画应是不二的选择。

这幅中国画以什么为题呢？当时具体分管大会堂建设的周恩来、陈毅、郭沫若、齐燕铭、万里、吴晗等中央和北京市领导都绞尽了脑汁。在此之前，1957年1月创刊的《诗刊》杂志，刊登了毛泽东的《旧体诗词十八首》。这些作品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备受欢迎，以致不少人皆能背诵。“十八首”之中的《沁园春·雪》最为脍炙人口，词中句“江山如此多娇”六个字，充分表达了最高领袖和全国人民对祖国壮美山河的挚爱与称颂。周恩来等在研究和讨论中很快决定，就以“江山如此多娇”为题，来绘这幅非比寻常的巨画，以展现《沁园春·雪》的恢宏意境——而且，在画作完成之后，请毛泽东为这幅画题词。

说是“巨画”，我记得大略是纵（上下高）约六米、横（东西长） 约十米。按传统的计量中国画的尺寸来说，它是五百多平方尺的超大画作。

由谁来承担绘画重任是紧接着的一个问题。

大家首先选定了傅抱石。傅抱石（1904—1965年），江西省新余人，抗日战争时期曾在郭沫若主持的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三厅任秘书，在“陪都”重庆曾多次举办画展。郭沫若在其作品上屡屡题诗。周恩来在重庆红岩工作期间，也对傅抱石有很好的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庚寅（1950年）一月九日，傅就曾绘《毛主席〈清平乐·六盘山〉词意》；1953年，他绘《更喜岷山千里雪》——他画这两幅画时毛泽东的诗词还未正式公开发表，他是依传抄的底本来画的。1958年，又接连绘出《毛主席〈蝶恋花·答李淑一〉词意》、《毛主席〈西江月·井冈山〉词意》、《毛主席〈菩萨蛮·黄鹤楼〉词意》、《毛主席〈菩萨蛮·大柏地〉词意》、《毛主席〈沁园春·长沙〉词意》等六幅画。一下子画出这许多来，当然是乘了毛泽东《旧体诗词十八首》发表的“东风”了。像傅抱石这般在毛泽东诗词意境表现上专注下力的大画家，恐怕是一时无两了。况且，傅氏时年五十五正当壮岁，不找他找谁呢？这算是定下来的第一人。

还要再选出第二人，或者说是傅抱石的合作者。有人推举了关山月。关山月（1912—2000年），广东省阳江人，1958年任广州美术学院副院长兼国画系主任，又受国家委派前往欧洲主持中国近百年绘画展览，其山水画和花鸟画都名重南北。由四十八岁的关山月和傅先生“搭帮”，恰是赶这一急活、累活的合适选择。

由谁来完成装裱任务也连带着想好了，毫无疑问是交给大名鼎鼎的琉璃厂荣宝斋。荣宝斋当时的经理是来自延安“鲁艺”美术系的侯恺，他派了两员“大将”——张贵桐和刘金涛上阵接活儿。张贵桐，曾在琉璃厂开“桐焕阁裱画店”，后在荣宝斋担任装裱车间的主任，是著名的装裱大师，“京裱”的标志性人物。有明代古画缺筋少肉、破烂不堪，但经张揭裱修补，竟整旧如旧，终成完璧。刘金涛，也曾是琉璃厂“金涛斋装裱店”的主人，甚得齐白石、徐悲鸿等人的称赞。齐白石不知有多少画都是由刘装裱的。1952年，齐白石为毛泽东绘《松鹰图》请刘裱好，后来毛回赠家乡的酒与腊肉，齐老人还曾请刘金涛同享。1958年，刘进入了荣宝斋。由张、刘二位披挂上阵，使出的是当时京城装裱的最强阵容。

如前所述，此时正是1959年5月，而这项工程的截止时间，必须在1959年10月1日“十年大庆”之前。也就是说，从“领旨受命”到大功告成，只有短短的四个月。时代的热潮激荡，火热的年华烘烤，尽管面对着的是要挑起一座巍然高山，但从画家到装裱师，谁都以能承负如此沉重的托付为光荣，意气昂扬地走上了“战场”。

在周恩来、陈毅等领导亲自关心下，巨幅国画终于完成

“战场”就在离天安门广场不算远的西南方向虎坊桥附近的东方饭店。20世纪之初，跨入近代社会的北京有三家最有名的饭店，这就是1900年建于东长安街的北京饭店，1905年建于东交民巷稍南的六国饭店，1918年建于虎坊桥东侧的东方饭店。1922年，苏联访华代表团入住东方饭店，蔡元培、李大钊、胡适、蒋梦麟等“北京学界”代表，在这里宴请苏联客人。1926年，直系军阀吴佩孚、奉系军阀张作霖联手进攻驻守北京的冯玉祥。兵荒马乱时，鲁迅把母亲及夫人朱安、学生许广平等安排进东方饭店避难，著名的《记念刘和珍君》一文，就是在东方饭店写成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夜，“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代表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等，都曾在东方饭店下榻。这一次把“战场”设在东方饭店，足以说明这幅画的重要性，以及对两位画家的礼遇。

傅、关二人对门而居，日夜思考。他们一次次勾出小稿，送请有关领导审示。陈毅说，“江山如此多娇”，“娇”字是题眼儿，要在“娇”字上做文章，毛主席词中的长城内外，大河上下，白雪皑皑的高原，郁郁葱葱的江南都可以尽入画中。郭沫若说，毛主席的词是写在解放前的，所以说“须晴日”；现在都已经解放十年了，画面上一定要有朗朗高照的太阳。综合了大家的意见，汲取了各方的营养，傅抱石精皴细染，绘出了纵一尺、横二尺，即二平方尺的一幅“示意图”。千万别小看了这“二平方尺”，什么叫“小中见大”？什么叫“咫尺千里”？请在这傅氏的小画中见之。这幅“示意图”送呈周恩来审阅，获准以此修改放大。傅抱石始终没在这“示意图”上面落一字，只是在任务完成之后，才在画幅的左下角郑重地钤了“傅抱石”三字的白文印章。

在傅、关推敲、研讨和构思小稿的同时，荣宝斋张贵桐、刘金涛两位大技师也忙活开了。他们占用了东方饭店二楼大餐厅的木地板，在上面固定好一层牛皮纸，然后再垫上几层衬纸，把国家特批的源自清宫的“乾隆丈二匹”宣纸一张张粘接好，一块块抻压平，给画家提供了纵约六米开外、横约十米有余的前所未有的大画纸！画案是没有的，宽敞的宴会厅地板就是“画案”；画笔也有特别的，不是有“如椽巨笔”一个词吗，这次为画家准备的真有像大拖把那般大小的巨笔。颜料盘，这回多换成了颜料盆，各种颜色深深浅浅排成了方阵。张、刘二位技师忙不过来的时候，荣宝斋更专门派来了研墨汁的、调颜料的助手。

傅、关二先生这次的绘画体姿，也必须改变了：有时候是猫腰站着画，或者是蹲着画，这当儿旁人就赶快帮他们脚下垫上厚纸；有时候只能坐在大纸中间画。这当儿旁人就得递上去厚而软的坐垫，让他们既舒服点儿，又别损伤了下边的画；有时候他们甚至是伏身趴着画，这时候双膝、腿脚以至胸前都要先铺上棉毯。不管什么姿势吧，二位画家往往一上手就进入了忘我的境界，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停下手，早已是腰酸背痛。但时间不等人，画家、装裱师一旦投入战斗，真个是“夜以继日”！傅抱石画山水，融汇了披麻、乱石、牛毛、解索、斧劈、卷云等皴法，破笔散锋，并以著名的“抱石皴”笔法，把崇山峻岭的莽莽苍苍之势，长川大河的奔泻万里之姿，酣畅淋漓地得以展现。关山月曾专程写生大西北雪域高原，又擅写近景松林的挺拔蓊郁之气，自然也就当仁不让。傅氏素好饮，半醺之态时每每得神来之效，故他的画印中还专有“往往醉后”一枚；据说周恩来曾指示专门调来茅台酒，为傅抱石和众人鼓劲。

画幅再大，也要一笔笔、一划划，一寸寸、一尺尺地“填”出来——只要不是采用“泼墨”、“泼彩”的画法。傅、关的合作，谁也避免不了有个别的地方走了笔、偏了墨，造成局部不协调的情况。这时就须张、刘二位上手了：他们会把这一局部挖去，再重新补上宣纸——而宣纸上的经线对经线、纬线对纬线，接口的两张纸各搓去半层，使之厚薄与整幅画一致——这真称得上是天衣无缝！然后画家重新着墨，直到使大家都满意了为止。

巨画基本完成之后，在宴会厅的主墙面上试着展示，周恩来、陈毅等领导都来了。众人伫立审看，傅、关二人屏住呼吸，站在一旁。良久，几位领导交换了一下意见，周恩来代表大家说话了：这巨画有气势，画得很好！向诸位表示感谢！稍稍顿了顿，周又说：有一点，请诸位想想，当在大场面挂起来的时候，这画上的太阳就会显得太小了——我设想至少要加倍放大。两位画家听了，又端详了一阵自己的作品，深感领导的话有道理，回答认真照办。在送别周恩来一行的时候，傅抱石提醒画面上题词的事，周笑着握着他的手说：这件事我来办，你们放心。

毛泽东主席亲自为巨画题词

趁着巨画还在墙上挂着，傅抱石拈过放地板边上的大张牛皮纸剪出一个圆形来，刘金涛赶快接过来上高凳举在太阳的位置比试；几次试下来，最后这太阳大约是个直径1米的圆形，大家才觉着比较合适了。于是把画放平，大家挑灯夜战。

巨画收拾得差不多以后，该是装裱技师的重头戏了。中国古代历来讲究“裱褙”。元人陶宗仪的《辍耕录》就说过裱褙有抄造纸、织绵锻、上颜色、加裁切、粘糨糊、配轴头等等“十三科”，“数内缺其一，则不能成全画矣”。张贵桐、刘金涛就是深悟老祖宗精妙的高手。他们把地板上的牛皮纸换了干净的一层，把画面朝下展开、整平，调好纸的横纹竖线，先粘一层宣纸，晾干后再糊一层高丽纸，先后竟有十来层。接着，再在画边上镶好上等的宋锦，使一幅大画端正典雅、神采焕然。整个装裱过程说来几句话，实际上要劳碌一周多的时间。

“可以往大会堂运画了”，当向上级报告这一消息时，已是9月下旬了。从画家、装裱师到有关领导，从东方饭店到人民大会堂，人人欢欣鼓舞。作画的这边把巨画卷起，包裹严实，接画的那边派来了小型卡车。可谁想到，画卷有十多米长，卡车根本装不下。东方饭店、荣宝斋和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不含糊，十多个人听口令肩扛起这大画卷，愣是从东方饭店走到了人民大会堂。

大会堂二层的高墙前，搭起了三层脚手台。大画从最上头挂起。几个人在顶头抻着画幅，几个人在下边托着画卷，又有几个人在画背刷糨糊。傅与关盯着画，张与刘吆喝着众人行动，经过近一昼夜的紧张劳动，大画平平帖帖展现在高墙之上。

毛泽东的题词呢？1959年9月18日，毛开始了他的为期一周的河北、山东、河南的视察，9月25日下午，毛回到北京。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齐燕铭，照周总理的指示赶快去见毛泽东。年将六十七岁的毛泽东比他的实际年龄要显得更年轻而气壮，他心里也记挂着这件事。他边听齐燕铭的汇报，边在自己的书案前坐下来，顺手抽过常用的、印有八格朱丝栏的特制宣纸信笺，每张纸上一个字：江—山—如—此—多—娇，先后写了两遍，十二张纸。之后他点燃一支香烟，透过几丝淡淡的烟圈，把案面上的十二张纸复又审视一环，再提过笔来，在自己通过比较认定的六个字的右上角标了一两个、甚至两三个墨圈。

紧接着，又临时请来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以装饰设置享誉艺坛的张光宇（1900—1965年），由他拍板选定搭配最佳的从左向右“江山如此多娇”六纸，送“大北照相馆”拍摄后用整张相纸放大，每个字纵有一米多，横亦近一米。

负责把字摹写上画是最擅长此技的两位画家——北京市美术公司的李方白，中央文化部的沈左尧。他们都在当干之年，意气风发。他们攀上脚手架的第三层，地面上由众画家、装裱师指点准每个字的位置，用蓝复写纸和铅笔在画幅的左上先勾出各字的笔画轮廓，然后蘸足上佳的墨汁进行充填。李方白负责“江山如”前三字，沈左尧负责“此多娇”后三字。过程中二人也几番切磋，互为补益。字本出众，墨色奕奕，摹艺又精，当在场众人一起检阅最后的成果时，大家不由得鼓起掌来。

在讲到“江山如此多娇”这六字题词的时候，我还要再讲述一段故事。

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离延安飞赴重庆与蒋介石开始谈判。8月30日，柳亚子、沈钧儒、黄炎培等到毛的住地“桂园”晤谈。柳向毛索诗留念——这就是毛那句“索句渝州叶正黄”的典故。9月6日，毛在“第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的信笺上书写了原作于1936年2月的《沁园春·雪》给柳。柳当然极高兴，但他又有憾于毛在诗笺上，未题上下款等。于是，在毛10月11日离渝之前的一个机会，柳携自己的一件册页又得见，请再予书写一遍——这一次果然题上了“亚子先生教正”的上款和“毛泽东”的落款，柳携归后请篆刻家曹立庵（又一说谢梅奴）制印两方：白文“毛泽东印”、朱文“润之”，钤于落款的下方。这样说来，柳亚子手里存有毛泽东的两件《沁园春·雪》的手迹了？不是。柳当时不久就把毛先写的那件，转赠给自己的朋友、画家尹瘦石了。我们把毛氏1945年写的“江山如此多娇”（册页上）与1959年写的“江山如此多娇”（巨画上）放到一起，让我们比照一下一位大书家五十多岁时与六十多岁时书体的变化吧，应该说大多数文化人会对此颇感兴趣。

话再说回来，趁着最后的裱画与摹字的空档，傅抱石找来了一方近一尺的寿山石大料，精心镌刻了“毛泽东印”四个字——他是按“常规”计划钤在六字题词的后边的。没想到毛泽东对此并未在意，随口说：几十年来我不知写了多少东西，没有用什么印的习惯。以故巨画上六字题词之后，许多人往往定睛找落款、印章，却谁也找不到。倒是可以在画幅的左下角，看到一方“江山如此多娇”的白文印，大小合适，颜色鲜红，遥与右天头的红太阳相呼应——这枚印章由本身是官员，又兼擅书法篆刻的齐燕铭刻的。

当年，毛泽东为这幅大画所题字的十二张纸，由傅抱石与关山月各留下了一套六张。傅所存在“文革”中被抄走无有下落；关所存在建“毛主席纪念堂”时捐给了中共中央办公厅。没得用上的那方“毛泽东印”，至今还由傅氏的后人收藏着——它倒是见证着一段说不尽的历史。

“《江山如此多娇》是在故宫的一个大殿里画的。”近几年，这一说法很是盛行。非也！除了前边我已讲述过的史实之外，这里是可以举出一个物证——或者说是铁证，它无可辩驳地说明：《江山如此多娇》确实是——也只能出自于东方饭店。请造访今日的东方饭店，在建于1980年代的十七层的“新楼”二层日月厅显赫地挂着一幅纵107厘米、横193厘米的《梅花图》（复制品，真品已由东方饭店收藏），枝干桠杈铁骨铮铮，红梅白梅竞相开放，左侧有四行题字为：

一九五九年七月，我们在此为人民大会堂进行《江山如此多娇》国画的创作。三个月来，辱承全体工作同志的关怀与帮助，特奉此帧以留纪念。

东方饭店惠存。关山月傅抱石并记

此《梅花图》是《江山如此多娇》的副产品，是它的佐证，是历史的记录。

如今人民大会堂的

那幅国画是摹本

从1959年国庆节开始，《江山如此多娇》就坚守着自己的岗位，迎接着数不尽的国内外的宾客。到1990年夏，它尽展风采已经三十一个春秋。此时，这幅巨画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由于此画地位显要，又经常处于“热烈”、“光耀” 的明亮灯光长照之中，尤其是各国宾客曾在画幅前无数次合影留念时强闪光灯的照射，促使画面早已发黄变旧，晦暗有余而亮色不足。另外，由于大会堂厅堂高阔，室内气流强，温湿度也有大的起伏，搞得画面“绷”出了或大或小的裂口；再加上楼上浸水或清洁时打湿，画面局部颜色已有走失。在这种情况下，它恪尽职守三十余年，已是很不容易了，不应该再“撑”下去了。怎么办？全国人大的领导和人民大会堂的负责部门决定：只能是把这张历史性的画卷临摹一幅继续悬挂，而把原作保护性地珍藏起来。

再画一幅《江山如此多娇》？谈何容易！原画家傅抱石此时已逝去二十多年，关山月当时也已年近八十而独木难支，想让历史重新来过绝不可能。只有走旧画临摹这条路——走这条路的最佳选手，非北京琉璃厂荣宝斋莫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年届五十的书画大家董寿平经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介绍，来荣宝斋担任书画顾问。董寿平很重视对古画的临摹。1954年，荣宝斋画师金振文曾临摹唐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卷》，冯忠莲临摹北宋赵佶的《摹唐张萱 <虢国夫人游春图>卷》，于非闇临摹北宋赵佶的《瑞鸽图》，陈林斋临摹南宋马和之的《唐风图》。这四幅古画都是价值难以估算的稀世国宝，临摹本都已达到了与原作几无二致的状况，所以在故宫中一直代替古本供展陈用。后来荣宝斋陆续临摹了五代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卷》、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等巨制，摹本自身就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文物。

荣宝斋这次派出的临摹人员：孙树梅，十六七岁就开始在荣宝斋学徒，掌握一手卓越的勾描临摹的功夫，自己也成为颇有水平的山水画家，1950年代后期主持“木版水印”车间的工作，还承担过编辑出版部的主任。米景扬，二十岁时由董寿平荐举入荣宝斋，从临摹敦煌壁画《飞天》开始，得以亲炙多位大师的教导。1969年起在故宫中临摹《宋人册页》等计三年，练就了临摹书画的功底，小写意花鸟画展在内地和港、台以及日本、美国多次举办，广受欢迎。时年六十二岁的孙树梅与五十四岁的米景扬，无疑是业务上的“台柱子”，荣宝斋还配助手让他们一起去人民大会堂。总之，是经过一个月的努力，新的一幅《江山如此多娇》又矗立在人民大会堂的老地方。荣宝斋夙挟新画作旧的独门秘笈，这一次在画面上又认真地涂了“旧色”。所以一般人走进人民大会堂，还真是发现不了这一“以新代旧”、“偷天换日”的秘密呢。

《江山如此多娇》“背后的故事”这下半段，到如今又已过去二十多年了。看今天悠悠然迎着各方宾朋的“临本”，再想想珍存在大会堂秘库里的“原本”，真让人感叹无情的岁月和历史的变迁。

（本文由北京市文史研究馆《北京文史》编辑部策划、供稿，特此致谢。）

（作者为北京荣宝斋画店原副总经理、画家、收藏家）

责任编辑 肖阿伍